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经年累月的尘埃：埃里克·拉森的《光辉与卑劣》与非虚构小说
摘 要：埃里克·拉森的《光辉与卑劣》自2020年初出版以来，连续数周占据畅销书榜首。此书除了恰好迎合当下美国人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袭击时对能够带领人民走出恐慌的“合格领袖”的渴望之情之外，亦是继《死亡航迹》《野兽花园》之后，拉森写就的第三部战争反思系列小说。与前两部作品相同，《光辉与卑劣》的写作焦点也是被多数人忽视的边缘地带——“无辜的”客轮、外交官的汽车，或首相的浴缸。“非虚构小说”这种特别的写作类别，为拉森提供了融合“真实”与“虚构”的舞台，但拉森作品的灵魂仍然是“虚构”，反映古典文学的悲剧传统。《光輝与卑劣》中塑造的丘吉尔形象是“古典英雄”的延续：他内受家庭问题困扰，外担纳粹突袭压力，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带领英国人共度时艰。
关键词：非虚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丘吉尔；古典英雄
埃里克·拉森（Erik Larson）于2020年出版的新作《光辉与卑劣》（The Splendid and the Vile）（以下简称《光》）已数周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华盛顿时报》书评亦将此书称为“应时之作”（Copper，2020）。在2020这个特别的年份出版这部书确有其非凡意义，特别是当前，美国全国上下都在渴望一个真正“合格的”领袖，带领人们走出困局。
拉森称，写作《光》源自“9·11”事件。该事件发生在一片“祥和”之中（或之下）。在许多美国人心里，灾难可能会忽然降临几乎成了一种新的人生常态。拉森在《光》的前言里写道，“（纽约）是他们的家，遭到袭击。几乎同时，我想到伦敦以及1940到1941年间的德军空袭，想到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连续57个夜晚的轰炸，随后又是持续六个月变本加厉的夜袭。”于是，拉森想到了温斯顿·丘吉尔：“他会如何应对？他的朋友和家人呢？”（Larson，2020）在当下新冠病毒肆虐之际，拿起这本书的读者很难不去设想：如果面临病毒的突然袭击，丘吉尔这样的领袖将会如何应对。
伦敦空袭在西方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纪实到虚构，从奇幻史诗《纳尼亚传奇》到英国小学教材《牛津阅读树》，一代代人通过文字一遍遍重返那段时间。1940年5月，所有伦敦人都知道了圆月不仅能点亮夜晚，也为德国轰炸机提供了最好的夜间光源；圆月之夜，一定会有大轰炸。所以，圆月被伦敦人称作“轰炸机之月”（bombers moon）。丘吉尔的贴身秘书约翰·科尔维尔（John Colville）在日记中写道：“那夜，无云，满天星斗，月亮高悬在威斯敏斯特头顶。世上没有比这更美的了。天际，探照灯光交织在一起；空中如星光一般的，是炮弹炸裂的闪光和远处的火光。美妙又恐怖：敌机不时在头顶嗡嗡飞过，炮火像雷声一般，有时近，有时远。枪炮的火光，仿佛和平年代的电车灯光一样。天空中无数星光，有真的，也有人为的。世上从未有过自然光辉与人性卑劣的如此对照……”（Larson，2020）——本书题目即源于此。这样的夜晚，当平民们都躲在自家屋里瑟瑟发抖的时候，丘吉尔却不顾身边人劝阻，只身溜到屋顶，在最近距离与德国轰炸机接触……
提到拉森，国内读者最熟悉的当是《白城恶魔》（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以下简称《城》），一部关于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以及所谓“美国第一个连环杀手”的非虚构作品。不过，书中真正让人惊心动魄的并非血腥罪案，而是个人梦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撞。拉森的特别之处，在于能把非虚构的“真人实事”写成“虚构”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然，拉森并非“孤军作战”。近几十年来，一批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已经把“非虚构小说”锤炼成一个相当有分量的文学门类。