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
朱君杙
提要：《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带有官方属性的史书，这在私家史作占主导地位的古代西方颇为罕见，它的出现乃查理曼扶植宫廷文化的结果。在政治立场上，这部史作完全倒向了加洛林王（皇）室，文本内容多为正面宣传查理曼等封建帝王，鲜有总结历史得失之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编纂机制存在着一定官僚组织化的倾向，不过，支撑其编纂的官方组织体系却颇为脆弱，不仅时间短暂，而且史官、史馆、史制的建制皆不完备。
关键词：《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加洛林王朝；官方史学
在人类文明史上，地处亚欧大陆东、西端的中国和西方都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那些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史学活动。然而，由于中国和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文化背景殊异且二者长期不通声息，所以，古代中国和西方在史学的发展模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如古代中国的史学是一种官、私双轨并驰的发展模式，而古代西方的史学则大多由私人为之，与国家政权之官僚体系的关系较为疏远。不过，事事均无绝对，在中世纪西欧早期的查理曼时代，加洛林王朝的宫廷也曾短暂地出现过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颇为类似的修史活动——宫廷编纂年代记的活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Annalesregni Francorum）这部史书就是这种官方修史活动的结果。鉴于这部史作在西方史学史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笔者以为认真考察它的官方属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能够拓宽我们对于西方史学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视野不再被那些历史定论所束缚。由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的活动非常发达，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理想化的比照对象，所以，本文试图通过与之相比较的方式，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所蕴含的官方属性作一浅显的剖析。
一、加洛林宫廷编纂年代记的活动
加洛林王朝国祚绵长，其统治期间又躬逢“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样的文化盛事，所以遗留下数量众多、类型繁杂的历史著作，其中包含编年史、年代记、帝王传记、教宗传记、圣徒行传、历代住持传和历代主教传等不同体例的史著。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历史著作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修史主体与编纂机制与众不同，它既非史家凭一己之力所写就的私家作品，亦不是由那些遁迹在修道院之中的修士所写的编年记事，而与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宫廷有着莫大的联系，是一部由宫廷辖下的王（皇）室礼拜堂修士集体所写的王（皇）家大事记。这部王（皇）家史作以编年体的形式涵盖了加洛林王朝上起公元741年，下迄829年的历史，其内容以宫廷政治为主，以教会和其它内容为辅，有关法兰克社会物质、精神层面的诸种历史现象，如军事行动、外交使命、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宗教教会、自然灾害、天文异象等统统被其收入籍中，是研究8、9世纪法兰克乃至欧洲历史无法回避的史料。莱斯特内尔（M.L.W.Laistner）曾对它的史料价值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必须被作为一部查理曼统治时期最为重要的唯一史料来看待，对欧洲历史这一关键时代的任何重构都必须以此作为基础。”不过，《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并非这部史书最初的名字，由于这部史书最古老的抄本是在沃姆斯附近的洛斯奇（Lorsch）修道院发现的，所以它最初被称为《大洛斯奇年代记》，直至德国近代史学家兰克发现它的官修属性后，方才冠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之名。
