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负担、市场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刘传俊 王慧敏

    

    

    

    【摘 要】 文章基于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5年的面板数据,深入研究了企业税费负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同时,从市场环境整体视角出发,研究了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及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整个市场环境中,企业税费负担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负相关,企业税费负担越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越好。此外,市场环境中的其他三个要素均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越好、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产品市场发育越完善的地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效果越好。据此,提出政府部门应切实推进减税降费,积极完善法制环境,进一步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努力提高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进而推动企业积极履责,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關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税费负担; 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 要素市场; 产品市场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02-0081-09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企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市场环境的举措,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成为近年来各地提振经济的重要抓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企业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回应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转型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其中具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很重要的一项前提。当前降低税费负担、改善市场环境等举措是否有利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关于影响企业履责的因素,许多学者从企业规模、企业绩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1-2 ],也有学者从市场环境的某一因素,如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张维迎[ 3 ]研究指出“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如果市场环境本身还不完善,使得市场机制在某些方面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一方面,由于认识不足和短期内财务成本的增加,企业缺乏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 4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法制环境还不健全,没有形成奖善罚恶的社会环境,企业缺乏履责的积极性。从某种程度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也是政府责任的缺失,甚至是由政府责任的缺失造成的[ 5 ]。因此应从政府部门推进市场环境完善的视角,分析市场环境要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税费负担是企业所处外部经营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 6 ],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影响经济增速,较低合理的税负水平是市场活力的有力保障。同样,企业税费负担也可能会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由于企业各项税费是指企业需从各项收益中直接向政府部门上交的部分,其高低将影响企业的现金流[ 7 ]。负担过重,盈余减少,从而可能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邹萍[ 8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披露质量与企业实际税负均呈负相关。

    除企业税费负担外,在市场环境中,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也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首先,完善的法制环境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企业的市场营运活动必然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下展开并受到制度的约束[ 9 ]。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着企业的行为,维持着市场正常运转的秩序,保证了市场主体之间正常合理的竞争,影响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若法制环境不完善,法律法规缺失,执法行为不严,企业违规的成本会变得很低,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就会增多,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责任问题。良好的法制环境会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鼓励企业趋利向善,避免责任缺失。其次,较好的中介组织发育是一个良好市场环境的重要标志。市场中介组织作为社会化大分工后产生的市场主体,可以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推进市场化发展与进步,进而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全的区域,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也可能受到影响,进而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履责好的企业相比于履责差的企业未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被挫伤。最后,要素市场的发育水平与产品市场的发育水平也是市场环境的重要标志。在要素市场发育完善的地方,要素配置更多的是市场在发挥作用,受政府干预较少,社会责任实践可以帮助企业营造良好的声誉,有利于企业更加方便地获取所需要素,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一个产品市场发育较好的地区,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实践通过利益相关者的传递,可以帮助企业树立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企业公民”形象,方便企业打造自己产品的竞争优势,这有利于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综上,税费负担、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产品市场的发育可以分别反映一个地区市场环境的活力、秩序和水平(见图1),与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措施、执政作风密切相关,四个部分互为补充,反映一个地区市场环境的优劣,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市场环境还包括基础设施条件、人力资源供应等一些硬环境要素[ 10 ],由于对企业履责不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本文聚焦于市场软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借鉴王小鲁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的市场要素指标[ 11 ],从政府推进市场环境完善、推进企业积极履责的视角研究企业税费负担、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系。特别是结合各地大幅度采取减税降费举措的背景,分析税费负担的作用,以为下一步改进市场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议。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1)紧扣当前政府减税降费、优化市场环境的背景,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方面入手,剖析了税费负担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以期为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目前,从对市场环境的影响作用入手,研究市场环境中的相关要素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文献还比较欠缺。本文基于政府完善市场环境推进企业履责视角,选取代表市场活力、秩序和发展水平的市场要素,系统分析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揭示了市场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理,丰富了市场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税费负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税费负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是企业整体税费负担大小变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税收优惠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首先,企业整体税费负担大小变化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汪方军等[ 12 ]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实际税负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自觉承担的一种对经济、环境与其他主体的责任,这一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如增加员工福利、改善工作条件、加大环保投入、参与公益捐赠等。当税费负担较低时,企业拥有较多资金,生存压力小,企业会更加积极承担这些社会责任。陈峻等[ 13 ]研究发现,企业管理层拥有较多的自由资金时,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必然存在促进作用。但是若企业税费负担加大,影响企业利润与盈余,影响到企业的资金周转时,企业可能会主动削减一部分履责支出,放弃履行自愿性质的社会责任。而且一旦政府对企业征税过重,便演变为一种对企业的变相干预,使企业经营、生存压力增加,从而增加企业避税、偷税、漏税等违背政府责任的行为,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其次,特定的税费优惠措施可以显著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按照卡罗尔金字塔模型理论,一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是需要企业自愿主动承担的责任,譬如高标准的环境责任、高水平的社区责任、公益慈善等。企业积极履行这部分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这一部分支出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作用而获得相应的补偿,使得许多企业变得畏葸不前。税收优惠则是政府部门引导企业积极承担这部分社会责任的有效方式,如对社会责任优秀企业实施优惠税费政策,对某些治理污染突出、积极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实行专项退税补贴政策等。无论税收优惠还是退税补贴,都是减少企业税费负担、化解履责成本的一种方式。因此,税收优惠在弥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性和提高企业履责的积极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2 ]。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税费负担越小的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越好。

