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集的“压卷”体例及其文本功能
〔摘要〕 压卷，本义为开卷第一篇。压卷意识是中国古书通例之一，四部典籍的编次，皆需直面以哪一部分内容冠首的问题，而尤其以排比单篇诗文而成的诗文集最具有代表性。在通行的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的文集编次体例之外，唐宋文士往往会以诗文集中最特出的篇目冠于集首。唐人进士行卷或投谒的小集，尤其注意卷首的安排，以期先辈开卷即能看到自己的代表作。唐宋文集压卷的功能因编集的意旨而有所分野，或明学问之渊源，或明出处之大节，有时揭举王言典制以“尊重事”，有时则对家学及生平重要交游表达纪念。压卷实质上是一种强化或是突破文集内在秩序的行为，是唐宋文集体例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
〔关键词〕 压卷；唐宋文集；编次体例；文本功能
〔中图分类号〕I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71-13
① 近现代学人受“压阵”“压轴”等词汇的影响，有时会认为“压卷”指某书的最后一篇，实属误解。
② 何溪汶《竹庄诗话》卷五，常振国、绛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3页。朱熹评议吕祖谦所编选的《宋文鉴》时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每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压卷，如赋取《五凤楼》之类。”则扩展为每卷卷首第一篇皆称作“压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48页。宋黄仲元《郑云我孔子年谱叙》曰：“是谱也，首以聊大夫二事压卷，前书之所未有。”以“压卷”指卷首，见黄仲元《有宋福建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卷二，四部丛刊三编景明嘉靖刻本。元陈栎《批点古文序》曰：“或曰：‘今选古文，即以李斯上秦皇逐客书次于《楚辞》，其文虽美，如其人何？曰：‘不可以其人废其文也。且以《离骚》压卷，以忠臣为万世劝也；以此书次之，以奸臣为万世戒也。劝戒昭然，读古文而首明此，岂无小补云。”（陈栎《定宇集》卷一）亦以“压卷”指卷首第一篇。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项目“唐宋别集义例研究”（2018M630133）
〔作者简介〕李成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084。 引言
“压卷”，唐宋典籍有时也称作“开卷”“引卷”“引编”，本指卷帙开端第一篇。①宋范温《潜溪诗眼》曾讨论为什么《杜工部集》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为开卷第一篇，他认为：
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门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②
又陈与义诗集开卷第一组《妾薄命》二首，宋任渊《后山诗注》及明刻《后山先生集》皆留存题下自注：“为曾南丰作。”任渊注引《年谱》曰：
后山学于南丰曾巩子固，今以压卷，亦推本其渊源所自。〔1〕
范温、任渊用“压卷”一词的语义颇为明白，后来则渐渐衍变，借“压卷”指代经史子部著作或文集的最佳篇目。 “压卷”指称某一篇诗文为文集中最佳之作，例如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五“读文集”：“《胡宗诗集序》《王定国文集序》《小山集序》，皆山谷文之畅达变化、可压卷者也。”王世贞《曲藻》：“北曲固当以《西厢》压卷。”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四：“昔李沧溟推‘秦时明月汉时关一首压卷，余以为未允。必求压卷，则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厥例尚多，不烦备举。 从内容上来看，开卷第一篇的义理词章应当是文集中的上乘佳作，足以代表全书的精华；从文献形制上来看，首篇置于卷端，在卷册位置的重要性上也要压住以下各篇。就如同一首诗中要有警策之句，“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2〕，开卷第一篇，往往承担着一部书警策之篇的重任。
压卷的心理机制，实际与中古卷轴装书籍的文献载体制度有很大关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凡图书本是首尾完全著名之物，不在辄议割截改移之限，若要错综次第，或三纸五纸，三扇五扇，又上中下等相揉杂，本亡诠次者，必宜以好处为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3〕这一记载的史料背景是，宋孝武帝时曾将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数十幅裱褙为长长的一卷，虞龢在《论书表》中认为这种做法很是不妥：“以数十纸为卷，披视不便。……以二丈为度。”〔4〕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对虞龢的观点加以释证说：
面对这种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长卷轴，鉴赏者的注意力当然不可能始终如一，会时而专注，时而倦怠。针对这种注意力的松紧变化，虞龢在作品的排列方式上下了功夫。他把最好的“上品”之作放在卷首，紧接其后的是最差的“下品”，而“中品”则置于卷末。其理由为：“人之看书，必锐于开卷，懈忌于将半，既而略进，次遇中品，赏悦流连，不觉终卷。”〔5〕
虞龢的这个事例尽管着眼于编次二王法帖，但他把上品置于卷首的做法却带有某种共通性。在上古简帛形制、中古卷轴形制都不便于像册装那样随意展阅的时代，这种编排考虑到了文本呈现的内在逻辑以及读者的阅读心理。
经史子集四部之中，与虞龢编次二王書法在模式上最为相近的，应当就是文集。经部典籍的文本秩序早已固化，哪怕细微的改动，都会被视为唐突悖乱之举，因此也不必在古本之外寻求另一种编次方法。史书、子书有其内在的篇章组织逻辑，孰先孰后，自有著述的宏观思路相约束。只有文集，乃是由众多单篇诗文组成，相互之间除作年、文体因素外，并不存在太大的关联性，这也就为文集以哪一篇压卷这个问题提供了腾挪空间。刘咸炘尝论曰：“古人自编之集，前后皆有意旨。”〔6〕又在论《文选》类目时说：“京都之体最后，而乃以为首，此盖文士之见爱其篇体广博耳。”〔7〕皆是有见于中古集部书对篇目次第等差的斟酌裁定。实际上不止自编之集，他人代为编集也往往有深意存焉，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意旨”就是卷首压卷一篇的安排。压卷实际是唐宋文集编纂过程中一个自觉的通例，背后隐含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压卷传统自然有先唐古书重冠首的影响，同时也通过开卷首篇承载起了明学问之渊源、重出处之大节、尊重王事、纪念家学与交游等文本功能，是研究中古文集体例流变应当关注的要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文集首卷之前，常会冠以序引、传记、年谱、敕诰、题赞等文献，通常称作“冠集”“集首”。 “冠集”“集首”诸词，有时指集序弁言，如宋吴潜《宣城总集序》曰：“凡得诗千余首，赋、颂、杂文二百篇，分为二十有三门，合为二十有八卷，名曰《宣城总集》……后轩乞吾文以冠集首，此吾宣盛典也，吾又奚辞？”见吴潜《履斋遗稿》卷三。唐皇甫湜《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有曰顾非熊生者在门，讯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诗集二十卷，泣请余发之。凉公适移莅宣武军，余装归洛阳，诺而未副，今又稔矣。生来速文，乃题其集之首为序。”宋陆游《吕居仁集序》：“今得托名公集之首，岂非幸欤？”朱熹《简斋外集序》：“顷邑士有欲刻公诗者，因岀前闻为冠集首，庶学者知公渊源所自。”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一：“简斋外集一卷旧钞本”条下录“旧序”，然此序为朱熹本集所不收，真伪待考。故词意采择，当视具体语境而决定。这类文献，其实可看作文集前端之附录，与文集末端之行状、墓志铭等遥相呼应，属于文集的附缀成分，也就是“副文本”（paratexts），故而并非本文所拟讨论的“压卷”问题。略识于此，以明断限。
一、古书压卷之传统
简帛时代，著书已经很讲究篇章行布，哪些内容冠首，哪些殿后，皆有义例寄托其中。即以经传而论，《周易》以乾坤象天地，故取为六十四卦之首。《诗经》有“四始”之说①，对后世的“诗经学”影响深远。②《礼记》开篇“‘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义，非但制度而已。”〔8〕《论语》首篇为什么要安排“学而”章，历代也多有揣摩，有人便认为“学而”章言“学”言“时习”言“不愠”等，皆有义理，“此理则通，《论语》所言皆可以尽。故此句冠一书之首，深有意也。” ③中古以降，各家注疏对于经传的发凡起例都很下功夫，某篇某章之所以压卷，原因何在，实际也是经传义例中颇为重要的一条。
① 《史记·孔子世家》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69年，1936页。
② 当然也有认为“四始”编排不当者，例如宋陈埴《木钟集》卷六：“四始之诗，不应以乱世之作冠于风雅之首。”但这正从另一层面显示出古人对于一部典籍以何者冠首的重视。
③ 陈耀文《经典稽疑》卷上“时习”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817页；雷鋐《读书偶记》卷二曰：“沈闇斋先生云：‘周子教人寻孔颜乐处，某谓当从《论语》开篇第一章寻起。按此言最确实，盖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由此而乐而不愠，孔颜之乐在其中矣。”
④ 商鞅《商子》以《更法》为第一，详载商鞅与甘龙、杜挚关于变法相辩难之语，且附孝公《垦令》，“盖亦编书者著其变法之事于首，以明其说之得行也。”《公孙龙子》以《迹府》为第一，述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论，“盖亦后人著之于首编，以为全书之纲领也。”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就史、子二部而言，史部典籍因多有时代、地理等因素制约，故其篇章次第具有以时间、区位、门类等条目为准绳的自然规律性。不过，涉及诸多篇章的排比时，编撰者仍需面对哪一篇章压卷的问题，例如史部政书类的唐代成文法典《唐律疏义》，就很重视压卷第一篇的名正言顺，长孙无忌谓“主物之谓名，统凡之为例”“命名即刑应，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为首篇。”〔9〕吴兢纂《贞观政要》，以《君道》篇压卷，首载太宗问“理国之要”，元人戈直《贞观政要集论》便谓“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徴能赞美之而不能发明之也。吴氏编是书，置此于开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10〕前例，编者对首篇之所以如此安排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后例，注释者对置于开卷之首的原因进行了拟测。
子部的周秦汉唐诸子之书，其性质与集部个人文集有着相近的编次特点。子部著述大抵集合众篇以相先后，为了标识核心思想，往往还有内外杂篇之别。子书内篇中的第一篇，往往是一部子书的核心思想之所在。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曰：
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故余所先后视二书，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其他咸有为而为之。〔11〕
正点出子书压卷篇目以思想价值为首要的衡量标准。《庄子》何以置《逍遥游》于内篇第一，历代学者更是多有论列，不烦备引。其他如李轨注扬雄《法言》，于开篇《学行》题下注曰：“夫学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众篇之首也。”〔12〕也是压卷文化心理的表现。由于周秦汉唐诸子之书多系后学编定，“故于其最有关系之议论，并载同时人之辩驳，以著其学之废兴、说之行否，亦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13〕这一编次过程中，首篇的安排更是具有深意。余嘉锡先生据《战国策·秦策》推考，《韩非子》第一篇《初见秦》乃张仪之说，实际应以《存韩》篇压卷，且《存韩》篇末并载李斯《驳议》，是因为“后人编非之书者，悼非之不得其死，故备书其始末于首篇，犹全书之序也。” 〔14〕其他如商鞅《商子》以《更法》为第一，《公孙龙子》以《迹府》为第一，皆是通过压卷篇目纲领全书④，《难经》开篇论脉而先言寸口，“著之篇首，乃开卷第一义也。”〔15〕“开卷第一义”五字，大致能概括子部书篇首的安排原则。
由以上诸例可见，压卷意识实际是讨论古人著述时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集部别集类同样存在，且问题意识本身的学术价值未遑多让。与文集体例的衍生、完备相并行的，是中古时期子书撰著等“一家之言”的式微，這就使得文士转而将著书之意寄托于文集，进而在编集体例中斟酌法度，将其当作自己“一家之言”的新载体。章学诚论中古学术之变，拈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16〕的观点，也是有见于此。
二、压卷之文本呈现
