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当代文学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阐释
吕晓洁
[摘要]中原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河南文学与中原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河南当代文学对中原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现代性阐释，比如，通过对义文化的诠释，对坚韧、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对纯朴、仁爱精神的展现，对忧患意识的体现，河南当代文学在挖掘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大力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人们朝着真善美前进的正能量、构建中原新形象、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河南当代文学；中原传统文化；义文化；仁爱精神；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G127[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5
中原传统文化主要以三种形态存在：以自然形态存在的物质文化，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典籍文化，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思想文化。而对现代生活最有渗透力、对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最能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是思想文化。关于中原思想文化的精神特征，河南作家李佩甫在其长篇小说《羊的门》中有一个贴切的比喻：“老酒气息”，对其概括得精当而独到。老酒是时间的产物，因年代久远而醇香绵远、厚重、苍劲、古朴，又因其年代久远而蕴含一股幽微的腐靡气息。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与核心，发展最为丰富成熟，集中华文化之精华，正如一坛老酒，漫长的历史使之愈加光辉灿烂，是其他区域难以超越的文化成果。与此同时，因长久的历史积聚，其中也沉淀了许多积重难返的陈腐因素。因此，有必要在中原传统思想文化中植入现代性内涵，对其进行现代性阐释，以在重建当代中原人的精神价值体系、新型道德伦理观的过程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提高中原文化软实力，使中原文化助力中原腾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基于现代性视角，弘扬中原人文精神，展现中原人的精神面貌，树立中原良好形象，为中原的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引领。而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构成，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其对人的精神、灵魂、人格建设的作用，引领人们向着健康美好方向前进，其人文价值对于人格完善、个性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文学的能动性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河南新文学自开创以来，一直与中原文化血肉相连。从新文学肇始时期的徐玉诺、冯沅君、曹靖华、于庚虞等人发出的河南文学之先声，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师陀、姚雪垠等人的现代性乡土反思，再到五六十年代的李凖、段荃法、张有德等人的中原乡村新生活叙事，一直到新时期以来的张一弓、乔典运、孙方友、李佩甫、张宇、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等人的创作，都对中原文化进行了生动的阐释。河南作家自幼生长于中原大地，对中原文化耳濡目染，中原文化的精神早已融入其血液之中，沉淀在其思想里，在其作品中处处散发出特有的文化气息。自近代以来，中原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前赴后继的斗争，新时期以来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大业，无疑都是中原人民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篇章、最为强劲的音符。这些在河南文学中都得到了生动的呈现，这也是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民族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以及中原人民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信、自强、大义、仁爱等，构成了中原人民现代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当代河南作家文学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目前学界对于河南文学与中原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较多，而对于河南文学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阐释方面关注不多，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以期为丰富文化发展创新范式、发展中原文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对义文化的诠释
中原思想文化资源丰厚，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在这里发展得最为成熟。中华第一经《周易》是在中原孕育而成的；道家学派代表老子、庄子本为中原人；孔子、孟子虽未生在中原，但其主要思想传播区域都在中原；东汉与北宋时期儒家文化在中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义”是儒家重要道德规范之一，也是构成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一纬。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1]（P30）孟子对“义”作了进一步阐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P123）而后，韩愈进一步提出“行而宜之则为义”[3]。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对“义”都有不同阐释，如比干剖心成为华夏义文化的先导与典范；文天祥从容赴死，是一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之义；关云长舍弃曹操的荣华富贵之许，千里走单骑，是一种朋友之义；《水浒传》中宋江所奉行的则是一种封建忠义。
“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河南当代文学中所阐释的“义”已被植入了现代性内涵，反对侵略战争，谴责战争对人类的伤害，是一种人道主义之义；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不做损害别人的事，符合自然天道伦常，是道义；为政者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是仁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遵循诚信、友爱，是一种人格标准，是情义；在别人危难之时出手相救并给予帮助，是仗义。这些在河南当代文学中都有生动的诠释。如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写道，春义和凤英在困难时是柱子帮了他们，春义坚决不同意凤英离开柱子另开饭馆，认为那是抢生意的不义之举；徐秋斋是一位算命先生，他看不惯海骡子对弱女子李麦的欺负，帮她出主意，逼迫海骡子兑现为李麦父亲买棺材的诺言；他带领背盐的妇女们大闹盐行，帮助生活凄苦的妇女们讨回卖盐钱并帮助王跑向汉奸团长讨回卖驴钱，这是一种挺身而出的侠义。张一弓在《远去的驿站》中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三个家族的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家和人民出生入死、毫无怨言的动人故事，表现了中原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另外，张一弓在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还塑造了一个铁骨铮铮、凛然大义的英雄李铜钟的形象：他看到村民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挺身而出，甘冒牢狱之险，为村民借粮食，拯救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典型的舍生取义之壮举；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毫不屈服，他考虑的不是一己之利，而是千千万万人的安危，这又是一种“威武不能屈”的大义。