据说，“非虚构小说”的开创作品之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时，曾令《纽约时报》编辑颇为犯难，因为这种“新类型”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仿佛“自相矛盾”（董鼎山，1980）。不过，今日之编辑当无此困惑——拉森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书末长达数十页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以证明此书“无一字无出处”。严谨的考据足可以让拉森的书被看作“非虚构”作品。
在“假新闻”成为一顶可以随意扣的帽子的时代，“非虚构”的确显得更加受人青睐。有论者称，虚构写作“来源于编故事的冲动：创造一个情景，看它如何展开；创造一群角色，看他们如何做事。自打17世纪，便有了‘虚构（fiction）一词，这个说法源自拉丁词根，义为‘假装‘伪造。创作虚构，作者可自由随想象而行；只要这份伪造之物从开头到结尾都能吸引读者注意力。”与之相反，“非作者编造、忠实于真实”的写作，则为“非虚构”（Sanders，2007）。显然，后者就没有“吸引”读者的要求了。当然，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亦多有交叉，而非全然对立；将作家和新闻记者两个身份联合起来，正是“非虚构小说”作者的共性。
不过，拉森称自己的作品是“叙事性非虚构”（narrative nonfiction），这个说法更避免了“小说”（novel）一词的“虚构”内涵。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对他来说是重中之重，一位“叙事性非虚构”作家“必须掌握材料真正丰富的文献库。这样你才能拥有可以运用虚构的技法去支配的材料，而又不用去编造任何内容”（Wright，2016）。换言之，在拉森的创作中，除了材料的真实性之外，其他与“虚构”文学无异。
在《新闻与虚构的不宣之战》（The Undeclared War Between Journalism and Fiction）中，道格·安德伍德（Doug Underwood）指出，在新闻业发展史上，更多时候，记者是讲故事的高手，而不是干巴巴的“客观信息”的搬运者。后者看似“中立”的“报道”模式，主要是在19世纪报纸出版工业化，以及电报、电信等行业大行其道之后，才逐渐“常态化”的。安德伍德引用诺曼·梅勒的话说：“说到‘精确性，我站在‘虚构一边。我认为‘虚构文学比‘新闻报道更能让我们接近真相，这当然不是说，写到真人真事的时候，可以编造事实。我会像记者那样尽力去获取可靠的事实”（Underwood，2013）。换言之，“非虚构小说”作者认为，最终还是“虚构”（在这里等同于“文学”）比“报道”更能接近“真实”（或“真相”）。安德伍德在另一本著作《新闻与小说：真相与虚构》 （Journalism and the Novel： Truth and Fiction）中，更是研究了自古以来记者转成“虚构小说”作者的案例，甚至“小说”这种门类的先驱笛福本尊就曾是记者，而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当年更是打着“非虚构”的旗号出版的。
今天，这场“不宣之战”已经扩大到历史领域——用文学方式来讲述的历史，越来越“侵占”史学家的领地。新闻记者的敏锐和锲而不舍使他们在钩沉历史方面并不输于历史学者。当然，细究之下，原本的史官便与新闻记者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而今日之新闻，也势必变成明日之历史。近年来，拉森的作品即多为此类“钩沉历史”之作。有论者称，拉森的天才在于，能够“基于某一时间点上庞大的、千丝万缕的材料，将它们交织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叙事，一个比任何历史教科书都更精确的真实画面”（Wright，2016）。当然，不可否認，与真正“历史科班出身”的学者相比，拉森“学术”味道不够；自然，“学术”亦并非拉森所追求。
拉森喜欢描写个人如何对抗世界，在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铸就“可能”，这也体现在他的成名作《城》中。《城》其实并不是一本有关连环杀手的小说，而是有关一座“城”和一个人的悲剧，题目的关键是“白城”——设计师克服重重困难、阻力，建造梦幻的白城；博览会之后，白城被遗弃，最后焚为灰烬。与此相比，“恶魔”则不过是某种暗流罢了。
