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与群体差异研究
肖琴 代贝 文淑惠
摘要：在以往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费等变量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1985～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相关变量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以及前期消费的综合影响，上述变量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同时，各变量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也不同，对中等消费群体影响最大，对高消费群体影响最小。
关键词：区域差异；群体差异；农村居民消费；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5-0069-08
A Research on Consumption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Groups
Difference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Based on
DGE Mode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XIAO Qin， DAI Bei， WEN Shuhui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unction， the paper builds up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by introducing previous period income， period consumption. The paper uses the statistics on the rural residents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1985～2011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of China has an effect on current income， previous period income and previous period consumption.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st affected. Meanwhile，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under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medium consumer groups are most affected， and high consumer groups are least affected.
Keywords：regional differences； groups differences；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DGE model； quantile regression
一、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农村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自身禀赋、历史背景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等差异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并不一致，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不平衡。协调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刺激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任重道远。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消费是经济学的热门问题，经典的确定性消费理论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不确定性消费理论主要有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预防性储蓄假说等。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快速下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众多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Modigliani&Cao（2004）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将提高居民储蓄并降低居民消费[1]。Aziz&Cui（2007）认为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更主要的原因是家户收入在全国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2]。Giles&Yoo（2007）指出在平均水平的消费风险下，农户有10%的储蓄可以归结为预防性储蓄动机造成，这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3]。Jin et al.（2011）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有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对贫穷者和年轻人显得更为明显和强烈[4]。
在中国国情、传统和经济体制下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和内在设定都有所不同。余永定和李军（2000）认为西方传统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基于选择理论方法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推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消费函数并且对其作出实证检验[5]。黄卫挺（2011）探讨了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四个“转向”，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函数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6]。朱信凯（2011）梳理了消费函数的理论变迁和内在逻辑，分析了消费函数中国化需要解决的适用性问题[7]。
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很多实证研究。王选选（2003）[8]对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影响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对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影响明显，影响程度从西向东逐渐增强。陈娟（2008）[9]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及一般均衡分析得到中国居民消费的动态方程，并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消费量下的各变量对不同消费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这些变量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姜洋（2011）[10]基于跨期最优消费行为模型对31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panel data回归，分析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陈斌开（2012）[11]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并用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需求越低。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研究逐渐强调实证，计量方法日趋成熟；注重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研究、注重不平等与福利等相关研究，但针对消费区域差异、群体差异比较和采用动态模型进行研究的论文目前还很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虑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将家户消费和家户生产和政府行为相结合，求解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优化路径，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具体分析各变量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一）家户效用
考虑一个有大量相似消费者的经济环境，为方便后续推导，证明稳态的存在性，规定每个家户的人口数量为1，不存在人口的增长问题。据拉姆塞模型，家户是永久存活的，在每个时点上，家庭将其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以便最大化其终生效用，其效用函数为：
（9）式表明，i区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10）式和（11）式反应稳态情况下东部与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消费差异。下面将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上述模型。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依据上述模型推导，居民消费主要受到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在实证检验中，与模型相对应，我们选取的因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当期消费，自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当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费。东、中、西部的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2个省（市、自治区）。划分。由于西藏和重庆缺乏部分年度的统计数据，故只采取其他29个省（市、自治区）1985～2011年的数据进行统计，通过分别除以按1985年为基期的1985～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处理所得。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所采用数据来自1985～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图1是1985年至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对比图。从中可以看出，27年间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水平和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增长明显，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和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的趋势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宽。这说明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十分明显。
（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
利用相关数据对（9）式的函数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分析。为了减弱异方差性及便于实证过程中的计算处理，将（9）式各变量取对数后改为计量模型如下：
凯恩克（Koenker）和巴西特（Bassett）在1978年引入了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回归模型强调条件分位数的变化，在研究的时候可以选择适合特定情况的分位数进行分析，这一点在需要考虑不同分位点时，不同情况的社科类研究中非常有意义。本文采用Eviews 60软件，用分位数估计研究不同的消费水平下各个变量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同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作为对照。在进行回归时，将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人均当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费按不同地区分别以（12）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平稳性，对估计产生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OLS估计时，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估计结果的残差T统计量都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因此，OLS估计具有平稳性，模型设定恰当。
本文中所采取的的分位数估计由于有多个分位点，进行多次估计而产生了多个残差序列，故只选取代表性的中位数，即tau=05情况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分位数估计结果的残差的T统计量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T统计量均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这说明本文所采取的分位数估计方法适用于该模型，也具有平稳性。