    (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市场中介组织是社会化大分工深化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市场主体,具有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的作用。在市场交易活动中,通过市场中介组织的参与帮助,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让企业更加公平合理地竞争,其客观上也会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实践好、表现好的企业,其负责任、可以信任合作的特点,自然会被市场中介组织传递与扩散,形成口碑效应,从而增加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自然也提升了企业履责的积极性。另外,市场中介组织作为一种介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市场主体,在某些政府监管不到且“市场失灵”的地方,市场中介组织的监管可以约束企业的一些负外部性行为,督促企业履责。例如,一些行业协会依据自己行业内的规则制度,解决行业内成员间的矛盾,约束某些企业破坏环境、生产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Galaskiewicz等[ 14 ]认为,无论是全国性质的行业协会还是地方性质的行业协会,他们都能够通过其行业内部或者自身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许多行业协会与公益组织本身又具有改善市场环境、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其具有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使命。陈贵梧等[ 15 ]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此外,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保证。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可以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秩序,保护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对企业失责行为进行惩处。如企业需遵守所在地的公司法,劳工、安全和环境标准,承担对员工、环境的社会责任。因此,完善的法制环境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并且法制环境越完善,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就越好。汤晓建[ 16 ]研究指出弱制度环境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企业履责情形不佳;强法律制度环境更利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相反,当企业履责脱离制度的统一约束时,企业社会责任便无法得到有效履行。在市场化程度较好的地区,投资者对企业信息披露越发苛刻,良好的法制环境将会驱使上市公司在法律强制性的信息沟通和市场自我约束的自主信息溝通之间进行平衡,促使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17 ]。由于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制环境均反映了市场的秩序与发展水平,借鉴王小鲁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的市场要素指标描述[ 11 ],提出以下假设:

    H2:市场中介组织发育越好、法制环境越完善的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越好。

    (三)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企业履责的影响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高低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不同的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部分来源于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企业获得较好的声誉溢价,帮助企业营造一定的竞争优势。Margolis等[ 18 ]研究表明,企业积极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有利于企业更加方便地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相关要素,反过来促进企业积极履责。具体来看,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在一个要素市场发育完善的环境中,市场作用机制畅通,要素的配置更多地是靠市场在发生作用,受政府干预较少。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会通过供应链的传递向利益相关者传导,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声誉和企业形象,方便企业获得生产经营相关的要素。如此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企业更加积极地进行社会责任实践。周中胜等[ 19 ]研究发现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越好。

    相反,在要素市场发育落后,特别是要素市场扭曲的地方,要素配置较多地是由政府作用或者一些其他因素发生作用。企业积极的社会责任表现无法通过提高企业声誉价值来营造要素获取的优势,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遭到削弱与挫伤,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此外,在一个政府干预过重、要素市场扭曲的地方,为了获得必需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企业政治寻租活动会大幅增加,寻租成本会提高。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隐形经营成本,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挤出了企业的一部分社会责任实践支出,降低了社会责任绩效。因此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影响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能力和水平。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越好。

    (四)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企业履责的影响

    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使得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面存在较大差别。

    在产品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地区,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营造产品竞争优势。具体来讲,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实践通过利益相关者的传递,可以树立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企业公民”的形象,可以帮助企业形成一定程度的产品竞争优势。毕竟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声誉好的企业的产品。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企业必须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适应激烈竞争的产品市场。徐辉等[ 20 ]研究表明企业的一种履责动机是来自战略驱动,企业积极履责是在外部环境压力下促进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另外,消费者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提供高质量产品本身就是企业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在一个产品市场发育好、竞争充分的市场中,激烈的企业竞争会加快优胜劣汰的进程,倒逼企业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推进企业积极承担对消费者等主体的社会责任。刘小霞等[ 21 ]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正相关,竞争越激烈,产品市场环境越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情况越好。

    与此相反,在产品市场发育较差的地方,地方保护盛行,市场竞争被扭曲,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无法为其营造相应的竞争优势,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成本无法通过利益相关者的传递进行化解,进而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可能会受挫,使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一定的“惰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地区,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越好。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1—2014年和2016年5年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①,选取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被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纳入评级体系的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共849家上市公司3 337个样本参与回归。除此之外,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的相关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企业税费负担及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或根据该数据库提供的原始数据计算求得。数据处理及统计软件为Stata14.0。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数据的准确性,本文依据研究学者关于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相对普遍使用的指标,采用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结果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2.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将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11 ]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的总评分数据作为衡量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对企业履责影响的基础数据。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的数值越大,代表该地区法制环境与市场中介组织发育越好;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数值越大,代表该地区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越完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的数值越大,代表该地区产品市场发育越完善;企业税费负担借鉴李林木和汪冲[ 7 ]的研究,用企业税费负担率来衡量,企业税费负担率等于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扣除收到的税费返还再除以营业总收入求得,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税费负担越重;控制变量借鉴陈煦江[ 22 ]、周中胜等[ 19 ]研究中的控制变量,选取公司规模、公司产权性质、公司的总资产净利润率、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与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1。

