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音乐研究综述
提 要：拜占庭帝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文化上承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下启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重大。作为拜占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拜占庭音乐在欧洲文化史上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整体而言，近年来国人对拜占庭音乐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国外同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依然相形见绌。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音乐；音乐史研究
一、拜占庭音乐定义
拜占庭帝国，通常指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罗马帝国东部，历史研究者们也通常称之为东罗马帝国。1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兴建新都，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或“新罗马”（330年）。因此，人们一般以4世纪早期为拜占庭帝国的开端。在经历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西部皇统结束之后，拜占庭帝国又存在了千年之久，直到1453年被土耳其人灭亡。拜占庭帝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文化上承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下启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拜占庭音乐，即在上述历史时期内拜占庭帝国内流行、传续的音乐。但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媒介，在拜占庭帝国兴盛时期曾经存在、发展的音乐，不可能与帝国本身的兴衰同步，因此，我们很难描述拜占庭音乐兴衰的轨迹。有学者便认为直到19世纪仍然可看到拜占庭音乐的存续发展。事实上，1453年之后，流行于原拜占庭领土上的音乐虽然没有停止发展，却更多受到土耳其及伊斯兰音乐文化的影响。因此，帝国灭亡后仍在发展、并在东方教会一直沿用至今的音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已经不同于我们定义的拜占庭帝国的音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权威辞书及学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拜占庭音乐”这个术语经常同拜占庭的教会音乐等同视之。《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定义词条“拜占庭音乐”为“东罗马帝国的基督礼拜歌曲”；1而《外国音乐辞典》定义“拜占庭音乐”为“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音乐”。2究其原因，一为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二为东正教深入社会各个方面，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难以区分。具体来说，拜占庭教会音乐主要包括“东方教会用希腊语颂唱的赞美诗，以及某类向皇帝、皇族和东正教的高级权贵致意的仪式诗歌的旋律”。3学者对于拜占庭音乐的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这些内容，虽然也有人尝试分析世俗音乐，但因为资料缺乏等，始终难有突破性的成果。
拜占庭音乐历经千年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记谱法不仅影响了西方教会音乐的权威模式格里高利圣咏，亦成为现代记谱法的雏形。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其音乐仍然在东方教会持续存在并遗留至今。而要想深入了解拜占庭音乐，解读其遗留的乐谱、聆听音乐本体、探究其富含的文化内涵，便不得不先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梳理国内外拜占庭音乐研究的发生发展史，介绍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相信会有一定意义。
二、西方学者研究著述