如图2所示，将分位数估计结果按照不同变量分别绘图，便于具体分析不同变量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图2（a）显示，当期收入yt的系数平均值在05～1之间，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除东部地区02和08分位点外都为正向且显著，但地区之间差别较明显。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当期收入对消费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各地区消费占收入比例不同。以2011年为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245480元，实际消费为171036元，消费占收入比为6967%；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120022元，实际消费为102231元，消费占收入比为8518%；而中部地区这一数据为7302%由198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后消除价格因素得出以1985年为基期的数据。。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中有近70%用于消费，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有85%用于消费，但东部地区的实际人均消费高出西部地区近700元。以上数据说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中刚性消费比例较高，收入变化时这些居民仍然要支出与之前接近的刚性消费额度，其他消费变化很小，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自然相对较小。
图2（a）还显示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群体（02分位点处）和高消费群体（08分位点处）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均不显著。前者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农村低保政策已经实施较久，政策基础良好，低保补贴标准较高，低收入者能通过低保维持基本消费，消费受收入的影响相对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低消费群体由于低保不完善，消费受收入影响较大；后者是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高消费群体一般也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变动在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其消费习惯，对消费造成的影响也就很小[12]。
各地区的中等消费群体（03～07分位点处）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显著，但波动不大，这说明中等消费群体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不会增加太多消费，有较稳定的消费习惯、消费倾向和消费欲望，消费不会轻易受太大波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受收入影响的程度相对东部地区较低。这说明在收入相对较少时，多数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除维持自身的刚性消费之外并不强烈，这也体现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等。
图2（b）描述了前期收入yt-1对各地区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的影响，系数值在-12～0之间，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除东部地区02与08分位点外均为负向且显著，对东部地区的消费影响最大，中西部地区基本接近。前期收入对消费有负向影响即为“棘轮效应”。Duesenberry（1949） 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当前收入影响，也会受前期收入和消费影响[13]。居民经历过“高峰期”收入阶段后习惯了高消费支出，在紧接着的下一期，即使收入大幅减少，消费习惯也暂不改变，且之后的消费会始终对前期存在攀比。
在中国，这种攀比式消费还有向他人证明消费者已拥有的权利、地位等作用，消费层次越高的中国居民往往对“权利”“地位”“面子”也越在意。图2（b）的三条曲线整体趋势向下，且代表东部地区的曲线最低，正验证此消费现象：随着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提高，前期收入对消费的负向影响越来越大。东部地区的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前期收入影响，不显著仍是得益于低保政策实施完善，而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其前期收入影响仍不显著则再次说明高消费群体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很小，消费不会因本期或者前期收入变化而受到太大影响。
图2（c）显示前期消费ct-1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系数值在06～11之间，对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高，对下一期消费产生“惯性”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因此，前期消费对高收入地区消费的影响比低收入地区消费的影响大；同时，三条折线总体趋势上升，说明随着消费层次提高，前期消费对当期消费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三）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微观统计验证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是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1986年开始正式设立并运行、在全国各省份连续跟踪的一项农村调查工作。该调查范围广、样本量大，有调查农户23000户，调查村360个行政村，样本覆盖31个省份，是具有很强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本部分通过分析统计2000-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中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数据来对前文分析结果进行对照与印证。
根据（9）式的模型推导，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我们将（9）式移向可以将消费的变动率表示为收入变动率的函数，即ΔCit=f（ΔYit）。由此可知，历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量与历年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量存在正相关。通过查询《2000-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中各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等相关统计数据并进行处理计算，得到2000-2009年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量与消费增量，分别将东、中、西地区数据进行对比，如图3所示。
从图3（a）、（b）、（c）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量均明显受到收入增量的影响。当收入增量大幅变化时，消费增量基本随之同方向变化，变化幅度小于收入增量。进一步观察变化的幅度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消费增量受收入增量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同时，虽然各地区收入增量起伏很大，但消费增量总体都处于上升趋势，这与分位数实证分析中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前期消费三个变量的对当期消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一致，证明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吻合。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费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中等消费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当期收入对消费有正向影响，前期收入对消费有负向影响。前期消费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显著和正向的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情况优于中、西部地区，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影响不显著；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高消费群体具有较高消费水平，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对其消费影响也不显著。
2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东部地区消费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居民可用于刚性消费以外的其他消费收入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是刚性消费，体现出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
3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不同消费群体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低消费群体由于其较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其消费受各变量影响都较小；中等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前期消费对其当期消费也有一定程度影响；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影响很小，受前期消费影响略大，这是该群体的习惯性高消费水平和高储蓄水平造成的。
（二）政策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近年来改革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阶段，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费观念逐渐转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刺激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是带动消费的最直接途径，应该加快农村的各项改革，从各方面努力提升农民各项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与信息化、加大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资、完善对农产品的保护政策和对务农居民的补贴政策，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2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应该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和医疗投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以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同时，应该着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多实行“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措施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3加强区域经济扶持政策。由于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快于中、西部地区，而农村人口在中、西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于在东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因此，要从根本上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必须要拉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该多考虑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与低收入者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水平，适度将政策向其倾斜。同时，还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低保建设和补助力度，鼓励农村居民发展特色农业，缩小与东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好更全面地惠及民生。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1）： 145-170.
