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国语”名称对比

    内容摘要：本文简要梳理了“国语”这一名称在中国和日本的形成背景、推广过程及后期发展，并尝试结合Cooper的语言规划行为分析模式，对比分析中日采用、废除“国语”名称的异同，窥探影响一个国家语言名称命名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国语” 国语政策 语言命名

    1.引言

    每个国家都会设置专门的名字来指称该国使用的语言，例如我们比较熟知的“日语”、“法语”等等。其实一个国家的语言可能不只由一个符号指称，中国在历史上用“官话、国语、标准语、普通话”等等各种不同名称作为国家语言名称，而日语（日本语）也不是从来都被称为“日语”，实际上也曾被称作“国语”。本文谈到的国家语言名称指的是从国家层面来看，在该国通行或被官方认可的代表国家的语言名称。中、日都曾在特定时期以“国语”来命名自己国家的语言，从字面意思上看，“国语”可以指“通行于某国的语言”，“某国特有的语言”，“某国的标准语”，“某国语言的统称”等等。对外，“国语”并不像“中国话、日语、法语”等名称辨识度高，更加倾向于某个国家对内定义自己国家的语言;此外，“国语”中含有“国”字，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国语”这一名称的产生和确立必然与国家的建构和发展密切相关，且具有普遍性，即每个国家都可以称自己国家的语言为“国语”。但是每个国家采用该名称的动机不同，因此，本文试图对比中、日“国语”这一名称产生背景、实际内涵和发展历程等方面的异同情况，探究一个国家语言的命名与该国政治思想的关联。

    2.中日对比

    2.1日本“国语”一称的发展历程

    近代以前，日本使用“国语”一词，与“汉语”相对应。日本现代意义上的“国语”则来源于对英语“national language”一词的翻译。最早使用该名称是南部义筹，1870年提出“修国语论”：“方今为学者，或汉或洋，舍其本，而唯末之务，是以解国语、通于国典者甚鲜矣”。后上田万年进一步发展“国语”的概念，引入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理论观念，他认为国语是“帝室之藩屏，国民之慈母”、“精神血液”。“国语”的概念首次与国体、国家安全和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而上田万年提出的“国语”指全国范围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唯一语言。保科孝一将国语看作团结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国语”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日本政府国语政策的推行则主要依托于此二人提出的理论基础。

    但事实上，“国语”概念在明治初期没有受到很多重视，官方并没有明确提出“国语”一词的政策文件，而民众对该词也不甚了解。这主要源于明治维新前德川家族实行幕府统治，每个武士都只效忠于自己的藩主，不同藩地之间联系并不密切，日本境内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概念和民族语言意识。直到明治后期，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日本民族主义高涨，日本国内开始兴起建立统一国家的观念，而语言作为实现国家政治思想的重要手段之一，推行统一国语的呼声也逐渐高涨，“国语”的概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官方文件中最早出现“国语”一词的是明治三十三（1900）年的小学校令，法令中规定将传统的语文课程统称为‘国语课。之后，在“国语”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标准语”，可以说当时的“国语”即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标准语。

    之后，日本成立了专门的国语调查委员会，调查各地方言，并最终将“东京山手地区中流家庭使用的语言”作为标准语推行。而“东京山手地区”属于明治以后政府幕僚和知识分子等政治地位较高的人群的聚集区，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权利优势在确定标准语中处于决定性位置。

    日本国语的推行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对内标准化;二是对外同化。为了推广和普及国语，日本国内掀起了扑灭方言的运动，以强制性手段指导学生学习标准语。同时，日本也在其海外殖民地区（台湾地区、朝鲜、中国大陆和南洋群岛等）推行国语教育，企图以日语代替殖民地地区原有的语言，而此时在海外殖民地推行的日语同样被称为“国语”：日本1898年8月在台湾地区颁布的公学校令的第一条规定“公学校目的在于向本岛人子弟实施德育教授实学，以此培养具有国民特征的性格，同时使之精通国语。”可见日本此时推行的海外语言政策的直接目的是将日本的语言作为殖民地的国家语言，试图从语言入手，实现殖民地人民皇民化，消除其本身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李守2008）。

    20世纪三十年代，“日语”的概念出现，开始作为日本对外推广的主要用语。到20世纪下半叶，“国语”使用率逐渐降低，“日语（日本语）”一称更为普遍。采用“日语”一词，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向外推广日语，尤其是二战前以文化手段向殖民地和占领区进行同化;另一方面，迫于国际及国内民族平等思潮的压力，尤其是日本战后国内各民族开始争取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带有强制性、压迫性的“国语”一词热度逐渐消减。但是在涉及日本传统语言文化方面时，“国语”一词仍会被采用，主要是为了凸显日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民众的认同感。

