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澳门四界救灾会
[摘要]1932年卢沟桥事迹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澳门《朝阳报》和《大众报》联合组织发起“澳门四界救灾会”，主要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后期又组织了回国服务团体，发动广大爱国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受到抗日前线将士广泛赞誉，为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不朽业绩。
[关键词]抗战；爱国；澳门；四界救灾会
[作者简介]邹建辉（1976-），男，河南正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8031（2017）01-0023-03
澳门四界救灾会是抗战时期澳门著名的爱国团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由澳门《朝阳日报》和《大众报》联合发起组织“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以“筹款账灾，拯救受难同胞”为宗旨，初期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及动员慰劳，筹募钱款工作，后期则主要是组织回国服务团，发动爱国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先后动员11队的爱国青年服务团奔赴内地进行抗日救亡服务。1941年12月，澳门四界救灾会被迫停止活动，其为抗日救亡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血浓于水，组建社团
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作为中华民族的同根兄弟，素有反帝爱国爱乡传统的澳门同胞以血浓于水的赤子情怀，迅速投身到祖国抗日救亡的大潮中。澳门的教师、学生、工人、店员、商贩等爱国同胞，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行列，他们以座谈会、读书会、戏剧社、音乐社、歌咏团等形式组成爱国社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比较活跃的爱国社团，有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文化协会、前锋剧社、绿光剧社、起来剧社、晓钟剧社、中国青年救护团、大众歌咏团、妇女互助会、炎青读书会、前哨读书会、呐喊文学社等。
在国内抗战高潮的有力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影响下，澳门杰出乡贤和爱国社团为了团结抗日民众，统一爱国力量，便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继澳门上层人士和工商界组织“澳门各界救灾会”后，澳门的爱国报刊《朝阳日报》（1932年）、《大众报》（1933年）联合发起组织“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需要说明的是，澳门当时的许多抗日救亡团体，都是以“救灾”的名义出现，这是因为葡萄牙政府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焰，在中、日冲突中宣布“中立”，澳葡当局因而禁止澳门人民在岛内公开进行抗日活动，只能将救亡易名为救灾。这里的救灾是泛指抗日救亡工作，并非是自然灾害。）。以救民族之“灾”，挽国家之难。
1937年8月12日，“四界”代表大会在澳门柿山（炮台山）孔教学校召开，出席的有学术研究社、音乐社、戏剧社、体育会、中小学校、报社等50多个团体及单位的代表百余人。“四界救灾会”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宣言力陈日军暴行：“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暴敌乘其余焰，陷我平津，更进而向我全国各地进犯，藉遂其整个并吞之野心。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村舍为丘、灾黎盈野、尸横遍地、血染通衢，其不死于枪林弹雨者，亦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吾人虽不能飞身拯难，亦当尽全力输财……”[1]，并通过了组织章程，指出“筹款赈灾”、“共拯我受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为该会之宗旨[2]。大会选出理事11人，候补理事2人，《朝阳日报》社长陈少伟出任理事会主席；监事3人，候补监事2人。理事会下设总务、财务、宣传、游艺、体育五个部，各部下设各股，共计23个股，各股正副主任共有69人。部、股负责人大都是30年代后期澳门各界的精英。比如，宣传部主任是曾奇玉，副主任为廖锦涛，宣传部的劝销股主任为澳门妇女前辈、巨商崔诺校的长女崔瑞深。出版股主任为《大众报》社长陈天心。游艺部的粤剧股主任为粤曲名家陈卓莹，副主任为当时蜚声澳门的粤剧红伶任剑辉和张植华……
为了更好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四界救灾会聘请了28位社会名流为名誉顾问，计有：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澳门教育会会长梁彦明，澳门政府华籍官员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员施基喇，著名医生柯麟，中山县县长杨子毅，澳门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著名殷商崔诺枝、高可宁、范洁朋、黄照、毕侣俭、李济堂、陆电明、刘叙堂、卢煊仲，天主教神父严绍渔、颜俨若，还有社会知名人士梁鸿勋、曾仲衡、卢光功、陈作基、冯顺遇、黄槐、陈声始、刘玉麟、叶伯蘅等人。
四界救灾会成立后，立即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这些工作大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1937年8月12日至1938年10月上旬，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及动员慰劳，筹募钱款工作；第二阶段自1938年10月中旬至1941年底，除宣传、筹款等工作继续进行外，主要是组织回国服务团，发动爱国青年返回内地参加抗战。
二、宣传抗日，鼓舞斗志