在《小说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ovel）中，伊恩·瓦特（Ian Watt）说道：“小说的根本原则，是个人体验的真相——个人体验总是独特的，总是新颖的”（Watt，2001）。如果说，历史研究的真相更像探寻某种社会运行“规律”或“本质”，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则小说所关注的总是个人，即在历史中往往看不清模样的个人。学者们似乎总要在“人”之外剖析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不管那力量是来自自然、政治、社会，或其他什么深奥的地方。因此，一般说来，学者们不会相信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更长或更短一点，西方文明史将会完全改写。与之相反，在小说家眼里，人才是永远的主角——小说家叙述的总是人的悲喜剧，人之外的一切，都不过是“背景”罢了。拉森称，写作中最为重要的是故事和个人构成的所谓“中心叙事弧 ”（central narrative arc）：“你需要找到帮助你推动故事的东西。需要场景。不能只是收集事实，必须找出那些场景，将他们从历史记录中挑出来”（Wright，2016）。小说家总是关注在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如何行事，这种关注使小说成为小说而非历史。
《死亡航迹：卢西塔尼亚号的最后一次跨洋航行》（Dead Wake： The Last Crossing of the Lusitania）（以下简称《航》）、《野兽花园》（In the Garden of Beasts）（以下简称《兽》）和新作《光》，可以被看作拉森的“战争与人”三部曲。《航》虽是夹在其他两本书中间出版，却在历史时间线上最早，在结构上也与另两部颇为不同。《航》描述的不仅是一艘大船——一战时英国“海上实力的象征”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更是许多人，包括击沉这艘大船的潜艇中的德国官兵的悲剧命运。“航迹在水面上停留，仿佛一条苍白的伤疤。船只或是鱼雷在水面上留下的，这种逐渐消退的干扰痕迹，海事术语称其为‘死亡航迹”（Larson，2015）。在国际局势极端紧张的1915年，这艘既满载乘客，又传言装载了来自“中立的”美国、供英军作战之用的弹药的大船成为德军攻击的目标几乎是必然。在大船起航前，从各大报纸到军事情报都已明确指出，此船很可能会成为德国鱼雷袭击的目标；但是，所有警告都被当作玩笑。在船上，面对手持纸笔的记者，船长和几乎所有乘客对“鱼雷会袭击客轮”一事都嗤之以鼻。这个“情节”，显然会令人想到所谓的“卡桑德拉综合征”（Cassandra Syndrome），即面对未来灾难的多方警报，大多数人可能会置若罔闻。
也许历史的“大趋势”是必然，但历史的细节却充满偶然，而这些“偶然”的细节正是拉森文字的灵魂所在。这所有的“偶然”在《航》中尤为明显，也使得这个故事具有了十足的“宿命”味道。哈代曾写过一首纪念泰坦尼克之沉没的诗，名曰《双子的相遇》（“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ain”）—— 在泰坦尼克被建造之时，冰山也同时在形成，二者仿佛双生子，命中注定必会相遇。发射那枚鱼雷的德军潜艇与卢西塔尼亚号的相遇，同样也是万种巧合编织到一起的一出“必然的偶遇”——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为坏运气；唯一的“好运”，是那天的好天气，给了几百人生还的可能。
在《航》中，有一章名曰“美丽”，描写了大船被鱼雷击中的一幕。拉森引用一位幸存者的日记说，“（相撞的那一刻）海水是美丽的绿色。马达喷出的气体给鱼雷包裹上一层银色的磷光。那真是美丽的画面啊”（Larson， 2015）。这“美丽”的碰撞，不得不令人想到叶芝在《复活节，1916》结尾的诗句：“可怕的美丽降生了”。这“可怕的美丽”又恰与世人的冷漠形成反差：将近1200人的丧生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亲人之外多少人挂怀的事；不久，人们就各自去为自己的事情忙碌了，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他终于赢得心爱女人的芳心，并在年末第二次做了新郎。