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西方世界的历史编纂活动多属个人行为，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李维等一大批古典史家，虽然都曾在自己的史作中推崇爱国主义的思想，修昔底德、塔西佗等人还在政界之中身居高位，但他们的史学创作主要是凭依作者本人的志趣而成，既未得到城邦、共和国等上层建筑的任何制度性资助，也未得到官方层面的任何授意和指令。基督教史学兴起之后，教会史学竭力宣扬“基督的仁慈”，不遗余力地诠释“上帝万能”和“教会至上”的思想，不过，史学主题的变化并未改变西方史学以私家修纂为主导的运行机制。如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其创作成书既非图尔教会有组织的亲主其事，更与墨洛温宫廷无甚关联，乃是格雷戈里个人因感慨当代历史湮没不彰之故而创作的，他在序言中写道：“唉！我们这个时代啊！学问的研究已经离开我们而消逝，在我们各族人中间也找不出一个能够把当代的事件写成一本书的人了。当我听到一再有人发出这种的或类似的哀叹时，不由得内心感动，尽管言辞粗鄙，我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绝不使那些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之间的斗争湮没不彰……”由此可见，加洛林时代之前，西方世界并不存在明显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官方修史活动。那么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查理曼时代，在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宫廷之中又因何能够出现一种殊异于过往，在体制上依附于国家政治的官方修史活动呢？
笔者以为这是由于加洛林宫廷及其统治者对于官方修史活动的支撑和依托所致。在古代社会里，有组织的、官僚化的文化活动大多建立在君主制度较为完备和发达的国度之中，因为完备和发达的君主制能够确保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应的官僚机构来支撑这种有组织的、官僚化的文化活动。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古代中国的官方史学能够维系千年而不衰，与其较早且持续性地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有关。反观西方，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罗马的共和制、元首制、还是中世纪建立在贵族分权基础之上的君主制，对于经济资源的掌控和调拨能力以及国家机器的规模程度方面都大为逊色。所以，古代西方难以产生与古代中国相比肩的官方史学。由此可见，官方史学需要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依托方能产生和维系，而在查理曼时代，加洛林宫廷及其统治者醉心于文化教育，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官方修史的活动起到某种支撑和依托的作用。
纵观查理大帝的一生，不仅武功赫赫，而且文治辉煌，因为他清楚地懂得“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他要通过对基督教思想的提倡和宗教教育的发展来统一民心，以使自己靠武力征服得到的庞大帝国能够长治久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提高其居民，尤其是神职人员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领悟和宣讲教义。他在致富尔达修道院住持鲍古尔夫（Baugulf）的一封书信中，强调了学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查理，蒙上帝恩眷的法兰克人及伦巴德人的国王，罗马人的贵族（patrician）现在以万能上帝的名义向鲍古尔夫住持及其会众人等致以诚挚的问候，那些虔敬的教师就委托给您指导了。您的贡献人尽皆知，在上帝的眼中也是极为满意的，我和我那些虔敬的谋臣们认为凭上帝的恩宠，交托给我们统治的主教区和修道院除了应遵行神圣的宗教规则和生活方式外，也应尽心研习文学作品并努力讲授它们，以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运用上帝赋予的才能去学习；正像遵行教规会使人的行为端正一样，致力于讲授和学习则能使人的言辞得体雅致，那些希望以正确生活取悦上帝的人们，如果言辞得体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尽管行为正确要优于单纯明了，但毕竟知先行后。每一个人必须首先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内心更加明了他需要做什么，在颂扬万能上帝的时候才能够口齿流利，不带错误……近些年来，某些修道院创作的文学作品常常能够传到我们这里来，在这些修道院生活的兄弟们以他们神圣和虔敬的祷告努力为我们效力；我们发现大部分著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但他们的话语却是粗俗不雅的。他们内心虔敬的信仰给予了他们真理的信息，但由于他们忽视学问而使得语言拙劣，无法正确无误的表达。因此，我们开始担心由于缺乏书写知识会相应地造成人们在理解神圣经文时严重缺乏智慧。我们知道言辞谬误是危险的，而教义谬误则更为危险。为此，我们敦促您，不仅要重视文学作品的研习，一切有助于谦恭地取悦上帝的技能都要努力地学习，这样您能够更容易和更加正确地洞悉神圣经文的奥秘。在神圣经文的篇章中能够发现许多比喻、隐喻的运用，毫无疑问，如果阅读它的人事先接受了文学作品方面充分的指导，将会更快地理解它们的宗教含义……
为了达到发展文化以弘扬教义的目的，查理大帝招徕学者、兴办宫廷学校、改革拉丁文，促成了“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加洛林文艺复兴”。加洛林宫廷中出现的官方修史活动则是其奖掖扶植的多种文化活动中的一种。查理曼本人即对历史知识抱有浓厚的兴趣，据艾因哈德记载，“他在用餐之际……朗诵者把历史和古代人物的伟大业绩读给他听，他对圣奥古斯丁的著作深为喜爱，特别是对题名为《上帝之城》的那部。”不仅如此，他还努力将各种记录保存下来，以作为强化自己统治的基础。查理曼曾下旨将其颁布的法令妥善保存，将罗马教宗和拜占庭皇帝致他本人以及其父亲和祖父的信函汇编成册，形成著名的《加洛林书信集》。他还下令宫廷教士誊抄了《历代教宗传》，执事保罗编撰的《梅斯历代主教传》一书可能也曾得到他的恩准，在这部著述中，加洛林皇室的历史受到特殊的关注。至于查理曼是否下令编纂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尚无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但从为后代子孙保留一部记录和为自己手下官员们提供一部资政文献的角度考虑，查理曼很可能对编纂此书持鼓励的态度。