16世纪末期，德国著名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 1516-1580年）在整理注释希腊文手稿时，发现了中世纪希腊文献和古典时代希腊文献之间有重要区别，于是，他给前者的作家冠以“拜占庭的”（Byzantine）名称，并呼吁学术界给予重视，拜占庭学由此开端。值得关注的是，在他搜集和研究的手稿中，就有一些记录拜占庭音乐的手稿。但至少在沃尔夫那个时代，无人能解读它们。
随着拜占庭学的发展，西方学者的研究逐渐深入到各个方面，再加上文艺复兴时期大批手稿和艺术品的收集，拜占庭音乐逐渐开始引发学者的兴趣。
虽然17世纪中期便已出现涉及到拜占庭音乐的作品，但“学术界公认为真正意义上从音乐技术层面研究拜占庭音乐的第一人”是18世纪的法国学者维奥托（G. A. Villoteau）。4他于1799年发表论文《论埃及音乐艺术状态》（De létat de lart de musique en Egypte），5这是西方学者首次对希腊教会音乐、乐谱和音乐理论的综合性研究。维奥托本身是一位博学的音乐家，他的研究成果直到19世纪中期仍有其价值。受时代条件所限，维奥托的研究比较浅显，但作为先驱者，他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贡献不可磨灭，他们使拜占庭音乐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8世纪学者的研究无法深入进行是因为拜占庭音乐的乐谱尚未破译。无论研究何种音乐，收集大量手稿、理解记谱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而就拜占庭帝国而言，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早期音乐作品经水火兵燹，几乎已全部佚失。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手稿仅可追溯至9世纪，这正是纽姆谱兴起发展时期，此后的音乐手稿几乎均以纽姆谱为载体。因此，进入19世纪后，对纽姆谱的研究成为主流。首先引起争论的是纽姆谱的起源问题。学者们首先注意到东方与西方仪式手稿的相似之处，先后提出东方起源说、罗马起源说，日耳曼起源说等等。6学者之间争论不断，始终没有定论。直到库瑟马凯（Coussemaker）介入。库瑟马凯是中世纪音乐领域的著名学者，主要研究格里高利圣咏、中世纪乐器等。他知识渊博且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拜占庭纽姆谱是从希腊文字的重音符号（accent）衍生出来的。这一假说最终为多数人接受。
起源问题解决之后，西方学者开始致力于纽姆谱的破译。德国学者费莱舍尔（Fleischer）于1904年发表《晚期纽姆符研究》（Die spatgriechische Tonschrift），文中几乎完整重建了晚期拜占庭乐谱体系。费莱舍尔想方设法把拜占庭旋律转化成现在通行的五线谱形式，这便迈出了译解拜占庭乐谱的第一步。不久之后，学者发现破译晚期阶段拜占庭纽姆谱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中期阶段。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进入拜占庭音乐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人才辈出，最出名的三位学者是哥本哈根的赫格（C. H?eg）教授、英国的蒂吕阿德（H. J. W. Tillyard）以及奥地利学者威勒茨。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为威勒茨。
威勒茨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家，早年曾致力于巴洛克歌剧研究，1931年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后开始转入拜占庭音乐研究。他殚精竭虑，为拜占庭音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威勒茨著述颇丰，早期研究成果以《拜占庭帝国的教会音乐》（Die Kirchenmusik im byzantinischen Reich）为代表，后期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有二：一为1947年出版的《西部圣咏中的东部因素》（Eastern Elements in Western Chant），二为1949年出版的《拜占庭音乐与颂诗》（A History of Byzantine Music and Hymnography）。其中前一本书主要探讨了西方与东方圣咏间的关系，这也是威勒茨早期研究的兴趣所在。书中揭示了早期东西教会音乐的重要联系，且给出了不同阶段纽姆谱的例子。该书被认为是“近代对东、西基督教会仪式旋律的首次比较研究”。1第二本书更为重要，该书总结了之前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阐释了拜占庭记谱法的三个阶段：早期（Palaeo Byzantine notation，10—12世纪）、中期（Middle Byzantine notation，12—15世纪）和晚期（Late Byzantine notation，15世纪之后），并认为这是译解拜占庭圣咏的关键。书中论述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前两个时期，对15世纪之后的音乐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该书内容详实，对拜占庭礼拜仪式音乐各方面进行了介绍。