《城》中，梦幻“白城”的总设计师是伯纳姆（Daniel Hudson Burnham）；而《航》中也有一位总设计师，它的名字叫“命运”，与它相比，人们——无论政府要员还是无名小卒——都显得过于渺小、脆弱。“命运”挥舞着它强大的武器——“偶然”，让整艘潜艇上的德国官兵以最凄惨的方式死去，让绝无可能击中大船的鱼雷摧毁大船，让某些人错过，又让另一些人搭上了这艘“死亡之船”……
相比之下，《兽》和《光》中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在一个几乎倾斜的世界上，人终要尽力去保持平衡，甚至扭转倾斜。悲惨的卢西塔尼亚号上仿佛缺席的“船长”，在这两部作品中生动地显现出来。《兽》与《光》结合紧密，不仅在于两部书所描写的历史前后衔接——前者讲述希特勒上台，后者则聚焦德国对英国发动的“闪电战”——更在于两部书结构上的相似。《兽》中，美国教授威廉·多德（William Dodd）临时受命，和家人离开位于芝加哥的舒适小窝，同他家的老汽车一起被紧急运到希特勒刚刚掌权的德国腹地柏林，在那里他们将度过四年半的时光。不过，拉森只选取了“那第一年”：“那第一年形成了某种序言，那出战争与杀戮的史诗大戏的所有主题，都在此埋下了伏笔”（Larson，2011）。
拉森故事中的主人公常是些被抛到原本并不属于他们的世界的怪人。比如，《兽》中驻德大使多德教授，原本厌倦了大学里的繁重教学和行政任务，希望能够在政府里谋一份“闲差”，以便可以完成他有关美国“老南方”的大作，却糊里糊涂地被卷入一场完全超越了他这样一个学者所能驾驭的难局。而且，他的家人也被深深牵扯其中。他虽然和这个国家、这份工作格格不入，但还是坚持着一个学者、一个美国老绅士的良心，每天奔走于各种官员、首脑、普通民众之间。当然，无论多德如何努力，他并没能阻止甚至延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对欧洲诸国的进攻。
拉森写作《光》时选取的时间背景也是第一年， 即被丘吉尔称作“至暗时刻”的1940年5月到1941年5月。这一年丘吉尔刚刚上任，他在几乎没有希望的困境中，勇敢面对困难，逐渐扭转局面，使所有的不可能走向可能。说来有些讽刺，有些“反高潮”：英国的困局真正得到缓解并非依靠丘吉尔的“神力”，而是要到1941年6月德国“改换目标”，转而进攻苏联。拉森的书结束于1941年的5月，即解围的前夕，此时，“闪电战”正如火如荼，丘吉尔和伦敦仍然在“坚持”，如古希腊传说中斯巴达勇士坚守温泉关一般。
《光》中的丘吉尔不像是个“现代政治家”，而仿佛从莎士比亚戏剧或者希腊、罗马传说中跳出来的角色。可以说，在拉森笔下，丘吉尔是理想化了的“英国绅士”、“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与“古典英雄”的混合体。他可以很庄重，可以不修边幅，可以嬉笑怒骂；但他一定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看法超群，胆识过人；他更要有担当，在危急关头能值得人们信赖。作为领袖，他要承担足够的道德压力。比如，在“盟友”法国即将全线败退之际，丘吉尔要求法方放弃或者毁掉军舰，以防军舰落入德国之手。遭到法方拒绝之后，他果断下令对法舰开火，造成人员伤亡也在所不惜。他要面对一次次失败，甚至要背上“招来德国空袭”的骂名。他还要面对妻子、女儿，还有“不争气”的儿子和即将临盆的儿媳。他担下了所有这一切。他穿着红睡衣，叼着雪茄在“卧室/办公室”走来走去，脱口而出可能只有他才能说出的如同诗篇一样的演说词。他也不失孩子气，比如，一向讨厌别人吹口哨的他，在路上遇到个吹着口哨送报纸的小孩儿。他大声训斥小孩儿 “别吹了”。小孩儿才不怕他，“为啥？”“因为我不爱听，那声音太讨厌”，丘吉尔说。小孩儿说，“那你捂上耳朵不就得了”。说着，吹着口哨悠闲地走了。丘吉尔愣了一下，面有怒容，转而就大笑起来，对身边的朋友小声重复孩子的话，“那你捂上耳朵不就得了”（Larson，2020）。