另外，自8世纪末起，查理曼愈渐减少四处巡行的次数，较多地驻跸于亚琛，艾因哈德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查理曼喜欢泡温泉和游泳，据其所撰《查理大帝传》的记载：“查理曼很喜欢天然温泉的水汽，经常练习游泳，他游得很熟练，没有人可以很公平地说，被认为比他高明。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他把他的宫殿修在亚琛，最后几年一直住在那里，直到逝世。”据弗里德里希·库尔泽（Friedrich Kurze）等曾经勘定、编辑过《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手稿的专家们的考证，记事内容上起741年，下迄829年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88年之后的内容为王室礼拜堂教士的同时代记录，属于“当代人所写的当代史”，而之前的内容并不具备同时性，乃纂修者参照前人史料编纂而成。从时间上来看，亚琛成为加洛林宫廷较为固定的驻跸之所与王室礼拜堂开始纂修官方年代记的时间颇为临近和吻合，笔者以为二者在时间上的临近与吻合并非历史的巧合，乃是由于二者存在因果联系的缘故。查理曼较为长久地驻跸于亚琛标志着其人生事业的主题已开始从杀伐征战、开疆拓土向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方向转变，王室礼拜堂纂修官方年代记的活动可谓适逢其会。此外，加洛林宫廷从巡行走向固定也使那些在宫中执事的王家教士摆脱了随王陪驾的迁徙之苦，有了更为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把帝国及查理曼本人的辉煌业绩书录下来。
二、完全倒向官方的政治倾向
在官方史学的模式下，由于修史活动的主体是官僚组织化的统治机构，故而，治史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政权所掌握，这对史学活动的影响可谓“利弊参半”，一方面国家政权可以调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个别史家无法完成的史学巨制，另一方面由于史学主体受控于国家政权，处于仰人鼻息的依附状态，所以官方史学在政治倾向性方面不得不顾及和体现官方的立场。如官方史学颇为发达的古代中国，尽管也曾存在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优良治史传统，并出现过董狐、齐太史、崔浩等一大批不畏强权、据事直书的史官，但由于中国传统集权型政治的超强干预和制约，使得古代中国的许多官方史书都没有超脱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窠臼，曲笔隐晦、回护当朝的现象不绝于史。在王朝禅代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记史态度尤为明显，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因魏晋相承之故，以魏为正统，只为魏君写了本纪，而蜀君、吴君则只有传。另外，他慑于司马氏政权的淫威，采取曲笔回护的手法处理司马氏弑君篡位的历史，如魏帝曹髦实为司马昭心腹贾充唆使成济所弑，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仅载：“高贵乡公卒，年二十。”清代赵翼曾愤然指出：“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也。”魏晋南北朝之际，许多正直之士反对权臣篡位，反被历代史书冠以“叛逆”之名，刘知几曾在《史通·曲笔篇》中指斥了这种“指忠为奸”的行径：“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日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这种以王者和尊者为“正统”的撰史风气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中同样存在，而且比古代中国的官方正史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断言《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史著处处渗透着以加洛林王朝君主为中心的官方立场。其行文形式强烈地表现了这一点，自759年起，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每则年度词条的结尾处，修纂者总是不厌其烦地写道：“矮子丕平或查理曼在某某地庆贺圣诞节或复活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均为基督教纪念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宗教节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修纂者采用这种写作程式，或许是为了直观地呈现加洛林君主与救主同在一处的镜像，故而，加洛林君主的种种作为也皆能为救主所庇佑。从文本内容来看，《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对加洛林王朝的偏袒和维护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扬墨洛温、加洛林两朝鼎革易代的“天与人归”。
