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杰士”崔铣之文化精神论略
赵秀红
[摘要]崔铣是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中州杰士”之美誉。他自幼聪明好学，在成长过程中善于吸收、接受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形成了转益多师、开放兼容的文化意识，表现出鲜明的中原文人精神特质。崔铣入仕后不畏强权，敢于触犯宦官刘瑾，勇于弹劾因“大礼议”事件而升官的张璁等人。崔铣很有文学才华，但其一生以事功为追求目标，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其著述能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务实的价值追求；论诗主张先接触事物，因物有感，因感生情，体现了中原文化精神中兼容并蓄、注重实践与事功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崔铣；中原文化；事功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21
崔铣（1478—1541），字子钟，号后渠，又号洹野，河南省安阳市人，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中州杰士”之美誉。崔铣的行为处世、品行操守堪称中原士人的代表。从他的求学经历、交游、思想、著述等方面可以看出，他受传统中原文化的熏陶甚深，是中原文化精神的积极实践者。
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发掘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河南士人，研究他们的思想及其文化精神，从而丰富中原文化内涵。崔铣在安阳影响很大。古城安阳素有“十八巷”之称，小颜巷即是以崔铣的名字命名的、十八巷中最负盛名的一条小巷。“颜”指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崔铣素有“小颜回”之称，其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素有大儒之称的河南文化名人，其文集至今未得到系统整理。安阳师范学院周国瑞出于对这位乡邦先贤的敬仰，先后出版了《崔铣洹词选》《崔铣评传》，除此之外有关崔铣的研究几付阙如。本文拟从求学、为官和为学3方面对崔铣身上所体现的中原文化精神予以发掘，以期抛砖引玉。
一、开放兼容，转益多师
崔铣自幼聪明好学，在成长过程中，善于吸收、接受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以形成他转益多师、开放兼容的文化意识，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中原文人的精神特质。
崔铣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崔升，字廷进，进士出身，清廉刚正。母亲李氏，户部侍郎李公和长女。崔铣5岁能占对，习礼仪。据何塘《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五岁，闲礼仪，口占成对。”[1]（P357）崔铣10岁即随父游历陕西、四川等地，广泛接触当地的文人学士。崔升十分注重对崔铣的培养，每到一处，都为他延请当地名师：“弘治改元，南郭君以职方员外郎晋知延安，携先生往，甫十岁，始授《论语》，一诵五叶。不数月，通《论》、《孟》、《学》、《庸》，习《毛诗》，能文章。”[1]（P357）崔铣母亲李淑人也对其严加管教。《显妣淑人李氏述》[2]（P492）记载：
（淑人）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铣五岁时，先妣归宁，表兄弟俱衣彩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归启二敝笥示之，亡可制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
不肖十三时，在延安私以纸易瓜，先妣怒责二十，曰：“此渐可通贿，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其名！”
从上述材料可见，崔铣自身聪明早慧，父母又非常重视对他的培养，尤其是在个人品质修养上严格要求。13岁时，崔铣私自拿了家里的纸换瓜吃，结果被母亲“怒责二十”，并谆谆告诫：“此渐可通贿，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其名！”崔铣母亲的言传身教与严格管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打下了良好基础。马理《崔文敏公传》载：“年十三，参政公知延安府事，携之任。时延安多髦士，属官有名士七八人。公取髦士与共日课所会文。每文成，誊七卷，驰使七人者笔削之，仍合为一卷，使后渠通阅之。久之，诸髦士及七子才美皆萃于后渠。以故，成童时举业已过人。”[1]（P355）崔铣13岁时，随其父赴任陕西，与当地文人广泛交往，学业大进，已经精通制艺时文。其后，崔铣又随父亲赴任四川，接触不少四川名人。
崔铣自幼生长在安阳，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在与关中、四川等地的文人学士交往中，不断学习、借鉴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广通博取、不主一家的观念。他才华卓著，不但精通制艺，而且擅长辞赋文艺。《洹词》清同治刻本有崔铣少子崔汲为崔铣作的年谱，其中《辛亥十四岁》条载：“师事甘泉教谕李公健，肆力举业，复善辞赋，喜吟咏。名山寺观多留题焉。”[3]（P10）崔铣在京师时与当时宰辅、著名文人李东阳交善，李东阳赠答公卿的诗词文学多令崔铣代作。《年谱·癸亥二十六岁》载：“方石公凡赠答公卿诗文学，令公代作。”[3]（P19）可见，崔铣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文学才华。