当然，有关英雄的书中，少不得“英雄惜英雄”的戏码。在丘吉尔带领英国人对抗纳粹侵袭之际，一贯保持“中立”（或者也可理解成“狡猾”）的美国，在丘吉尔的一再恳求之下，终于派出特派员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此人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曾在罗斯福新政推行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霍普金斯来到英国后，丘吉尔带病接待他，带他参观英国各地，了解英国的防守情况。在接见不同的人时，丘吉尔都会亲切地叫着“哈利，哈利”，把总喜欢“不显山露水”的霍普金斯介绍给人们，称他是“美国总统的特派代表”。终于，在格拉斯哥的一个小型晚宴上，矜持的霍普金斯开口了。他对丘吉尔说：“我猜您一定想知道我回去会对罗斯福总统怎么讲吧。”面对丘吉尔和一众英国人满怀期盼的眼神，霍普金斯朗诵了《圣经·路得记》中的著名片段：“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然后，又加上一句，“直到最后”。整个屋子一下子变得温暖了，丘吉尔哭了（Larson，2020）。
专注纳粹德国历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认为，当下的历史学家在尽力“弱化而不是夸大个人在复杂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普通德国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的行为和态度，才是引起我研究兴趣的东西，而不是希特勒和他的党羽”（Kershaw，2001）。但拉森的作品中却充满了那些不能左右“历史进程”的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角色。例如，拉森在《兽》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几乎改变欧洲历史”的事件：有位德国朋友认为希特勒可能爱上多德教授的女儿玛莎，而爱情则可能改变希特勒，甚至改变欧洲的命运。事实上，玛莎也真的与希特勒相识了，她感觉希特勒“谦虚、中产阶级、有点无聊和害羞，不过有一种奇怪的温柔和吸引人的无助感。很难相信这个人会是欧洲最有权力的人之一”（Larson，2011）。玛莎这个美丽多情的女子，无法把一群身负各种政治、社会符号的男人看作是“男人”。自然，這段“感情”没能进一步发展。
“最冲击我的是（大空袭）那巨大数量的尘埃，那被炸弹激起的经年累月的尘埃”，一位空袭亲历者在日记中写道（Larson，2020）。在《光》中，拉森的一大突破要算是在“英雄”（“美人”）的故事之外融入“大众”，也就是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与今日你我一样手足无措的普通人。当然，这想必还要归功于当时的所谓“大众观察”（Mass-Observation）运动——一场由名为“大众观察”的社会研究组织发起，持续数十年、数百人参与的记录日常英国生活的运动。“大众观察者们”的记录，让今天的读者看到“他们”与“我们”是何等相似。他们也会“信谣、传谣”——“公共掩体中，大批死尸无人认领，掩体被砖石垒死，形成大坟冢”，便是广泛流传的一条；他们甚至学会了乐天知命：夜晚空袭留下一堆堆尸首，但是到了白天，人们还是要逛商店，要晒太阳，甚至冒着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晚上去听音乐会的也大有人在……（Larson，2020）
近年来，“非虚构小说”这种文学创作模式在我国也逐渐受到重视，比如阿来的《瞻对—— 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就是一部与拉森的著作颇为相似的作品。阿来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人们研究历史，其实是希望通过历史来关照我们当下社会的现状……无论是过去了一百年还是两百年，问题发生背后的那个原因或者动机居然是那么惊人的一致，甚至今天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中间的种种曲折，也都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阿来，2015）。 写历史者如此，读历史者又何尝不是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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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滨，河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文学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