先唐时代，尚未出现关于文集压卷问题的理论探讨，但六朝古集卷首对篇目的安排仍隐约有命意可求。以流传至今且保存了六朝古集编次原貌的几部魏晋文集来观察，嵇康集卷一以《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冠首〔17〕，或是由于这是嵇康数量最多的一组五言诗；陆云《陆士龙文集》以《逸民赋》及《逸民箴》冠首〔18〕，一则见志，同时也是对大将军掾何道彦由《反逸民赋》引发的文字酬答之纪念；陶渊明集以四言诗编入卷一，特别将归隐之后同时写成的《停云》《时运》《荣木》冠于首三篇〔19〕，模仿《诗经》以明志，无论在诗体的经典性上还是诗义的思想性上，都可看作是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总结。当然，先唐古集的压卷状况只能约略推测，毕竟六朝时期缺乏有关压卷的明确史料记载，集序的传世也很少，故而我们今天所能推知的先唐文集压卷意识似亦处于云烟不清的状态。
从唐代开始，史料记载便注意将文士编集的首篇布置形诸笔端。归纳来看，许多文集是在固有的文集编排体例内部来寻求压卷篇目的安排，比如唐宋文集多以赋或古体诗排在各文体之前 唐人文集，多绍续《文选》之义例，以赋冠首。今虽无完整的唐人文集写本传世，但在载籍中尚能考见唐人的这一冠首传统。例如李昉《文苑英华》卷一四九载舒元舆《牡丹赋序》曰：“吾子独不见张荆州之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观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赋》焉。”是为例证。，编集者因势利导，从赋或古体诗中捡择最佳篇目以作压卷。卢照邻文集之祖本系生前自编，其《穷鱼赋》并序曰：
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常思报德，故冠之篇首云。〔20〕
很显然，卢照邻自编文集二十卷是以《穷鱼赋》压卷，其中深有寄托。不过，传世《卢照邻集》皆列《穷鱼赋》于《秋霖》《驯鸢》二赋之后，已经失去了卢照邻自编文集之原貌。 《四库提要》曰：“又《穷鱼赋序》称‘尝思报德，故冠之篇首。则照邻自编之集，当以是赋为第一。而此本列《秋霖》《驯鸢》二赋后。其《与在朝诸贤书》亦非完本。知由后人掇拾而成，非其旧帙矣。”见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992页。有的文士在编集时，会不惜变更通行的文集体例，从而以最得意（或知名）的作品压卷。例如南唐刘吉曾有《赠隐者》诗曰“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之句，人多诵之，嗣后其编诗集曰《钓鳌集》，捡择三百首，即以《赠隐者》一诗压卷。〔21〕此外，在对唐人文集压卷问题展开研究的时候，作为文集一个类型的进士行卷小集也颇值得关注。
在宋代，由于六朝隋唐古集大量散佚，宋人在自编文集的同时，也注重整理或重编前人文集，这一整理的过程同样需要面对如何处理前人文集压卷排布的问题。例如宋人重辑陆机《陆士衡文集》，以《文赋》冠首〔22〕，便是因为《文赋》乃陆机一生中的大手笔，且这一编次同时也符合唐代以来先赋后诗的编集通例。
1.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
在唐代，尽管编集体例尚未完全定型，但受遐迩流布的《文选》之影响，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等文本体例还是约定俗成的。因此，唐集的编纂往往在这一体例框架内寻找堪当压卷大任的篇目，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唐集的压卷篇目多为赋或古体。即以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李杜而论，李白集的传世尚有清晰的脉络〔23〕，后世李白集以宋敏求编《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为祖本，此本压卷为《大鹏赋》〔24〕，这既合于先赋后诗的文集通例，又把李白最知名且“时家藏一本”的《大鹏赋》置于首位，洵为通行文集义例框架内以名篇压卷的典范。
唐人集往往文集与诗集分帙行世，在这样的情况下，诗集的压卷则习惯选取古体、乐府诗的名篇。仍以李白集为例，李阳冰编李白《草堂集》以《远别离》压卷，很可能是源出于李白的意愿。宋王铚《题洛神赋图诗并序》曰：
李太白作《远别离》亦云“九疑连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李当涂编次，以此诗为谪仙文集第一篇，亦以祖屈原悲英皇本意耳。〔25〕
而宋敏求重编李白集以《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升古风（卷二）于乐府（卷三）之前 宋敏求重编本降“乐府三十首”于卷三，仍以《远别离》为第一首，见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1页。，亦有可说。后人在论李白诸诗时，也认识到李白此篇不止诗风醇雅清壮，且是表达诗学理想的旗帜。《朱子语类》记朱熹语曰：“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26〕又杜甫《杜工部集》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压卷，亦是从唐代卷子本到宋刻本皆相沿如此。本文开篇引范温《潜溪诗眼》讨论何以杜集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压卷曰：“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门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27〕布置得正体外，此诗之所以能堪当压卷重任，尚有另外几方面特质：其一，本诗主体为杜甫的生平自述，在诗集中发挥着以诗代序的功能；其二，在艺术上，本篇“全篇陈情”〔28〕，是杜集中颇具代表性的性情发抒之作；其三，诗中直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情怀，而这一点正符合钱钟书先生分析压卷篇目特质时所概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功能，详参本文第三节所论。
王安石曾选李杜韩欧诗为《四家诗选》，以杜甫为第一家，并以《洗兵马》为杜甫选集的压卷。尽管《四家诗选》未能留存至今，但据此我们仍可推断王安石于每家选诗的排布也是先古体后近体。如果严格考究王安石所纂《四家诗选》的性质的话，称其为总集并不妥当，此书实际是四种别集（选集）之合集。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曰：
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自《洗兵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发焉。〔29〕
王安石以《洗兵马》为杜甫选集之压卷，其理据也可推寻。杨伦《杜诗镜铨》卷五《洗兵马》后引朱鹤龄曰：“中兴大业，全在将相得人。前曰‘独任朔方无限功，中曰‘幕下复用张子房，此是一诗眼目，使当时能专任子仪，终用镐，则洗兵不用日夕可期，而惜乎肃宗非其人也。王荆公选工部诗，以此诗压卷，其大旨不过如此。”〔30〕尽管朱鹤龄所论未必全合于王安石之意旨，但王安石在《集序》中明確点出以《洗兵马》为首，表明他在杜甫选集压卷篇目这一问题上确曾用心斟酌过。
据王定保《唐摭言》卷六载，杜牧应举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向时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 〔31〕乃向主考崔郾推荐曰：“若其人，真王佐才也。”〔32〕可见杜牧之得名，便凭借《阿房宫赋》一篇。 此赋在后世也颇受知赏，如陈秀明《东坡文谈录》载苏轼曾“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宣和书谱》卷九佚名亦谓：“（杜牧）其作《阿房宫赋》，辞彩尤丽，有诗人规谏之风，至今学者称之。”杜牧在生前特别重视其《樊川集》的编次，他特意对外甥裴延翰说：“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邪！” 〔33〕杜牧身后，裴延翰搜补杜牧焚稿之余，编为《樊川文集》二十卷，且在《集序》摘选篇目评论时首先说“其谲往事，则《阿房宫赋》”〔34〕，遂编为压卷。裴延翰的编次方式，也是在先赋后诗的文集体例框架下选取杜牧名篇以压卷。
在通行的以赋或古体诗压卷的传统之外，由于压卷意识的存在，文士有时会突破卷首文体之传统，将自己最重视的篇目编为压卷。宋刘将孙《跋刘玉渊道州九嶷山虞帝庙碑稿后》曰：“玉渊平生所作，自负此碑第一，亦以冠集端，论其文者亦云然。”〔35〕“玉渊”为刘子澄之号，有《玉渊先生文稿》。 《玉渊先生文稿》见于傅维鳞《明书》卷七六、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所著录，今佚，《全宋文》未收刘子澄之文。详宋人文集体例，碑文一般编在文集的后半部分，刘子澄因为自负此碑为生平文字第一，不惜变通文集通例，而以此《碑》冠首。再如中科第者，往往于卷首先录策问，以示恩荣。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橘林集十六卷后集十五卷”下解题曰：“其文雕琢怪奇，殊乏蕴藉，压卷策问言王金陵配飨先圣事……集仅二册，而卷数如此，麻沙坊本往往皆然。”〔36〕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为编集通例，而此处两条，则基于压卷的动因，不惜突破故有的体例限制，从而在客观上促成了文集体例的自由化面貌。
2.“集中第一”
古人评论文章，每每说某诗某文是“集中第一”“集中第一篇大文字” 林纾《柳文研究法》论柳宗元《游黄溪记》曰：“黄溪一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纪昀门人刘权之《跋进书表》则谓纪昀《进四库全书表》为“此集中第一篇大文字。”，或者别作类似的表述。不止后人评说如此，作者对自己文集中的“第一”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文集的压卷之作，通常是作者颇为自负的佳作。 欧美诗集也具有这一特点，常将最得意之作置于开卷第一篇或题头诗，进而以这首诗的题目作为整册诗集的标题。例如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对自己的《牧场》（The Pasture）很是满意，此诗曾被弗罗斯特作为诗集《波士顿北》的题头诗，“后来被诗人抽出来作为诗选集的压卷诗。”见弗罗斯特《林间空地》，杨铁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页。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查考不到李白、杜甫对前揭各自压卷诗篇的态度，但载籍中确有不少其他诗人珍重压卷篇目的记载。典型者如刘叉“客韩愈门，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李贺右。”〔37〕其诗集在宋代尚未亡佚，据程大昌言，刘叉“自有集，此二诗正为集首。”〔38〕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七曰：
贞白，唐末大播诗名。《御沟》为卷首，云：“一派御沟水，绿槐相荫清。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鸟道来虽险，龙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愿向急流倾。”自谓冠绝无瑕。〔39〕
可见王贞白因自负《御沟》诗“冠绝无瑕”，遂编为诗集压卷。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记唐陈咏事曰：
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40〕
陈咏对诗集压卷的安排，系以“朝贵见赏”为选取之标准。类似的以政治因素作为诗文压卷选取标准的例子尚多，比如陈振孙叙录孙仅《甘棠集》一卷曰：“尝从何通判陕府，以所赋诗集而序之，首篇曰《甘棠》，思循吏，故以名集。”〔41〕正是由于这类因素的参与，古人文集在通行体例之外，出现了各种有个性的编次方式，促成了古代文集体例的多样呈现。
当然，更多的“集中第一”压卷所考虑的是思想或艺术的成就。杜荀鹤自编文集曰《唐风集》，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记有一重公案，认为杜荀鹤最知名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两句实为周朴诗〔42〕，宋吴聿《观林诗话》亦主欧阳修之说，认为杜荀鹤窃此句作为压卷是为了“借此引编”“行于世”。〔43〕今考“风暖”此联见于杜荀鹤《春宫怨》诗，在《唐风集》中列于卷首第一篇。无论欧阳修所记是否属实，杜荀鹤对此联的喜爱是可以得到确认的。毛晋引谚云“杜（按：即指荀鹤）诗三百首，惟在一联中”以评论此联，且谓“《唐风集》以之压卷，亦此意耶？”〔44〕可见世人公认《春宫怨》压卷是基于“风暖鸟声碎”一联的艺术造诣。类似的以文学造诣最高的诗文作为文集压卷的例子，在唐宋文集的编撰史上颇为习见。 如《四库全书总目》于《山中白云词》提要曰：“（張炎）平生工为长短句，以《春水》词得名，人因号曰‘张春水。其后编次词集者，即以此首压卷。”又柳开临殁语张景曰：“吾十年著一书，可行于世。”张景为之整理，且命名曰《默书》，编作《河东先生文集》之压卷。《默书》文长不过六百二十三言，却是柳开一生性理之学的总结，编于集首，即表示《默书》为柳开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今传世清曙戒轩钞本《河东柳仲涂先生文集》第一卷第一篇即是《默书》，并有张景解题，是此种钞本犹存宋本原编之旧。参柳开《河东柳仲涂先生文集》卷一，《宋人文集珍本丛刊》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441页。
