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影响与互动

    黄蕙心 谢亚鹏

    

    在影视没有出现之前，图书一直担负着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和教育教化的重任;随着电影电视的出现，影视逐渐成为与图书并驾齐驱的文化载体。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各自的艺术表现形式，一起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传播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影视和图书的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深。其中，图书对影视的依赖更为深刻，一部影视剧的热播往往都会带动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图书的热销，成为影响读者阅读行为的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塑造着一个新的读者群现象——影视读者[1]。受众在观看影视之后，会主动购买图书阅读，同时因为受图书影响，也会积极去寻找由图书改编成的影视作品观看。从当前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受众观赏影视作品和图书的重要渠道之一，它们之间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相互依赖程度正不断加深。

    面对这一趋势，很有必要对影视语言和图书语言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以期让二者更好结合不同受众群体的观影或阅读习惯，不断对影视语言和图书语言进行丰富与完善、润色与修正，使之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良性互动，更加有效地达到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的目的。

    一、图书与影视是一种共生互动关系

    图书作为一种出版文化，是用文字或其他信息符号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图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不断发展着的知识传播工具，担负着传承文明、传播知识、培养人、教化人的功能和作用。影视是一种视觉及听觉艺术，利用胶卷、录像带或数位媒体将影像和声音捕捉，再加上后期的编辑工作而成，是一门可容纳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的现代综合艺术，具备有教育功能、认知功能和娱乐功能。

    首先，图书为影视提供着丰厚的资源支撑。图书作为一种传播载体早已存在，而影视不论是发展初期或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图书都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资源支撑。我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有很多影片包括电视诞生之后的电视剧等，其内容大多是根据文学作品的改编而成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前的《孤儿救祖记》《狂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新中国成立后的《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人到中年》《凤凰琴》等。特别是近些年来，图书为影视作品提供的内容更加丰富，很多畅销书特别是青春文学，不断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搬上银幕、走进荧屏。比如，《花季雨季》《会有天使替我爱你》《那小子真帅》《左耳》《何以笙箫默》《夏有乔木》《万物生长》《匆匆那年》《悲伤逆流成河》《八月未央》等等，都是由青春文学或网络青春文学改编而成。

    其次，图书与影视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从媒介角度来看，图书与影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犹如血肉不可分离，二者已经构建互相依存的关系，彼此互动。这种互动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把图书改编为剧本出版，或者翻拍为电影、电视剧;影视剧本经过改编以图书形式上市，二者之间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形成了影视书的现象，2000年的《哈里·波特》阅读热、2005年的《大长今》阅读热以及2006年随着百家讲坛节目的热播而引起的全国读者品三国、读论语现象。目前，随着新的影视剧的热播，新的影视书仍然层出不穷，随着影片《暮光之城》《十月围城》的上映，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图书也进入畅销书的行列，随着电视剧《故梦》的热播，其同期书也随之进入市场。此外，在儿童图书市场，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花园宝宝》的影视同期书也备受欢迎[2]。比如，北京白马时光传媒坚持做好“书影联动”发展模式，以图书发展影视，以影视促进图书，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哪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以及《匆匆那年》等都获得成功，由图书改编为电影作品，受众在观影后又去购买原著，带动图书的再次被阅读[3]。还有电影《无极》《被偷走的那五年》也是图书出版与影视作品互动的典型案例，在图书发行与影视热播上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第三，语言在图书与影视互动关系中处于首位。图书与影视都是在社会效应产生作用之后，实现和达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目的的。图书与影视的相互关系中，语言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图书用无声的语言，让受众在接受和认可中，实现图书的文化价值。影视从最初的无声到有声，通过画面和语言，让受众在观赏中实现影视作品的文化价值。从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到语言在这两种文化艺术形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离开了语言，图书便不再是图书，影视就又复归到其最原始状态，功能和作用便会大打折扣。图书语言主要以文字形式呈现，涉及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场景烘托等，影视语言主要以人物对话形式呈现，涉及人物表情、音乐美术、舞台画面等。好的图书语言对影视语言能够起到塑造人物形象、增强观感和传播效果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影视语言对提升图书受众购买率、阅读率，以及通俗易懂、易于传播上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由此可见，图书语言和影视语言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影视语言魅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把握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图书与影视虽然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其传播目的，但二者之间在语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就语言本身，图书语言大多语句雅正、结构严密，影视语言大多简短明快、通俗自然;就传播途径，图书语言的传播受限于受众的文化认知水平。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及受众喜好变化，在不同的题材间，二者之间的差异性通过独特的语言转换体系都在不断向对方靠近，相似性也日趋明显。

