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权赫秀编著《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
有关朝鲜半岛的国际关系研究日渐高涨的现象，并不仅见于一向主要关注社会经济史的日本历史学界，而且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动向，与朝鲜半岛具有悠久密切的历史关系但在研究方面却相对滞后的中国学界也不例外。权赫秀编著《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一书便是在近代史研究方面反映上述世界性潮流的一部作品。该书是集1866年至1910年间清朝与朝鲜／韩国关系(以下简称为近代中韩关系)重要中文史料之大成的一部资料集，由约章篇与文牍篇两大部分构成。史料按时间顺序排列，第一部分约章篇包括清朝与朝鲜／韩国之间的条约、协定等文献，第二部分文牍篇包括奏折、上谕、照会、咨文、书函、笔谈及意见书等双方之间的重要公私文件。仅就近代中韩关系史研究而言，这样的著作不仅反映了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而且也是难得的一种尝试。
尽管该书所收录的史料并非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资料，对于中文学界的研究者而言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仅如此，该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收录之际，根据现今所能见到的所有相关文献进行相互对照与校勘，从而将其整理为值得信赖的可靠史料。而且，对于相关文献中出现的差异逐一加以注释，使得不同文献中的史料原型一目了然。在中国大陆学界出版的资料集之中，这样的整理方式与努力应该说十分难得。众所周知，在实证性的历史研究过程中，获得值得信赖的史料文献，是对史料加以分析研究之前首先应该完成的基础工作。问题在于，许多研究者并未能认真地做到这一点，甚至有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未能确认史料真实性之疏虞。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就一直存在着这个方面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学界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如中国学界出版的许多资料集就根本没有对收录资料的基础性整理。编著者在后记中谈到编辑该书之动机时，慨叹近代中韩关系史领域“基础资料之缺乏”，而所谓“基础资料之缺乏应不仅仅是指数量方面，也许更多地是指质量方面的“缺乏”a编著者在该书前言中特意引用傅斯年有关“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名言，显然是对于上述非科学之史料运用与分析颇为盛行的现状感到莫大的危机感，并有志于通过该书来敲响一个警钟。
与此前中国学界出版的许多资料集相比，该书显然大有不同。如该书第134至165页收录的黄遵宪撰《朝鲜策略》，通过至少7种不同版本来加以校勘，并详细地指出不同版本之间的歧异。因此，研究者不仅可以放心地使用该书所收录与整理的《朝鲜策略》文本，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朝鲜策略》的不同文本及其所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对不同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文献学研究。编著者权赫秀教授在中韩关系史研究领域中已经出版过许多著作，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该书也充分反映了编者深厚的学术素养。该书始终致力于史料文本的可信度，正是因为编著者本身就十分清楚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该书在每一条收录史料之前，都加上一个“背景资料”，不仅扼要介绍该史料文献的内容及相关书志事项，而且也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该史料的基础知识。
这样一部洋洋40万字的资料集，当然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完璧无暇。评者仅限于一己之目力所及，对该书中的一些缺陷“求毛求疵”，并相信这样一种诚实而负责的批评实际上也是符合编著者努力追求完美的学术初衷。第一，该书在英文等外文的拼写方面时见瑕疵，大多是背景说明或注释中的外国人名标记错误，如第22页背景资料中的“MUendorff”应为“M611endorff"，第72页《安奉铁路与朝鲜铁路国境通车协定》署名部分的“J，M，Customs”及“J，M，Custome”均应为“I，M，Customs”，第87页注释1的“V CollinPlancy”应为“V Collin dePlancy”，第111页注释2的“Bellonne ClaudeHenri Marie应为“Bellonnet，Claude-Henri-Marie de”，第255页注释l的“Foulk，George C，应为“Foulk，George Clayton”，第269页注释1的“OConor”应为“O'Conor”等等。第二，个别重要史料未能充分参照相关必要文献。如该书第172--174页收录何如璋《主持朝鲜议》，并称仅见于《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其实该资料又见于何如璋文集《何少詹文钞》上卷，而且后者的内容在有些部分更为可信，如第173页第8行“能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蒙古、西藏之例”句及同页第10行“今欲救朝鲜俄吞灭之急”句，在《何少詹文钞》中便分别作“能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比(按：底线为引者所加，下同)蒙古、西藏之例”及“今欲救朝鲜为俄吞噬之急”，显然是后者更为正确。第三，如前所述，编著者出于谨慎节制的立场而在背景说明等部分几乎没有展开任何学术主张，而过分简略的结果有时却容易导致对史实及其相关背景的忽略。如该书第332--335页收录了总理衙门1890年3月30日上奏之《朝鲜事宜六条办法》，却对这些政策提案的哪些内容最终得到采纳等相关背景没有予以说明，也没有交代与之相关其他史料的出处，使得读者难以了解到历史事实的真相。事实上，西太后对于这一奏折的批语是“整顿练兵”与“兴办铁路”之前两条“均合机宜”，而“原拟后四条，尚近空言”，并要求重新审议，总理衙门遂依旨对上述六项政策建议进行了重新“妥筹”。就是说，即便无法全部收录相关史料之全文，也应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及其史料出处，才能使读者更加正确而又清晰地了解所收录史料的价值与意义。第四，该书第二部分“文牍篇”所收录的史料包括上行文、下行文等多种形式，却都是通过正常文移程序与渠道而传递的文件，对于电报则极少收录。无庸赘述，由于史料取舍及著作篇幅的限制，这样一部资料集当然不可能收录所有相关史料，而该书除了在背景说明与注释部分引用一些电报资料外(如第287页背景说明)，正文部分几乎没有收录电报资料。事实上，在19世纪末，通过电报这一最迅捷的通讯手段来传递的信息，其内容通常都是极为重要和机密的，因此应该考虑到收录有关电报资料的必要性，如《李鸿章全集·电稿》、《养寿园电稿》、《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所收录的电报。
正所谓瑕不掩瑜，评者仅就个人之关心所及而提出的上述个别细微瑕疵当然不会有损于该书的整体价值。编著者曾经慨叹近代中韩关系史研究领域中基础资料的“缺乏”现象，评者期待而且愿意相信，该书的出版无疑将大大有助于近代中韩关系史研究资料“缺乏”现象的逐步解决。
[作者冈本隆司(1965年－)，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准教授]
[译者杨国栋(1975年－)，日本明治大学史学科博士生]
(责任编辑：李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