乔典运对于“义”的理解更有意味。他在小说《满票》中将主人公何老十塑造为何家坪的村支书，且艰苦朴素、一心为民、公正廉洁、毫无私心，可谓“仁义”“道义”之士。在选举村长的前夕，何老十自认为必被选上，而村民们也互相约定还投何老十的票，但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何老十只得了两票。大多村民受过何老十的恩惠，这似乎是以不义之举报仁义之人。掩卷深思，何老十是个讲仁义的好人，但何老十脑子里又有一股顽固的愚忠思想，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政策，哪怕是错误的极左政策也照行不误，他又是个没有独立思想的“好人”，因此，他在为村民做出无数好事的同时，无意中也为村民带来了不少伤害。时代在变，乡村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村民的价值观与思想观念发生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村民抛弃的不是何老十，而是何老十所代表的思想观念，是一种旧式之义。在村民看来，选出一个更能干且更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干部才是真正的正义之举。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以发展的眼光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义”的不同认知态度。
可见，在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背景下，在文学作品中弘扬中原传统文化中的义文化、践行义文化，对有新时代特征的义文化进行诠释已成为河南作家的自觉行为。
二、对坚韧、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P1）、“锲而不舍，金石可镂”[5]等这些中原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河南当代文学中都得到了直接弘扬。
李佩甫在《羊的门》开篇第一章中就写道：“是啊，一页黄土一页泪。连年的战乱，天灾又是那样频繁，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呢？那一代一代的后人是怎么得以延续的呢？没有人知道。三千年过去了，在广袤的豫中平原上，仍然是一处一处的村舍，一处一处的炊烟……人活着，树也活着。”[6]（P1）作者在这一章里列举了历史上中原经历的屡次战乱与天灾，但中原人都坚强地挺了过来，揭示了中原人民生命的韧性与顽强。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以1940年代中原遭受的天灾人祸为背景，也生动展现了中原人生命的韧性。当时的中原虽遭遇了旱灾、蝗虫灾害、日军侵华的政治灾难等一系列苦难，但人们在苦难中坚强地生存下来了，并且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的大义之中。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描写了人们虽受到难以排解的生命之忧，但并不是消极地坐以待毙，而是一代一代顽强抗争，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刘庆邦在《平原上的歌谣》中叙述了1960年代极左政策导致的人间苦难，浮夸成风，形式主义盛行，人们食不果腹，连树皮草叶都吃光了，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之火没有熄灭，他们互相体贴，坚持到最后，表现出超强的生命韧性。在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中，中原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得到了更为生动的展示：狗娃舅只有十二岁，父亲瘫痪在床，姊妹又多，全家的日子靠他一人来维持，他个子虽矮小，但力气很大，一天能割二百斤草，甚至超过了村里最强壮的汉子。作者这样描写到：“坡上晃出一队割草的孩子，全赤条条的，一线不挂。远远，极像被风吹的草儿押送的一队泥丸。那打头的草捆极大，小垛儿一般地缓缓滚来，仿佛草也成了气候。近了，你才能瞅见那埋在草里的小头。叫你真不信是那泥丸一般的孩儿驮了草动，倒疑是成了精气的草搡着孩儿走。这打头的，便是狗娃舅了。”[7]狗娃舅可谓一个极具顽强韧性的生命象征。
中原自古多灾多难，中原人面对苦难表现出了自强不息的精神。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把这种精神表现得最为动人。国民党部队为了阻止日军南下，扒开了黄河花园口一段河堤，结果造成水淹四十四县，黄河南岸的河南区域内人民是直接的受害者，瞬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在最苦的日子里，不是屈从，而是自立自强，勇敢地面对苦难，并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斗争中去。“再苦不忘国耻，再难不失人格”，这正是对“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谊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8]（P704）
周大新在《第二十幕》中描写了南阳尚氏家族为振兴家传丝织业而进行的永不放弃的努力：尚家经历了无休止的磨难，匪祸、战乱、运动、腐败，每一次都对他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与破坏，但尚家人从没有放弃过造出最美绸缎的理想追求。这正是一种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坚韧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支撑人生的信念，有了这种精神，人们才会历经坎坷而从不倒下，这也是民族精神之重要特征，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才会历经磨难而毅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日益走向富强。
三、对纯朴、仁爱精神的展现
李佩甫在其作品中写道：“再走，你先是发生了一种平缓的感觉，甚至是太平了，眼前是展展的一马平川，一看，你就会对这块土地产生一种灰褐色的感觉。灰是很木的那种，不刺眼，但却又是很染人的那种，它会使人不知不觉地陷进去，化入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里……”[6]（206）“平”“木”是中原大地的特征，也是生长于这块大地上的民众的隐喻，他们平常得像一株平原小草，纯朴得像一块黄泥巴。“吃了么”是中原流行的第一句话，是一种最传统最古老的打招呼方式。“上屋吧”是中原流行的第二句话，这是一种真心实意的表达，是一种真挚的邀请。当你走进一户熟悉的人家，狗会在你的腿边汪汪地叫着，这时候会有主人从院子里迎出来，说一声“上屋吧”，这是在告诉你，你已经到家了，这里就是你的家。这两句话充分代表了中原人最朴实的一面，就如一马平川的平原，一览无余，虽显得有些单调与木讷，但包含着最真挚的情义。
