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性”与“实用性”的初探
杨德平
[摘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切入事件、解读事件的柳叶刀，而运用“正确性”与“实用性”这对范畴去解构历史事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以期在历史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历史事件多因一果，“正确性”与“实用性”则是在众多因素中寻求范畴的统一进行理性和逻辑的归纳。
[关键词]研究方法；“正确性”；“實用性”
一、“正确性”与“实用性”的由来
有此思考是受胡建《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新视界》一文的启发。文中的观点是：被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界历来推重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虽然在探索既定历史的客观本质方面具有不容否定的功能，但对于历史的主体选择及其引发的多种可能性却有所忽略，因而在还原历史全貌——据此对历史进行再解喻——以回答今天的实践问题方面，存在历史解读中的局限。为此，应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全面理解以及历史与历史文本的真实存在样态，择用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的方法，以补正“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的缺憾。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新视角。文中“现实性”基本特征表现为“先前历史”，即它的范围不包括将来，历史中曾经的将来此时统统化为了过去，一切均处于过去和完成的状态。历史的“可能性”是指称历史自产生之日起，就进入了时间之流，并在与世代相续的人类的反复对话中不断延续和增殖其意义的历史。[1]即可得知从历史的“原版”文本中，要将相对不变的符合当时情况历史解喻的“现实性”与相对改变的适用不同历史时期解喻的“可能性”相结合的理解。作为研究方法，这种新视界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有利于研究时视野更宽广，论述更严谨。因此，就有了新的试想：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就可能在“现实性”和“可能性”的把握上出现失误，那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应该也能通过一对范畴来诠释。通过研究和思考，假使这种研究方法以另一种维度展示为一对范畴，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则可以通过“正确性”和“实用性”这对范畴来分解。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正确性”与“实用性”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理论与实践。相对于理论与实践，“正确性”与“实践性”更为具体，也专门化，研究两者在政治活动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一点，理论与实践没有将矛盾的一面具体展现，两者强调的是统一。研究的“正确性”与“实用性”关注的更多的是两者的对立，在政治活动中，两者存在着天然的不可调和性，在不同阶段不断调整比例是论述这对范畴的关键。这对范畴也具体的影响着在政治活动中的各个因素，而两者所影响的因素在整个政治活动中无法完全统一。
二、“正确性”和“实用性”
“正确性”与“实用性”，在表意上矛盾的尖锐程度并不是很大，但是有关社会变革，发现“正确性”与“实用性”这两者的处理合理与否直接关乎整个社会变革的成功与否。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文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有关社会暴乱和动荡的原因：“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2]（二）“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从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社会动员”和“差距”[3]。正确性和实用性之间的矛盾具体则体现在这两个关键词上。
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被动的让中国看到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也从此开始了救亡图存之路。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及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二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民智在这些运动中逐步开放，社会动员登上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越来越紧密相关，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及爱国青年五四运动，都是社会动员的表现。这些运动对于国家的政治走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和工人参与政治的这些新的社会集团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有论述：“文盲参政毕竟有限，而识字者参政则会像滚雪球那样对政治产生潜在的灾难性的影响。”[4]笔者对此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出现的这个新的社会集团参与政治没有重要影响是说不通的。
当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时，能否领导和如何领导就是其中关键所在。这就回归开篇所讲的“正确性”和“实用性”的对立矛盾。整体而言，不论是哪方的政治势力都力求“正确性”与“实用性”兼顾，但两者有着天然的不可协调性。笔者将在前文的背景下将这两个概念进行论述。
