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作用体现及发展要求
陈宇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实际问题并将其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前提是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给予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判断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发展阶段以正确指导，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道路选择以正确指导，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确立以正确指导，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以正确指导。要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关键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历史发展主体的价值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01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其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从而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拟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上，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体现和发展要求，以期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能有所助益。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要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既要理解其科学性、也要承认其相对性，既要了解其内容、更要掌握其思想方法。如果不能从整体上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那么也就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无法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创造、方法论、根本特征三方面来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创造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和理论体系，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和理论体系，还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创新的学说和理论。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前者。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来说，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它主要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对自己的理论贡献做了明确的说明：“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P547）这几点正是由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导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结论。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其主要理论内容可作如下概括：它通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在这两对矛盾中，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由一种社会形态发展到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必将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它是一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理想社会作出科学预测的社会科学。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到底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上都体现和运用着这样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在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中，所应该坚持的原则是：物质决定意识，主观要与客观相符合。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是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辩证唯物主义虽然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但并不是单纯强调物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而是认为二者的关系是相互的，即意识对于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反作用。这里所说的“决定作用”，只是一种根本性的最终的决定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中，忽视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也不是像照镜子一样地机械符合，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后的能动符合。这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各种唯心主义及机械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它是处理人与客观世界之关系的正确观点和态度，是在人类思想史上通过无数思想家的努力和斗争，最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并概括出来的最具真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实践性。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贯通二者之间关系的是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和根本途径，无论是由主观与客观符合所获得的各种知识，还是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任何改造，其方法和途径都是实践。人类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类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它构成了人类一切本质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使得人获得了得以延续的基础；人类也是在实践中创造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使得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2]人类也在实践中推进了认识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离开了实践，人类的一切认识和社会活动都会陷入空想、失去前进的方向。坚持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的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
以上是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是要解决在资本主义之后的未来社会发展方向问题，这一理论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新中国是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所以从一开始就面对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所吸取的营养主要也是这三个方面，它们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是李大钊，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体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给予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正确的指导。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实际问题并将其上升为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给予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她给予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首先，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中，首先应该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是不以精神世界的存在为前提的，而精神世界的存在则要以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为前提；物质世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人的精神世界要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断反映物质世界的变化。其次，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能动地认识这个世界，有效地改造这个世界。当然，这里的“认识世界”只能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而不是主观认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也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去任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无论是客观规律的发现，还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都必须以实践作为基础。这就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即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承认和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才能真正运用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予以中国化的改造，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语言来诠释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所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和任务不同，而他们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
2.给予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判断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发展阶段以正确指导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变化发展的，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生产力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才促使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使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并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首先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换句话说，认清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这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和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首要条件。
众所周知，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剥削，虽然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基础比较薄弱。早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在论述俄国革命的时候，恩格斯曾于1885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1]（P670）而中国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资本主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尚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才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我国的发展阶段，就应该知道，我国现在还处于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建成的条件还未充分具备的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不相适应和协调。这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现很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得出了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强调我们的一切政策和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前提和条件来制定、来开展。正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着力变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因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运用。
3.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道路选择以正确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作用是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的指导。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有很多，但其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一定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中国当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又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无力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所找到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之所以从远古走到今天，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中国尤其要重视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进步才有最终动力，进而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其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核心表述。这些思想认识和理论成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绝不是照抄照搬。因而，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飞跃。
4.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确立以正确指导
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指明了在资本主义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而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会爆发经济危机，就是因为资本家对劳动者进行剥夺，最终导致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而其根本原因还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优越性，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彻底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未来社会必然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公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人类社会向着公平、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这一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当代中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借鉴资本主义积累的文明成果，但是不能完全照搬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应该将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结合起来。我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其核心内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特色”，因此，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我们未来事业进一步成功的必然要求。
5.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以正确指导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目前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主要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所导致的，而其根本原因还是生产力落后。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应重视人民群众，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原因。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未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继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20世纪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正是运用了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历程，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总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里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经验主义，坚持了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其次，要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已经变化了的形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创立已有一百多年了，人类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国际环境在发展变化，我国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3]显然，使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断与时俱进，更加完善、充实和具体，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时代的使命。
再次，要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历史发展主体的价值标准。也就是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而始终坚持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人和主体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原因之所在。只有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发展方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够不断前进。
最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基本立场、基本观点的同时，要不断用人类的发展实践和理论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其在发展中也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取得的共同成果，我们应认真汲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从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3] 列宁.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