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广泛关注，备受推崇。仅在出版6年后，即1954年，蒂吕阿德发表论文《近期拜占庭研究》中，便称其为拜占庭音乐研究的里程碑。21961年该书再版，由于这10年间对拜占庭音乐的研究进展迅速，所以威勒茨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写。例如，第13章“拜占庭旋律结构”，第一版中仅为5页，第二版则扩展为24页；而关于早期纽姆谱的内容均为新增加的。这本书直到现在仍是我们研究拜占庭音乐必须依赖的著作。威勒茨总结出的破译中期拜占庭乐谱的方法，经蒂吕阿德补充后，在西方学者中成为共识，对之后的拜占庭音乐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在学者潜心研究、破译乐谱的同时，收集整理拜占庭帝国音乐文献的工作亦在进行。
19世纪后期，法国天主教红衣主教、神学家彼特拉（J. B. Pitra）在圣彼得堡居住期间曾致力于研究一份献给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手稿。手稿中的红色小圆点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发现在每个诗节相同的间隔处都能找到这些红点，然后他在同一赞美诗的精装本中找到了位置相同的金色圆点。在研究了200多份手稿后，彼特拉得出结论：拜占庭赞美诗有其固定的格律规则。这一发现不仅成为拜占庭赞美诗系统研究的开端，亦成为系统收集整理拜占庭音乐手稿的开端。在他的影响下，1871年克赖斯特（W. Christ）和潘尼卡斯（M. Paranikas）出版了《希腊基督教文选》（Anthologia Greaca Carminum Christianorum）。尽管书中理论观点有误，3但涵盖了大批早期基督教时期至拜占庭赞美诗兴盛时期的希腊教会诗歌，并成功激起了古典学者研究拜占庭赞美诗的兴趣。
受到克赖斯特的推动，彼特拉也开始收集出版赞美诗集。他所搜集的诗集中仅包括25位赞美诗作家的作品和大量匿名诗作，但他敏锐地指出了圣罗曼诺斯的突出地位，使学术界开始了对圣罗曼诺斯以及康塔基昂（kontakion）赞美诗的研究。
这之后最著名的手稿集为费莱舍尔的《乐理手稿》（或《歌者手册》[Papadike]）。该书不仅仅是把多篇拜占庭乐谱手稿集结成册，其中还包含有关调式、记谱、节奏、强弱符号以及针对初学者练习的说明。《乐理手稿》系根据墨西拿（Messina）附近圣萨尔瓦多（San Salvatore）的巴塞里安修道院17世纪的手稿整理而成，因此是关于晚期拜占庭乐谱的最好的信息资源，且对早期、中期研究也大有裨益（因为晚期拜占庭乐谱正是由早、中期乐谱发展而来）。该书当然并非完美无缺，作者没有谈及延长符号，对韵律理论的应用又过于武断，但其在拜占庭和希腊教会学者中众所周知，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研究拜占庭音乐所必须依据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20世纪是拜占庭音乐研究的黄金时期，上述两方面的努力均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具体表现在MMB（Monumenta Musicae Byzantine，“拜占庭音乐大系”或“拜占庭音乐纪念文集”）的出现。1931
年，在丹麦科学学会年会上提出建议后，学者赫格、蒂吕阿德和威勒茨主持创建了“拜占庭音乐大系”这一研究机构，并以此作为该机构发行的系列出版物的名称。该机构发行的出版物主要包括三类：中世纪拜占庭音乐手稿的摹本，学者们的专题研究论文，还有中世纪拜占庭旋律的破译版。首批出版物包括蒂吕阿德的《中期拜占庭乐谱手册》（Handbook of the Middle Byzantine Musical Notation），以及赫格的《论古代语音记谱法》（La notation ekphopetique）。“拜占庭音乐大系”的创建是拜占庭音乐研究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在收集手稿，保留研究成果，促进学者交流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4年11月9日，威勒茨逝世，拜占庭音乐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后西方拜占庭音乐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学者大量增多。1988年托利亚托斯在论文《1975年以来的拜占庭音乐研究》中，以表格形式列举出当时活跃的学者。1可以看出，不仅学者数量增多，而且他们已从早期的法、德等西欧国家扩展至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希腊、匈牙利等国家。