唐宋以降，文集编撰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即不留少作。当然，也有既是少作而作者又视为终生杰作的例子。宋吴明辅少时曾赋《斋居赋》，“颇矜持此篇”，而车若水见到吴氏时曾直言“此是尊兄少年之文，可以删去”，并举出《赋》中文理不通的四句。但吴明辅不为所动，“后来所印《荆溪集》，则俨然在第一篇，不易一字”，故而车若水只能慨叹“不知其意如何？”〔45〕其实从编集体例来讲，《斋居赋》压卷符合先赋后诗的文集体例，且少作在前，从时间上看亦可寓编年之意，何况吴明辅“颇矜持此篇”，编为压卷，并非无谓。
3.唐宋行卷、投谒“注意第一篇”
唐人有一种以实用为目的而编纂的文集，就是举子行卷，也称作小集。有一些流传至今的唐人文集如元结《文编》、皮日休《皮子文薮》，其编纂以一帙十卷为度，是典型的行卷小集，前辈学人已有考论，不再赘述。陆龟蒙编有《松陵集》，孙桂平也考定其性质是为行卷而编。〔46〕唐人李中《览友人卷》有“新诗开卷处，造化竭精英”之句，很贴切地写出了以压卷篇目衡量全帙的态度。程千帆先生也认为，唐人行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是举子特别重视卷首的安排。面对“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的状况：
举子们便在编辑行卷时，特别注意第一篇的安排，把自己（或者别人）认为最好的、最容易引人注目的作品放在最前面，使人展开卷轴立即可以看到，称为卷首。〔47〕
卷首安排得当与否，对行卷的效果影响很大，程先生分别举一例进行说明，即白居易行卷首篇《赋得古原草送别》受到顾况的欣赏，而崔颢行卷则因首篇“十五嫁王昌”之句触怒李邕。 张固《幽闲鼓吹》：“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李肇《国史补》卷上《崔颢见李邕》条曰：“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日：‘小子无礼！乃不接之。”俱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0页。笔者在查考唐人行卷或投谒与压卷有关的史料时，注意到多条事例可与程先生所论相参证。例如，黄滔《颕川陈先生集序》曾记述，陈黯“十三袖诗一通谒清源牧，其首篇《咏河阳花》”，当时陈黯面豆新愈，清源牧因首篇咏花应景，遂谓：“藻才而花貌，胡不咏歌？”〔48〕清源牧正是因首篇《咏河阳花》而赞其“藻才”，复因陈黯面豆如花与《咏河阳花》诗题相应，遂谓“花貌”。由此一事例也可以看出干谒投卷时将得意之作编于首篇的重要性。
这种行卷重视首篇的意识，逐渐促使行卷者以奉赠诗列于压卷 公认奉赠诗的代表作品便是前揭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尽管杜诗作此诗是向韦济告别，不是为行卷而作，但此类奉赠诗的作法大体一致，而与一般的即景即事诗有着很大的区别。，例如《唐诗纪事·雍陶》便载：
唐诗人最重行卷，陶首篇上裴度，或云耿湋行卷首篇上第五琦，遂指为二子邪正。虽然，方琦未有衅时，上诗亦何足多怪。〔49〕
在雍陶和耿湋的行卷中，上裴度诗和上第五琦诗充当了两重角色，该诗既是行卷小集的压卷篇目，自彰诗才；又可以作为小集的代序，藉以自述身世，表达愿景。另外，唐宋史料中尚有与行卷稍异的投献帝王、显贵之诗卷，投献的效果也因了卷首安排的得当与否而有天渊之别。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孟贯》曰：
周世宗幸广陵，贯时大有诗价，世宗亦闻之，因缮录一卷献上。首篇书《贻谭先生》云：“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世宗不悦曰：“朕伐叛吊民，何得有巢无主之说？献朕则可，他人则卿必不免。”不复终卷。〔50〕
周祖譔、贾晋华《校笺》谓此条系辛文房据《江南野史》卷八改写，而《江南野史》原文作“贯潜渡江，以所业诗一集，驾前献之。世宗览其卷首《贻栖隐洞谭先生》”云云。〔51〕实际上，孟贯缮录卷首《贻谭先生》时，可能自认为此诗乃集中之精品，而没有意识到周世宗会因“有巢”“无主”字眼发怒。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熙陵奖拔郭贽”条曰：
先友郭照为京东宪日，尝为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贽初为布衣时，肄业京师皇建院。一日方与僧对弈，外传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龙潜日尝判开封府，故有“南衙”之称。忘收棋局，太宗从容问所与棋者，僧以郭对。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隐，即前拜谒。太宗见郭进趋详雅，襟度朴远，属意再三。因询其行卷，适有诗轴在案间，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观草书》诗云：“高低草木芽争发，多少龙蛇眼未开。”太宗大加称赏，盖有合圣意者。即载以后乘，归府第，命章圣出拜之。不阅月而太宗登极，遂以随龙恩命官。尔后眷遇益隆，不十数年，位登公辅。盖与孟襄阳、贾长江不侔矣。〔52〕
何薳取以比较的孟郊、贾岛事例，载籍并没有明确的压卷书写，比如孟郊的“不才明主弃”得罪玄宗的场景是“自诵所为”。 《新唐书·文艺传下》：“（王）维私邀（孟浩然）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见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二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779页。前揭《幽闲鼓吹》中还记载了李贺谒见韩愈事，因为与进士行卷无关，程先生未引。如果扩大考察的范围，将行卷与投谒综合考察的话，可发现诸事例在压卷篇目重要性這一点上是相通的。唐张固《幽闲鼓吹》曰：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53〕
李贺谒韩愈，诗卷以《雁门太守行》为压卷篇目，韩愈初读首篇即激赏约见，当事双方对压卷诗篇艺文水平的认识颇为一致。李贺去世十五年后，与李贺“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54〕的沈子明编李贺集，反而取《李凭箜篌引》冠于集首，似与李贺本意不合。在另一则史料中，韩愈甚至连首篇内容都未曾细读，只看到诗题即已有所品评，王定保《唐摭言》卷六曰：
① At breakfast when I open an egg，I dont have to eat all the eggs to discover that it is bad.其典故来源于一位编辑对某长篇小说作者的回复。
② 任渊《后山诗注》及明刻《后山先生集》皆留存题下子注：“后山自注曰：为曾南丰作。”。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扳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55〕
英文有一句谚语：“我不必吃掉整个鸡蛋。”①《世说新语》也曾记载“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56〕刻画其自矜颇为传神。在古人投谒诗文的举动中，当事双方也默认这一心理规律——被拜谒者往往通过阅读开卷第一篇就会对投谒者的诗文水平作出判断，而不必全卷阅毕。
三、压卷体例的文本功能
唐宋文集压卷体例的形成，有着先唐古书压卷传统的影响；其文本呈现方式，也表达着独有的文本功能。本节拟在前节考述的基础上，对文集压卷篇章背后的动因以及压卷篇章的文本功能进行考察。
1.示安身立命之所在
钱钟书先生尝覆书孔凡礼先生，讨论为何陆游《剑南诗稿》会以《别曾学士》作为压卷篇目：
以《别曾学士》开卷者，如《山谷内集》之以上东坡诗开卷，《后山诗集》之以哀子固诗开卷，宋人常有，所以明学问之渊源也。次之以《送仲高》诗者，不惜稍变其编年之例，所以明出处之大节也（“道义无古今，功名有是非”）；二者皆示安身立命之所在也。〔57〕
陆游《别曾学士》诗作于绍兴十二年，当时陆游十八岁。陆游小的时候师从曾几学诗，据陆游《感知录》曰：“文清曾公几，绍兴中自临川来省其兄学士班，予以书见之。后因见予诗，大叹赏，以为不减吕居仁。予以诗得名，自公始也。”〔58〕关于陆游和曾几的师事关系，学界早有论定，钱先生概括陆游自编《剑南诗稿》而以压卷诗篇“明学问之渊源”，简明切要，犁然有当于文集编次之理。复次，山谷诗集以元丰元年所作《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压卷，是因为这是黄庭坚与苏轼订交之始。此时苏轼守徐州，黄庭坚教授北京（今河北大名），初通书信之际，山谷寄赠这两首诗，东坡亦有答函及和章。据黄醟《山谷年谱》卷七载，建炎中，黄庭坚之甥洪炎编其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山谷受知于东坡有所自也。”任渊注山谷诗亦引此。〔59〕钱先生将这一遵循压卷体例的编集意识概括为“明学问之渊源”。
又《剑南诗稿》第二篇《送仲高兄宫学秩满赴行在》，其颈联为“道义无古今，功名有是非”，钱先生拈出此联，意在揭示《剑南诗稿》以此诗为开卷第二篇的缘由是通过醇正的议论，以表明“出处之大节”。
黄庭坚受知于苏轼，此众所共知；陈与义受学于曾巩，载籍亦有明文。郑骞《陈后山年谱》“英宗治平四年 丁未 十六岁”引《集记》云：“年十六谒曾巩，曾大器之，遂受业于曾。《宋史》、本集袭用其说，后人亦多因袭。”〔60〕据郑氏研究，此材料实为传讹，陈师道谒见曾巩实际在其二十四岁时。〔61〕钱先生所说的《后山诗集》“以哀曾子固诗开卷”，实际指的是卷首第一组《妾薄命》二首②，本文开篇曾录任渊注引《年谱》曰：“后山学于南丰曾巩子固，今以压卷，亦推本其渊源所自。”〔62〕可见此语为钱先生答函所本。又《诗林广记》引谢叠山云：“元丰间，曾巩修史，荐后山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去，后山感其知己，不愿出他人门下，故作《妾薄命》。”〔63〕据此可推知，钱先生认为《妾薄命》二诗“明学问之渊源”自属确当。钱先生精熟宋人文集，其谓以师友往来诗作压卷的现象“宋人常有”，实有根据，兹再举一证。宋牟巘《跋韩子苍帖》曰：
又尝与陈了斋游，集中压卷是也。〔64〕
今考韩驹《陵阳集》，其开篇古诗第一首即《上陈莹中右司生日诗》。〔65〕由此可知牟巘语境中“压卷”也是指文集第一篇。陈瓘，字莹中，号了斋，牟巘所谓“与陈了斋游”，即指此首贺寿诗。从艺术上看，此诗当然不是韩驹最好的一首诗 韩驹诸作最受历代评家推重者为《夜泊宁陵》《登赤壁矶》等诗。，之所以被编在集首，更多的是为了对生命中重要的人事交游进行纪念，意在以文集存一人之史。 这一明学问之渊源的编集义例在明清亦有所沿承。李塨为文，初学八大家，后与王源一同师事颜元，因而复从王源学古文。王源文宗秦汉，李塨从其说，遂尽删康熙癸未以前所仿八家之文，而将遇到王源之后所撰文纂集留存，名曰《恕谷后集》，并以王源帮助删削之第一篇《送黄宗夏南归为其尊翁六十寿序》为集首。李塨门人冯扆在编校此集时特于文后录王源评语且记曰：“此王昆绳改本也。先生初学八大家，昆绳过会学，言当宗秦汉章法，订此。先生后谓唐宋不如秦汉，秦汉不如六经，于是文法一宗圣经，题曰《后集》。”可见，编《送黄宗夏南归为其尊翁六十寿序》一文于集首，既是李塨对王源改订文法的纪念，也是他为文从八家上追秦汉而归于六经转折点的标志。见李塨：《恕谷后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〇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7页。
古人重名节，慎行止，詩文集的压卷篇目，往往选取能彰显作者出处大节的文字，遂能见出文集存一人之史的价值。唐权德舆在《陆宣公翰苑集序》中说：
公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诰奏议乎？今以类相从，冠于编首。〔66〕
制诰作为“代拟王言”，奏议更能“深切时弊”，皆是陆宣公文集中“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唐时即有别行之专集。在编次陆贽一家之言时，权德舆之所以将陆贽制诰奏议冠于编首，是因为陆贽此类文章“榷古扬今，雄文藻思”，可以看作是他一生大节的代表。 后世编名臣文集，往往将能代表其名节的公文编于压卷位置，以凸显其节行，例如明人张师绎《集导乙》曰：“疏必如杨忠愍后可以死，疏必如杨忠愍之死后可以传。刻《忠愍集》者，首二《疏》，次《年谱》，为《内集》，杂诗文为《外集》，此亦忠烈诸公之一变例也，亦定例也。”见张师绎《月鹿堂文集》卷八《集导丙》，影印清道光六年蝶花楼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3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119页。
出处大节，一方面可以像陆贽那样在事功上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志行高洁的抉择、不畏权势的刚毅等事例来印证。今本《小畜集》首卷录赋文，然据刘克庄谓：“《王黄州集》第一篇《酬种隐君》百韵，自叙出处甚谦，云‘长恐先生闻，倚松成大噱。其叙种隐节甚高，累数十韵。”〔67〕则刘克庄所见王禹偁集开篇以《酬种隐君》百韵诗压卷。考此诗又题作《酬种放征君》，题下注曰：“一百韵，此篇命为首，重高士也。”〔68〕题注也是着眼于阐释压卷的用意。此诗虽为酬答种隐君而作，却恰能畅达地抒写自己的志向，正如诗末所言“搔首谢朝簪，行将返耕凿”，述志之用意极为明显。胡铨贬谪新州，张元幹作《贺新郎》词以送别，坐是除名。同年十一月李纲上《疏谏和议》，张元幹又寄《贺新郎》词一阕。张氏在将词作结集为《芦川集》时，便以这两阙压卷，四库馆臣认为“盖有深意”。此处“深意”，实际便是钱先生提炼出的压卷文本功能之一：“明出处之大节”。
2.尊重事
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曰：
公为宰相，奉诏撰《宪宗圣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时称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为首冠，尊重事也。〔69〕