不但如此，崔铣还广泛涉猎各家典籍，《年谱·壬子十五岁》载：“从广安苏公森讲《易》，通《易》学，延川教谕梁公浦善朱氏诗，复从之，益明诗。”[3]（P10）崔铣旁通博取，在通晓《易》学的同时，竟然学会了占卜。《崔文敏公墓志铭》云：“年十五，讲《太极图》，通《周易》。南郭君偶以事索卜者，先生曰：‘儿能筮。果奇中。”[1]（P358）
可以说，年幼的崔铣，当时思想仍未定型，涉猎博杂，受中原文化、关陇文化、巴蜀文化的多重影响，雄姿英发，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崔铣年轻时作文往往立异标新，以至于在第一次参加会试时，主考官以其文太奇而将之黜落。崔铣22岁北上会试，连考3次才中。22～27岁这6年间，崔铣往来京师与安阳，与当时聚于京师的文人相交，尤其是与理学家交相论文，先后与三原秦伟、马理、高陵吕楠、榆次寇天叙、林县马卿、同邑张士隆等交善。这些人都属于北方文化圈文人，马卿、张士隆同为中州士人，他们有相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出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崔铣尽管通晓文艺，但对文艺一直表现出一种自觉的疏离态度。因为不满当时任宰辅的李东阳忽略朝政而重视文艺的做法，遂写了《上西涯相国书》相劝。《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元辅某忽略体要，攻治文艺。先生上书，劝以及时悟主、救民、荐贤、理财、强兵、无事琐末，恳恳千余言。”[1]（P358）
崔铣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了他开放兼容、中正直行、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思想，其道德品质堪称典范。
二、清廉刚正，为政以民
人从自然接受的意象，与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心理结构具有内在的联系，因而中原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地形气候在审美图式上具有一致性。曹锦清[4]认为，黄河平时温驯，而汛期又暴烈，这不正是黄河儿女，即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吗？唐太宗懂得这个奥秘，故有贞观之治。崔铣作为一代君子之标、为官清廉刚正的代表，中原文化中正道直行、刚正不阿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崔铣任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孝宗实录》。当时，宦官刘瑾专权，许多官员对他阿谀奉承，见之伏谒跪拜，独崔铣见刘瑾长揖而已。“（铣）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5]这里的“同官”，即是与崔铣同为中州士人的何瑭。何瑭《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阉瑾窃政，囚戍元老，奴仆端揆。先生守正不屈。瑾怒，谓冢宰张彩曰：‘翰林白面后生轻薄，如崔铣尤甚。彩曰：‘北方赖斯人倡古作。时瑭为修撰，见瑾亦长揖。瑾俱欲重置。瑭谓先生曰：‘吾两人不可易节。先生曰：‘铣安义命久矣！”[1]（P358）
何瑭，字粹夫，河南武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崔铣一起参与编修《孝宗实录》。崔铣与何瑭同为中州人，声气相投。“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5]在刘瑾专权期间，崔铣与何瑭相互鼓励与支持，代表了中州士人独具的不畏强权、正道直行的中原文化精神。
更能体现崔铣这种精神的是嘉靖朝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明武宗正德皇帝无嗣，临终遗命传位给其堂弟朱厚熜，即世宗嘉靖皇帝。嘉靖即位后坚持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武宗皇帝生父孝宗为皇伯父。嘉靖的这种做法与封建时代正统的帝系观念相违背，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7月15日罢朝后，群臣二百多人聚于左顺门长跪不起，要求嘉靖皇帝称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群臣自辰至午不散，嘉靖帝命司礼监收系为首8人入狱。一时群臣感奋，撼门大哭，嘉靖大怒，下令逮捕马理等130多人下狱。到17日，近200人受到杖责，其中有17人先后死于杖创。“左顺门”事件最后以嘉靖为其生父兴献王加上“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号为结束。群臣一时谈“礼”色变。
“左顺门”事件时，崔铣正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并没有参加，本可置身事外。但“左顺门”事件之后，崔铣却上了一封《甲申陈言急务疏》，弹劾因“大礼议”而升官的张璁等人[2]（P469-470）：
然而进讲之日少，放免者多；接士夫之时什一，对内人者什之九。……
夫人之愿有子孙者，气相传焉，而弗与形俱斩。故绝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气之所由来，取同宗者为之后，若夫帝统必以长。祖训：继绝必以弟。必以长，一统序也；必以弟，杜忿争也。立此二义，则陛下为弟而长，又继祖之宗绝。正当继祖以伦序，则考孝宗是。故必降于所生，斯谓之后；若与所后等耳，犹弗后也。……伏望皇上无轻正统，无拂群情，无恃威可作，无谓己可继。
崔铣的这道奏疏言词切直，对嘉靖皇帝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并主动提出辞职。清乾隆刻本《洹词》中蒋希宗在《崔文敏公后渠先生洹词序》中说：“‘甲申一疏，可与日月争光也。”
崔铣知道这封奏章可能带来的后果，在他发了奏疏之后给在安阳的长子崔滂写了一封信：“我为国家上章，必取重祸。倘致仕为民，谪职乃罢；若就逮时，尔贷银数十两来京盘费。我平生未曾受苦，逮必入狱受刑，此必死也，尔收吾骨还乡。任中止银十两。信到即行，切毋缓忽。”[3]（P38）从崔铣在上疏后对自己的后事安排上看，他是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并且做好了以死谏诤的准备。