第二，国际交流更加密切。首先是1968年首次召开主题为拜占庭音乐的国际会议。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不在于探讨了什么问题或得出了什么书面结论，而在于其首次把东西学者齐聚一堂，这使拜占庭音乐研究者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之后的国际会议不断增多，如1985年在布鲁克林召开的东正教堂音乐国际座谈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rthodox Church Music：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等。
其次，随着拜占庭音乐研究的深入，国际性的拜占庭研究会议也开始逐渐把音乐纳入议题。1981年，同时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音乐协会国际会议以及拜占庭研究会议均有专门的拜占庭音乐议题；同年，第16届拜占庭研究国际会议邀请希腊和西方音乐学者共聚一堂，力图弥合双方分歧，探讨拜占庭乐谱的破译问题。而1986年9月与1988年10月在希腊德尔菲举行的“古代、拜占庭和当代传统的希腊音乐国际座谈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s of Greek Music： Ancient， Byzantine， and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把拜占庭音乐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
总之，随着国际会议的增多，拜占庭音乐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并且与相关领域如希腊古典音乐的学者有了更多的接触。
第三，学者研究更加细节化。大量拜占庭音乐文献的发行，乐谱破译基本原则的确立，国际交流的密切，使得拜占庭音乐研究得以深入发展。大批学者加入，拜占庭音乐研究不再有专门的主题，而是向着细节化方向发展。如维利米洛维奇对斯拉夫与拜占庭音乐的比较研究，托利亚托斯对女性作曲家的研究，等等。
终上所述，西方学者对拜占庭音乐的研究自17世纪萌芽，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现已走向成熟。大批音乐家、历史学家、古文书学者，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已经基本解决了译解拜占庭音乐的主要问题，破译了大批手稿，并出现了大批可供后人持续进行研究的优秀成果。
三、国内学者研究著述
相较西方，国内对拜占庭音乐的研究要简单稀少得多。
“整体来看，中国对西方音乐的研究表现为‘薄古厚今，对古典主义时期之后，尤其是承载大量音乐家和作品的浪漫主义时期的介绍和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古典主义之前的早期音乐研究成果并不乐观。”1在整个西方早期音乐研究都不容乐观的背景下，拜占庭音乐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我国对拜占庭音乐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初。被誉为我国现代音乐学奠基人的王光祈（1892—1936年），是中国最早采用比较研究方法考察中国、东方与西方音乐的一代学术大家。王光祈不仅是音乐家，还是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怀有借音乐之力唤醒民族、完成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理念。而为了创造出“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他主张在整理古代音乐、采集民间乐曲的同时，借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因此，留学德国期间，王光祈开始学习西洋音乐，并分门别类地向国人介绍。其著作《东西乐制之研究》于1924年成书，192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戊编，“欧洲中古时代”一节专门介绍了拜占庭的音乐。由于年代较早（此时西方对拜占庭音乐的研究才刚刚进入黄金时期），王光祈的介绍极为简单，且有不准确之处，如他认为“该地教堂所用乐调是从古希腊音调所变化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指出，“欧洲近代乐制是从中古时代进化出来的。中古时代乐制又是从比昌池乐制（Byzantinische Kirchentone）进化出来的，所以我们研究欧洲古代乐制，便不可不先研究比昌池教堂乐制”。2这种观点现在已为学术界公认，在当时却非常有前瞻性。
遗憾的是，王光祈的介绍并未激起国内学者对拜占庭音乐的兴趣。事实上，整个拜占庭学在当时尚未有重大建树。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国内拜占庭研究起步于新中国建立，且首先是引入一系列苏联学界的研究成果，“除个别课题，如齐思和先生关于中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关系的研究外，我国的拜占庭学研究尚未真正展开”，3更不用说作为其分支的音乐学了。但在这方面也不完全是空白，在50年代到80年代还是出现了一些或翻译或编撰的西方音乐通史类书籍问世。到1985年，何昌林发表论文《中国俗字谱与拜占庭乐谱》，当是建国以来提及拜占庭音乐的第一篇文章。文中，作者认为“拜占庭乐谱既可于5世纪先传入新疆而后逐渐传入中原，又可于635年再次直接地传入长安”。事实上，文中没有明确区分拜占庭音乐的纽姆谱和罗马时期的希腊乐谱。而且作者提及的参考资料仅有《东西乐制之研究》、《西洋音乐历史纲要》及《格罗夫音乐辞典》。4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国内拜占庭音乐研究成果的匮乏。