所谓“时称乾陵崔文公之比”，意指令狐楚此文乃文集中的大手笔，可与崔融所撰《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媲美。这种将代拟王言的大制作编为压卷篇目的做法，刘禹锡概括为“尊重事”，颇为贴切。当时士大夫大都以能代帝王立言或参与禁廷雅集赋诗为荣，在编集时以此类诗文冠首，贻诸子孙，在家族来说是一件颇为体面的事。
不止令狐楚的集子如此，柳宗元之集自宋本《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以及《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以后，即相沿将赋作编入卷二，而将“雅诗歌曲”编成卷一，且以《献平淮夷雅表》《平淮夷雅》二篇压卷。从文献史料价值而言，平淮乃中唐一大政治事件，柳集以《平淮夷雅》压卷，显然出于“尊重事”的心理；从文本造诣而言，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直称“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70〕，推挹不可谓不高。又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君诗集序》描述韦渠牟诗集体例曰：“以类相从，献酬属和，因亦编次。且以《圣诞日麟德殿三教讲论诗》为首。”〔71〕圣诞日三教讲论，是则天朝以后政治文化史上的大事，正史每多载笔，许多亲预其事者也多有诗文 谢思炜先生曾在白居易《三教论衡》题下有详细考证，见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849-1859页。，例如白居易《三教论衡》即谓：“大和元年（827）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72〕而韦渠牟也的确参与过三教讲论事，《旧唐书·韦渠牟传》曰：
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其讲耨有素，听之意动。数日转秘书郎，奏诗七十韵。〔73〕
当时韦渠牟因为三教论衡中的谈辩使德宗“听之意动”，遂右转秘书郎，乃奏诗畅演三教讲论之盛，这当是韦渠牟一生中殊感恩荣的时候。因此，其诗集以经进之《圣诞日麟德殿三教讲论诗》七十韵压卷，既属“尊重事”，也合于唐代诗集先古体后近体的编次义例。权德舆的集序很注重载述当时文集编次之体例，即以压卷例而论，韦渠牟集而外，前引权氏《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也是如此。由此也能看出，唐人对文集压卷的问题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通过实际操作进行了理论反思。
3.纪念
曹丕曾说：“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74〕刘知几亦曰：“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75〕文章的传世，与其说印证着《左传》“立言不朽”的判断，毋宁说在有限的生命历程过后尚能留给后世一丝痕迹，以此来纪念此生的行止歌哭、人世往事。
纪念，本指记数的串珠，现代汉语的词义约略相当于文言中的“永思”一词。文集不仅是士大夫思想、才华的萃聚，也承载了生命中人事、行止和情感的雪泥鸿迹，典型者如白居易就很注重记录“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其效果便是“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76〕有鉴于此，日本学者丸山茂论《白氏文集》，认为此书具有“回忆录的要素”。〔77〕文集的编纂往往是作者文字生涯的总结，况且纂成多在其人身后，故而文集预设的读者多是时间序列中的后来人。作者在晚年对一生文字进行总结时，自然会有曾经的人和事让作者特别看重，从而通过编集篇目的安排进行纪念。前文所讨论到的“明学问之渊源”“明出处之大节”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纪念的功能，本节则主要讨论可与“明学问之渊源”比类齐观的家学、交游之纪念。
先述家学之纪念。宋陈郁《藏一话腴》乙集卷上曰：
戴石屏之父东皋子，平生喜吟，身后无遗稿。石屏能昌其诗，遂搜罗，仅得《题小园》一律云……乃刊于《石屏集》之首。宋西园之父厉斋居士，平生好吟，亦无遗稿，西园能续父灯，因旁搜，亦仅得二绝……亦刊于《西园集》之首。二君之诗，雅正同，遗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传其业同，而发挥前人之美亦同。〔78〕
石屏为戴复古之号，今考明弘治刊本《石屏诗集》，卷首录《东皋子诗》一卷十首，末有戴复古跋曰：“右先人十诗，先人讳敏，字敏才，号东皋子。平生酷好吟，身后遗稿不存。徐直院渊子竹隐先生常诵其《小园》一篇及‘日落秭归啼处山一联，续加搜访，共得此十篇。”〔79〕据此则陈郁所记不确，或者其仅录传闻而未见戴《集》。戴复古在《跋》中自述将其父遗诗编于卷首的原因是：“复古孤幼无知，使先人篇章零落，名亦不显，不孝之罪不可赎也。谨录于《石屏诗稿》之前，庶几使人获见一斑。”〔80〕可见戴复古以父亲之诗作为自己诗集的压卷，既希望使乃父之诗因自己诗集的刊刻而得以流传，同时也稍稍消减自己没能保存好家父诗作的愧疚之感。《东皋子诗》十首之后，戴复古在为自己的诗作编次时，又以《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诗冠首，中谓“传家古锦囊，自作金玉想。篇章久零落，人间眇馀响”，且自述心迹曰“嗟予忝厥嗣，朝夕愧俯仰。敢坠显扬思，幽光发草莽。”〔81〕戴复古之所以将父诗压卷的心态跃然纸上：对自己而言，搜集刊印父诗是出于纪念与缅怀；对世人而言，则仍期望能显扬父诗之才华，发潜德之幽光。
〔30〕杨伦.杜诗镜铨：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8.
〔31〕〔32〕〔55〕王定保，撰.唐摭言校注：卷六〔M〕.姜汉椿，校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18，118，118.
〔33〕〔34〕裴延翰.樊川文集序〔M〕//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卷首.北京：中华书局，2008：3，4-5.
〔35〕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50.
〔3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17.
〔3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M〕.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淳祐本.
〔38〕程大昌.续演繁露：卷四〔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36.
〔39〕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05.
〔40〕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7.
〔4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89.
〔42〕欧阳修.六一诗话〔M〕.郑文，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9.
〔4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观林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0.
〔44〕毛晋.汲古阁书跋〔M〕.潘景郑，校订.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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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陈郁提到的西园，为宋自逊之号，其父宋沆号厉斋居士。宋自逊《西园集》今已佚 宋自逊、宋沆诗作，《永乐大典》尚有存留。详参方健《久佚海外〈永乐大典〉中的宋代文献考释》，《暨南史学》第三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57-158页。，无从考其编次情实，但据陈郁《藏一话腴》所述，则宋沆二绝亦编于宋自逊诗前，充当着压卷的角色，自逊集中当有类似戴复古主旨相通的说明。
宋人编父诗于压卷位置，不独《藏一话腴》所载二例。宋末何梦桂《跋谭氏编首》曰：“谭氏一门父子昆弟，长编巨帙，照映乡国，独以乃翁平生所著揭之篇首而归尊焉，其贤于谀儿也远矣。”〔82〕可见谭氏家集的编次亦以乃翁所著压卷，此举深得何梦桂称赏，故用“归尊”目之。
当然，宋集中也有载录父诗以作纪念但并未编于压卷位置的情况，这种做法在后世颇引起评论者的指摘，比较典型的是黄庭堅《山谷集》末附其父黄庶《伐檀集》一例。《四库提要》认为：
其集（《伐檀集》）自宋以来即附刻《山谷集》末，然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古有明训。列父诗于子集之末，于义终为未协，故今析之别著录焉。〔83〕
宋代类似的编父集于自己诗集之末者尚有高翥、孙应时等例，清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五《石唯庵残稿》下论曰：“同人议附刊《印川集》后，盖援《黄山谷集》后附刻其父《伐檀集》例。又王楙《野客丛书》后附刻其父《野老纪闻》，亦此例也。按宋高翥《信天巢遗稿》后附《江村遗稿》，则翥父选淑迈之诗，皆裔孙士奇采辑。又孙应时《烛湖集》后附编其父介及兄应求、应符诗，似皆引《山谷集》为例。既而有人谓父附子后，究属不安，虽宋人有例，未可竟用，于是附刊之议遂辍。迨后余见《戴石屏集》编其父敏诗于己集之首，此亦宋人前例，较善于《山谷》等集，正可施于印川父子者。”〔84〕论点与四库馆臣相合，并明确点出《戴石屏集》编其父敏诗于己集之首为善例，其言论基础即是古人以卷首为尊，集末“压阵”终不如集首“压卷”更具有敬意。
次述交游之纪念。唐魏颢《李翰林集序》曰：
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 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85〕
魏颢为魏征曾孙，与李白相识于金陵，李白有《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 诗，魏颢有亦《金陵酬翰林谪仙子》 诗，《序》所谓“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即指此二诗。后来李白将文集编订之事托付魏颢，“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颢在为李白编集时，将二人赠答之诗压卷，而“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86〕魏颢所谓“不忘故人”，正可看出其排布压卷诗具有明确的纪念意旨。
与魏颢相类似，唐人于頔《皎然集序》曰：
贞元壬申岁，余分刺吴兴之明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余遂采而编之，得诗笔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纳于延阁书府。上人以余尝著诗述论前代之诗，遂托余以集序，辞不获已，略志其变。 南宋释本觉 《释氏通鉴》卷九曰：“释皎然……耻以文章名世。尝叹曰：‘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日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真性。岂若松岩云月，禅坐相偶，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吾将入杼山矣。于是，裒所著诗文火之。后中丞李洪刺湖州，枉驾访昼，请及诗文。曰：‘贫道役笔砚二十余年，一无所得。冥搜物累，徒起我人，今弃之久矣。洪搜之民间，仅得十卷。昼没，相国于頔序之进于朝，德宗诏藏秘阁。”所载与于頔《皎然集序》不同，其说后出，且与《皎然集》卷首敕牒不合。
按于頔编皎然集系应集贤殿之命，此时皎然尚在世。于頔此时任湖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他曾作《郡斋卧疾赠昼上人》，而皎然也有《五言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以唱和。于頔在编《皎然集》时，便将这一组诗编为诗集压卷〔87〕，以作为二人交游之纪念。当然，因为于頔所编皎然集是为了进呈以供御览，于頔将自己与皎然唱和诗编为压卷，可能也希望德宗能够较早读到。其中动因，可参看本文第二节论行卷及投谒之集卷首安排的重要性。
怀友念旧之作在古人文集中往往占有颇多的篇幅，而生命中最珍视的交谊，在文本呈现时被编次到最突出的位置，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欧美典籍有在扉页上标识“谨以此书献给”之类献词的传统，而中国古人文集则更含蓄，在压卷位置安排上怀念某人的诗文，已经是极为显明的纪念了。宋龚昱《乐庵语录》卷三曰：“崇观间，朝廷禁元祐学甚切，皆号为颇僻之文，举子在学校及场屋，一字不敢用，虽碑刻亦尽仆之。时钱塘有一游衲，以隐税逮系于州。发箧得诗稿数编，首篇《哭东坡》，其辞曰：‘文星落处天为泣，此老已亡吾道穷。功业漫夸生仲达，文章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真气，海内何由见古风。平日百篇谁复爱，六丁收拾上瑶宫。守见而奇之，因释其罪。”〔88〕由尾联“平日百篇谁复爱”可推知，此游衲曾因诗才受到过苏轼的赏识，故而编次诗稿以《哭东坡》为压卷。在严苛的党锢环境中，而能将怀东坡诗置于卷首，其识力可佩。而压卷表达纪念的功能，也在无形中参与了这一文字话语之外的文本叙事。
四、余论