    （一）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差异性

    从构成元素上来看，图书语言具有标准、规范的特点，是经过责任编辑按照规范化的文字语言要求加工处理后形成的，以便于文化的认知与传播。虽然图书语言也通过相应的图片、图表等来体现，但与影视语言相比较，这些图片、图表更多的是起到美化图书和易于直观呈现文中相关数据的作用，当然童书和绘本是另一个层面的关系，这里暂不论述。而影视语言在构成元素上与图书语言相比，则要丰富得多，呈现手段也更多元。影视语言作为一种视觉与听觉层面的语言，主要包含言语、音乐、情境、剧本以及人物形象、任务表演等。从表达方式上看，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表达差异性更大，图书语言通过抽象的文字，让读者结合自己的感受去想象和揣摩，文化程度不同、经历不同、场景不同，所产生的阅读效果也不尽相同。影视语言则是直观的、具体的、形象的，受众通过影视语言就可以对影视所要表达的内容有个直观的把握，不必像图书语言那样，还要结合自己的所读所思所想和经历来想象。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差异性，决定了二者的传播效果的不同，对图书而言必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和目的。而影視则属于大众型传播载体，更能实现传播的效果和目的。比如，对于我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来说，数百年来都是在文化人（识字人）之间广为流传，民间则是通过说书人的语言传播才得以知晓图书内容。但影视介入之后，所产生的效果与过去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

    （二）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相似性

    图书语言与影视言语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相似之处则更多、更丰富。规范化了的图书语言为影视作品提供了丰富的便捷的语言资源，我们可以从众多的影视作品中深切感受到，大多数影视作品在改编图书作品时都是直接采用图书语言，不论是人物对话还是旁白，都与图书文本语言没有差别，即便是影视作品中的情景设置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等，也大多是以图书语言为基础，把图书文字的表述通过一定的场景、动作来形象的体现。这样处理，我们在观看影视作品时就会认同影视把图书改编得成功，忠于原著（图书），毫无违和感。

    （三）责任编辑要善于吸收影视语言的风格特点

    图书责任编辑在图书与影视的互动关系中担负着重要作用，是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也是一部作品由不成熟到成熟的桥梁，是图书产品生产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的责任编辑既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命运，也关系到一部作品的质量。因此说，图书责任编辑要把握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充分认识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影响，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素质，坚守编辑初心，践行工匠精神，提高和扩大知识面，善于吸收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特别是影视语言的风格和特点，让图书和影视比翼齐飞，更好实现良性互动。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关键点需要把握：

    一是要把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特点自觉地运用到与作者的交流之中，让作者把影视语言风格吸收到作品的创作中。从而让图书语言更能符合影视语言特点，更能通过影视作品进行广泛深入传播。诚然，图书作品语言与影视作品语言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图书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心理描写都可以用一整页或书页进行表达，而影视语言则是通过“说”这一形式来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心理活动。但图书作品在编辑时，对这些问题也是可以妥善处理的。比如，现在很多畅销书和青春文学图书，人物之间的对话，大多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答方式，就是适应影视语言的一种。在处理人物心理活动时，还有的图书作品责任编辑通过与作者之间的良好互动，让人物的心理描写语言化，这对影视作品语言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落地作用。