在残酷的现实下，虽然外有日本法西斯的胁迫，内有葡澳当局的限制，但澳门爱国报界却不畏威胁禁令，与澳门同胞一起迅速投入神圣的抗日救亡活动，成为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流砥柱之一。他们利用报纸，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特别是当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和深入、大批内地难民源源不断涌入澳门避难之际，澳门的爱国报纸成了向澳门民众（包括内地同胞）宣传抗日思想的舆论工具。
《朝阳日报》、《大众报》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以“新闻”的形式及时报道澳门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的动态，包括澳门社会各界支持和声援内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闻；发表爱国志士创作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大量刊载中国内地各个战场的抗日形势，以及中国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消息；还以转载的形式大量报道国际舞台上的重大事件……《朝阳日报》、《大众报》还刊登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文章，宣传中国必胜、日寇必败的坚定信念，以此鼓舞澳门同胞的抗日斗志，《大众报》、《朝阳日报》等澳门爱国报纸也销往内地，激励中华民族的爱国之志、报国之行。
三、众志成城，“救灾”捐献
澳门四界救灾会以义卖、义舞、素食筹募、献金、歌姬捐输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筹款活动。
义卖。义卖是由香港的瓜菜小贩同胞首先发起举行，他们将所获连本带利作为救国献金。瓜菜小贩纷纷在义卖物品标签上书写“共挽危亡”、“抗战到底”、“救国都是劳工辈”等字样。1938年9月，澳门四界救灾会决定，发动全澳门举行义卖，从9月3日至10月13日，前后进行40天，澳门同胞各行各业商贩积极响应，一时风起云涌，及其热烈，参加义卖的行业除瓜菜小贩外，还包括酒店、饭店、茶楼、理发店、报摊、咖啡馆、商店、成衣店、水果摊等等。而前来购买义卖商品的民众亦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按高于原价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付款。此次义卖活动，参加店号之多，响应人数之众，影响范围之广，是澳门抗日救国活动中空前未有的。
义舞。1937年11月11日晚，“四界救灾会”为响应购买国内发行的“救国公债”，在澳门中央酒店舞厅主管及热心舞女的热情赞助下，在该舞厅举行义舞筹募，是晚义舞所得900余元，全部购买“救国公债”。
素食筹募。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澳门四界救灾会号召发动全澳饮食业及面包店举行素食筹募。由“四界救灾会”设计一种“素包”，包子上印有“毋忘七七”四个字，在“七七”这天供应。各店号售出的素食、素包所得义款，由各店号负责自行存入当时的广东银行“澳门四界救灾会”户头内。
献金。1938年“八·一三”一周年，“四界救灾会”响应由武汉发起的献金运动，发动澳门同胞献金，踊跃支持祖国抗战。“四界救灾会”的爱国青年为使此项工作取得更好成效，组成工作队深入基层进行宣传，发动神香、火柴、炮竹、蚊香、织造等行业工人参加献金，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和响应。“八·一三”周年纪念日，各界同胞纷纷抵达指定地点，把现款或金银首饰放在献金封筒里，交给工作人员。参加献金的人络绎不绝，场面热闹非凡，气氛热情洋溢，使人深受感动。1939年“八·一三”两周年，“四界救灾会”再次发动各界同胞献金，男女老幼，三教九流纷纷响应。其中银行业、首饰业、洋货行捐献最多，第二次献金运动，“三天就筹得国币近十万元”。[3]打破了“四界救灾会”成立以来的筹募记录。
歌姬捐输。“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夕，“四界救灾会”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到当时著名的花街——福隆新街，向“歌姬”宣传民族大义，抗日之需，发动她们于“七七”纪念日那天捐输，并协助售卖“七七”纪念章。“歌姬”们听之动情，潸然泪下，对日寇的愤恨之情溢于言表，“七七”那天，歌姬踊跃倾其绵薄之力，支持抗战，除了捐出现款，还纷纷把珍藏的细软拿出。以后，歌姬还积极参加其他筹募活动，如义唱、献金等。她们还发起成立“花界救灾会”，单独开展筹募献金等抗日救国活动，澳门舆论盛赞她们是“商女也知亡国恨”。[4]
此外，澳门四界救灾会还专为驻扎广西的国民党第五路军募集了一批雨衣、胶鞋及钱款，通过香港广西银行转交给第五路军总司令部，以解决前方将士雨季作战之需。为此，1938年5月15日，国民党第五路军领导人李宗仁（兼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兼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及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联名写信对此深表谢意。
澳门四界救灾会的筹募工作，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在澳门都是史无前例，得到了澳门广大同胞的支持和拥护，也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赞誉，1937年11月7日，中央侨委致函该会，函中说，“同仇敌忾，踊跃捐输，至足嘉佩”。[5]
在“四界救灾会”历次筹款活动中，不但得到各界救灾会、澳门商会、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大社团的鼎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名流和工商界著名人士的大力赞助。澳门商会主席徐伟卿及夫人张瑞英，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梁彦明，殷商代表李济堂、梁后源、高可宁、毕侣俭、崔偌校，全新织造厂主陈声始、杨惠馨夫妇，岐关公司经理郑芷湘，妇女慰劳会主席莫翰声，爱国人士毕漪迢等都是澳门四界救灾会筹募工作的热心支持者。
总之，澳门四界救灾会进行的抗战捐献活动，有如波浪般向前推进，一浪高过一浪，激起巨大的浪花，影响深远和广泛。
四、保家卫国，战地服务