    2.2中国“国语”一称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左右，现代意义上的“国语”概念，同“国家”、“国民”、“主权”等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政治术语开始由日本传入中国。这些术语中“国”指向由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构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王东杰2014）。国内开始寻求一种统一的语言——“国语”，这同样与甲午战后我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有识之士纷纷寻求救亡图存路徑等息息相关。清政府迫于国内压力，逐渐开始重视现代意义的“国语”概念，1904年颁布了一系列学堂章程，明确提出推行统一语言的政策，但都以“官话”为称;1909年，学部尚书荣庆提议，学堂“添设国语一科”，之后“官话”与“国语”并行。但从民间角度看，“官”与“民”对立，用“官话”指称统一语言并不为民众接受，故之后的官方文件中，清政府一律采用“国语”一称。

    对清政府来说，“国语”当为满语，显然这种看法不为大众所接受。是时，国内对“国语”的标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南北差异较大（北方以北京话为主;南方倡导会通话），最终形成共识——以“多数人”的语言为标准。实际上对到底哪种语言可以代表全国，大家各执己见，但都认为采取某个地方的方言，并不能代表全国，相对其他地区有失公平。而“多数”不完全指人数的多少，更重要的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势力的对比。清政府主要倾向会通话，强调标准语的“雅”，实际上也是强调“俗从雅”，民间用语向上层阶级语言靠拢，树立清廷的权威。中华民国时期，民国政府继续推行国语统一运动，设立专门的筹备机构，先确定“国音”再定“国语”，以法定形式确立。“国语”仍是当时官方采纳的主要名称，关于国语标准的确立，筹备会内部也存在分歧，最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拟定了国音方案。1921年6月，《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出版，国音标准开始正式在全国通行。其中，由于支持京音的一派极力推动，官方又对“国音”进行了修订，采取了一些北平音系。虽然政府一直试图消除该方案的地域色彩，体现其公平性。但从民众角度来说，多数人以为京音就是标准音。国内对官方国语标准意见不一也为后来“国语”一词受到反对而埋下伏笔。

    20世纪30年代国内政治思潮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政治观念深入中国，一些左翼文化人开始反对“国语”一称，认为“国语”一词带有明显的强制压迫意味，以一个地方的方言代替全国语言，剥夺了其它民族和地区的平等和语言权利。他们开始倡导“普通话”，即民众在交流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共通语。此时，“共通”相对“标准”明显占据上风，民众的地位上升，官方主导逐渐受到反对。另外，此次关于更名的讨论实际上也是阶级对立的成果，左翼文化领导人瞿秋白曾提到：“无产阶级不比一般‘乡下人的农民。‘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明显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官僚阶级进行了区分。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一直使用“普通话”一称，一方面强调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对新政权的认同，与旧政权形成对立。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者又对“国语”和“普通话”展开了讨论。支持“国语”的一方认为“普通话”一词定义不严谨，“国语”一称有利于两岸的友好团结（张拱贵、王维周1986），突出了统一国家的概念;支持“普通话”的一方则从民族平等团结的角度来看，认为语言的命名关乎该国的“教育资源分配”和“民族语使用权和发展权”（曹德和2011），“普通话”符合我国多民族团结的内在需求。目前我国仍沿用“普通话”一称。

    台湾地区自光复运动后就一直沿袭“国语”一称，政府一直注重标准语的推行，推进台湾地区“去日本化”。但到21世纪左右，部分台独势力兴起，试图更换“国语”一称，以达到“去中国化”、割断其与大陆的联系的目的。

    2.3对比中日“国语”一称的异同

    “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蔡维良2002）而语言政策的制定一般都是国家和政府，从国家、政府的角度来看，语言规划活动实际上是通过相关政策制定影响言语行为主体（一般是民众）的行为。Cooper（1989）提出了语言规划活动的八个要素：规划制定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对象;要达到的目的;基于什么条件;采用的方式;何种决策手段;最终达到的效果如何。（刘海涛2007）接下来本文将从这八个方面对比中日“国语”一称发展的异同。

    两国规划的制定者都是当权的统治阶级，日本是明治维新后逐渐掌握政权的军国主义政府;而中国官方采纳“国语”一称的政府包括清朝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政府。