[2]AZIZ J， CUI L. 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J].IMF Working Papers， 2007： 1-36.
[3]GILES J， YOO K. Precautionary behavior， migrant network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rural Chin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3）： 534-551.
[4]JIN Y， LI H， WU B. Income inequality， consumption， and social-status seeking[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1， 39（2）： 191-204.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3.
[6]黄卫挺.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方法探讨[J].经济学动态，2011（11）：80-84.
[7]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140-153.
[8]王选选.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2）：47-50.
[9]陈娟，林龙，叶阿忠.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16-26.
[10]姜洋，邓翔.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决定论—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的省际验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1（11）：74-80.
[11]陈斌开.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评论，2012（1）：33-49.
[12]王增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济贫效果实证分析—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低保状况比较 的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09（12）：107-111.
[13]DUE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ersity press， 1949：60.
（二）政策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近年来改革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阶段，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费观念逐渐转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刺激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是带动消费的最直接途径，应该加快农村的各项改革，从各方面努力提升农民各项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与信息化、加大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资、完善对农产品的保护政策和对务农居民的补贴政策，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2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应该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和医疗投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以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同时，应该着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多实行“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措施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3加强区域经济扶持政策。由于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快于中、西部地区，而农村人口在中、西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于在东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因此，要从根本上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必须要拉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该多考虑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与低收入者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水平，适度将政策向其倾斜。同时，还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低保建设和补助力度，鼓励农村居民发展特色农业，缩小与东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好更全面地惠及民生。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1）： 145-170.
[2]AZIZ J， CUI L. 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J].IMF Working Papers， 2007： 1-36.
[3]GILES J， YOO K. Precautionary behavior， migrant network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rural Chin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3）： 534-551.
[4]JIN Y， LI H， WU B. Income inequality， consumption， and social-status seeking[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1， 39（2）： 191-204.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3.
[6]黄卫挺.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方法探讨[J].经济学动态，2011（11）：80-84.
[7]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140-153.
[8]王选选.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2）：47-50.
[9]陈娟，林龙，叶阿忠.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16-26.
[10]姜洋，邓翔.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决定论—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的省际验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1（11）：74-80.
[11]陈斌开.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评论，2012（1）：33-49.
[12]王增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济贫效果实证分析—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低保状况比较 的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09（12）：107-111.
[13]DUE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ersity press， 1949：60.
（二）政策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近年来改革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阶段，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费观念逐渐转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刺激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是带动消费的最直接途径，应该加快农村的各项改革，从各方面努力提升农民各项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与信息化、加大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资、完善对农产品的保护政策和对务农居民的补贴政策，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2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应该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和医疗投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以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同时，应该着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多实行“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措施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3加强区域经济扶持政策。由于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快于中、西部地区，而农村人口在中、西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于在东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因此，要从根本上拉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必须要拉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该多考虑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与低收入者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水平，适度将政策向其倾斜。同时，还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低保建设和补助力度，鼓励农村居民发展特色农业，缩小与东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好更全面地惠及民生。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1）： 145-170.
[2]AZIZ J， CUI L. 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J].IMF Working Papers， 2007： 1-36.
[3]GILES J， YOO K. Precautionary behavior， migrant network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rural Chin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3）： 534-551.
[4]JIN Y， LI H， WU B. Income inequality， consumption， and social-status seeking[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1， 39（2）： 191-204.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3.
[6]黄卫挺.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方法探讨[J].经济学动态，2011（11）：80-84.
[7]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140-153.
[8]王选选.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2）：47-50.
[9]陈娟，林龙，叶阿忠.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16-26.
[10]姜洋，邓翔.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决定论—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的省际验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1（11）：74-80.
[11]陈斌开.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评论，2012（1）：33-49.
[12]王增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济贫效果实证分析—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低保状况比较 的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09（12）：107-111.
[13]DUE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ersity press， 194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