1938年日军纠集重兵南扩，10月12日，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逼近广州，企图以此为基地西上广西、云南、贵州，达到控制中国西南国际通道，断绝抗战外援的目的。10月21日广州沦陷，华南局势空前严峻。为保家卫国，誓死不当亡国奴，当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决定动员爱国青年奔赴内地参加抗战服务工作，组成“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推选廖锦涛为团长。澳门的教师、学生、工人、职员等报名参加服务团十分踊跃，报名者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3岁，他们当中不少人是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环境，毅然参加服务团工作。当时的《华侨报》有篇“遗书父母，六青年投军去”的报道，其中写到有位钟少卿，即便有两个年幼女儿，还是决然参加回国服务团，《华侨报》为此感叹道：“民气如斯，中国复兴可期矣。”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6月，回国服务团组成十一队共160多人，回到西江、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参加抗战。其中由廖锦涛亲自带领参加“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的共有七个队，另一机工队则到曲江参加十二集团军汽车营工作，合计参加十二集团军工作的“回国服务团”成员共122人。“回国服务团还编辑《战讯》刊物，报道队员们的战斗生活。”[6]为了组织回国服务团，廖锦涛经常来往港澳和内地之间，发动青年奔赴战地服务；同时还负责筹备“回国服务团”活动经费、前线急需的药物和军用物资等，全力以赴，不辞劳累。
1938年11月及12月，廖锦涛先后率领服务团第一队及第二队分别到高明和开平县、鹤山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廖锦涛以身作则的带领下，这两个队的全体成员不顾个人安危，不避艰难险阻，全力投入发动民众，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散播到当地的山川大地。他们积极努力的工作，备受三县民众的欢迎和当地政府的赞扬。
1939年1月17日，廖锦涛代表“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一、二队，自高明前往肇庆，参加“第四战区战时动员委员会”召开的“西江、南路战工队会报大会”。大会结束时，廖锦涛与一些参加大会的青年，共同起草了《给广东青年的紧急号召书》，号召广东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
第一次粤北大战后，为了扩大宣传战役胜利成果，进一步推动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对抗战的支持，1940年3月，廖锦涛带着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和十二集团政治特派员李煦寰签署的命令，廖锦涛这次回到港澳，还带回了十二集团军军政首脑对回国服务团第一、二、六、七队的嘉奖证明书。同年六月，廖锦涛、黄蕊秋等把在港澳捐募到的平版印刷机、铅字、棉衣、蚊帐、药品等一大批物资，经过长途跋涉运送到韶关。印刷机及铅字交付新成立的大成印刷厂使用，为抗日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次，廖锦涛和服务团副团长沈文略又带回在港澳组成的服务团第八、九、十队和机工队，参加十二集团军政治工作和运输工作。
十二集团军内包括“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七个队的一千多个政工队员，满怀爱国豪情，朝气蓬勃的投入工作，团结中下级军官，争取团、师、军……等高级军官的支持，与广大士兵同甘共苦，休戚相通。“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政工队平日注意做好驻地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做好军民合作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推动第一和第二次粤北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集团军的上层人士，对政工队的成绩也是心知肚明和交口称颂，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十二集团军领导对政工总队作了高度评价，进行了隆重的表彰。
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这股反共逆流强烈地冲击到十二集团军内部来，全军政治形势急剧逆转。政工总队面临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严酷斗争，也面临着随时可能受到迫害的严峻局面。
1941年5月，政工总队部少校组员廖锦涛，第二次代表政工总队部，带领总队部干部邝清辉、王珠，到一六○师及一五四师视察政治工作后，6月13日抵达一五七师四七一团驻地（佛岗石角以南的白坟前），半夜里三人突遭逮捕，当廖锦涛提出抗议时，抓人的四七一团几名军官和士兵出示余汉谋下达的密令。次日，第七战区政治部副官带领十多名宪兵，将廖锦涛等三人押回韶关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宪兵营扣押，第七战区司令部军法官对廖锦涛进行秘密审讯，强加以“企图颠覆政府”的莫须有罪名。廖锦涛在受审时慷慨陈词，据理驳斥军法官的卑鄙诬蔑，坚强不屈，大义凛然，没几天，廖锦涛在囚室中受迫害致死。
廖锦涛等被捕后不久，一些政工人员相继被捕，同时，各师（旅）团政工队都被召集到师部集训，行李、书籍普遍受到搜查，十二集团军充满白色恐怖。廖锦涛被害的噩耗传到全军各个政工队时，政工队员都感到极大震惊和无比愤慨，痛恨国民党顽固派对坚持抗战的优秀青年竟忍心施加毒手。
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陷香港，局势巨变，澳门四界救灾会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停止公开活动。
澳门四界救灾会为抗日救亡工作做出了不朽业绩，它的历史地位日月可鉴，永垂史册。
[注释]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编.濠江风云儿女[M].澳门星光书店，1990.
[2]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澳门基金会编纂.澳门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03.
[3]华侨报.1939-8-13.
[4]常青.百年澳门[M].作家出版社，1999：194.
[5]《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编写.濠江风云儿女[M].澳门星光书店，1990：18.
[6]陈大白.天明斋文集[M].澳门历史学会出版，1995：48.
[参考文献]
[1]邹建辉.浅析抗战中的澳门四界救灾会[J].现代企业教育，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