上文所举，皆为唐宋文集压卷体例文本功能的主要方面。翻开古人文集，很多情况下都能发现其压卷第一篇的安排寓含深意。尽管压卷有着各式的动因，但其实质上是一种强化或突破文集内在秩序的行为。刻本古籍能够更有力地将古书体式加以固化，使之趋向于体例的统一；中古卷子时代的写本则显得灵活自如，体例亦多样且个性化。即使在宋代刻版时代到来之后，文集编次的体例仍在一段时间之中处于个性化排纂与传统通例相交织的状态。因此，对于唐宋文集义例之研究，抽绎其通例且给出逻辑解释自然重要，尊重个例的特殊性并纳入研究视野，同样也是学人所应保有的态度。本文的问题意识专注于就古人压卷意识在唐宋文集中的呈现加以探赜，至于单体个例的详尽解析，为避枝蔓计，姑留作翌日之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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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压卷；唐宋文集；编次体例；文本功能
〔中图分类号〕I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71-13
① 近现代学人受“压阵”“压轴”等词汇的影响，有时会认为“压卷”指某书的最后一篇，实属误解。
② 何溪汶《竹庄诗话》卷五，常振国、绛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3页。朱熹评议吕祖谦所编选的《宋文鉴》时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每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压卷，如赋取《五凤楼》之类。”则扩展为每卷卷首第一篇皆称作“压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48页。宋黄仲元《郑云我孔子年谱叙》曰：“是谱也，首以聊大夫二事压卷，前书之所未有。”以“压卷”指卷首，见黄仲元《有宋福建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卷二，四部丛刊三编景明嘉靖刻本。元陈栎《批点古文序》曰：“或曰：‘今选古文，即以李斯上秦皇逐客书次于《楚辞》，其文虽美，如其人何？曰：‘不可以其人废其文也。且以《离骚》压卷，以忠臣为万世劝也；以此书次之，以奸臣为万世戒也。劝戒昭然，读古文而首明此，岂无小补云。”（陈栎《定宇集》卷一）亦以“压卷”指卷首第一篇。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项目“唐宋别集义例研究”（2018M630133）
〔作者简介〕李成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084。 引言
“压卷”，唐宋典籍有时也称作“开卷”“引卷”“引编”，本指卷帙开端第一篇。①宋范温《潜溪诗眼》曾讨论为什么《杜工部集》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为开卷第一篇，他认为：
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门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②
又陈与义诗集开卷第一组《妾薄命》二首，宋任渊《后山诗注》及明刻《后山先生集》皆留存题下自注：“为曾南丰作。”任渊注引《年谱》曰：
后山学于南丰曾巩子固，今以压卷，亦推本其渊源所自。〔1〕
范温、任渊用“压卷”一词的语义颇为明白，后来则渐渐衍变，借“压卷”指代经史子部著作或文集的最佳篇目。 “压卷”指称某一篇诗文为文集中最佳之作，例如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五“读文集”：“《胡宗诗集序》《王定国文集序》《小山集序》，皆山谷文之畅达变化、可压卷者也。”王世贞《曲藻》：“北曲固当以《西厢》压卷。”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四：“昔李沧溟推‘秦时明月汉时关一首压卷，余以为未允。必求压卷，则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厥例尚多，不烦备举。 从内容上来看，开卷第一篇的义理词章应当是文集中的上乘佳作，足以代表全书的精华；从文献形制上来看，首篇置于卷端，在卷册位置的重要性上也要压住以下各篇。就如同一首诗中要有警策之句，“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2〕，开卷第一篇，往往承担着一部书警策之篇的重任。
压卷的心理机制，实际与中古卷轴装书籍的文献载体制度有很大关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凡图书本是首尾完全著名之物，不在辄议割截改移之限，若要错综次第，或三纸五纸，三扇五扇，又上中下等相揉杂，本亡诠次者，必宜以好处为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3〕这一记载的史料背景是，宋孝武帝时曾将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数十幅裱褙为长长的一卷，虞龢在《论书表》中认为这种做法很是不妥：“以数十纸为卷，披视不便。……以二丈为度。”〔4〕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对虞龢的观点加以释证说：
面对这种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长卷轴，鉴赏者的注意力当然不可能始终如一，会时而专注，时而倦怠。针对这种注意力的松紧变化，虞龢在作品的排列方式上下了功夫。他把最好的“上品”之作放在卷首，紧接其后的是最差的“下品”，而“中品”则置于卷末。其理由为：“人之看书，必锐于开卷，懈忌于将半，既而略进，次遇中品，赏悦流连，不觉终卷。”〔5〕
虞龢的这个事例尽管着眼于编次二王法帖，但他把上品置于卷首的做法却带有某种共通性。在上古简帛形制、中古卷轴形制都不便于像册装那样随意展阅的时代，这种编排考虑到了文本呈现的内在逻辑以及读者的阅读心理。
经史子集四部之中，与虞龢编次二王書法在模式上最为相近的，应当就是文集。经部典籍的文本秩序早已固化，哪怕细微的改动，都会被视为唐突悖乱之举，因此也不必在古本之外寻求另一种编次方法。史书、子书有其内在的篇章组织逻辑，孰先孰后，自有著述的宏观思路相约束。只有文集，乃是由众多单篇诗文组成，相互之间除作年、文体因素外，并不存在太大的关联性，这也就为文集以哪一篇压卷这个问题提供了腾挪空间。刘咸炘尝论曰：“古人自编之集，前后皆有意旨。”〔6〕又在论《文选》类目时说：“京都之体最后，而乃以为首，此盖文士之见爱其篇体广博耳。”〔7〕皆是有见于中古集部书对篇目次第等差的斟酌裁定。实际上不止自编之集，他人代为编集也往往有深意存焉，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意旨”就是卷首压卷一篇的安排。压卷实际是唐宋文集编纂过程中一个自觉的通例，背后隐含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压卷传统自然有先唐古书重冠首的影响，同时也通过开卷首篇承载起了明学问之渊源、重出处之大节、尊重王事、纪念家学与交游等文本功能，是研究中古文集体例流变应当关注的要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文集首卷之前，常会冠以序引、传记、年谱、敕诰、题赞等文献，通常称作“冠集”“集首”。 “冠集”“集首”诸词，有时指集序弁言，如宋吴潜《宣城总集序》曰：“凡得诗千余首，赋、颂、杂文二百篇，分为二十有三门，合为二十有八卷，名曰《宣城总集》……后轩乞吾文以冠集首，此吾宣盛典也，吾又奚辞？”见吴潜《履斋遗稿》卷三。唐皇甫湜《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有曰顾非熊生者在门，讯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诗集二十卷，泣请余发之。凉公适移莅宣武军，余装归洛阳，诺而未副，今又稔矣。生来速文，乃题其集之首为序。”宋陆游《吕居仁集序》：“今得托名公集之首，岂非幸欤？”朱熹《简斋外集序》：“顷邑士有欲刻公诗者，因岀前闻为冠集首，庶学者知公渊源所自。”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一：“简斋外集一卷旧钞本”条下录“旧序”，然此序为朱熹本集所不收，真伪待考。故词意采择，当视具体语境而决定。这类文献，其实可看作文集前端之附录，与文集末端之行状、墓志铭等遥相呼应，属于文集的附缀成分，也就是“副文本”（paratexts），故而并非本文所拟讨论的“压卷”问题。略识于此，以明断限。
一、古书压卷之传统
简帛时代，著书已经很讲究篇章行布，哪些内容冠首，哪些殿后，皆有义例寄托其中。即以经传而论，《周易》以乾坤象天地，故取为六十四卦之首。《诗经》有“四始”之说①，对后世的“诗经学”影响深远。②《礼记》开篇“‘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义，非但制度而已。”〔8〕《论语》首篇为什么要安排“学而”章，历代也多有揣摩，有人便认为“学而”章言“学”言“时习”言“不愠”等，皆有义理，“此理则通，《论语》所言皆可以尽。故此句冠一书之首，深有意也。” ③中古以降，各家注疏对于经传的发凡起例都很下功夫，某篇某章之所以压卷，原因何在，实际也是经传义例中颇为重要的一条。
① 《史记·孔子世家》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69年，1936页。
② 当然也有认为“四始”编排不当者，例如宋陈埴《木钟集》卷六：“四始之诗，不应以乱世之作冠于风雅之首。”但这正从另一层面显示出古人对于一部典籍以何者冠首的重视。
③ 陈耀文《经典稽疑》卷上“时习”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817页；雷鋐《读书偶记》卷二曰：“沈闇斋先生云：‘周子教人寻孔颜乐处，某谓当从《论语》开篇第一章寻起。按此言最确实，盖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由此而乐而不愠，孔颜之乐在其中矣。”
④ 商鞅《商子》以《更法》为第一，详载商鞅与甘龙、杜挚关于变法相辩难之语，且附孝公《垦令》，“盖亦编书者著其变法之事于首，以明其说之得行也。”《公孙龙子》以《迹府》为第一，述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论，“盖亦后人著之于首编，以为全书之纲领也。”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就史、子二部而言，史部典籍因多有时代、地理等因素制约，故其篇章次第具有以时间、区位、门类等条目为准绳的自然规律性。不过，涉及诸多篇章的排比时，编撰者仍需面对哪一篇章压卷的问题，例如史部政书类的唐代成文法典《唐律疏义》，就很重视压卷第一篇的名正言顺，长孙无忌谓“主物之谓名，统凡之为例”“命名即刑应，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为首篇。”〔9〕吴兢纂《贞观政要》，以《君道》篇压卷，首载太宗问“理国之要”，元人戈直《贞观政要集论》便谓“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徴能赞美之而不能发明之也。吴氏编是书，置此于开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10〕前例，编者对首篇之所以如此安排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后例，注释者对置于开卷之首的原因进行了拟测。
子部的周秦汉唐诸子之书，其性质与集部个人文集有着相近的编次特点。子部著述大抵集合众篇以相先后，为了标识核心思想，往往还有内外杂篇之别。子书内篇中的第一篇，往往是一部子书的核心思想之所在。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曰：
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故余所先后视二书，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其他咸有为而为之。〔11〕
正点出子书压卷篇目以思想价值为首要的衡量标准。《庄子》何以置《逍遥游》于内篇第一，历代学者更是多有论列，不烦备引。其他如李轨注扬雄《法言》，于开篇《学行》题下注曰：“夫学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众篇之首也。”〔12〕也是压卷文化心理的表现。由于周秦汉唐诸子之书多系后学编定，“故于其最有关系之议论，并载同时人之辩驳，以著其学之废兴、说之行否，亦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13〕这一编次过程中，首篇的安排更是具有深意。余嘉锡先生据《战国策·秦策》推考，《韩非子》第一篇《初见秦》乃张仪之说，实际应以《存韩》篇压卷，且《存韩》篇末并载李斯《驳议》，是因为“后人编非之书者，悼非之不得其死，故备书其始末于首篇，犹全书之序也。” 〔14〕其他如商鞅《商子》以《更法》为第一，《公孙龙子》以《迹府》为第一，皆是通过压卷篇目纲领全书④，《难经》开篇论脉而先言寸口，“著之篇首，乃开卷第一义也。”〔15〕“开卷第一义”五字，大致能概括子部书篇首的安排原则。
由以上诸例可见，压卷意识实际是讨论古人著述时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集部别集类同样存在，且问题意识本身的学术价值未遑多让。与文集体例的衍生、完备相并行的，是中古时期子书撰著等“一家之言”的式微，這就使得文士转而将著书之意寄托于文集，进而在编集体例中斟酌法度，将其当作自己“一家之言”的新载体。章学诚论中古学术之变，拈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16〕的观点，也是有见于此。
二、压卷之文本呈现