    日本实行“国语”推广运动，除了针对本国民众（尤其是方言地区），还包括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和占领区。对内，遵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原则，建立一个“国族”和一种“国语”，扑灭地方方言，除了实现国民教化外，更主要的是实现“国民国家语言统治”，建设统一国家，这正迎合了甲午战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本军国主义构建中央集权的构想;对外，仍推行“国语”教育，消灭当地的语言，主要目的是使殖民地区人民皇民化，实现“帝国性语言统制”。不论是对内或对外，日本都采取强制性措施推行“国语”，而在殖民地区以“国语”称日语，更是一种精神侵略的方式。虽然采取的方式带有强制性，但也有一定的收获，日本国内基本实现了语言的标准化，而“国语”一称也一直沿用;而日本海外殖民地也颇受日语影响，导致各地自独立后都需要采取大量措施“去日本化”。但“国语”一词后期在日本也存在被更名的危险：日本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以“日语”对外称呼自己国家的语言，一方面使迫于平等主义思潮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试图以文化传播的方式，逐步完成构建“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到了二战后，日本国内“日语”一称使用频率上升，政府开始注意到方言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权利的问题，但仍然沿袭“一个语言”的思想。“国语”和“日语”处于并行的状态，其中，使用“国语”一称主要用来强调日本的传统文化及独特性。

    中国“国语”一称的产生主要受国内“民族”、“民权”思潮的影响，清朝末期，尤其是甲午战败后，我国沦为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吞的地方，国民民族意识觉醒，建设统一的近代化国家成为现实需求。受日本影响，“国语”一词开始在国内兴起，清朝政府为保证自己的权威、安抚民众情绪，承认“国语”一词，并采取一定措施推行标准语。民国时期“国语”成为官方语言，政府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国语标准，并极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标准语，一方面为了促进国民教化，另一方面也着重凸显政府“民权”、平等的观念。我国国语运动推行时间不长，且时有中断，虽然有一定成果，如注音符號的使用等等，但整体来看，“国语”的普及率不高，“国语”的定义也受到部分左翼文化人士的反对。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国语”一称也逐渐被“普通话”取代，这与后期国内思潮的变化、政权的更迭密切相关，后期国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受苏联观念影响，强调各民族语言的平等性。台湾地区采用“国语”一词，最初是为了去“日本化”，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而之后也一直沿用。至于后期台独分子提倡更名，也主要出于其“去中国化”的政治意图，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国语”一词接受度更高。

    可以看出两个国家采用“国语”一词都存在同一个目的，即将其作为统一国家的重要手段（日本的海外国语推行政策除外），但是这个词似乎又带着“官方强制”的意味，因而在后来追求国内民族、地区平等时，该词的主体地位又受到一定的挑战。对比中日，“国语”一词在中国历经了两个不同时期，得到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府承认，在统一国内民众一致对外、与侵华势力抗争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中国的国内情况较为复杂，国语一词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多民族的情况，不能完全影响针对对象的言语行为和心理认同，因此该名称在中国实行过程较为波折，并最终被取代;而“国语”在日本国内的发展相对比较平稳，因为日本相比当时的中国更早的实现民族意识的觉醒，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地完成了从被侵略国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国内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相比当时中国政权动荡的情况更为集中。

    3.思考

    “国语”一词与其他称名从字面意思上看似乎没有太多区别，但是从语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这明显体现了当权者的政治思想：采用“国语”一词，主要针对国内民众，试图增加其对统一国家的认同，实行过程通常具有强制性;另一方面，它也体现出对国内其他方言和民族的态度。

    具体称谓的确立，包括该称谓的含义，明显与该国的政治思想相关，虽然政府是官方机构，但名称的确立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一方的政治思想，它必然会受到国内主体思潮和占政治社会条件占优势的群体意识的影响，受时代背景的限制。确定什么样的称谓，也是决策者试图通过语言手段对针对人群产生影响，完成某种语言行为，实现某种心理预期，达到最终的政治、社会目的。

    参考文献

    [1]蔡永良.论美国的语言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2（5）：第194-202页.

    [2]曹德和.恢复“国语名”称的建议为何不被接受？社会科学论坛，2011.

    [3]陈建樾.统一国语与建构国族：台湾光复初期山地国语运动的思考脉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第22-31页.

    [4]陈林俊.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研究——以保科孝一为例.日本问题研究，2017.

    [5]陈月娥.何谓“语言的近代性”评述日本语言政策与语言思想之相关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7.

    [6]韩涛.日本的语言政策演变路径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16（02）：第73-80页.

    [7]刘海涛.语言规划的动机分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第63-68页.

    [8]潘钧.释“国语学”与“日语学”.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

    [9]王东杰.“代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近代史研究，2014（06）：第77-100+161页.

    [10]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学术月刊》，2014.

    [11]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语文建设，1999（06）：第22-25页.

    [12]袁红涛.“白话”与“国语”：从国语运动认识文学革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第67-71页.

    [13]张向东.作为national language对译词的“国语”一词在近代中国是何时开始使用的？汉字文化，2008（06）：第74-76页.

    [14]张毅.“国家通用语言”应简称“国语”——與钮葆、曹德和二位先生商榷.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第20-25页.

    （作者介绍：杨菲菲，武汉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