    二是作为图书的责任编辑，要善于且必须跟上时代潮流，尤其是在传播技术发达、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平台众多的今天，更应该随时关注当下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了解图书受众和影视受众的语言需要，不断丰富图书语言，推出更多更优秀的图书产品，为影视改编提供更丰富的图书选题内容。比如，2013年一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让全民都陷入了对青春岁月的追忆中，片中人物妙语连珠的对白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诠释了青春最刻骨的成长[4]。这部电影深受观众喜爱，堪称校园剧的经典之作。然而，不论是影片中还是图书中，二者的语言几乎都契合当下受众心理和受众需要，特别是影片中的语言直接采用图书文本语言，简洁明了，有力有情，影片把图书中的大量语言对白搬上银幕，为受众呈现了一个诗一般唯美而又遗憾的爱情故事，让人回味无穷。这些都应引起图书责任编辑的重视，图书语言是影视语言的资源和基础，在编辑图书时坚持从选题、文字等方面为影视语言提供前提和准备。

    三是图书责任编辑还要不断强化互动意识。影视语言具有连贯性、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同时影视语言还要求简练概括、准确贴切。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要改编成影视作品，编剧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这时候就需要编剧、作者、编辑三方更好互动。这其中，责任编辑位于影视编剧与作者的中间环节，责任编辑必须首先要强化互动意识，把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更好的结合起来，动员作者、编剧结合时代特点，围绕受众需求，提供丰富的图书产品。

    三、在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互动中提高社会效益

    不论是图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期待，提供更多更丰富更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以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义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一）责任编辑要强化社会效益第一原则意识

    坚持把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既是出版业坚持的原则，也是影视业坚持的原则。作为图书责任编辑编辑出版时代需要、受众需要，影视改编需要的图书产品，为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是首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原则。以2017年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冬季场为例，上海作协专业作家和网络作家创作的12部文学作品与影视公司代表见面，洽谈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能性。最终专家评审在近60篇推荐稿件中，选拔出12篇优秀文学作品，包括秦文君的《小青春》、王若虚的《火锅杀》、滕肖澜的《爱会长大》、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等[5]。这些作品包含了当前的不同主题需求，比如，红色主题、青春主题、家庭主题等，这些都为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提供了很好的传播渠道、传播载体和传播形式。

    （二）立足本土为宣传推介贵州做贡献

    这些年特别是这两年来，贵州电影的异军突起，不能不说不与贵州多民族的语言特点、语言风格有重大关系，有的甚至把贵州民族语言“原汁原味”搬上银幕，给观影者一种焕然一新、新奇新特的感觉。比如，从2002年的《寻枪》，到王小帅具有“成长电影”味道的《青红》《我11》《闯入者》，到数量不菲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滚拉拉的枪》《鸟巢》《花腰新娘》《我们的嘎桑》《水凤凰》《阿娜依》《侗族大歌》《云上太阳》，到部分取景的《人山人海》《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到《路边野餐》，直到2018年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无名之辈》，2019年的《四个春天》，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或取材于贵州或把影片的地理空间选在贵州，追求表现或原汁原味或奇观化的贵州[6]。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來，贵州电影的异军突起，不能不说不与贵州多民族的语言特点、语言风格有重大关系，有的甚至把贵州民族语言“原汁原味”搬上银幕，给观影者一种焕然一新、新奇新特的感觉。这其中，有些是把图书改编成电影的，编剧很好地把地域、作者、编者的语言风格转化为了影视语言，这些都需要图书责任编辑在编辑图书过程进行深入总结。通过图书与影视的互动共生和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图书和影视的社会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统一，为宣传推介贵州、讲好贵州故事、传播贵州精彩，共同做出图书和影视的力量与贡献。

    总之，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互动，对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图书责任编辑，还是作品作者包括影视编剧在内，都要积极适应现代科技传播手段，使图书语言与影视语言更好结合融合，达到相互促进、互动共生、相得益彰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周根红.读者的瓦解与建构：影视时代的阅读症候[ J ].中国图书评论，2009（6）：56-62.

    [2]赵莹.影视为出版造势——对影视图书出版的研究分析[ J ].东南传播，2010（8）：54-56.

    [3]暴晓楠.“书影联动”发展模式研究[ J ].新闻世界，2015（7）：214-215.

    [4]李盛强.电影《致青春》台词语言艺术研究[ 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7）：230-231.

    [5]郦亮.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举行 国产片发力还需文学佳作来支撑[ J ].东方网，2017-12-22.

    [6]陈旭光.贵州电影新力量|在魔幻与现实、工业与美学之间——论贵州电影新力量[ J ].电影评介，20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