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国内中学教师在线教学效能感调查研究
刘克金 刘畅
摘 要：通过对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46名一线教师开展问卷调查，发现新冠疫情突发期间国内中学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个人教学效能感明显高于一般教学效能感。性别、教龄、学历、职称、学科类别、所处城乡区域、区域风险等级等因素对教学效能感没有显著影响;任教年级、担任班主任、以往在线教学经验、办公时长增减、使用的教学终端、家人态度等因素对效能感均存在显著影响。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应通过在职培训及职前培养进一步提升中学教师的教育信息化素养和在线教学能力，根据教师居家办公的实际工作量变化适当调整针对特殊时期及教学方式的劳动报酬。
关键词：教学效能感;中学教师;在线教学;新冠疫情;实证调查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995（2021）05-0061-06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为配合全国抗疫，教育部发出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的倡议[1]，在线课程、网络直播、视频会议等在线教育在全国大中小学广泛推行。此次在线教育覆盖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世界教育史上前所未有。在线教育融合了“互联网+智能+技术”，它是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大规模实验，已然成为世界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诚然，在线教学作为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仓促间存在诸多不足，但挑战也通常伴随着机遇。当前已有的关于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研究，从教师教学满意度、应急方案设计、问题与对策、案例经验等角度展开了讨论[2][3][4][5]。本研究将聚焦于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教师认知及行为开展研究。
教师教学效能感的概念源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概念[6]，是个人对自己在特定情景中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个行为的期望。自我效能是作为个体行为的认知中介出现的，个体的自我效能期望反映出其行为的性质和范围。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研究最早由Armor和Berman在教师教学效果评估研究中发起[7][8]。通常认为，教学效能感是教师关于自己在特定情境下组织、实施某项教学任务能力的主观判断。通俗来讲，就是教师对自身处于具体教学环境中能够胜任特定教学任务的自信程度。根据班杜拉的理论，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包含一般教育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两部分。一般教育效能感是教师对教与学的关系，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一般看法与判断;个人教学效能感指教师对自己教学效果的认识与评价。大量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课堂管理、教改意愿、学生成绩、学生动机存在显著相关性，是影响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环境—主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
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依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对教师自我效能感进行重新定义[9]，尤其从具体教学情境出发，将教师自我效能感理解为教师基于具体教学任务进行的自我内在能力衡量，及其对是否能达到该目标任务做出的自我判断[10][11][12]。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方法及样本情况
研究对象为国内参与过2020年上半年疫情突发期间在线教学的中学教师，利用问卷星平台发放及回收电子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数据采集。问卷发放及回收周期为2020年5月30日至6月5日。回收问卷总计753份，剔除答题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746份，有效率为99%。样本所在地覆盖江苏、湖北、广西、内蒙古、北京、上海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自变量包括性别、教龄、学历、职称、学科、任教年级、是否担任班主任、所处城乡地域、相比疫情之前的工作时长变化、疫情前的在线教学经验、所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家庭情况、教学终端类型等。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2020年春季疫情突发这一特殊时期的教师教学效能感，因此自变量除了表1中常见的教师教学相关因素，还结合前期调研确定了表2的各项因素，从教育生态学视角列举了若干与疫情突发期间居家教学关系较为密切的题项，凸显调研的情境性及针对性。
（二）调查工具
因变量为一般教育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以及两者共同构成的整体教学效能感。效能感调查以班杜拉和俞国良、辛涛[13]的教师教学效能感调查量表为基础，结合前期的调研拟定各个题项，经过小范围试测及信度效度检验，形成最终的调查量表。结合调研需要，除效能感之外，另从居家教学环境、教学效果等角度设计了若干题项以备数据分析。问卷采用自陈量表的形式，各选项按照从不同意到同意的顺序分为六个等级进行评分。为避免答题定式的影响，将其中7个题项设计为逆向题，统计前做了相应的分数转换。调查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1.疫情突发期间国内中学教师在线教学的自我效能感如何？
2.不同类型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之间有何差异？
3.疫情及居家教学环境对教师效能感有何影响？
4.教师效能感与在线教学效果的关系如何？
三、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教学效能感情况分析
描述性统计显示，体现样本教学效能感的各题项均值为3.79，略高于中间值，说明疫情突发期间国内中学教师的整体教学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对两类效能感进行单独统计发现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个人教学效能感的各项均值为4.04，而一般教育效能感仅为2.95。说明在当时的情境下，教师对突如其来的居家在线教学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一般看法与判断略显消极，例如对任教班级整体成绩的影响力、对学生品行道德的培养方面信心不足。但样本对各自教学效果的认识与评价明显好于一般教育效能感，例如对于在线教学的课堂设计及实施、解决个别学生的学習问题、及时调整作业形式及难度等方面，教师们普遍认为通过自身努力仍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二）不同类型教师教学效能感情况分析