一年之后，即1986年，《世界历史》刊发论文《应该加强对拜占庭历史的研究》，文中建议“着手进行资料建设和人才建设，要同世界有关研究中心建立联系，从各种渠道广泛收集有关文献资料，取得各方面的信息，在若干年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拜占庭史资料体系；同时要组织史学工作者到这块处女地上耕耘，挖掘我国古代著述中的有关资料，翻译当代世界有关名著；在大学开设有关课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1自此，国内的拜占庭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拜占庭音乐的研究也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首先，1988年汪启璋等主编的《外国音乐辞典》出版，就直接收录了之前其他中文辞典都未提及的词条“拜占庭音乐”，释义为“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音乐”，并简要介绍了拜占庭时期的记谱法和拜占庭音乐使用的乐器等。
进入21世纪后，拜占庭音乐研究真正开始发展，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首先，在2002年，姜丹翻译了德国学者施特尔的《拜占庭音乐》，并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季刊）第4期。该文系以德国《历史与现代》音乐辞典（MGG）翻译而来，是作者在维也纳大学音乐系进修的成果。此文专业性强，内容丰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拜占庭音乐的发展，记谱法的分类与发展，西方学者对拜占庭音乐的研究等，是国内了解拜占庭音乐必不可少的一篇论文。
其次是4篇硕士学位论文的出现。其一是2003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拜占庭圣咏初探》。作者毕祎在文中介绍了圣咏的发展过程、教会礼拜仪式、拜占庭记谱法、音乐调式体系、圣咏的影响等等。该文最精华部分在于第四章“与拜占庭圣咏相关的书籍手稿”。如题所示，第四章对拜占庭帝国遗留的音乐文献进行了介绍。作者记述了《圣典》等相关文献的起源、主要内容、使用情况等等，并指出“研究拜占庭音乐必须依赖许多不同性质手稿资料的相互参照”，2这在国内研究中属于首例。其二是2007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拜占庭音乐与颂诗研究》。文章可分为拜占庭音乐研究史、三类圣咏以及赞美诗的发展等三部分。该文内容较为简单，但引入较多实例，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作者在结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拜占庭的逻辑框架本身使拜占庭音乐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体裁创新上，而不是音乐的纵向发展”，3以此反驳了拜占庭音乐发展停滞的观点。其三是2011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拜占庭音乐初步研究》。相比前文，该文眼界更宽，涵盖范围更大，不仅介绍了拜占庭音乐的记谱法、复调音乐、乐器发展和作曲家，还总结了拜占庭音乐的基本特征，指出其本质为“声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及拜占庭音乐的影响时，作者还特别点出了其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虽然只是泛泛而谈，却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最后是2012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世纪拜占庭圣咏的特殊性初探》。该文作者刘亭汝同样出身音乐学专业，但这篇论文与前三篇大为不同。作者不再以介绍拜占庭圣咏的形式内容为主，而是直接以其特殊性为切入点。文中所谓的“拜占庭圣咏的特殊性”是与西方格里高利圣咏比较得出的，作者指出了拜占庭与西方圣咏不同的发展模式，认为拜占庭音乐的发展并非停滞，而是“体裁横向铺衍”，并吸纳融合“异质元素”。4文中还指出了拜占庭圣咏的世俗功用，尤其是其在皇室音乐中的应用。全文立论较为浅显，但不失为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亦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上述学位论文质量不一，但都标志着年轻学者正逐渐加入拜占庭音乐研究的领域，并为其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拜占庭教会音乐与基督教的教会音乐、特别是东正教的礼仪音乐密不可分，我们还须提及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以两篇论文和一本著作为代表。