    (三)模型设计与模型选取

    1.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李文勤和徐光华[ 23 ]的研究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市场环境中企业税费负担、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2.模型选取

    为了保证回归模型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本文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来判定选取哪种计量模型。F检验用来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Hausman檢验用来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具体结果见表2。

    模型的F检验结果高度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同时,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也高度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最终应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3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平均得分为40.7355,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89.2979,标准差为12.7566,说明样本公司整体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不佳,并且各个公司履责的差别很大,需要进一步改进提升。这一数据结果也与社科院每年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数据基本类似。税费负担率的均值为0.0831,最小值为-0.0980,最大值为2.1945,标准差为0.0865,最高值与最低值差别明显,适合做回归的基础数据。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均值为8.8358,最小值为-0.6900,最大值为16.9400,标准差为4.4727,说明不同地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差异较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均值为6.8988,最小值为-1.2100,最大值为12.2300,标准差为2.7322,说明不同地区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差别也比较大。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均值为8.0308,最小值为1.4600,最大值为9.7900,标准差为1.4176,说明不同地区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差别也是比较大的。

    在控制变量中,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盈利状况、公司的产权性质、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的经营状况、公司的成长性均值分别为23.2265、0.0434、0.6266、0.5103、0.6256、0.1531,除企业规模外,各个控制变量的均值均在0和1之间,符合实际情况。另外,据表3显示,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2.27,均值为1.489,表明使用这些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所构建的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相关性分析显示,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企业税费负担、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CSR与企业税费负担、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公司的规模、公司的产权性质、公司的财务状况之间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公司的规模、公司的产权性质、公司的财务状况之间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二)回归分析

    为了逐步说明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企业税费负担、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采用层次回归法逐步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

    由表4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仅把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费负担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单独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H1。由表4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仅把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单独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H2。由表4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仅把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单独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H3。同样,由表4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仅把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单独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H4。

    由表4对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知,当同时研究企业税费负担、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影响时,企业税费负担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在10%的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税费负担越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越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效果越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2;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要素市场发育越完善的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越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3;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产品市场发育越完善的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越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4。

    (三)稳健性检验

    1.变换回归方式检验

    改变原来的回归方式,采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LS)对原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原始回归的稳健性。其中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5。

    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税费负担与企业社会责任(CSR)显著负相关,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CSR)显著正相关,这与原始回归基本一致,证明了原始回归的稳健性与说服力。

    2.变换基础数据检验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稳健性检验方法,改变变量的原始样本数据,增加2010年的数据,使用2010—2014年及2016年共6年的数据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

    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税费负担、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等主要解释变量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回归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均与原始回归基本相同,从这个角度上说,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推进企业积极履责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对市场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系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得出以下结论:

    本文选用沪深A股2011—2016年849家上市公司的5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税费负担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显著负相关,企业税费负担越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越差。此外,在整个市场环境中,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均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减税降费,减少企业税费负担来推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政府亦可通过完善制度环境、发挥市场中介组织作用、提高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来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进一步合理减税降费,优化税收结构,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对企业重点降低间接税的税负,减少税种,优化税收结构,辅之以一定的税收优惠、退稅补贴等措施来提高企业履责的积极性。对保护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公益慈善等做出贡献的企业进行专项税收优惠,发挥税收优惠的定向引导作用。不要收过头税,切实将企业税费降到合理区间。同时,减少收费项目,减轻企业非税负担。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越权违规变相收费等问题,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提高企业履责积极性。

    (2)多措并举,通过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完善法律制度环境、提高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等措施,发挥市场环境的系统作用,推进企业积极履责。首先,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实际发展状况,善于发现新变化、新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及时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减少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法律规定的情况。坚持依法行政,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发挥好监督管理职能。其次,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支持、精简手续、组织引导等方式,积极培育、发展当地市场中介组织,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充分发挥好服务市场的功能,让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好的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能公平合理地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再次,完善要素市场,推动要素市场中的金融服务市场化,解决部分企业融资难、融资需寻租的问题;优化要素市场的人力资源供应,破解要素市场信息不对称难题。最后,完善产品市场,提高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一是减少政府定价,进一步推动产品价格市场化;二是健全市场准入制度,打击地方商品保护主义,有力减少市场准入限制,让商品在产品市场合理流通。通过采取综合改善市场环境的措施,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企业积极履责。

    (3)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引导多主体合作,推进企业积极履责。有效的治理手段取决于相关方共同参与,多主体合作相互补充。一方面鼓励企业积极履责,另一方面要多方监管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加大惩罚,让企业失责行为没有市场。政府部门要担负改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积极履责的重要引导推进作用,同时充分调动行业协会、高校科研机构、媒体、公众及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发挥作用,构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系,推进企业积极履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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