先唐时代，尚未出现关于文集压卷问题的理论探讨，但六朝古集卷首对篇目的安排仍隐约有命意可求。以流传至今且保存了六朝古集编次原貌的几部魏晋文集来观察，嵇康集卷一以《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冠首〔17〕，或是由于这是嵇康数量最多的一组五言诗；陆云《陆士龙文集》以《逸民赋》及《逸民箴》冠首〔18〕，一则见志，同时也是对大将军掾何道彦由《反逸民赋》引发的文字酬答之纪念；陶渊明集以四言诗编入卷一，特别将归隐之后同时写成的《停云》《时运》《荣木》冠于首三篇〔19〕，模仿《诗经》以明志，无论在诗体的经典性上还是诗义的思想性上，都可看作是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总结。当然，先唐古集的压卷状况只能约略推测，毕竟六朝时期缺乏有关压卷的明确史料记载，集序的传世也很少，故而我们今天所能推知的先唐文集压卷意识似亦处于云烟不清的状态。
从唐代开始，史料记载便注意将文士编集的首篇布置形诸笔端。归纳来看，许多文集是在固有的文集编排体例内部来寻求压卷篇目的安排，比如唐宋文集多以赋或古体诗排在各文体之前 唐人文集，多绍续《文选》之义例，以赋冠首。今虽无完整的唐人文集写本传世，但在载籍中尚能考见唐人的这一冠首传统。例如李昉《文苑英华》卷一四九载舒元舆《牡丹赋序》曰：“吾子独不见张荆州之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观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赋》焉。”是为例证。，编集者因势利导，从赋或古体诗中捡择最佳篇目以作压卷。卢照邻文集之祖本系生前自编，其《穷鱼赋》并序曰：
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常思报德，故冠之篇首云。〔20〕
很显然，卢照邻自编文集二十卷是以《穷鱼赋》压卷，其中深有寄托。不过，传世《卢照邻集》皆列《穷鱼赋》于《秋霖》《驯鸢》二赋之后，已经失去了卢照邻自编文集之原貌。 《四库提要》曰：“又《穷鱼赋序》称‘尝思报德，故冠之篇首。则照邻自编之集，当以是赋为第一。而此本列《秋霖》《驯鸢》二赋后。其《与在朝诸贤书》亦非完本。知由后人掇拾而成，非其旧帙矣。”见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992页。有的文士在编集时，会不惜变更通行的文集体例，从而以最得意（或知名）的作品压卷。例如南唐刘吉曾有《赠隐者》诗曰“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之句，人多诵之，嗣后其编诗集曰《钓鳌集》，捡择三百首，即以《赠隐者》一诗压卷。〔21〕此外，在对唐人文集压卷问题展开研究的时候，作为文集一个类型的进士行卷小集也颇值得关注。
在宋代，由于六朝隋唐古集大量散佚，宋人在自编文集的同时，也注重整理或重编前人文集，这一整理的过程同样需要面对如何处理前人文集压卷排布的问题。例如宋人重辑陆机《陆士衡文集》，以《文赋》冠首〔22〕，便是因为《文赋》乃陆机一生中的大手笔，且这一编次同时也符合唐代以来先赋后诗的编集通例。
1.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
在唐代，尽管编集体例尚未完全定型，但受遐迩流布的《文选》之影响，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等文本体例还是约定俗成的。因此，唐集的编纂往往在这一体例框架内寻找堪当压卷大任的篇目，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唐集的压卷篇目多为赋或古体。即以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李杜而论，李白集的传世尚有清晰的脉络〔23〕，后世李白集以宋敏求编《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为祖本，此本压卷为《大鹏赋》〔24〕，这既合于先赋后诗的文集通例，又把李白最知名且“时家藏一本”的《大鹏赋》置于首位，洵为通行文集义例框架内以名篇压卷的典范。
唐人集往往文集与诗集分帙行世，在这样的情况下，诗集的压卷则习惯选取古体、乐府诗的名篇。仍以李白集为例，李阳冰编李白《草堂集》以《远别离》压卷，很可能是源出于李白的意愿。宋王铚《题洛神赋图诗并序》曰：
李太白作《远别离》亦云“九疑连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李当涂编次，以此诗为谪仙文集第一篇，亦以祖屈原悲英皇本意耳。〔25〕
而宋敏求重编李白集以《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升古风（卷二）于乐府（卷三）之前 宋敏求重编本降“乐府三十首”于卷三，仍以《远别离》为第一首，见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1页。，亦有可说。后人在论李白诸诗时，也认识到李白此篇不止诗风醇雅清壮，且是表达诗学理想的旗帜。《朱子语类》记朱熹语曰：“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26〕又杜甫《杜工部集》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压卷，亦是从唐代卷子本到宋刻本皆相沿如此。本文开篇引范温《潜溪诗眼》讨论何以杜集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压卷曰：“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门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27〕布置得正体外，此诗之所以能堪当压卷重任，尚有另外几方面特质：其一，本诗主体为杜甫的生平自述，在诗集中发挥着以诗代序的功能；其二，在艺术上，本篇“全篇陈情”〔28〕，是杜集中颇具代表性的性情发抒之作；其三，诗中直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情怀，而这一点正符合钱钟书先生分析压卷篇目特质时所概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功能，详参本文第三节所论。
王安石曾选李杜韩欧诗为《四家诗选》，以杜甫为第一家，并以《洗兵马》为杜甫选集的压卷。尽管《四家诗选》未能留存至今，但据此我们仍可推断王安石于每家选诗的排布也是先古体后近体。如果严格考究王安石所纂《四家诗选》的性质的话，称其为总集并不妥当，此书实际是四种别集（选集）之合集。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曰：
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自《洗兵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发焉。〔29〕
王安石以《洗兵马》为杜甫选集之压卷，其理据也可推寻。杨伦《杜诗镜铨》卷五《洗兵马》后引朱鹤龄曰：“中兴大业，全在将相得人。前曰‘独任朔方无限功，中曰‘幕下复用张子房，此是一诗眼目，使当时能专任子仪，终用镐，则洗兵不用日夕可期，而惜乎肃宗非其人也。王荆公选工部诗，以此诗压卷，其大旨不过如此。”〔30〕尽管朱鹤龄所论未必全合于王安石之意旨，但王安石在《集序》中明確点出以《洗兵马》为首，表明他在杜甫选集压卷篇目这一问题上确曾用心斟酌过。
据王定保《唐摭言》卷六载，杜牧应举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向时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 〔31〕乃向主考崔郾推荐曰：“若其人，真王佐才也。”〔32〕可见杜牧之得名，便凭借《阿房宫赋》一篇。 此赋在后世也颇受知赏，如陈秀明《东坡文谈录》载苏轼曾“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宣和书谱》卷九佚名亦谓：“（杜牧）其作《阿房宫赋》，辞彩尤丽，有诗人规谏之风，至今学者称之。”杜牧在生前特别重视其《樊川集》的编次，他特意对外甥裴延翰说：“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邪！” 〔33〕杜牧身后，裴延翰搜补杜牧焚稿之余，编为《樊川文集》二十卷，且在《集序》摘选篇目评论时首先说“其谲往事，则《阿房宫赋》”〔34〕，遂编为压卷。裴延翰的编次方式，也是在先赋后诗的文集体例框架下选取杜牧名篇以压卷。
在通行的以赋或古体诗压卷的传统之外，由于压卷意识的存在，文士有时会突破卷首文体之传统，将自己最重视的篇目编为压卷。宋刘将孙《跋刘玉渊道州九嶷山虞帝庙碑稿后》曰：“玉渊平生所作，自负此碑第一，亦以冠集端，论其文者亦云然。”〔35〕“玉渊”为刘子澄之号，有《玉渊先生文稿》。 《玉渊先生文稿》见于傅维鳞《明书》卷七六、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所著录，今佚，《全宋文》未收刘子澄之文。详宋人文集体例，碑文一般编在文集的后半部分，刘子澄因为自负此碑为生平文字第一，不惜变通文集通例，而以此《碑》冠首。再如中科第者，往往于卷首先录策问，以示恩荣。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橘林集十六卷后集十五卷”下解题曰：“其文雕琢怪奇，殊乏蕴藉，压卷策问言王金陵配飨先圣事……集仅二册，而卷数如此，麻沙坊本往往皆然。”〔36〕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为编集通例，而此处两条，则基于压卷的动因，不惜突破故有的体例限制，从而在客观上促成了文集体例的自由化面貌。
2.“集中第一”
古人评论文章，每每说某诗某文是“集中第一”“集中第一篇大文字” 林纾《柳文研究法》论柳宗元《游黄溪记》曰：“黄溪一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纪昀门人刘权之《跋进书表》则谓纪昀《进四库全书表》为“此集中第一篇大文字。”，或者别作类似的表述。不止后人评说如此，作者对自己文集中的“第一”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文集的压卷之作，通常是作者颇为自负的佳作。 欧美诗集也具有这一特点，常将最得意之作置于开卷第一篇或题头诗，进而以这首诗的题目作为整册诗集的标题。例如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对自己的《牧场》（The Pasture）很是满意，此诗曾被弗罗斯特作为诗集《波士顿北》的题头诗，“后来被诗人抽出来作为诗选集的压卷诗。”见弗罗斯特《林间空地》，杨铁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页。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查考不到李白、杜甫对前揭各自压卷诗篇的态度，但载籍中确有不少其他诗人珍重压卷篇目的记载。典型者如刘叉“客韩愈门，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李贺右。”〔37〕其诗集在宋代尚未亡佚，据程大昌言，刘叉“自有集，此二诗正为集首。”〔38〕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七曰：
贞白，唐末大播诗名。《御沟》为卷首，云：“一派御沟水，绿槐相荫清。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鸟道来虽险，龙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愿向急流倾。”自谓冠绝无瑕。〔39〕
可见王贞白因自负《御沟》诗“冠绝无瑕”，遂编为诗集压卷。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记唐陈咏事曰：
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40〕
陈咏对诗集压卷的安排，系以“朝贵见赏”为选取之标准。类似的以政治因素作为诗文压卷选取标准的例子尚多，比如陈振孙叙录孙仅《甘棠集》一卷曰：“尝从何通判陕府，以所赋诗集而序之，首篇曰《甘棠》，思循吏，故以名集。”〔41〕正是由于这类因素的参与，古人文集在通行体例之外，出现了各种有个性的编次方式，促成了古代文集体例的多样呈现。
当然，更多的“集中第一”压卷所考虑的是思想或艺术的成就。杜荀鹤自编文集曰《唐风集》，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记有一重公案，认为杜荀鹤最知名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两句实为周朴诗〔42〕，宋吴聿《观林诗话》亦主欧阳修之说，认为杜荀鹤窃此句作为压卷是为了“借此引编”“行于世”。〔43〕今考“风暖”此联见于杜荀鹤《春宫怨》诗，在《唐风集》中列于卷首第一篇。无论欧阳修所记是否属实，杜荀鹤对此联的喜爱是可以得到确认的。毛晋引谚云“杜（按：即指荀鹤）诗三百首，惟在一联中”以评论此联，且谓“《唐风集》以之压卷，亦此意耶？”〔44〕可见世人公认《春宫怨》压卷是基于“风暖鸟声碎”一联的艺术造诣。类似的以文学造诣最高的诗文作为文集压卷的例子，在唐宋文集的编撰史上颇为习见。 如《四库全书总目》于《山中白云词》提要曰：“（張炎）平生工为长短句，以《春水》词得名，人因号曰‘张春水。其后编次词集者，即以此首压卷。”又柳开临殁语张景曰：“吾十年著一书，可行于世。”张景为之整理，且命名曰《默书》，编作《河东先生文集》之压卷。《默书》文长不过六百二十三言，却是柳开一生性理之学的总结，编于集首，即表示《默书》为柳开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今传世清曙戒轩钞本《河东柳仲涂先生文集》第一卷第一篇即是《默书》，并有张景解题，是此种钞本犹存宋本原编之旧。参柳开《河东柳仲涂先生文集》卷一，《宋人文集珍本丛刊》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441页。