墨洛温、加洛林两朝的鼎革易代，究其实质乃法兰克王国的权臣矮子丕平在教宗的支持下，武力胁迫墨洛温君王退位并取而代之的政变。《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了冲淡鼎革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把矮子丕平的登位写成是法兰克人众所乐推的结果。《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50年的年度词条写道：“在苏瓦松，按照法兰克人的传统惯例，丕平被推选为国王，并由享有圣徒声誉的大主教卜尼法斯亲自为其施敷油圣礼，而后，在法兰克人的拥戴下，丕平登上了王位。”“7世纪中期的法兰克人早已由氏族社会步入了阶级社会，王位继承制度也早已由选王制转变为‘父死子继的血亲继承制度，尽管新王登基仍需在程序上得到全体法兰克人的批准，但这种批准只是一种流于形式的过场，根本无法与氏族社会的选王制相提并论。正是由于血亲继承制度的根深蒂固，矮子丕平方才寻求教宗的首肯，也就是借助教会这一超越一切世俗权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鼎革易代的大业。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与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所谓禅让别无二致。”另外，《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了彰显鼎革易代的合理合法，对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君主希尔德里克三世尽其贬抑之辞，在750年的年度词条中称其“非法僭居王位”，对希尔德里克三世退位的场景进行了这样的描写：“原先非法僭居王位的希尔德里克被削发并被送往一家修道院。”《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称希尔德里克三世为非法僭越者恐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据艾因哈德所述：“法兰克人一向从中选举国王的墨洛温世系一直延续到希尔德里克国王的时候。”“艾因哈德乃查理曼的御前重臣，他的《查理大帝传》乃感怀先帝知遇之恩而作，不可能回护前朝废王，艾因哈德称希尔德里克三世为正统君主应该符合历史实际。”“由此可见，《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诬蔑希尔德里克非法僭居王位，只能是出于如下考虑——断绝世人的怀旧恋故之念，为新政权的巩固制造宣传舆论。”
第二，夸胜讳败，对于查理曼发动的战争，凡属取胜者均大书特书，而对失败的战役却只字不提，或者干脆颠倒黑白，以败为胜。
如778年查理曼率军远征西班牙，在返程途中，在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隘口遭到了巴斯克人的伏击，结果查理曼大失颜面，包括罗兰伯爵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在此役中不幸殒命，这次惨败成为日后中世纪法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的历史素材。据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的记载，这次战役是查理曼远征西班牙返程途中的唯一一次失利。然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却对这次惨败缄口不言，一字不载：“国王查理曼陛下分兵两路向西班牙进发。一路由伟大的君王亲自统领，经潘普洛纳，一直进抵萨拉戈萨（Saragossa）。前赴萨拉戈萨的法兰克部众，有来自勃艮第（Burgundy）、奥斯达拉西亚、巴伐利亚以及普罗旺斯、塞普提曼尼亚（Septimania）等处的兵马，还有一部分伦巴德人。两支大军汇合于萨拉戈萨。君王从伊本·阿尔一阿拉比和阿布·塔赫尔及其他众多萨拉森人处接受人质，他们摧毁了潘普洛纳，并征服西班牙巴斯克人和纳瓦尔的民众。之后，查理曼返回法兰西亚。”《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修订版虽坦诚地将其补入文中，但却将法兰克大军失败原因归咎于“不利的地形和不公平的作战方式”，并认为在武器装备和士气上，法兰克人都要高于巴斯克人。其文如下：“在比利牛斯山深处，巴斯克人预设一场埋伏，袭击了法兰克人殿后的部队，致使整个法兰克大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尽管法兰克大军在武器上占有优势且士气昂扬，但还是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其缘由在于地形极为不利和完全不平等的作战方式。在这场搏杀中，诸多被君王委以军事重任的将领皆不幸殒命沙场；军中辎重悉被劫掠，然后，敌人迅即消失在四面八方的山谷中，因为他们对于当地的地形地貌极为熟悉。”
再如782年，查理曼麾下将领提奥德里克伯爵、阿达尔吉斯、伽里奥（Gailo）和沃拉德等人由于争功不和，无法有效协同作战，在镇压萨克森人叛乱的战争中惨败，阿达尔吉斯和伽里奥在此役中阵亡。《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虽记载了上述两人的阵亡，却把胜利归于法兰克人，实在是自相矛盾。其文如下：“查理曼曾遣派钦差大臣阿达尔吉斯、伽里奥和沃拉德，率领一支由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组成的大军，对公然反叛的斯拉夫人予以镇压。在行军途中，他们得悉萨克森人发动叛乱，这几位钦差便立刻将查理曼赋予的使命暂时搁置一旁，急行军向萨克森叛军猛扑过去。这支法兰克大军歼灭了大量的萨克森人，赢得了胜利。但皇命钦差中的两人，即阿达尔吉斯和伽里奥却在桑特尔山（the Suntel Mountains）战役中，殒命沙场。”相比之下，《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修订版的记载则带有一种更正谬误的意味，实不枉修订之名：“在此次战役中，法兰克人蒙受的损失远远要比披露的（指《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原文）更为惨重，因为在战死者中有两位皇命钦差，即阿达尔吉斯和伽里奥，4位伯爵以及20多位高级贵族，这还不包括他们手下那些宁肯一同战死沙场也决不逃生的部将随从。”