对每个样本的效能感项目进行均值计算，分别得出各自的整体教学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及一般教育效能感水平，进而结合性别等自变量进行推断性统计。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依次对性别、所处城乡区域对样本三类效能感的影响进行差异推断，采用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对不同教龄、学历、职称、学科类别样本群体的三类效能感进行差异推断，发现上述七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限于篇幅，不赘述。
采用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对各年级样本进行差异性推断，未发现显著性。观察发现除高三年级各项效能感均值较高外，其他各年级数据非常接近。据此我们尝试将高三年级样本单独列为一组，其他年级合并为另一组，在此基础上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推断，发现高三组样本在整体教学效能感尤其是个人教学效能感上均显著高于其他各年级（见表3）。
我们根据这一结果对一线教师及教学管理者进行了访谈，发现该差异与来自高考的压力、高三任课教师普遍较高的教学能力及较强的责任感、毕业班学生较强的学习动机以及家长的重视与配合都有关系。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担任班主任对效能感的影响进行差异推断，发现班主任教师的个人及整体效能感均显著高于非班主任群体（见表4）。
访谈发现，该结果是由于班主任通常对班级和学生情况更加了解、学生对班主任任教的学科更加重视、家长对通常班主任的各项安排也更加配合。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样本疫情前的在线教学经验对效能感的影响进行差异推断，发现相关的直接或间接在线教学经验对于疫情突发期间教师的各类效能感均存在显著影响，具备相关经验的教师普遍比不具备的教师效能感更高（见表5）。
一线教师在访谈中表示，之前的相关经验让其在突然面对居家在线教学时能够保持镇定的情绪，努力回想当时了解的相关知识以应对新局面，结合学校和班级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设计教学方案，开展在线教学活动。而完全没有经验的教师则普遍感觉焦虑，对自己能否应对未知的挑战感觉信心不足。
对相对于疫情前的在线教学工作时长变化对效能感的影响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个人效能感水平按照“更长”组、“基本相同”组、“更短”组的次序依次降低（见表6）。
表6反映出接近一半的教师在疫情突发期间每天的工作时长比过去有所增加，这部分教师的个人效能感也最高，均值为4.09;约13%的教师工作时长缩短，而该群体的效能感也最低，仅有3.84，明显低于均值4.04;其余教师的工作时长基本不变，效能感也处于三组的中间位置，均值为4.06。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发现依次递减的三组数据中每两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见表7）。显著性结果表明，工作时长的相对增加对个人效能感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访谈发现教师普遍感觉突如其来的在线教学对其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例如设备的调试与适应、教学内容的呈现、与学生的沟通、作业的收集批改与反馈、办公环境的变化等，因此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去思考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以保证教学质量。
（三）居家教学环境对教学效能感的影响
疫情突发期间湖北省属于高风险地区，因此我们在调查时对教师所处区域进行了区分以体现研究的针对性。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推断，发现所处区域风险等级对教师效能感影响不显著。
疫情期间居家教学的重要特点是办公环境的特殊性。教师居家隔离期间要兼顾工作及家庭事务，尤其是未成年子女也面临居家学习需求，对其抚养教育需要比往常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因此我们将生育状况作为一个变量进行针对性考察。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推断，发现是否生育对教师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前期调研还了解到，疫情居家教学期间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对教师在线教学具有一定影响，就此单独设计了相关问题：“家人对我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提供了较大的支持与帮助”，与考察效能感的题项同样采用六级评分体现认同程度。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人支持和教师的个人及整体效能感均成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305和0.245，显著性检验P值均为0.000，小于0.001，表明取得家人的支持对教师的居家办公效能感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教学终端是在线教学的必需品，问卷中根据前期调研列出了台式电脑、平板电脑、便携笔记本以及智能手机四类终端进行调查。统计发现教师的三类效能感都是呈现台式电脑使用组>平板电脑使用组>便携笔记本使用组>智能手机使用组的特点（见表8）。
表8显示，使用台式电脑作为在线教学终端的教师群体的三类效能感均最高，其中整体效能感均值为3.94;平板电脑使用组的整体效能感均值为3.86;便携笔记本使用组的整体效能感均值为3.78;智能手机使用组的整体效能感均值为3.70：四类群体的三组数据依次降低。采用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对各组效能感进行差异性推断，发现台式电脑使用组的教師整体效能感显著高于智能手机使用组，显著性为0.02（见表9）。
访谈发现，疫情突发期间很多教师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只能“就地取材”利用手头现有的终端开展教学，台式电脑由于其显示器面积大、图像清晰、办公功能全面、平日备课操作熟练而更受广大教师欢迎，而智能手机的功能设置相对更适于通讯及娱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线教学的顺利开展。
（四）教学效能感与教学效果的关系
曾有研究对比不同效能感水平教师的学生学业成绩，发现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教师所教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高于自我效能感较低的教师所教学生的学业成绩[14]。究其原因，对自身完成教学任务较为自信的教师，面对教育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挑战时更倾向于保持长期的坚持和不断尝试各种有效的教学策略，持久性地对学生抱有较高的期望[15]。因而本研究也在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题项进行调查：“返校复课后，测验及日常教学表明学生疫情期间的线上学习效果与之前相比有所提高”，与效能感考察项目同样采用六级评分体现认同程度。
