《今古奇观》的选编价值分析
【摘 要】 《今古奇观》的再编选获得市场认可，并使原选本渐渐退出图书市场，催生新的传播活动。《今古奇观》在小说再编选过程中有明晰的编选意图：“观览难周”的读者需求、“真奇”的读者审美、“善读小说者”的读者定位。在编选形态上，《今古奇观》对小说的版面、插图、评点进行了重新设计，对小说文本进行了细微的修改。《今古奇观》对小说的重新挑选、编辑、成书，是明清小说编辑出版的萌芽，具有现代的编辑出版意义。
【关 键 词】读者意识；《今古奇观》；再编选 ；选编价值
【作者单位】白薇，上海师范大学，吕梁学院。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规划课题（GH-18014）。
【中图分类号】G25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8.028
《今古奇观》是在“三言二拍”的基础上编选而成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刊后不断被翻刻，明清时期广为流传。学界对《今古奇观》的研究多集中于编者考证、理论价值、翻译西传等方面，较少从读者意识角度进行分析。读者意识是指“读者的需求、意识或审美期待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即读者的存在与作用内化生成于作家心域中的一种意识”[1]。文章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为例，分析《今古奇观》在编选意图、编写形态方面的读者意识，探究其编选对文本传播的影响，发现其再编选价值。
一、《今古奇观》的编选意图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明代中叶是一个分水岭，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深刻改变着整个中国文学的走向。一个新兴的读者阶层——市民阶层以其特定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情趣驱动着中国古典文学由士大夫文学向市民文学发展。“这一时期的市民阶层包含范围很广泛，如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平民、一般的文人士子、乞丐等皆属于这个阶层。”[2]因此，通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创作、编辑、刊刻成为不可抵挡的热潮。《今古奇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今古奇观》又名《古今奇观》，由抱瓮老人选辑，共四十卷，是在冯梦龙“三言”与凌濛初“二拍”基础上完成的拟话本小说再编选本。《今古奇观》刊刻时间不详。现存《今古奇观》早期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本）序中有“皇明”二字另行抬头，可知《今古奇观》当刊刻于明朝灭亡（1644年）前。又现存《二刻拍案惊奇》（尚友堂原刊本）的刊刻时间为明崇祯壬申（1632年）。因此，从编选时间来看，《今古奇观》当完成于明代1632—1644年。从内容而言，《今古奇观》编选了《喻世明言》八种，《醒世恒言》十一种，《警世通言》十种，《初刻拍案惊奇》八种，《二刻拍案惊奇》三种，所选几乎涵盖了“三言二拍”中的经典篇章，成为明清时期令人瞩目的小说集之一。作为再编小说集，抱瓮老人以读者意识为主导的编选意图在《今古奇观》“笑花主人”序中体现得最为明晰。
首先，“观览难周”的读者需求。在序中，笑花主人高度评价“三言”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作品，但是这几种小说“合之共二百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对普通的读者而言，并非优选。抱瓮老人的《今古奇观》正是在“观览难周”的读者需求下成书的。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为例，小说从《警世通言》选入《今古奇观》，正是读者需求的一种反映。《警世通言》是对话本的整理和传播，而《今古奇观》是对“三言二拍”的再选择和再传播。从《警世通言》到《今古奇观》，正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接受读者和市场考验的阶段，是抱瓮老人在读者意识影响下的一次筛检和编选。
其次，“真奇”的读者审美。笑花主人在肯定“三言二拍”“风化之美”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小说的“真奇”。他认为这些小说集“罗辑取盈，安得事事皆奇”[3]，《今古奇观》就是要将符合“真奇”的作品挑选出来。这些真奇之作是符合人情伦理的作品，是民生百态中打动人心的部分。这种“真奇”的审美情趣成为小说编选的标准。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为例，它讲述的是庄周梦蝶、扇坟试妻、得道成仙之事，是一个典型的神仙道化故事。《警世通言》在编选时以“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4]视之，但从《今古奇观》“真奇”的角度审视，这个故事中寡妇扇坟和庄子试妻的情节，传达着“忠孝节烈”和“善恶果报”的常理。
最后，“善读小说者”的读者定位。笑花主人在序言的最后提出“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的期待。这里的“善读小说者”就是那些读小说并懂小说的读者。这种明晰的读者定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为例，从《警世通言》到《今古奇观》，小说的读者定位截然不同。从成书时间上来看，《警世通言》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天启甲子年（1624）的金陵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金陵兼善堂谨识”的刊行识语中痛斥“奈射利者而取淫词，大伤雅道，本坊耻之”，其读者并不明晰，仅仅是抱着警世劝俗的目的。而《今古奇观》则明确表明自己的作品是为特定的读者群体编辑。
因此，书籍要走向市场，就要“明确读者定位，研究读者的阅读需求、阅读兴趣和接受能力，进而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进行出版工作”[2]。《今古奇观》的编选工作体现了这种读者意识。
二、《今古奇观》的编选形态