两篇论文均发表于2011年，分别是徐凤林的《东正教音乐浅释》和张雯霸的《浅析东正教音乐》。前者主要从圣歌的宗教意义、歌词内容、拜占庭东正教圣乐的歌唱方法以及俄罗斯东正教的歌唱形式等方面介绍了东正教音乐。该文章并未严格区分拜占庭音乐与俄罗斯音乐，也没有清楚界定历史上的音乐与现在仍在使用的音乐。但文章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列出很多歌曲名称，方便查找与使用。
而在《浅析东正教音乐》中，简要介绍东正教发生发展的历史之后，作者把东方教会礼仪分为五种类型并分别将加以介绍：拜占庭礼仪、亚美尼亚礼仪、西叙利亚礼仪、东叙利亚礼仪、亚历山大里亚礼仪。介绍了拜占庭音乐从特罗帕里翁到卡农的发展以及被称为“八声”的八个代表性调式。相较前一篇，该文内容比较简单粗浅。
另一部需要关注的著作为陈小鲁2006年出版的《基督宗教音乐史》。这本书共670页，是国内关于基督教音乐的重要著作。书中基本沿用了西方音乐史的断代划分，叙述内容上起公元313年前后的基督教音乐，下至当代各国的教会音乐。该书在第五章“东正教会音乐”中介绍了拜占庭礼仪音乐，内容涉及圣体礼仪、拜占庭圣咏、记谱法，以及部分国外研究成果等，虽然简单，也不失为国内了解拜占庭音乐的重要作品。
最后，国内拜占庭音乐研究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国际会议及最新研究成果的关注之上。卢广瑞于2012年发表论文《国际音乐学学会（IMS）“巴尔干半岛区域的音乐研究”在希腊举行》，介绍了2011年6月在希腊萨洛尼卡市亚里士多德大学举行的国际会议。文中列举了主要的大会议题，其中包括“东罗马帝国和拜占庭音乐研究”，并列举了与会论文的论题，如“拜占庭音乐的手稿与古文书学”，“典型的拜占庭赞美诗历史和音乐学分析”等。该文太过简短，只是通篇列举，未做详细介绍，但还是能使国内学界对相关内容有一定了解。
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国内拜占庭音乐研究真正开始发展起来。但纵观国内拜占庭音乐研究史的发展，仍然能发现不少问题。首先，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虽然王光祈在上世纪20年代已向国人介绍拜占庭音乐，但真正的研究只是在近十几年而已。至今国内没有拜占庭音乐研究专著问世，论文方面亦不容乐观。与西方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数不胜数的研究成果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翻译居多，原创性少。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国内的拜占庭音乐研究多半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及翻译，真正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多见。而这也影响到了国内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对此，赵仲明评价：“对于这段长达千年，同时作为西方音乐史编纂又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在我国已出版的西方音乐史著作中一直是个语焉不详，甚至是不被重视的环节。相当一部分学者每当涉及于此时（特别是通史），或称‘资料缺乏而草草代过，或人云亦云、不着边际。而真正有研究心得者，屈指可数。”1所谓“长达千年”的阶段在文中指中世纪，但从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把拜占庭帝国阶段纳入其中的。
究其原因，首先确实是因为资料缺乏。拜占庭帝国遗留的音乐文献大多数是记载乐谱的手稿，而这些手稿及抄本几乎全部保存在欧洲各图书馆、修道院、博物馆中。除了西方学者复制发行或在作品中引用的那部分外，在国内很难见到。尽管现在互联网高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终究难窥全貌。其次则为语言障碍。上述记载乐谱的手稿，均为古希腊语写成，这便限制了研究者对一手资料的充分使用。而能使用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多半又非英语作品。若无法充分利用德、法等国学者的研究，国内学者很难深入理解拜占庭音乐的各个方面。最后，拜占庭音乐研究本身较为特殊。其不仅需要研究者有较高的音乐素养，还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历史学与宗教学知识。这使得国内某些学者研究时不免顾此失彼，无法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
[作者高志民（1962年—），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3年8月25日]
（责任编辑：徐家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