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张爱凤
“100年前，一种致命的病毒席卷全世界，感染上亿人，公共场所关闭，医院人满为患，停尸房爆满。这块墓地提醒我们，这种大屠杀不该被历史所遗忘。今天，当我们提及一场大流行病的时候，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这是美国六集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Pandemic： How to Prevent an Outbreak，以下简称《流行病》）中描述1918年发生的全球性流感的一段话，然而，这段话又像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描述。
纪录片《流行病》于2020年1月22日在Netflix上线播出，豆瓣评分8分。《北京青年报》发文称这部高分纪录片“适逢其时”“让我们深思疫情和未来”[1]。该片从政府公共卫生决策、公共健康防御体系、医疗救治体系、病毒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多元化的视角来聚焦流感，采用平行叙事的方式记录了全球不同地区的科学家、医护人员与病毒作战的经历和故事，对观众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科学传播。科学传播的责任在于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培养有反思的科学精神。
一、监测病毒：从“抗疫策略”转向“防疫策略”
科学传播可以分为专业内容的传播（科学共同体内部）和面向公众的传播[2]。本文中的科学传播指后者，即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在我国主流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多采用了“抗疫”“战疫”这样的词语，如央视网制作“战疫最前线”专题网页，并附宣传语“每个人都在最前线”;新华社推出“一线抗疫群英谱”;人民网推出“这是我们的战疫”特别报道等。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多语版图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也于近日出版，真实再现了中国举国战疫的历程。
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为标志，我国31个省市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采取了疫区封锁、交通管控、停工停市停课、隔离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全民居家隔离等严格的管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扩散。但是，采用围堵策略进行举国抗疫所耗费的资源以及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3]
正在兴起的流行病预防学（science of pandemic prevention）主要有三个目标：提早识别地方性流行病（epidemics），评估地方性流行病演变成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s）的概率，在致命的地方性流行病演变成全球性流行病之前遏制它们。纪录片《流行病》通过几位主角的工作故事，向观众普及了流行病预防科学的理念和知识。
丹尼斯·卡罗尔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兴威胁部门总监，也是致力于建立全球病毒防御系统的流行病预防专家。他所在部门的职责在于追踪、侦测、预防新兴病毒的威胁。丹尼斯·卡罗尔的研究认为，人类控制致命病毒的关键在于改变态度，即由“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预防，要在病毒感染人之前就监测到它并与其战斗，而不能等病毒感染了人类才有所行动。他提醒各国政策的制定者、规劃者以及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领袖，要严肃思考“主动预防流行病”问题，“必须做好准备，必须要时刻警醒”。
埃及的加兹·卡亚利博士与丹尼斯·卡罗尔同属于流行病病毒的监测者，他们被称为“病毒猎手”。由于多数新兴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然后感染家养动物，继而传染给人类，因此，加兹卡亚利博士将病毒监测源头扩展到最上游，即加强对野生动物及家养动物饲养员的监控，目的是为了切断从动物到人的传播渠道。加兹·卡亚利的科研团队走遍了中东地区，在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中追踪病毒，尤其关注近几年和重大传染病密切相关的蝙蝠。他认为：“越了解病毒的来源，就越能做好准备。”在片中，加兹·卡亚利博士还特别提出了“同一个健康”理念，即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是紧密相关的，必须在全世界追踪病毒源头，做好监控和准备工作，并开展持续性研究。
片中的另一位野生动物医学研究者黛布·卡特，她的团队是监控美国东南部的野生动物疾病，追踪携带流感病毒的野生鸭子，对其进行取样并展开分析，此举也是病毒监控、侦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病》中的这三位病毒学研究者，都体现出主动深入现场监控病毒、积极预防流行病发生的理念和行动。针对此次新冠疫情，我国有学者反思：“一些公共卫生人员忙着写论文、做科研，却很少做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公共卫生队伍实战能力退化，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缺乏敏感性和洞察力。”[4]
除了积极主动的病毒监测，对医护人员加强应对传染病的实战演练，也是预防科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传染病》中的赛拉·慕达德医生，是纽约市健康医疗公司的高级总监，负面全国医疗系统特殊病原体项目监测以及高风险传染病的防范与应对工作。她认为，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医护人员必须有所行动，有所准备，只有防护好自己，才能更有效地抗击病毒。赛拉·慕达德医生的工作就是不断提醒医护人员对传染病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应对疫情。在片中，赛拉·慕达德医生组织纽约市政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传染病的应急演练，培训医务人员识别和隔离传染病的有效措施，做好应对流行病暴发的医疗物资储备等。