第三，在查理曼统治时期，皇室内部叛乱迭起，阴谋频生，同时那些被查理曼征服的民族也时叛时服，对于上述反叛，《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不仅一概加以贬斥，而且还力求彰显查理曼的宽大仁慈。
如查理曼的堂兄弟巴伐利亚公爵塔斯洛（Tassilo）听信了妻子留特博加（Liutberga）的谗言，企图援引阿瓦尔人的力量与查理曼抗衡，结果兵败被俘。《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88年的年度词条对塔斯洛予以谴责并歌颂查理曼的仁慈：“忠于国王的巴伐利亚人告发了塔斯洛，说他在送交人质和宣誓效忠后，在其妻子的蛊惑下，背弃了诺言，彻底显露出背信弃义的嘴脸。对于这一指控，塔斯洛无法抵赖，只得承认他确曾与阿瓦尔人暗中勾结并曾唆使国王陛下的某些臣属与他同流合污，甚至还曾企图谋杀他们。当他的民众（向查理曼）宣誓效忠时，他曾告知他们不必真心，尽可虚伪地发誓。多么邪恶呀……当所有的人众口一词地呼吁将之处死时，那位最为虔诚的查理国王却大发慈悲。出于上帝仁爱和考虑塔斯洛与已同为帝系苗裔的缘故，国王反而劝解那些忠于上帝和他本人的臣属不要处死塔斯洛。”《王室法兰克年代记》817、818年的年度词条在记叙意大利国王伯纳德叛乱时也采用了同样的（贬低叛乱者，歌颂查理曼）写作模式：“皇帝从其狩猎巡行的孚日山脉返回至亚琛，得到禀报，自己的侄儿意大利国王伯纳德，正在一些堕落之人的蛊惑下，谋划建立一个非法政权……这位皇帝便急忙率领一支从高卢、日耳曼等地征集的庞大军队，向意大利进发，力图将这一叛乱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当听闻这一消息时，伯纳德随即放弃了自己的叛乱意图，主要是因为他每一天都看到自己正在被他的臣民抛弃。他们不仅放下武器投降，而且还在受审时心甘情愿地坦白一切……四旬斋结束，前文提及的那些密谋叛乱者，还有他们的国王，按照法兰克人的裁决结果，均被判处了死刑。然而，皇帝却下旨将他们减为剜目之刑……”
查理曼为了征服异教徒萨克森人，发动了前后长达33年的战争，其中772-785年，查理曼几乎每年都对萨克森人发动军事行动，战争异常血腥残酷，大小战役不计其数，查理曼的大军蓄意野蛮杀戮，并有组织地对萨克森人的土地财富加以掠夺，同时摧毁了萨克森人的异教偶像艾敏苏尔（Irminsul）并强制推行基督教。《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把萨克森战争看成是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是查理曼为了基督的事业而进行的正义之战。如772年的年度词条就把杀人如麻的查理曼称为“最为仁慈的人”，“这位最为仁慈的国王于当年在沃尔姆斯召开了全民大会。之后，又从沃尔姆斯出发，首度率军杀进了萨克森。”另外，在法兰克人对萨克森人的掠夺和胜利中，竟然出现3次奇迹；‘而诸如“依我主之圣意”、“蒙我主之庇佑”、“上帝挫败了他们的图谋”等等均显示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对萨克森战争所持有的立场，即萨克森战争是一场为基督教世界开疆拓土的宗教圣战。
第四，关于加洛林君主与罗马教宗之间关系的记载，《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存在着一种抬高前者、贬抑后者的倾向。
对于矮子丕平和查理曼统治期间，加洛林君主与罗马教宗之间礼聘往还、互相保护与协助的历次交往，《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均一件不漏地予以记载。如它收录了下列史事：矮子丕平向罗马教宗扎哈里亚斯的问询（究竟是由徒有其名的人为王，还是应由握有实权的人为王）；753年，罗马教宗斯蒂芬二世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向矮子丕平求助；754年，斯蒂芬二世为矮子丕平及其儿子加冕；755-756年矮子丕平对伦巴德人的进攻以及向罗马教宗赠土；773-774年，应教宗的邀请，查理曼出兵意大利并彻底摧毁了伦巴德王国；781年，哈德里安教宗为查理曼的两位王子丕平和路易加冕；799-800年，罗马贵族对教宗利奥三世的迫害、查理曼对利奥的拯救以及800年利奥为查理曼的加冕……可以说，《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俨然是一部记载早期加洛林王朝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的史书。它在记述这些事件时，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加洛林皇帝是“主的卫士”（Dei dispensator），其权力源自上帝，并对上帝负责，只不过在涉及宗教事务方面得到了罗马教宗的尊崇和祈祷性的帮助而已。至于教宗，则是一些庸弱不堪、亟需加洛林君主保护的人，罗马教廷的境况如此糟糕皆因他们的软弱无能所致。《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虽然在表面上对教宗语带恭敬，但如果仔细体味其中某些词句的深意，便能觉察到编纂者的批评指责之意。如799年，教宗利奥三世被罗马贵族推翻，被迫出亡，求救于查理曼，于是查理曼引兵至罗马，恢复了利奥三世的权位。反叛利奥三世的那些贵族指责他作伪证、买卖圣职、通奸，对于上述指责，《王室法兰克年代记》非但没有直接予以澄清，反而以一种颇为隐晦的口吻表明利奥三世的难辞其咎，如800年的年度词条写道：“7天之后，国王召开了一次大会，告知众人他为何要御驾亲临罗马城，并宣告自即刻起，他每天都将全力以赴地工作，以完成自己此番的各种使命。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困难的任务就是审核教宗利奥所遭受的种种指控。鉴于无人愿意为这些指控作证，利奥教宗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缓慢地登上圣彼得大教堂的讲坛。他手持福音书，以圣三位一体的名义进行宣誓，希望以此为自己洗清所有罪名。”“最为困难的使命”，“无人愿意为教宗作证”均含蓄地表明利奥三世并非清白无暇。