皮爾逊R相关分析显示，三类效能感与学生学习效果的显著性检验P值均为0.000，小于0.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235（个人效能感&学习效果）、0.128（一般效能感&学习效果）、0.235（整体效能感&学习效果）：说明教师的三类效能感与学生学习效果均成正相关关系，教师效能感越高，学生学习效果越好。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调查结果表明，新冠疫情突发期间国内中学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个人教学效能感明显高于一般教学效能感。性别、教龄、学历、职称、学科类别、所处城乡区域对教学效能感没有显著影响。高三年级教师的整体教学效能感尤其是个人教学效能感均显著高于其他各年级;班主任教师的个人及整体教学效能感均显著高于非班主任教师;相关在线教学经验对于教师的各类效能感均存在显著影响，具备相关经验的教师普遍比不具备的教师效能感更高;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时长相对以往的变化对教师效能感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时长增加的教师效能感普遍高于时长减少的教师效能感。
除了常见的与教师教学相关的个体差异因素，面向疫情及居家办公环境的针对性调查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所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生育经历带来的居家育儿投入对教师教学效能感影响均不大;但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态度对教师居家办公具有显著影响，家人的理解与支持能够提升教师居家工作的效能感;教学终端也是影响教学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使用台式电脑办公的教师比使用智能手机的教师效能感要高。
疫情突发期间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教师效能感越高，所教学生的学习效果越好。
（二）讨论
提升中学教师居家在线教学效能感对于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在线教学“新常态”、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促进教育信息化及教师专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中学教师居家在线教学效能感：
1.通过形式灵活多样的在职培训及职前培养，进一步提升中学教师的教育信息化素养和在线教学能力，在校园日常教学中根据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鼓励教师尝试开展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在线及“混合式”教学实践活动。
2.引导非班主任教师加强对任教班级及学生的了解，增加人际情感互动。
3.鼓励教师加强与共同居住人的沟通，争取家人对自身居家办公的理解与支持。
4.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醒教师提前准备好适合自身特点的教学终端，并告知其关于各类终端的调查数据以供参考。
5.管理者尊重教师居家办公的劳动付出，根据实际工作量的变化适当调整针对特殊时期及教学方式的劳动报酬，保障教师劳有所获，潜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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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Middle School TeachersOnline Teaching Efficacy
under Outbreak of Covid-19 in China
Liu Ke-jin1，Liu Chang2
（1.Jiangxi Jian No.1 High School， Jian Jiangxi 343000;
2.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chool， Xuzhou Medical Universiay， Xuzhou， Jiangsu221004）
Abstract：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vered 746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mong 19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outbreak period， teachersgeneral efficacy was at an above-average level and individual efficacy is apparently higher than ordinary efficacy. Factors such as gender， teaching age， education background， professional title， subject category， urban or rural， pandemic risk grade have no obvious impact on teaching efficacy. While other factors like grade to teach， whether serve as class adviser， online teaching experience， change of working duration， teaching terminal， attitude of famil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eaching efficac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teachers teaching efficacy and studentsscholastic attainment. In-service training and pre-service cultivation should be put into effect to popularize and improve middle teachers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attainment and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Payment of labor for special period and teaching mode needs appropriate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actual pay.
Keywords：Teaching efficacy; middle school teacher; online teaching; outbreak of Covid-19; empirical survey
基金項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9SJA0961）.
作者简介：1.刘克金，男，四川绵阳人，理学学士，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生物教研组教师;
2.刘畅，女，江苏徐州人，硕士，徐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