“正确性”于本文而言强调的是口号或者旗帜。如新文化运动中会有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关注国家长久的目标，对于具体实施办法缺乏有效的方法。“实用性”于本文而言强调的是过程性和渐进性，关注可行性和承担风险。
以上两个概念从对立矛盾上论述，就是“差距”之论。广义来说，“差距”就是所谓终极目标与当前目标的把握，这个把握的关键在于轻重缓急之分。当前目标为终极目标提供条件，理应以当前目标为主，反之，以终极目标为主，容易操之过急，理想主义。狭义来说，“差距”是渴望和指望之间的距离，渴望决定于“正确性”与“实用性”的比例。
由于立场条件不同，体制内的改革倾向“实用性”，而体制外的批判者或革命者倾向“正确性”。勒庞的《乌合之众》写道：“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5]简而言之，如果将“正确性”摆至高位，不去重视这个目标的推理规划，进行有效的讨论执行，目标与实施距离过远，这个目标也就是“正确性”就跟神权无异了。以此看来，“正确性”更能号召群众，倾向“正确性”的一方能否足够重视“实用性”是成功的关键所在。而反之，清末宪政的失败，从多方原因来看，由以上论述总结，即是过于着眼“实用性”，最后被“正确性”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民意所打败。雪珥《国运1909》有一段话：“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着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了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说风凉话、等待时机以便取而代之的人，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直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一旦这些批判者得偿所愿，自己挑上担子，又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百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辞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百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连‘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没有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种弊病是无端地被某种力量强加的，它一定来自一片肥沃的土壤，而构成这片土壤的就是你、我、他。因此，千万别因为没找到镜子，就以为自己居然不是猪八戒。如此势禁形格，你凭什么断言，换了你就一定更伟大、光辉、正确呢？百年之后，我们不仅需要真正的建设者，也需要真正的批判者。”[6]这一观点，客观的描述了在“实用性”与“正确性”之间，民意往往跟随“正确性”，但“实用性”发挥的作用更大。
在万历年间，自明朝政权建立以来形成的文官制度已经十分牢靠，而这个大帝国因中央集权过渡所产生的不良后果逐渐显现。张居正改革的全套措施由于过度强求，超过了一定的度，对文官集团的压力过大，最后很多的问题升级为道德问题，在其死后这种对文官集团曾经的高压转变为对他的不满，最终其改革彻底失败。而后的首府申时行认清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阴”与“阳”。[7]“阳”是将文官集团意志相统一的道德，“阴”则是个人追求的利益和其他的欲望。与张居正相反，申时行由于前车之鉴，其所推行的改革都建立在将公私“阴阳”相协调的基础上，决心做和事老，而最后依然没有落得好名声，其担任首辅期间的努力也未改变這个大帝国继续崩溃的命运。以上皆为体制内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失败，目的明确，但在具体实施时出现了若干问题，并未加解决，是坚定了“正确性”，而在“实用性”上考虑不足。反之申时行的改革失败，意识到了“实用性”的重要性，却因为没有一个可以坚持的“正确性”最终也无法取得成功。所谓申时行意识到的“阴”与“阳”，与本文结合，可理解的正是“实用性”与“正确性”的微妙关系，“正确性”是统一整体政治集团的基础，但“实用性”是政治集团单位个体能否持续团结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论述即可得出以下结论：一，“实用性”和“正确性”两者因为发挥作用的不同，具有天然的不可调和性。体制外者更倾向利用“正确性”发动民众，如其同时保持对“实用性”的同等关注，会一定程度削弱“正确性”，造成民众的思想混乱。体制内者更倾向于重视“实用性”保障执行，如其同时保持对“正确性”的同等关注，会导致实行起来的困难，造成执行的混乱。二，随着局势的变化，体制内易重视“实用性”而因轻视“正确性”而失败；体制外易重视“正确性”而因轻视“实用性”而失败。因此，在局势发生变化时，要及时灵活的调整自身的关注重点。三，在政治集团内部中，“正确性”是统一和团结整体政治集团的基础，“实用性”是政治集团中单位个体能否持续团结的必要条件。
综上，在政治事件中，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能否把握“实用性”和“正确性”的着重点，合理的发挥两者的作用，及时、有效的调整自身的战略，对政治事件的走向是有着重要影响的。而分析历史中的事件，借用这种切入方式，也有利于将复杂纷繁的历史因素层层剥茧，宏观的把握历史事件中的线索，来更全面细致的进行分析理解。
[注释]
[1]胡建.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J].理论学刊，2007年11月（第11期）.
[2]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页.
[3]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3页.
[4]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8页.
[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页.
[6]雪珥.国运1909[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13页.
[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