《流行病》中的这几位科学家、医生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对待流行病的积极主动预防的理念和态度，对于观众来说，是一次重要的科学传播。人类只有认识到传染病预防科学的重要性，未雨绸缪，保持警惕，做好准备，才不至于面对新发传染病时惊慌失措。
二、疫苗研制与反疫苗运动：疫情防控中多元力量的博弈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但是，直到近代，人类才从科学的角度发现传染病是由病毒入侵人体所致。流感、艾滋病、埃博拉、非典、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涉及病毒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动物学、流行病学等多个学科。在对抗流行病的过程中，病毒对人类最大的帮助就是促进了疫苗的研制。疫苗本质上就是指积极利用一种病毒对付另一种病毒。[5]天花曾经是人类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流行病之一，18世纪后半期，英国科学家爱德华·詹纳斯研发出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拯救人口数量最多的医学发明。
目前，关于新冠肺炎，还有很多科学界未探知到的领域，如病毒的来源，疫苗的研制等。 2020年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文章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因此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系，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
疫苗的研制与推广使用，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是科学传播的问题。面对一种传染病、大流行病时，需要各国政治家们做出有效的决策，调动国内外各种资源进行防控，疫苗的研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在《流行病》中，研发通用疫苗的科研小组的负责人杰克·格兰维尔致力打造全球第一支通用流感疫苗，莎拉·艾维斯是研发通用流感疫苗的首席科学家。这种疫苗主要通过调校身体免疫系统，使其对不同流感病毒产生回应机制，以此达到长期保护的效果。杰克·格兰维尔所从事的通用流感疫苗研究，在全球医学界的相关领域中目前仍属空白。
广义的科学传播不仅仅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发生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媒体、企业、公众之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不断削减科研经费，生物医学、公共健康以及环境的研究项目均在被削减之列。由于缺乏政府的经费支持，通用流感疫苗研制小组面临经费紧缺、研究中止的困境。为了筹措通用疫苗的研制资金，杰克·格兰维尔四处进行演讲，宣传自己的通用疫苗研制项目，期望得到政府、企业或基金会的支持。“如果我不能好好表达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那么这项科学研究就形同虚设。”通用疫苗研制项目最终获得了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资助，这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形成的共识。早在5年前，比尔·盖茨就在一次TED演讲中宣称，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病毒）。他反思人类“在核威慑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钱，但在防止传染病疫情的系统上却投资很少”，人类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联系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比尔·盖茨一语成谶。
即使疫苗研制成功，也不意味著人们就能免遭疾病的侵袭。在欧美一些国家，有为数不少的人对疫苗保持怀疑态度，认为接种疫苗不安全，从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传染病》聚焦了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场反疫苗法案运动。以5个孩子的母亲凯兰·瓦格为代表的家长们，认为健康的孩子有能力自然获得免疫力，由此发起了一场抗议取消非医学疫苗豁免的3063法案。反对者们认为，强制对儿童注射疫苗侵犯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是在强制给孩子的身体注射毒药，甚至有人认为注射疫苗导致了自闭症的发生。最终，在自由选择权和生命权之间，前者战胜了后者，这项旨在保护儿童接种疫苗的法案未能获得通过。为此，身为儿科医生的斯坦纳·海沃德参议员感到非常失望和痛心：“不切实际的理论被当成具备和优良科学同等的正确性，从而压制了现有优良的科学信息。”这也说明，在流行病的现实防控中，面向公众开展积极有效的科学传播非常重要。
1963年以前，麻疹每年会造成全世界260万人死亡;1964年，首支麻疹疫苗诞生，这让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对抗麻疹的办法。2019年，由于反疫苗接种运动，麻疹病毒在美国死灰复燃，重新暴发。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疫苗犹豫是全世界十大健康威胁之一。纪录片《流行病》聚焦疫苗研制、推广实施中遇到的问题，旨在提醒观众注意传染病的防控不只是单纯的科学问题，其中还反映出政府、科学家、企业、公众之间等多元力量的博弈。
当前，很多国家都在抓紧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疫苗的研制、试验、使用中的科学理念和知识需要通过有力的科学传播让政府、企业和公众获悉，提升社会对疫苗的科学认知。
三、使命与责任：有反思的科学精神与防疫共同体的构建