综上所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带有官方属性的史书解释历史的声音极度单边化，从文本内容来看，编纂者为查理曼歌功颂德的动机似乎完全压倒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这与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直书”与“曲笔”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倾向往往并行其问的史学特点大为殊异。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加洛林王朝官方史学萌发机制有所不同的缘故，中国古代官方史学滥觞于西周初年官方的“殷鉴”观念，由于推崇以史借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鉴戒意识，所以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虽操控于官府，存在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现象，但为了达到鉴戒的目的，也极为重视“直书”和史料批判。“因为倘若历史不能反映历史的真相，历史就成了哈哈镜，就无法真正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反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部官方史书，它被编纂于加洛林王朝最为辉煌鼎盛的时节并在法兰克帝国自东至西、自圣伯丁至阿尔太赫（Altaich）的广大地区传播，其手稿种类纷繁芜杂，共分为A、B、C、D、E五个不同版本。剑桥大学专治8、9世纪法兰克史的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教授经过研究后，发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存在着一种颇为独特的记史方式，“即以反复讲述（加洛林君王）辉煌胜利的方式为法兰克人构筑一种认同意识——法兰克统治者及其人民是这些胜利的缔造者并一同创建了庞大的帝国，随后再以基督教历史框架的形式把这些正面的历史信息灌输给同时代的人和他们的子子孙孙。”由于政治宣传的用意要远远大于以史为鉴的目的，故而，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文本中，夸耀、讴歌查理曼的谄谀之辞比比皆是，却鲜有总结历史得失的反思之语，整部史著表现出一种完全倒向官方的政治倾向。
三、短暂的历史与不完备的组织形态
与中国古代官修史书源远流长的历史相比，加洛林王朝宫廷官修年代记的历史可谓“昙花一现”。从查理曼于亚琛久驻立都的8世纪90年代起，至加洛林帝国分裂解体的843年止，不过区区半个世纪之久。由于存续的时间过于短暂，加洛林王朝官修年代记的形态颇不完备，其史官、史馆、史制的建制都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据兰克等西方文献学家的考证，《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由王室礼拜堂中的王家教士合力编纂而成。王室礼拜堂系加洛林君主在宫廷中设置的司掌王室和全国宗教事务的神职机构，其首脑为大教长（apocrisiarius）。在宫廷礼拜仪式中，大教长往往负责操演圣礼，属下教士则从旁协助。除此之外，他们还负责照管法兰克人的守护圣徒圣马丁（St Martin）的披肩斗篷。
迄今为止，有关记载加洛林君主宫廷机构及其执掌的历史文献大多已湮没无闻，学者们在研究这方面问题时，往往以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撰写的《宫廷秩序论》（De ordine palatii）作为参考依据。该书创作于辛克马尔临终前的882年，它以劝诫年轻王子卡洛曼的形式写成。尽管《宫廷秩序论》成书的时间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编纂的时间存有一定的距离，但辛克马尔在描述加洛林宫廷机构及其执掌者时，确曾参考了查理曼堂弟科尔比修道院住持阿代尔哈德（Adalhard of Corbie）的一部已经佚没的史著，并添加了许多他本人年幼时的观察记录。所以，该书对于王室祈祷堂和王家教士的描述，确曾反映了查理曼时代的实际状况。据其记载，在宫廷中设置王室礼拜堂的习俗并非加洛林王朝独创，而是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最初源自古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大帝在皈依基督教会之际，希望有人能够见证他对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爱戴和敬意，并通过此人的教牧，使他能够重新沐浴神圣洗礼的恩典。因此，他颁布敕令把首都，也就是罗马城授予教宗西尔维斯特（Silvester）。他则在另外一座城市建立了首都，并用自己的名字作为该城已有名字拜占庭的补充。自那时起，罗马教座和其它大主教区的教职官员皆持续不断地在宫廷之中效力，管理宗教方面的一些事务……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圣雷米（St.Remi）劝化了克洛维皈依基督教，并在复活节前夜的守夜日里为克洛维和他的三千法兰克亲兵洗礼。自此之后，在列位法兰克国王的治下，神圣的主教们皆选取适当的时机离开其教座，驻守宫廷，担任宫廷职务。”在加洛林王朝的宫廷中，王室祈祷堂与司掌宫廷文秘事务的中书省（chancery）或许存在着人员、权责重叠的现象，据《宫廷秩序论》记载：“与大教长关系密切的是中书令（archchancellor），我们之前称之为secretis，而中书令的辖下则是一批聪明、睿智、忠诚的书记人员，他们负责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帝王的指令，且对薪酬不抱有丝毫的贪占之心并忠实不渝地谨守王家机密。”至于大教长与中书令有何密切关系，辛克马尔未作深入说明。现代学者如坦格尔（Tangl）、凯尔（Kehr）、克勒维茨（Klewitz）等人推测宫廷中演绎圣礼的王室祈祷堂与司掌宫廷文秘事务的中书省实际上本是一个机构。
