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
贾晞儒
“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是中华各民族精神文化凝聚而成的一个集合概念,它标志着中华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饱受磨难却始终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迈着她坚实的步伐踏破无数的坎坷,矢志不渝地向美好的未来奋进,表现出极大的凝聚力和无往而不胜的力量。这种“力”体现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孕育在各民族人民的心灵深处,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合精神的体现。
一、民族向心力的形成与发展
无论考察一个个体民族的历史,还是研读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认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我国各民族凝聚的中心。在这里,各民族的文化汇聚交融,增强了各民族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相互依存、互补互融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特征也日益明显。这种特征首先表现在文化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就以我国西部地区各民族演变、发展的历史而言,在文化方面总是与马家窑系统的文化密切相关,今天的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多多少少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或渊源关系。源流交错,很难断定经纬,这正是各民族向心力形成的历史根由。例如,曾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过的吐蕃王朝,仰慕那时中原的文化,派使臣伦噶尔入朝请婚的史实,就反映了中原发达的经济、文化成为边疆各民族向往的一个典型的历史佐证。文成公主的入藏,不但带去了“各色绫罗二万匹”,①而且带去了大批的汉族各类工匠和农作物种子、茶叶等。同时,中原的舞蹈、音乐等文化艺术也在那里得到了传播和交融。事实上,藏族的古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同青藏高原东部的氐羌系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相融合,也与华夏文化发生了亲缘关系。②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乡卡约村古文化遗存的发掘,说明了在青铜器时代,古代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古老民族之一的羌人,是迄今所知的最早活动于斯的民族,他们早在战国初期与中原接触、联系,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现今,藏族所使用的“十二地支属相配合五行纪年法”是以“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并以前字为阳,后字为阴,配到六十年为一周年,藏语称‘饶迥”③的方法。相传,就是文成公主所传授。而汉民族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也始终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和优秀传统,汉文化既具有渗透力、辐射力,也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例如:汉朝乐府就吸收了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鼓吹乐曲,匈奴的“胡茄十八拍”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形成了儒、佛、道的相容纳、相结合的态势,随着历史脚步的延伸,儒、佛、道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激荡、相互磨合的结果,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长期以来支配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从而,更加增强了各民族的向心力。
佛教本来是外来的一种信仰文化,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教的许多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这是佛教学者在思想上吸收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精髓的结果。特别是在唐代,由于统治者执行的是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重,不以某一宗教为尊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三教和谐相融,相互吸收的并行不悖的大好局面的形成,出现了“三教”共荣,各自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态势。“三教”和合的局面,孕育了和合的思想,并广泛地渗入到我国各民族和社会各基层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
二、和合、宽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和合”思想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精髓,它不但表现在汉文化中,而且在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如前所述,自古以来,各民族都是在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而发展起来的,无庸讳言,其间有过争斗、摩擦,但和合、亲善,则是历史的主流,是导向的力量。在这种社会主流思想的引导下,渗透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和合”和“宽容”的思想始终是凝聚中华各民族的精神力量,具体表现在文化上的宽容和亲善,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容、共进的和合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我们不必赘述远古,就以元蒙时期为例,那时的统治民族是蒙古族,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各民族杂居共处,其文化必然会对汉族和其他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样会给蒙古族文化以影响。例如:世祖忽必烈非常赏识汉儒赵璧在文化思想传播方面的卓越贡献。赵璧用蒙古语翻译儒学著作《大学衍义》等经典,并“以国语(指蒙古语——笔者)译《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矣。”④当时尤以汉族学习蒙古语之风十分兴盛,《元史》中的“河南、福建行中书省臣请诏用汉语,有旨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⑤的记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仅如此,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往来和相互学习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早在元朝之前,成吉思汗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出现了书写蒙古语的蒙古畏兀字,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又请吐蕃僧人八思巴创制以梵、藏文字母为参照的蒙古新字,即我们所说的“八思巴字”。其实,那时在通行文字方面不仅仅是汉文、八思巴文,还有梵文、藏文、西夏文等,敦煌莫高窟里镌刻的“六字真言”,就是元代各民族文字并存不悖的历史见证,也是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为核心的宗教文化相吸收、相渗透,而形成的和合思想的历史见证。
儒、道、佛三教的宽容、和合的精神是在既相互争斗,又相互吸收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贯穿于发展的始终,渗透于中华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集中地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上。不论是历代的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还是普通老百姓的教子家训,都在强调重生重德,谋求生活的安静,强调正确对待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要把自己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求生存、求发展。也就是说,要求自己要与社会和谐相处。这种文化特质培养了中华各民族注重德性的人生价值观念。所谓“德性”是指一个人的修养达到了“仁”、“智”、“勇”的境界,即“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⑥。这种思想不但体现在中国历代典籍之中,而且存在于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家庭教育的话语中。例如:“有朋友的人,像草原一样宽广,无朋友的人,像手掌一样渺小”、“小伙子来了加力气,老人来了增骨气”、“好人抬头了变成羊,坏人抬头了变成狼”、“无能者靠拳头,无智者发酒凶”、“懦夫爱哭啼,驽马爱摇尾”等谚语都是蒙古族人民日常教育自己的后代要具有“仁”、“智”、“勇”思想内涵的家训箴言。再以回族为例,他们那种仁、智、勇的精神,具体地表现在回族群众的合作相亲、紧密团结的精神上。不言而喻,这种精神是在其《古兰经》宗教文化的熏陶中形成的,但也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影子。例如,《古兰经》谆谆告诫:“你们应当全体紧抓住安拉的准绳,你们不要分裂。”“谁为主道战斗而牺牲,或获胜,我将赐以优厚的重赏。”⑦这种精神,虽然蕴含着宗教情感的因素,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回族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间也学习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深受儒文化的影响(有的回族学者就是儒学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有一个共同的坚不可摧的理念,那就是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他们同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祖国的强大,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在文学、哲学、科学,以及儒家的“经学”等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民族间的和合、宽容也成为回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和精神力量。