唐宋以降，文集编撰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即不留少作。当然，也有既是少作而作者又视为终生杰作的例子。宋吴明辅少时曾赋《斋居赋》，“颇矜持此篇”，而车若水见到吴氏时曾直言“此是尊兄少年之文，可以删去”，并举出《赋》中文理不通的四句。但吴明辅不为所动，“后来所印《荆溪集》，则俨然在第一篇，不易一字”，故而车若水只能慨叹“不知其意如何？”〔45〕其实从编集体例来讲，《斋居赋》压卷符合先赋后诗的文集体例，且少作在前，从时间上看亦可寓编年之意，何况吴明辅“颇矜持此篇”，编为压卷，并非无谓。
3.唐宋行卷、投谒“注意第一篇”
唐人有一种以实用为目的而编纂的文集，就是举子行卷，也称作小集。有一些流传至今的唐人文集如元结《文编》、皮日休《皮子文薮》，其编纂以一帙十卷为度，是典型的行卷小集，前辈学人已有考论，不再赘述。陆龟蒙编有《松陵集》，孙桂平也考定其性质是为行卷而编。〔46〕唐人李中《览友人卷》有“新诗开卷处，造化竭精英”之句，很贴切地写出了以压卷篇目衡量全帙的态度。程千帆先生也认为，唐人行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是举子特别重视卷首的安排。面对“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的状况：
举子们便在编辑行卷时，特别注意第一篇的安排，把自己（或者别人）认为最好的、最容易引人注目的作品放在最前面，使人展开卷轴立即可以看到，称为卷首。〔47〕
卷首安排得当与否，对行卷的效果影响很大，程先生分别举一例进行说明，即白居易行卷首篇《赋得古原草送别》受到顾况的欣赏，而崔颢行卷则因首篇“十五嫁王昌”之句触怒李邕。 张固《幽闲鼓吹》：“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李肇《国史补》卷上《崔颢见李邕》条曰：“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日：‘小子无礼！乃不接之。”俱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0页。笔者在查考唐人行卷或投谒与压卷有关的史料时，注意到多条事例可与程先生所论相参证。例如，黄滔《颕川陈先生集序》曾记述，陈黯“十三袖诗一通谒清源牧，其首篇《咏河阳花》”，当时陈黯面豆新愈，清源牧因首篇咏花应景，遂谓：“藻才而花貌，胡不咏歌？”〔48〕清源牧正是因首篇《咏河阳花》而赞其“藻才”，复因陈黯面豆如花与《咏河阳花》诗题相应，遂谓“花貌”。由此一事例也可以看出干谒投卷时将得意之作编于首篇的重要性。
这种行卷重视首篇的意识，逐渐促使行卷者以奉赠诗列于压卷 公认奉赠诗的代表作品便是前揭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尽管杜诗作此诗是向韦济告别，不是为行卷而作，但此类奉赠诗的作法大体一致，而与一般的即景即事诗有着很大的区别。，例如《唐诗纪事·雍陶》便载：
唐诗人最重行卷，陶首篇上裴度，或云耿湋行卷首篇上第五琦，遂指为二子邪正。虽然，方琦未有衅时，上诗亦何足多怪。〔49〕
在雍陶和耿湋的行卷中，上裴度诗和上第五琦诗充当了两重角色，该诗既是行卷小集的压卷篇目，自彰诗才；又可以作为小集的代序，藉以自述身世，表达愿景。另外，唐宋史料中尚有与行卷稍异的投献帝王、显贵之诗卷，投献的效果也因了卷首安排的得当与否而有天渊之别。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孟贯》曰：
周世宗幸广陵，贯时大有诗价，世宗亦闻之，因缮录一卷献上。首篇书《贻谭先生》云：“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世宗不悦曰：“朕伐叛吊民，何得有巢无主之说？献朕则可，他人则卿必不免。”不复终卷。〔50〕
周祖譔、贾晋华《校笺》谓此条系辛文房据《江南野史》卷八改写，而《江南野史》原文作“贯潜渡江，以所业诗一集，驾前献之。世宗览其卷首《贻栖隐洞谭先生》”云云。〔51〕实际上，孟贯缮录卷首《贻谭先生》时，可能自认为此诗乃集中之精品，而没有意识到周世宗会因“有巢”“无主”字眼发怒。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熙陵奖拔郭贽”条曰：
先友郭照为京东宪日，尝为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贽初为布衣时，肄业京师皇建院。一日方与僧对弈，外传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龙潜日尝判开封府，故有“南衙”之称。忘收棋局，太宗从容问所与棋者，僧以郭对。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隐，即前拜谒。太宗见郭进趋详雅，襟度朴远，属意再三。因询其行卷，适有诗轴在案间，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观草书》诗云：“高低草木芽争发，多少龙蛇眼未开。”太宗大加称赏，盖有合圣意者。即载以后乘，归府第，命章圣出拜之。不阅月而太宗登极，遂以随龙恩命官。尔后眷遇益隆，不十数年，位登公辅。盖与孟襄阳、贾长江不侔矣。〔52〕
何薳取以比较的孟郊、贾岛事例，载籍并没有明确的压卷书写，比如孟郊的“不才明主弃”得罪玄宗的场景是“自诵所为”。 《新唐书·文艺传下》：“（王）维私邀（孟浩然）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见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二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779页。前揭《幽闲鼓吹》中还记载了李贺谒见韩愈事，因为与进士行卷无关，程先生未引。如果扩大考察的范围，将行卷与投谒综合考察的话，可发现诸事例在压卷篇目重要性這一点上是相通的。唐张固《幽闲鼓吹》曰：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53〕
李贺谒韩愈，诗卷以《雁门太守行》为压卷篇目，韩愈初读首篇即激赏约见，当事双方对压卷诗篇艺文水平的认识颇为一致。李贺去世十五年后，与李贺“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54〕的沈子明编李贺集，反而取《李凭箜篌引》冠于集首，似与李贺本意不合。在另一则史料中，韩愈甚至连首篇内容都未曾细读，只看到诗题即已有所品评，王定保《唐摭言》卷六曰：
① At breakfast when I open an egg，I dont have to eat all the eggs to discover that it is bad.其典故来源于一位编辑对某长篇小说作者的回复。
② 任渊《后山诗注》及明刻《后山先生集》皆留存题下子注：“后山自注曰：为曾南丰作。”。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扳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55〕
英文有一句谚语：“我不必吃掉整个鸡蛋。”①《世说新语》也曾记载“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56〕刻画其自矜颇为传神。在古人投谒诗文的举动中，当事双方也默认这一心理规律——被拜谒者往往通过阅读开卷第一篇就会对投谒者的诗文水平作出判断，而不必全卷阅毕。
三、压卷体例的文本功能
唐宋文集压卷体例的形成，有着先唐古书压卷传统的影响；其文本呈现方式，也表达着独有的文本功能。本节拟在前节考述的基础上，对文集压卷篇章背后的动因以及压卷篇章的文本功能进行考察。
1.示安身立命之所在
钱钟书先生尝覆书孔凡礼先生，讨论为何陆游《剑南诗稿》会以《别曾学士》作为压卷篇目：
以《别曾学士》开卷者，如《山谷内集》之以上东坡诗开卷，《后山诗集》之以哀子固诗开卷，宋人常有，所以明学问之渊源也。次之以《送仲高》诗者，不惜稍变其编年之例，所以明出处之大节也（“道义无古今，功名有是非”）；二者皆示安身立命之所在也。〔57〕
陆游《别曾学士》诗作于绍兴十二年，当时陆游十八岁。陆游小的时候师从曾几学诗，据陆游《感知录》曰：“文清曾公几，绍兴中自临川来省其兄学士班，予以书见之。后因见予诗，大叹赏，以为不减吕居仁。予以诗得名，自公始也。”〔58〕关于陆游和曾几的师事关系，学界早有论定，钱先生概括陆游自编《剑南诗稿》而以压卷诗篇“明学问之渊源”，简明切要，犁然有当于文集编次之理。复次，山谷诗集以元丰元年所作《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压卷，是因为这是黄庭坚与苏轼订交之始。此时苏轼守徐州，黄庭坚教授北京（今河北大名），初通书信之际，山谷寄赠这两首诗，东坡亦有答函及和章。据黄醟《山谷年谱》卷七载，建炎中，黄庭坚之甥洪炎编其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山谷受知于东坡有所自也。”任渊注山谷诗亦引此。〔59〕钱先生将这一遵循压卷体例的编集意识概括为“明学问之渊源”。
又《剑南诗稿》第二篇《送仲高兄宫学秩满赴行在》，其颈联为“道义无古今，功名有是非”，钱先生拈出此联，意在揭示《剑南诗稿》以此诗为开卷第二篇的缘由是通过醇正的议论，以表明“出处之大节”。
黄庭坚受知于苏轼，此众所共知；陈与义受学于曾巩，载籍亦有明文。郑骞《陈后山年谱》“英宗治平四年 丁未 十六岁”引《集记》云：“年十六谒曾巩，曾大器之，遂受业于曾。《宋史》、本集袭用其说，后人亦多因袭。”〔60〕据郑氏研究，此材料实为传讹，陈师道谒见曾巩实际在其二十四岁时。〔61〕钱先生所说的《后山诗集》“以哀曾子固诗开卷”，实际指的是卷首第一组《妾薄命》二首②，本文开篇曾录任渊注引《年谱》曰：“后山学于南丰曾巩子固，今以压卷，亦推本其渊源所自。”〔62〕可见此语为钱先生答函所本。又《诗林广记》引谢叠山云：“元丰间，曾巩修史，荐后山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去，后山感其知己，不愿出他人门下，故作《妾薄命》。”〔63〕据此可推知，钱先生认为《妾薄命》二诗“明学问之渊源”自属确当。钱先生精熟宋人文集，其谓以师友往来诗作压卷的现象“宋人常有”，实有根据，兹再举一证。宋牟巘《跋韩子苍帖》曰：
又尝与陈了斋游，集中压卷是也。〔64〕
今考韩驹《陵阳集》，其开篇古诗第一首即《上陈莹中右司生日诗》。〔65〕由此可知牟巘语境中“压卷”也是指文集第一篇。陈瓘，字莹中，号了斋，牟巘所谓“与陈了斋游”，即指此首贺寿诗。从艺术上看，此诗当然不是韩驹最好的一首诗 韩驹诸作最受历代评家推重者为《夜泊宁陵》《登赤壁矶》等诗。，之所以被编在集首，更多的是为了对生命中重要的人事交游进行纪念，意在以文集存一人之史。 这一明学问之渊源的编集义例在明清亦有所沿承。李塨为文，初学八大家，后与王源一同师事颜元，因而复从王源学古文。王源文宗秦汉，李塨从其说，遂尽删康熙癸未以前所仿八家之文，而将遇到王源之后所撰文纂集留存，名曰《恕谷后集》，并以王源帮助删削之第一篇《送黄宗夏南归为其尊翁六十寿序》为集首。李塨门人冯扆在编校此集时特于文后录王源评语且记曰：“此王昆绳改本也。先生初学八大家，昆绳过会学，言当宗秦汉章法，订此。先生后谓唐宋不如秦汉，秦汉不如六经，于是文法一宗圣经，题曰《后集》。”可见，编《送黄宗夏南归为其尊翁六十寿序》一文于集首，既是李塨对王源改订文法的纪念，也是他为文从八家上追秦汉而归于六经转折点的标志。见李塨：《恕谷后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〇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7页。
古人重名节，慎行止，詩文集的压卷篇目，往往选取能彰显作者出处大节的文字，遂能见出文集存一人之史的价值。唐权德舆在《陆宣公翰苑集序》中说：
公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诰奏议乎？今以类相从，冠于编首。〔66〕
制诰作为“代拟王言”，奏议更能“深切时弊”，皆是陆宣公文集中“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唐时即有别行之专集。在编次陆贽一家之言时，权德舆之所以将陆贽制诰奏议冠于编首，是因为陆贽此类文章“榷古扬今，雄文藻思”，可以看作是他一生大节的代表。 后世编名臣文集，往往将能代表其名节的公文编于压卷位置，以凸显其节行，例如明人张师绎《集导乙》曰：“疏必如杨忠愍后可以死，疏必如杨忠愍之死后可以传。刻《忠愍集》者，首二《疏》，次《年谱》，为《内集》，杂诗文为《外集》，此亦忠烈诸公之一变例也，亦定例也。”见张师绎《月鹿堂文集》卷八《集导丙》，影印清道光六年蝶花楼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3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119页。
出处大节，一方面可以像陆贽那样在事功上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志行高洁的抉择、不畏权势的刚毅等事例来印证。今本《小畜集》首卷录赋文，然据刘克庄谓：“《王黄州集》第一篇《酬种隐君》百韵，自叙出处甚谦，云‘长恐先生闻，倚松成大噱。其叙种隐节甚高，累数十韵。”〔67〕则刘克庄所见王禹偁集开篇以《酬种隐君》百韵诗压卷。考此诗又题作《酬种放征君》，题下注曰：“一百韵，此篇命为首，重高士也。”〔68〕题注也是着眼于阐释压卷的用意。此诗虽为酬答种隐君而作，却恰能畅达地抒写自己的志向，正如诗末所言“搔首谢朝簪，行将返耕凿”，述志之用意极为明显。胡铨贬谪新州，张元幹作《贺新郎》词以送别，坐是除名。同年十一月李纲上《疏谏和议》，张元幹又寄《贺新郎》词一阕。张氏在将词作结集为《芦川集》时，便以这两阙压卷，四库馆臣认为“盖有深意”。此处“深意”，实际便是钱先生提炼出的压卷文本功能之一：“明出处之大节”。
2.尊重事
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曰：
公为宰相，奉诏撰《宪宗圣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时称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为首冠，尊重事也。〔69〕