明清河南文人在价值取向上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即为官时刚正不阿、治政清廉，具有儒家的兼济精神，一旦被奸人弹劾或陷害，则能正道直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在事情无可挽回之时，又能保持节义，退隐归乡，关心地方建设和著述。崔铣便是河南文人这种价值观的忠实实践者。他在给嘉靖皇帝上的《甲申陈言急务疏》说：“臣窃惟祭酒为世儒宗，非臣陋劣可以滥冒，况系两京四品堂上官。灾异之来，亦合自陈求退。伏望皇上将臣罢免，别选贤良代任。”[1]（P182）虽然崔铣并未参与“左顺门”事件，但在得知情况后他毅然站在护礼派一边，并以主动提出辞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在此姑且不论护礼派所护之“礼”是否值得以死相争，但在护礼派看来，他们坚持的是正义、是真理，其执着无畏的精神让人动容。崔铣见嘉靖并无改过之心，就再次提出辞职。嘉靖无奈之下批准了他的辞呈。于是，崔铣罢职返乡，潜心于研读治学。
崔铣入仕后不畏强权，刚正直行，无论是被排挤赋闲在家还是为官一方，皆能持重直行，关心时务，勤于哲理、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著述。
崔铣的同乡好友除何瑭外，还有前七子中的河南文人李梦阳、何景明等，他们在行为处事上与崔铣多有相似之处，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原文人的共同特征。崔铣的行为处事之道已经成为中原文人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
流经中原腹地的黄河给予中原人的心理图式是阔大、厚重、坚实、深沉，中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乏大义凛然、舍身护法、鞠躬为民的精神。一旦不为当权者所用，河南文人普遍转而以著述来寻求自身价值。
三、躬行实践，文章千古
明清之际，士大夫出于对社会责任及自身使命的认识，转而关注实际的功用之学。重视事功的实学传统使中原士人有着积极的从政为民意识，著述上能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务实的价值追求。崔铣的学术思想典型地体现了中原文化包容开放、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他是中原哲学思想的成功实践者。
注重事功、躬行实践的价值取向也影响到文人的文学立场和创作。崔铣很有文学才华，但是他一生以事功为追求目标，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可见的只有《洹词》及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一些诗歌。《洹词》中的几篇赠序表明了崔铣的诗论主张。他“并不一味盲从，迷信阿附，而是敢于对程朱理学中的一些论点进行批判，对他们的一些言论加以重新审查”[6]。其论诗主张先接触事物，因物有感，因感生情。崔铣的诗论主张典型体现了中原文化精神中兼容并蓄、注重实践与事功的特征。
崔铣的诗歌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诗歌体现了中原文化的核心精神。崔铣49岁时曾作诗：
九日龙山胜，诸君并马游。休嘲风落帽，且插菊盈头。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坐乘新月上，占尽碧林秋。
——《九日登山诗四首并序》
城上高楼接太清，登楼有客感平生。十年湖海悲秋思，万里云霄捧日情。苑鸟欲随烟树落，边笳遥散晚风轻。庾生王粲俱多兴，词赋江关空有名。
——《登郡西城楼》
“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表现了中州士人豪放不羁、正道直行的性格。“十年湖海悲秋思，万里云霄捧日情”，雄浑、博大，雅正。崔铣在另一首诗《卜居》中写道：“新开数亩枕洹流，拟卜幽居事静修。三径菊松方可圃，一川风月小宜楼。茫茫宇宙人空老，冉冉光阴岁复秋。千古斯文天未丧，著书端不为穷愁。”这充分表现了诗人甘于田园生活、在著述中寻求千古的心志。
从明前七子到李濂、高叔嗣、吕坤、刘绘、刘黄裳、杨本仁、张卤、李鬯和、张民表、吕维祺、史可法、张镜心、彭尧谕、侯恪等，再到明清之际的周亮工、侯方域及康熙时期的宋荦、汤彬等，河南文学走过了一个以复古为革新，在文学创作中维护传统中原文化的历程。崔铣的诗歌正是河南文学这种特征的体现。
四、结语
作为一代大儒，崔铣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原士人兼容并包、刚正直行的文化精神。他对这些优秀中原文化传统的坚持，及在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创新和贡献，对建设和谐社会、中原文化具有借鉴意义。对崔铣文集的整理及其学术思想、文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将是学术界有待进行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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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崔铣.洹词[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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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35.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4849.
[6]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古代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