编选形态即版本形态，是编选者在文本形态上的一种有意选择和处理。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为例，《今古奇观》对其进行了特定的编辑，使小说出现细微的变化，却直接影响了这些小说的传播形态。《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是《警世通言》中的一篇，故事源于《庄子》，它讲述的是庄周追随老子学道之事。庄周的前生是混沌初分时的一只白蝴蝶，某日，庄子在周游访道时遇到一个妇人在丈夫坟前扇坟，希望能早日改嫁。庄子帮忙扇坟后，回家与妻子讨论此事，妻子田氏情绪激动，并指责扇坟妇人的薄情。不久，莊子去世，一位俊俏风流的楚王孙恰好来访，为庄周守丧。田氏倾慕楚王孙，守丧期间就急切希望嫁给楚王孙。结婚当日，楚王孙突发疾病，需要人的脑髓才可治愈。田氏拿起斧头劈开棺材，欲取庄子脑髓。庄子从棺中坐起复活。原来那楚王孙是庄子所幻化，田氏羞愧而死。庄子鼓盆而歌，从此弃绝了夫妻之情，得道成仙。《警世通言》是在元代庄子戏基础上添加“寡妇扇坟”和“庄周试妻”的情节而完成的。从《警世通言》到《今古奇观》，这一小说的版本形态具体产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对版面、插图和评点进行处理。《警世通言》（兼善堂刊本）与《今古奇观》（上海图书馆藏本）两书在版本形态上的主要不同有三个方面。首先，版面容量不同。《警世通言》半页10行，每行20字。而《今古奇观》半页11行，每行23字。《今古奇观》的内容安排更为紧凑，容量扩大。其次，插图不同。《警世通言》为正文各卷前有二幅图，共八十幅图。而《今古奇观》正文前共有四十页图，每页有二幅图。《今古奇观》将《警世通言》的两页图缩刻在一页图上，插图安排基本一致，在细微处稍有变化。最后，小说的评点不同。《警世通言》有小说评点，位于板框上方，字迹较为模糊。而《今古奇观》将评点舍去。在对“三言二拍”重新编选后，《今古奇观》的版面设计、内容安排更为紧凑。
第二，對文本进行改写。在文本内容上，《今古奇观》对《警世通言》的改动较小，却直接影响了这些小说的传播形态。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为例，《警世通言》与《今古奇观》两个刊本对比如表1。
由上可知，《今古奇观》基本保留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文本原貌，仅仅在庄妻劈棺一节稍加润色。这个细微的改动增加了戏剧性，使得故事更为生动。
总之，在编选形态上，《今古奇观》在版面、插图、评点及文本内容上对原小说进行特定的编辑，使得版本形态更为短小精悍，成为拟话本小说的重要选本。《今古奇观》的反复刊刻直接影响到“三言二拍”的传播。“自明末至20世纪初，‘三言二拍原著几乎湮没不闻，作为选本，《今古奇观》则得到广泛流传。”[5]
三、《今古奇观》的编选影响及价值
读者是传播活动的接收者和传播效果的反馈者。《今古奇观》对“三言二拍”的重新编选，眼光独到，数量适中，篇幅短小精悍，得到了读者认可。《今古奇观》刊刻后反响很好，迅速占据市场，成为影响重大的拟话本小说集，也不断被各大书坊反复刊刻。据《小说书坊录》统计，明清对《今古奇观》进行过刊刻的书坊高达六十家，版本达到六十四种[6]。《今古奇观》的刊刻热不仅是小说传播效果的一种积极反馈，而且催生了新的小说传播。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传播而言，《今古奇观》的刊刻热潮就成为小说传播的关捩点，进入了跨文本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阶段。
一方面，《今古奇观》的刊刻热引发了小说的跨文本传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自《今古奇观》刊刻后，在各类文本和各个阶层间流动，呈现多样态的传播趋势。在清代，民间小戏、说唱文学的改编与拟话本小说一起构成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的传播生态。清代无名氏的《蝴蝶梦》（《缀白裘》所选）传奇是对“扇坟”进行改编的神仙道化剧。京剧《大劈棺》则是集中写庄妻劈棺的伦理剧。在这个多样态的跨文本传播中，小说主题在神仙道化和伦理教化之间游移。这种小说主题的嬗变正是由《今古奇观》的刊刻热潮而引发的。
另一方面，《今古奇观》的刊刻热，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契机。明清之际，中西交流频繁，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著作运往西方。《今古奇观》正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最早翻译成西文并正式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7]。1735年，巴黎勒梅尔西埃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由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博士编著而成。该书第3卷就收录了耶稣会士殷弘绪从《今古奇观》选译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法译文。此后，随着《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译本、德译本和俄译本等的出版，这部著作中的作品也迅速传遍欧洲，被反复翻译与改编。《今古奇观》为古典小说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契机，其价值不仅在于一个小说选本的成功，还成为小说传播的一个新起点。
《今古奇观》是在读者意识主导下完成的拟话本小说再编选本，它有明晰的编选意图，有指向清晰的编选形态，对小说的版面、插图、评点进行了重新设计，对小说文本进行了特定的修改。《今古奇观》编选的成功，使得原选本渐渐湮没无闻，还催生了新一轮的传播活动。现代编辑出版要求编辑聚焦读者意识，即“在图书策划出版过程中，想读者之所想，供读者之所需，自觉地把读者的需要、购买力水平、接受心理和审美兴趣纳入一切编辑活动之中”[8]。《今古奇观》对小说的重新挑选、编辑、成书和传播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思维，是明清小说编辑出版的现代萌芽。
|参考文献|
[1]宋生贵.“读者意识”与审美发现——文艺活动审美发现过程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61-67+77.
[2]宁薇.明代拟话本小说编辑出版的“现代”萌芽[J].出版广角，2016（18）：59-61.
[3]《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抱瓮老人辑.古本小说集成今古奇观·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
[4]冯梦龙.警世通言·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
[5]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4.
[6]王清原，牟仁隆，韩锡铎.小说书坊录（修订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271-272.
[7]宋丽娟.“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以英语世界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30.
[8]黄海洪.浅议聚焦读者意识[J].出版广角，2002（12）：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