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到二大党对其他党派态度的演变研究
汪莹莹
[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是在中共二大上，这是对中共一大党的文件中提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的重大改变，其对于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其他党派
革命的过程总是不断推进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经验也是不断丰富的。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对中国革命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幼稚的党到一个成熟的党，其对于其他党派的态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正确的，从一大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到二大的“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这一态度的重要转变，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在理论上和策略上渐渐成熟的过程。
一、中共一大，不与其他任何党派建立联系
中共一大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定“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1]这表明，党在建立初期对其他政党的关系的处理还是比较幼稚的，但是这是有原因可循的。
第一，中共自身的不成熟。此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实际经验都很不足。加之对中国的国情、当前主要矛盾认识不全面，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策略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也未形成系统正确的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党的一大决议还规定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并且同时改组手工业工会”[2]这是很有建树性的一项规定，但是却同样未认识到共产党联合其他党派领导或影响工业工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二，部分与会代表的推动。一大召开前，与会代表就中共是否需要联合其他政党展开讨论。李汉俊等代表表达了肯定联合的意见，并认为中共应支持孙中山先生。而包惠僧等则坚决反对，反对国共两党合作，认为两个敌对的阶级是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的。他们还列举了北方及南方政府的各种恶劣行径，认为孙中山政府和北方军阀集团差不多。陈公博认为：“第一、因内战继续了许多年，人民处于苦难和不景气中，这些因素使共产党人相信，任何使人民遭受痛苦的党派都是他们的敌人。延续的内战至为可怕，北京政府和南方政府对内战都要负责。因此，很明显地，其他任何党派都不值得他们去参加。第二、当时许多共产党员在其他的政党和团体中系代表急进分子，倘使这些党员保有其他党党员的身份，将败坏共产党员的品德。第三、不妥协政策既是他们承认的唯一政策，独立斗争对该党是极为重要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共同工作，将无任何益处。”[3]因此，中共一大党纲和章程对联合其他政党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第三，最高负责人陈独秀的无异议。虽然陈独秀因故未参加中共一大，但是事后他未对这个决议提出异议，这也等于默认了党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当时陈独秀作为中共最高负责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思想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二、中共二大，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
中共二大确立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段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4]，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一决议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提到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打破了这种局面。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与主张，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一大重要转折，推动着其发展。从中共一大的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到中共二大的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中共这种态度的转变，有着多方面因素。
第一，共产国际的纠正。一大的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观点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纠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访华，参加完中共一大后，还与国民党机关进行接触，表达合作倾向，希望同国民党建立联系。向孙中山提的“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三个建议，孙中山也同意了。马林经过对国民党的成分和性质的一系列的考察，确定了合作的可能性，得出了中国共产党唯有和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结论，并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报告，很快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也多次对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合作。陈独秀迫于压力，紧急召开中共二大。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宣言，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明确了两党只能进行党外合作。
第二，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引导。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共产国际二大最后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指出“共产国际对民族与殖民地的问题的政策是必须先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劳工联合成一大团体，以颠灭资本主义，共产国际的责任在帮助被压迫民族。”[5]1921年，列宁又在共产国际三大强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必须严厉实行”。[6]后又经过1922年初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强力推介以及各种途径的多方传播，列宁通过对中共重要领导人张国焘等的约谈，他们带回大会文件和指示，中共中央顿悟并接受指示，最终通过中共二大确立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第三，中共自身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工人运动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但是它遭到惨败，发生了二七惨案。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开始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与敌人斗争。
第四，部分中共领导人的倡导。这里最需要提出的是李达，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加入一切已成的劳动组合，以“组织共产主义的核心，散布共产主义种子使它发酵起来”[7]，他指出了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还提出要充分估计农民的作用，认为工业劳动者应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社会革命最初实应联络农村中这种半无产阶级，至少也要他们严守中立，才可能减少阻碍力。”[8]如何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事关中共革命事业的前途，李达能在革命初期就提出这种与其他革命力量联合的观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这种转变的历史意义
从中共一大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到中共二大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共产党对待其他党派的这种态度的转变，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协商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为国共合作提供了前提。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联合其他革命党派，共同斗争。在这之后，中共大多数人改变了对其他党派的态度，认识到联合战线的重要性。
第二，它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统一战线史上可查的最早关于统一战线的文件就是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并对民主联合战线作了具体的陈述，是极具首创性的。
第三，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其他党派态度改观，倡导建立联合战线，就是将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找到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策略，提高了了中国共产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不断走向成熟的，从建党之日起就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从共产党对待其他党派态度的转变，而且转变之快，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总是以大局为重，以人民为重，以实现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为重，足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注释]
[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2]黄爱国，杨桂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127页.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5][6]先驱：《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1922年.
[7]李达：《评第四国际》.李达文集第一卷.1922年：第135页.
[8]李达：《评第四国际》.李达文集第一卷.1922年：第1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