尽管中书省与王室祈祷堂之间的人事关系尚且存有疑问，但可以确定的是，编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宫廷机构并不是一个司掌史学编纂的专门机构。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国家的行政机构往往与为王室家庭的服务机构合为一体，如《宫廷秩序论》所载，在大教长之外，加洛林宫廷中还设置有宫廷伯爵（palatii，count of the palace），下辖宫廷内务总管（chamberlain）、御膳总管（head of table）、侍酒（wine steward）、御马监监正（count of the stable）、典礼司仪（marshal）等职官，无论王廷巡行至何地，他们均负责王廷的食宿，并为马匹提供草料和饮水。除此之外，为方便君王狩猎所需，还设置了4个负责猎狐和猎鹰的官员。由于国家行政机构与为王室家庭服务机构的一体化，君王及其家庭所需往往即为宫廷执事人员的职责，故而，在加洛林王朝的宫廷中，一个定义明确、职责清晰的机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编写《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王家教士很有可能既承担宫廷的宗教事务，也负担起草诏令、保存档案、掌管玉玺之类的宫廷文牍事务，也就是说他们的职责并无定制，皆以君王所需为宗旨。正如曾担任过王室官员的瓦拉（Wala），日后的科尔比（Corbie）修道院住持所言：“王家教士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教职，他们的职责并没有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要有利于尘世的利益和福祉，他们均须承担。”综上所述，加洛林王朝官修年代记的形态颇不完备，集中表现在史官、史馆建制的严重缺乏专业性，“史官”——王家教士的执掌繁杂，记史仅为其众多职责中的一种，“史馆”——王室祈祷堂或中书省并非是一个专司史志的修史机构，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定义明确、职责清晰的宫廷机构。透过史官、史馆的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加洛林王朝的官方史学正处于发展进程的起步阶段。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阶段，据《唐六典·卷九史馆》的记载，在曹魏之前，中国并无专司史史志的史官，魏明帝设置著作郎后，中国方才出现了专司史志的史官。其文如下：“周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及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其后陵夷，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其制莫存。至汉武始置太史，命司马谈为之。时，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谈乃据《左氏》、《国语》、《代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嗣成其事，名日《史记》。迁卒后，好事者若冯商、刘歆、杨雄等亦颇著述。汉末，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彪卒，其子固绩成其志，名日汉书。后汉明帝又召固入东观，与陈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纪》。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黄景等相次著述东观，所撰书谓之《东观汉记》。然皆他官兼领史职。至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及佐郎，隶中书省，专掌国史。”而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的记载，在唐太宗之前，中国并无一个独立的修史机构，历代史官皆隶属于典章图书文集、修史、天文历法等多种事务的秘书省。其文如下：“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从此，史馆才正式从秘书省分离出来。”与加洛林王朝官方史学所不同的是古代中国的官方史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其史官、史馆逐渐摆脱了职司繁杂的初级形态，最终走向专业化之路。而加洛林王朝的官方史学却由于存续时间的短暂，其史官、史馆没有充裕的时间走向专业化，便因官方修史活动的戛然而止而永远以职司繁杂的初级形态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另外，从其短暂而又波折间断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加洛林王朝，官修年代记的活动并不像古代中国官方史学那样已经成为一种稳定而又健全的历史定制，不受朝代更迭、人事代谢的影响而始终保持延续和发展。