与传统科普不同，作为现代科普的科学传播倡导培养公民具有反思的科学精神。“不仅要普及和传播科学知识，更要普及和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可以通过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的传播而慢慢培育”[6]。纪录片《流行病》关注的几位科学家、医务工作者，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也在向观众潜移默化地传播有反思的科学精神。
霍莉·格拉克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杰佛逊县医院的唯一一名医生，她怀着乡镇医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同情心，长期处在超负荷的工作中。杰佛逊医院位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地区，面临着缺少资金、医疗资源匮乏等多方面问题，而一旦遇到流行病大爆发时，农村地区的医院将无法有效应对。片中提到，自2010年起，全美国超过100家乡村医院关闭，700多家面临被关闭的风险。霍莉·格拉克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认为乡村医院是“社区的灯塔”，为处于贫困地区的底层人群提供基本的卫生服务，一旦关闭，这些人口将直接暴露在病毒面前，生命面临极大威胁。因此，政府应该关注到公共卫生防护系统中的这个薄弱环节，并给予积极支持。
在《流行病》中，印度拉贾斯坦邦的阿努普利亚医生也发现，在传染病的应对和治疗中，老年人、贫困者、底层人群面临更大的风险。每到周末，阿努普利亚医生都要和同事去贫民窟出诊，他发现，印度流感暴发最严重的地区往往是在社会经济最贫困的区域。流感攻击富人也攻击穷人，但穷人无法反抗。卫生条件差，医疗资源缺乏，营养不良都使得贫困人口面临很大的风险。对于阿努普利亚医生而言，拯救10个病人的喜悦也无法抵消失去一个病人的痛苦。他认为，光靠医生、政府、大众都无法阻止流行病，只有三者通力合作，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击败疾病。
当美国、印度的医生都在对本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医疗体系进行反思的时候，工作在民主刚果的米歇尔医生面临更严峻的问题。由于当地教育、媒体、科学传播的不发达，民众对于埃博拉这样的传染病缺乏必要的科学认知，因此对医护人员缺乏信任，这导致米歇尔和他的医疗团队除了面对被病毒感染的危险，还面临着被当地武装组织袭击的风险。为此，米歇尔及其团队积极反思防疫工作，发起社群对话行动，深入社区对居民进行传染病知识及防护科学的宣讲，以期获得社群的信任和支持。米歇尔认为，如果社群能与医生进行有效合作，那么埃博拉疫情就能被终结。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医患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医务人员和公众、病人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加强更多的沟通和合作，从而建立起抗击疾病的防疫共同体。
纪录片《流行病》中的每一位主角，都对从事的事业怀有使命和责任感——纽约特殊病原体项目高级总监赛拉·慕达德医生想要帮助的不只是社区、城市和国家，还有全世界;通用流感疫苗的研发团队，期望能成功研制出疫苗，并确保所有人（尤其是贫困人口）都能获得，杰佛逊医院的霍莉医生、印度的阿努普利亚医生、民主刚果的米歇尔医生，长期关注着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健康，怀着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努力而忘我地工作。
回到现实，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他又以84岁的高龄再度临危受命。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他坚持独立的思考，提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观点，才使得我国的疫情防控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勇敢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政府、科学共同体、民众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最终决定了疫情防控的局面和效果，而在其中，科學传播起到了不同主体间宣传、沟通的作用。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给每个国家、每个人都上了一堂重要的科学传播大课。在这堂大课中，政府、科学家、医务人员、公民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和思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欧美一些国家政府早期普遍采取的是轻视、漠然的态度，之后又将疫情极度政治化，这不利于开展国际合作，而且阻碍了全球防疫共同体的构建。一些国家的公民对病毒缺乏必要的认知，不配合政府的隔离行动，擅自行动，导致疫情处于失控状态，付出了沉痛的生命代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纪录片《流行病》启发观众去思考：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不断创新的时代，我们除了享受了利益，还要反思，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从这场大疫情中，人类该吸取怎样的教训？展望更遥远的未来，人类如何改善与自然的关系？毕竟，无穷的远方，无数的生命，都与我们相关。
参考文献：
[1]张嘉.《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暴发》热播，这部高分纪录片让我们深思疫情和未来[N].北京青年报，2020-02-29（A08）.
[2]侯强，刘兵.科学传播的媒体转向[ 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04）.
[3]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求是[ J ].2020（5）.
[4]白剑峰.筑牢公共卫生的防线[N].人民日报，2020-03-27（19）.
[5][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98.
[6]翟杰全，杨志坚.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