撒拉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对后代的教育主要依靠世世代代的口传祖训。民间故事、传说、谚语、格言,以及家规、家训等,都是撒拉族人民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继承、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的教科书。不言而喻,撒拉族所具有的“和合”、“宽容”的品德也是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中形成的。例如在撒拉族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早很早以前,科哇那个地方居住着撒拉族、藏族。两个民族虽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同,但世世代代和睦相处,礼尚往来,亲如兄弟。在“莽斯汗尔”(撒拉语:“九头妖魔”的意思),危害当地人民生命安全的时候,撒拉族人民和藏族人民紧密团结,互帮互助,战胜了恶魔,生动地描述了藏族青年扎西和撒拉族青年保考舍己救人的故事。为了永远纪念他们,教育后代,把从潭中飞出来的一对老鹰当作扎西和保考的灵魂而世代崇拜,成为撒拉族、藏族人民共同追求和合,共建家园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见《拉布藏的传说》)。
各民族的和合思想也表现在对于“义”和“利”的认识上的一致性。孔子说过:“君子以义为上”,要做到“见得思义”;把“喻于利”的人称作“小人”,把“喻于义”的人称作“君子”。这种“义利观”深深地渗入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论哪个民族都把“见利忘义”的人视作“小人”“而予以谴责。这一传统思想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压抑人的物质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但是它也在历史上起到了凝聚各民族精神的纽带作用,是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稳定和延续的精神力量,塑造了中华各民族“以义为上”的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至今,在各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可见其魔力。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必要的扬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之成为具有新时代精神的科学的“义利观”。
三、“和合”思想,不是磨灭民族个性的说教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和合”思想,始终是我国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自主发展,保持民族个性的基础上的同舟共济、和合凝聚、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进步的一种主导力量。今天的56个民族,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如同大家所说的“56个民族56朵花”一样,各放异彩、斑斓纷呈、千姿百态,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奉献智慧,创造辉煌,加快了中华民族飞速前进的步伐。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不正是这种和合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吗?没有个性,没有各自的独特风采,没有不同的见解和创造,就不会有共性和共性的内聚力。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⑧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即使是同一类事物也会有各自的个性和特点,人与人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性、思想、爱好和情感,永远不会是一个模式。因此,所谓“君子”,就应该审时度势,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意见,求得和谐、共赢,而不是强求完全一致和违反客观规律的统一。也就是说不能搞“对立”哲学,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相互依存的普遍规律,建立相互依存的和合思想和观念,没有“下”,哪里还有“上”呢?没有“你”,哪里还有“我”呢?“我”因“你”而存在,“你”因“我”而自立。如果用“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的那个时代的观点来看问题,“破旧立新”,只能使社会停滞不前,动乱不宁,哪有人民群众的和谐生活呢?要知道“新”是从“旧”中孕育出来的,“新”中必然包含着“旧”的合理成分,“新”与“旧”是一种传承、依存的关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从古代民族创造的文化中继承、发展出来的,今天的“先进文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腹腔”中孕育出来的,在先进文化的“体内”依然流淌着带有传统文化的“DNA”基因。
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那个民族都出现过“和合”思想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他们所开创的“和合”理论、观点,是我们今天可以充分发掘和利用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道家主张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则侧重人与人之间、社会各要素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而佛教是“从人的主观世界入手,以人的身心和谐为基础,以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为基本框架,涵盖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各个生活领域。”⑨其理论的深邃、丰富,是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研究的。
如何实现“和合”呢?佛教提出的“超人间境界信仰”,提倡建立人与人的相互亲近、相互尊重、彼此帮助、彼此依赖的关系。要建立这种“和合”关系,就必须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准则。荀子说过:“故君子之度己以绳,接人则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会是之谓兼术。”⑩荀子说的“绳”,就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他说君子要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对待别人则要用“抴”的方法,即引导的方法,容纳有德、有才之人,也能容纳浅薄、愚昧、有缺点毛病的人,甚至品行不纯的人。这样,他会被天下人所效法,而依靠天下大众统一天下。当然,他所说的“道德”观念,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道德”观念,但也包含着其中的合理成分。任何民族、任何群体、任何个人,不论是哪个地方的人,也不论其地位的高低,都必须在国家大法,在“最高的道德”原则之下,各显其能,充分而自由地显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凸现自己的优势,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实现自己特殊需要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礼仪道德,其中也不乏与时代进步不相容的消极、落后的成分,即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悖的东西。但是,不能因为它落后,就采取“斗争”的办法来消灭它,而是要用“抴”的办法,引导它,用榜样的力量感召它,使之与社会相互协调,相互适应,达到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现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不但严重地摧毁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且也影响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导致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境地,多少普通老百姓饿死在“红彤彤的大地上”。这个教训是不可忘记的。在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在一个民族内部因地域环境、条件的不同,其社会发展水平、思想观念、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爱好兴趣等都会有一定的差异,不可强求一致,更不能以“我”划线,要兼容并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正如墨子在他的《兼爱》中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又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这个基本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做到“和而不同”的“和合”社会。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艰苦奋斗,共同建设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桑博渣.《藏王迎娶文成公主记》.
②刘鹏.《藏汉民族文化上密不可分》.载《光明日报》1996,8,2.
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179.
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2,《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
⑤《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⑥《论语·子罕》.
⑦《古兰经》第三章103节、第四章74节.
⑧《论语·子路》.
⑨李利安.《佛教的和谐理念》.载《中国民族报》2005,5,31第三版.
⑩《荀子·非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