相反，它受政局和宫廷人事变动的影响极大，在其存续的那五、六十年中，就曾两次出现过编纂工作的停顿。819年至830年担任王家大教长的是希尔都因（Hilduin），在他的监管之下，官修年代记的编纂直至830年。然“天有不测风云”。在该年，皇帝虔诚者路易将原本授予皇长子罗泰尔的部分帝国领地转予了幼子秃头查理，这引起了罗泰尔的不满。于是，他纠结阿奎丹丕平和日耳曼路易发动了三皇子叛乱，废黜了虔诚者路易。在这次叛乱中，王家大教长希尔都因倒向叛乱者一边并弃职出走，宫廷编纂年代记的活动由此停顿下来。但罗泰尔的叛乱旋即失败，虔诚者路易成功复辟，宫廷编纂年代记的活动又得以赓续。参与叛乱的希尔都因被革职流放，在叛乱期间，对虔诚者路易保持忠诚的王室祈祷堂教士弗尔考（Fulco）被拔擢为王家大教长。这次编纂工作的停顿造成了官修年代记文本方面的断裂，此前的官修年度词条（指公元829年及之前的年度词条）被辑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而此后的官修年度词条（指公元830年及843的年度词条）则被辑人《圣伯丁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Bertin）。尽管如此，这两部分年度词条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同属王家教士编纂的宫廷作品，而且二者在叙述上也是紧密衔接的，新的《圣伯丁年代记》紧接着旧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搁笔之处开始写起。《圣伯丁年代记》第一句话中的“他”一词，就是指《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最后一句话中的那位主角：皇帝虔诚者路易。840年6月20日虔诚者路易驾崩，加洛林帝国陷入内战和分裂的混乱之中，宫廷编纂年代记的活动再次停顿下来。后来，尽管这种宫廷修史活动在秃头查理的宫廷中得以短暂恢复，但“好景不长”，随着大教长普罗登特的迁任，宫廷编纂年代记的活动也“因人走而政息”。自此之后，尽管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和日耳曼路易的东法兰克王国都继续保持了编纂年代记的传统，但它们只是一些个人修撰的私家史著或大主教区修撰的地方性史著，法兰克加洛林世界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这样的官修史作了。可见，加洛林宫廷编纂官方年代记的活动受制度外人事因素的影响极大，在其存续期间因政局的变化而时行时辍，从未形成历史定制。这种状况或许与其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有关，因为任何一项制度的成熟均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达成，史制的成熟亦是如此。即以古代中国史制的发展为例，经历了自先秦肇始，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直至唐代，由宰相监修国史、历朝历代均为前朝编纂正史、著当朝实录等记史制度方才成为历史定制并为随后各代所延革。然而，加洛林王朝官修年代记的活动却无如此长久的发展时间，从查理曼统治晚期肇始至秃头查理统治初年完结，不过短短五六十年的光景，方兴未艾未久便随着帝国的倾圮而夭折，所以，其史制粗疏不备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由加洛林王朝宫廷组织，王室祈祷堂教士集体编纂的史书，由于修史主体王家教士身为王朝官僚体系的一员，与同时代那些远离朝阙的僧侣史家相比，他们更加接近最高政治权力的核心，更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故而，他们编写的这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带有一定的官方属性，在政治立场上，完全倒向了以丕平一加洛林家族为领袖的现政权，成为了加洛林王（皇）室宣传王（皇）权话语，对公众观念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舆论工具。不过，支撑《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编纂的官方组织体系却颇为脆弱，不仅存续时间短，而且史官、史馆、史制的建制皆不完备。故而，许多英语出版界的著述者在描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性质时，都使用的是“quasi-official”或“semi-official”（“类似官方”或“半官方”的意思）等词汇。它们形象地说明了加洛林王朝宫廷中一度存在的编纂年代记的活动，其组织形态是多么不完善。由于官方史学乃国家政权主导下的有组织的修史活动，故而，国家政权的组织和参与便成为了官方史学能否延续和发展的关键。古代中国的官方史学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而不衰皆赖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和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而加洛林王朝编纂宫廷年代记的活动却没有这样的幸运。自加洛林王朝分裂瓦解后，西欧世界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查理曼帝国那样规模庞大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加洛林王朝的中后期也再没有出现过类似查理曼那样因热心扶植文化而彪炳史册的封建帝王。所以，从国家政权扶植的角度来看，加洛林王朝编纂宫廷年代记的活动必然会“无以为继”。
（责任编辑：徐家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