所谓“时称乾陵崔文公之比”，意指令狐楚此文乃文集中的大手笔，可与崔融所撰《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媲美。这种将代拟王言的大制作编为压卷篇目的做法，刘禹锡概括为“尊重事”，颇为贴切。当时士大夫大都以能代帝王立言或参与禁廷雅集赋诗为荣，在编集时以此类诗文冠首，贻诸子孙，在家族来说是一件颇为体面的事。
不止令狐楚的集子如此，柳宗元之集自宋本《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以及《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以后，即相沿将赋作编入卷二，而将“雅诗歌曲”编成卷一，且以《献平淮夷雅表》《平淮夷雅》二篇压卷。从文献史料价值而言，平淮乃中唐一大政治事件，柳集以《平淮夷雅》压卷，显然出于“尊重事”的心理；从文本造诣而言，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直称“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70〕，推挹不可谓不高。又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君诗集序》描述韦渠牟诗集体例曰：“以类相从，献酬属和，因亦编次。且以《圣诞日麟德殿三教讲论诗》为首。”〔71〕圣诞日三教讲论，是则天朝以后政治文化史上的大事，正史每多载笔，许多亲预其事者也多有诗文 谢思炜先生曾在白居易《三教论衡》题下有详细考证，见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849-1859页。，例如白居易《三教论衡》即谓：“大和元年（827）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72〕而韦渠牟也的确参与过三教讲论事，《旧唐书·韦渠牟传》曰：
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其讲耨有素，听之意动。数日转秘书郎，奏诗七十韵。〔73〕
当时韦渠牟因为三教论衡中的谈辩使德宗“听之意动”，遂右转秘书郎，乃奏诗畅演三教讲论之盛，这当是韦渠牟一生中殊感恩荣的时候。因此，其诗集以经进之《圣诞日麟德殿三教讲论诗》七十韵压卷，既属“尊重事”，也合于唐代诗集先古体后近体的编次义例。权德舆的集序很注重载述当时文集编次之体例，即以压卷例而论，韦渠牟集而外，前引权氏《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也是如此。由此也能看出，唐人对文集压卷的问题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通过实际操作进行了理论反思。
3.纪念
曹丕曾说：“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74〕刘知几亦曰：“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75〕文章的传世，与其说印证着《左传》“立言不朽”的判断，毋宁说在有限的生命历程过后尚能留给后世一丝痕迹，以此来纪念此生的行止歌哭、人世往事。
纪念，本指记数的串珠，现代汉语的词义约略相当于文言中的“永思”一词。文集不仅是士大夫思想、才华的萃聚，也承载了生命中人事、行止和情感的雪泥鸿迹，典型者如白居易就很注重记录“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其效果便是“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76〕有鉴于此，日本学者丸山茂论《白氏文集》，认为此书具有“回忆录的要素”。〔77〕文集的编纂往往是作者文字生涯的总结，况且纂成多在其人身后，故而文集预设的读者多是时间序列中的后来人。作者在晚年对一生文字进行总结时，自然会有曾经的人和事让作者特别看重，从而通过编集篇目的安排进行纪念。前文所讨论到的“明学问之渊源”“明出处之大节”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纪念的功能，本节则主要讨论可与“明学问之渊源”比类齐观的家学、交游之纪念。
先述家学之纪念。宋陈郁《藏一话腴》乙集卷上曰：
戴石屏之父东皋子，平生喜吟，身后无遗稿。石屏能昌其诗，遂搜罗，仅得《题小园》一律云……乃刊于《石屏集》之首。宋西园之父厉斋居士，平生好吟，亦无遗稿，西园能续父灯，因旁搜，亦仅得二绝……亦刊于《西园集》之首。二君之诗，雅正同，遗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传其业同，而发挥前人之美亦同。〔78〕
石屏为戴复古之号，今考明弘治刊本《石屏诗集》，卷首录《东皋子诗》一卷十首，末有戴复古跋曰：“右先人十诗，先人讳敏，字敏才，号东皋子。平生酷好吟，身后遗稿不存。徐直院渊子竹隐先生常诵其《小园》一篇及‘日落秭归啼处山一联，续加搜访，共得此十篇。”〔79〕据此则陈郁所记不确，或者其仅录传闻而未见戴《集》。戴复古在《跋》中自述将其父遗诗编于卷首的原因是：“复古孤幼无知，使先人篇章零落，名亦不显，不孝之罪不可赎也。谨录于《石屏诗稿》之前，庶几使人获见一斑。”〔80〕可见戴复古以父亲之诗作为自己诗集的压卷，既希望使乃父之诗因自己诗集的刊刻而得以流传，同时也稍稍消减自己没能保存好家父诗作的愧疚之感。《东皋子诗》十首之后，戴复古在为自己的诗作编次时，又以《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诗冠首，中谓“传家古锦囊，自作金玉想。篇章久零落，人间眇馀响”，且自述心迹曰“嗟予忝厥嗣，朝夕愧俯仰。敢坠显扬思，幽光发草莽。”〔81〕戴复古之所以将父诗压卷的心态跃然纸上：对自己而言，搜集刊印父诗是出于纪念与缅怀；对世人而言，则仍期望能显扬父诗之才华，发潜德之幽光。
〔30〕杨伦.杜诗镜铨：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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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M〕.四部丛刊续编影印铁琴铜剑楼藏明弘治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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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7：1315.
〔84〕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五〔M〕//续修四库全书：第11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62.
〔85〕〔86〕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一〔M〕.北京：中華书局，1977：1453，1453.
〔87〕皎然.吴兴昼上人集：卷一〔M〕.四部丛刊集部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景宋写本.
〔88〕龚昱.乐庵语录：卷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04.
（责任编辑：潘纯琳）
陈郁提到的西园，为宋自逊之号，其父宋沆号厉斋居士。宋自逊《西园集》今已佚 宋自逊、宋沆诗作，《永乐大典》尚有存留。详参方健《久佚海外〈永乐大典〉中的宋代文献考释》，《暨南史学》第三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57-158页。，无从考其编次情实，但据陈郁《藏一话腴》所述，则宋沆二绝亦编于宋自逊诗前，充当着压卷的角色，自逊集中当有类似戴复古主旨相通的说明。
宋人编父诗于压卷位置，不独《藏一话腴》所载二例。宋末何梦桂《跋谭氏编首》曰：“谭氏一门父子昆弟，长编巨帙，照映乡国，独以乃翁平生所著揭之篇首而归尊焉，其贤于谀儿也远矣。”〔82〕可见谭氏家集的编次亦以乃翁所著压卷，此举深得何梦桂称赏，故用“归尊”目之。
当然，宋集中也有载录父诗以作纪念但并未编于压卷位置的情况，这种做法在后世颇引起评论者的指摘，比较典型的是黄庭堅《山谷集》末附其父黄庶《伐檀集》一例。《四库提要》认为：
其集（《伐檀集》）自宋以来即附刻《山谷集》末，然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古有明训。列父诗于子集之末，于义终为未协，故今析之别著录焉。〔83〕
宋代类似的编父集于自己诗集之末者尚有高翥、孙应时等例，清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五《石唯庵残稿》下论曰：“同人议附刊《印川集》后，盖援《黄山谷集》后附刻其父《伐檀集》例。又王楙《野客丛书》后附刻其父《野老纪闻》，亦此例也。按宋高翥《信天巢遗稿》后附《江村遗稿》，则翥父选淑迈之诗，皆裔孙士奇采辑。又孙应时《烛湖集》后附编其父介及兄应求、应符诗，似皆引《山谷集》为例。既而有人谓父附子后，究属不安，虽宋人有例，未可竟用，于是附刊之议遂辍。迨后余见《戴石屏集》编其父敏诗于己集之首，此亦宋人前例，较善于《山谷》等集，正可施于印川父子者。”〔84〕论点与四库馆臣相合，并明确点出《戴石屏集》编其父敏诗于己集之首为善例，其言论基础即是古人以卷首为尊，集末“压阵”终不如集首“压卷”更具有敬意。
次述交游之纪念。唐魏颢《李翰林集序》曰：
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 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85〕
魏颢为魏征曾孙，与李白相识于金陵，李白有《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 诗，魏颢有亦《金陵酬翰林谪仙子》 诗，《序》所谓“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即指此二诗。后来李白将文集编订之事托付魏颢，“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颢在为李白编集时，将二人赠答之诗压卷，而“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86〕魏颢所谓“不忘故人”，正可看出其排布压卷诗具有明确的纪念意旨。
与魏颢相类似，唐人于頔《皎然集序》曰：
贞元壬申岁，余分刺吴兴之明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余遂采而编之，得诗笔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纳于延阁书府。上人以余尝著诗述论前代之诗，遂托余以集序，辞不获已，略志其变。 南宋释本觉 《释氏通鉴》卷九曰：“释皎然……耻以文章名世。尝叹曰：‘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日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真性。岂若松岩云月，禅坐相偶，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吾将入杼山矣。于是，裒所著诗文火之。后中丞李洪刺湖州，枉驾访昼，请及诗文。曰：‘贫道役笔砚二十余年，一无所得。冥搜物累，徒起我人，今弃之久矣。洪搜之民间，仅得十卷。昼没，相国于頔序之进于朝，德宗诏藏秘阁。”所载与于頔《皎然集序》不同，其说后出，且与《皎然集》卷首敕牒不合。
按于頔编皎然集系应集贤殿之命，此时皎然尚在世。于頔此时任湖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他曾作《郡斋卧疾赠昼上人》，而皎然也有《五言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以唱和。于頔在编《皎然集》时，便将这一组诗编为诗集压卷〔87〕，以作为二人交游之纪念。当然，因为于頔所编皎然集是为了进呈以供御览，于頔将自己与皎然唱和诗编为压卷，可能也希望德宗能够较早读到。其中动因，可参看本文第二节论行卷及投谒之集卷首安排的重要性。
怀友念旧之作在古人文集中往往占有颇多的篇幅，而生命中最珍视的交谊，在文本呈现时被编次到最突出的位置，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欧美典籍有在扉页上标识“谨以此书献给”之类献词的传统，而中国古人文集则更含蓄，在压卷位置安排上怀念某人的诗文，已经是极为显明的纪念了。宋龚昱《乐庵语录》卷三曰：“崇观间，朝廷禁元祐学甚切，皆号为颇僻之文，举子在学校及场屋，一字不敢用，虽碑刻亦尽仆之。时钱塘有一游衲，以隐税逮系于州。发箧得诗稿数编，首篇《哭东坡》，其辞曰：‘文星落处天为泣，此老已亡吾道穷。功业漫夸生仲达，文章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真气，海内何由见古风。平日百篇谁复爱，六丁收拾上瑶宫。守见而奇之，因释其罪。”〔88〕由尾联“平日百篇谁复爱”可推知，此游衲曾因诗才受到过苏轼的赏识，故而编次诗稿以《哭东坡》为压卷。在严苛的党锢环境中，而能将怀东坡诗置于卷首，其识力可佩。而压卷表达纪念的功能，也在无形中参与了这一文字话语之外的文本叙事。
四、余论
上文所举，皆为唐宋文集压卷体例文本功能的主要方面。翻开古人文集，很多情况下都能发现其压卷第一篇的安排寓含深意。尽管压卷有着各式的动因，但其实质上是一种强化或突破文集内在秩序的行为。刻本古籍能够更有力地将古书体式加以固化，使之趋向于体例的统一；中古卷子时代的写本则显得灵活自如，体例亦多样且个性化。即使在宋代刻版时代到来之后，文集编次的体例仍在一段时间之中处于个性化排纂与传统通例相交织的状态。因此，对于唐宋文集义例之研究，抽绎其通例且给出逻辑解释自然重要，尊重个例的特殊性并纳入研究视野，同样也是学人所应保有的态度。本文的问题意识专注于就古人压卷意识在唐宋文集中的呈现加以探赜，至于单体个例的详尽解析，为避枝蔓计，姑留作翌日之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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