仁爱精神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孟子说：“仁也者，人也”[2]（P236），这句话包含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是“人的自觉”，二是“人道主义”。这种思想在今天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目前中国已进入商业化时代，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泛滥，儒家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克服这些弊端，是构建新的德性伦理的宝贵资源。河南作家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这种“仁”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如李佩甫《黑孩儿》中的主人公黑孩，从小就没了爹娘，村民便成了他的衣食父母，对他比对自己的娃子还亲三分；《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自幼父母双亡，全村人对他无限疼爱，视如亲生；阎连科《瑶沟人的梦》里的连科，读高中家里负担不起，既无钱又无粮，是全村人给他凑齐了上学的费用。河南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李凖曾对河南人的民间个性即“侉子性”进行过概括：“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呢？我理解既是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就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8]（P783）浑厚善良是河南人的本质，如李凖在小说《黄河东流去》中塑造的主人公李麦、徐秋斋、蓝五、雪梅、梁晴、海老清等，都质朴善良、重情重义；面对厄运，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接济，展现了中原人最为纯朴动人的一面。这些都是中原文化滋养出来的真挚醇朴人性，是最鼓舞人心之处，也是中原文化生命力所在。
儒家“仁”的思想，不仅爱人，而且爱物。河南作家从现代性视角切入，把这种思想引入生态文化观念中，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焕发出新的生机。如河南女作家傅爱毛在其小说《会说话的南瓜》中刻画了一个心底仁厚、尊重自然的顾三爷形象。顾三爷是核桃树学堂唯一的老师，学生是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他教孩子们念书识字，在季节更替中也教孩子们种南瓜、馏红薯、认识各种药材，冬天围着火炉给孩子们讲故事、唱歌，既教给孩子们知识，也培养孩子们的生存能力，更给予了孩子们温暖与快乐。这是一种尊重自然人性的教育方式，与尊重生命本体的“泛爱众，而亲仁”[1]（P3）、“泛爱万物，天地一体”[9]的思想相契合。
四、对忧患意识的体现
忧患意识包含悲悯之心和责任承担两层涵义。悲悯意识是指超越一己之私，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上去发现人类存在的困苦和精神上的缺憾。当个人或众生被现实的困苦所缠绕时，当人生与自然的秩序被打破时，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被破坏时，仁人志士的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深沉的悲伤和无限怜悯，如孟子所称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承担责任是指在悲悯基础上产生的自我关怀、群体关怀。自我关怀体现为自我人格的提升，群体关怀则体现为谋求人类的健康发展。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胸怀天下、奋发进取的志士仁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南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整体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这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的反思意识表现出来的。河南作家一方面骄傲于中原文化的古老与深厚，其优秀因子哺育出中原人优秀的品格；另一方面反思中原文化存在的弊端以及对人的发展形成的阻碍作用。“爱之深，恨之切”，正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无限热爱，更希望其更加完美。确实，中原文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在久远的发展史上还携带了许多滞后的东西。在南宋以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原既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区，也是封建思想发展最为集中的地方，因此，一些积重难返的落后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其中。河南作家以现代性视角对之进行观察，对那些落后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对中原农民缺乏独立思想、盲目跟风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李佩甫的“豫中平原”系列作品对中原百姓中的绝对服从权威、面子意识进行了揭露，乔典运在《满票》《冷惊》等作品中对残留农民心理深处的封建意识进行了揭示等。
批判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人性中的弱点，批判文化因素造成的人性暗疾，这和鲁迅的“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一脉相承的，这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忧患意识——通过对忧患处境的深刻体验、对造成忧患处境背后原因的深刻思索，以期突破这种困境，弘扬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提升人格修养——正如《易传》所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4]（P344）
五、结语
中原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转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脉相承，中原传统文化是中原发展的原始基因，一切现代文化都必须在此土壤上生根发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一直被视为批判的对象，几乎成了封建落后文化的代名词。中原传统文化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传统文化遗迹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许多优秀的传统思想被当作封建思想而加以否定。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因此，对中原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是时代的需求。河南当代文学在挖掘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大力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人们朝着真善美前进的正能量、构建中原新形象、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0：30.
[2]〔战国〕孟子.孟子[M].杜玉俭，刘美嫦，译注.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123.
[3]〔唐〕韩愈，〔宋〕苏轼，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散文选[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5.
[4]佚名.周易[M].宋祚胤，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0.
[5]〔战国〕荀子.荀子[M].潘嘉卓，译注.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1.
[6]李佩甫.羊的门[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7]李佩甫.红蚂蚱，绿蚂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
[8]李凖.黄河东流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战国〕庄子.庄子[M].曹础基，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