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基本经验
宋小红
[摘要]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革命任务创造性地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政治参与、思想文化关系，不断增进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大众的革命热情，促使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从而不断夺取革命的胜利。总结并发展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凝聚各阶层共识、加速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阶级阶层关系；马克思主义认同
[中图分类号]D231；A715[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1
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必须统一革命思想和认识，争取、团结革命力量以夺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论著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状况作了深入分析。根据实际，科学分析、认识、把握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矛盾变化、发展状况，是正确处理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前提。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阶层、被领导阶级阶层彼此之间的关系方面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本文拟从物质利益、政治民主、思想文化三方面加以梳理，以期为我们当前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
一、立足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多样、利益差别、利益矛盾的实际，注重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满足革命群众的利益需要，是促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物质基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马克思主义只有赢得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认知、认同，才能转化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人是现实的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利益，从根本上说是物质利益。“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3]（P137）。民主革命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复杂多样、差别较大、矛盾突出，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在各阶级阶层中的认同，是进行革命的关键。
一方面，正确处理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经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根据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矛盾变化、发展，处理好与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捍卫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革命最根本的出发点，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现”[4]。为了协调好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领导阶级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5]，让各阶级阶层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让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号召并积极投身革命斗争。
另一方面，正确对待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土地革命时期，为促进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中共中央执行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革命路线。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余人。在中央苏区，逐步消灭地主阶级让农民获得土地，强化农业生产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同时，开展粮油调剂、合作等农业互助运动，兴修水利和改善农业技术，为农业生产发展创造条件。通过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根本上维护、发展了苏区民众的利益，增进了革命团结，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大众的信任。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要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3]（P119）。1935年，中共中央依据革命发展和需要，决定不没收富农的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减租减税。这从根本上协调、维护了富农阶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了其对革命路线、方针的认可，促成了革命抗日联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政策，着实减轻革命群众的负担，有效处理了边区革命大众的利益矛盾，激发了大众抗日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将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解决了解放区三分之二农民的土地问题。相应地，没收官僚资本大工业、大商业、大银行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这些政策从总体上维护和发展了革命阶级阶层的利益，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全国获得了解放。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利益是产生革命精神的经济根源，是发扬革命精神的物质基础。只要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满足大众的利益需要，就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就会受到大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牢牢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及党的廉政建设，保障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权益，是促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政治基础其一，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并带领各阶级阶层不断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推进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同。无产阶级政党先进的思想性、严谨的组织性、彻底的革命性、广泛的群众性等优势，决定了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1925年，中共四大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地位及其革命领导权问题，而革命武装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坚强支柱，三湾改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应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参与革命，与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经过土地革命，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其革命觉悟和组织性大大提高，他们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参军参战。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因此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极为重要。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其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是我们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在与之建立革命联合中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中间势力在中国共产党同顽固派斗争时往往起决定胜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中国共产党注重争取中间势力，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以扩大革命联合。无产阶级政党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了对各革命阶级阶层的领导，形成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大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革命的认同。
其二，注重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以推进其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激发了大众的革命热情。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苏维埃都给予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政治参与更加广泛。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边区实现“三三制”的政治参与。从阶级阶层身份看，“三三制”包括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其他小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其中有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三三制”保障了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权利，为其政治民主诉求提供了制度平台，极大地激起了他们的抗日热情。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在西北、华北及东北建立了以大行政区为主的人民民主政府，参与民主管理的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及海外华侨。同时，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和政府的各项监督制度，保障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民主。在中央苏区，党和政府注重新闻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如当时的报刊《斗争》《红星》等，对党政干部的行为作风进行了有力监督。1947年11月，朱德在同冀中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监督、教育所有人员好好工作”[7]。194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人民监督委员会，加强党和政府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有力的民主监督，保障了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权益，增进了革命团结。
其三，注重党的反腐倡廉，使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和维护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权益，促进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革命路线的认同。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加强了反官僚、反贪污腐化等，纯洁了革命队伍。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4条明确指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8]1941年5月，中共中央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9]这表明边区政府和执法机关要坚决惩治贪污腐败，从而大大提高了边区政府在大众中的威望。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明确规定：“降低干部生活水平，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办”[11]（P740）；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再一次重申无产阶级政党反腐倡廉的立场和决心。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反腐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施行，获得了大众的赞誉和认可。
三、针对不同的客体层次，运用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手段，加强对革命阶级阶层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是促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思想基础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以争取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团结，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努力夺取革命的全面胜利。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以及众多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封建意识、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不时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队伍中。这些思想极易带来党内“左”、右倾的错误，妨碍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针对这种现状，中共中央提出把革命思想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第一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涉及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群体、个体，他们的经济状况、革命态度、思想文化、接受能力等不尽相同，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中共中央针对不同的客体层次灵活地采用多样的教育方式、手段，以促进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认同。
针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状况，列宁曾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1]。工人阶级的觉悟高、革命性强，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对话和说服的方法进行，以理服人。农民是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长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劳作、生活，其思想文化素质不高，封建意识浓厚。对农民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须与劳动相结合，利用农民空闲时间，采取开办扫盲班、夜校、民众教育馆等多种形式，并以一定文化娱乐活动为载体，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革命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引导群众以现实生活中的先进典型事例为题裁，创作新秧歌、新社火。如陕甘宁边区到处都有秧歌队，每到春节拥政拥军、爱民运动时，各地的秧歌队都大规模涌现在集镇、农村，群众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建设和军队发展，歌唱新生活，也教育和改造了群众自己。立足各时期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还针对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富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进行了革命思想政治宣传和教育活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外，对敌军展开思想意识攻势，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影响着革命的发展，对此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并就敌军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战场上，采取火线上喊话和发动白区群众特别是白军家属的形式，或派人打入敌军内部，向敌军官兵进行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对作战之敌作全面、深入考察，针对敌军的历史背景、官兵的现实矛盾，广大士兵的思想情绪和痛苦的生活状况，用歌谣、民谣等多种形式瓦解敌军官兵士气，使其怠战、厌战、罢战。
依据不同的客体层次，采取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途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能以最有效的途径、方式贯彻到各阶级阶层中去，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增进了对党和革命的认同。
四、结语
民主革命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革命任务采取不同的策略处理社会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政治参与、思想文化关系，不断增进大众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认同，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大众的革命热情，从而不断夺取革命的胜利。总结其历史经验并在新的实践中对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凝聚各阶层共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涌现了诸如社会管理者、职业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时，也要注意吸收和接纳新兴社会阶层中符合党员标准的优秀成员入党，通过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注重自身反腐倡廉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努力建设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凝聚各阶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共识，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激发人民的壮志豪情，使之积极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才能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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