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短视频的叙事策略与价值引导
胥宇虹 巩汉曾
2020年春节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积极部署，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中国的抗疫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疫情暴发而信息相对短缺的环境中，短视频依托其自身优势，以碎片化、拼图式的内容特质，在特殊时期成了人际互联互通的重要媒介。
5G时代赋予了短视频诸多优势，通过推动媒介的融合，以高速、高效、交互性、多维度等特点服务于寻常百姓家，与传统媒体在专业性、权威性、深度性上形成优势互补。短视频准入门槛低、操作便捷，一部手机就可以让用户与外界互联，疫情期间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社群效应。截至2020年4月15日（下文表述中将省略年份，均为2020年），以抖音为例，“新型冠状病毒”话题约有30.4万条短视频，累计329.3亿次播放，其中发布人群涵盖普通百姓、权威人士、主流媒体等。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通过厘清短视频特点及其在抗疫中的作用，再以叙事策略、多元化视角、舆论引导等维度阐述短视频如何讲好抗疫故事。
一、短视频彰显战“疫”微光
（一）短视频的本质与盛行
加拿大媒介思想家、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所谓媒介即信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如今的融媒体时代与伴随电能而生的电力媒介时代已相去甚远，但媒介依据人类需求做出转变，人类依据新媒介产生新尺度的逻辑思路仍然适用。据此，短视频可以被当作一种新媒介进行深入探讨。
短视频的盛行与备受推崇，归根结底与受众对个性化、多元化内容的需要相适应。其展现的“微”特性，让冗长的文字、复杂的表述结构通过使用趣味性、创意性的声畫内容，压缩成5分钟以内甚至15秒以内的短视频，呈现出如抖音、快手、VUEVlog等APP中的多种形式。依照短视频的外在属性及内在属性来界定，相较于短视频初露端倪时各平台以“秒”来设定标准更为合理，如抖音“15秒”微博“15秒”快手“57秒”等。从技术门槛方面看，短视频可分为短视频纪录片、资讯类短视频、创意剪辑等。从叙事内容方面看，可分为自媒体短视频、政务短视频、情景短剧、技能分享、搞笑配音、街头采访等。而Vlog这种记录形式在近两年走进国内大众视野，全称“video blog”，是一种短视频记录日志，强调叙事的真实性和去表演化，深受年轻人喜爱。
在抗击疫情期间，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的短视频贡献了大量流量，以“刷屏式”输出防疫热点信息。以抖音APP为例，“央视新闻”在1月20日发布了钟南山院士肯定新冠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的相关短视频之后，又发布“买不到N95口罩，普通口罩也可以起到阻止飞沫传播的作用”的短视频时，点赞数超600万，评论区中“口罩”这一关键词随即成为讨论的焦点，也带动了线下市民抢购口罩、积极防疫的热潮。自此，与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一起，在防疫期间产出日均近百万点赞的爆款短视频产品，成为最具权威的新冠肺炎疫情舆论发布渠道。
（二）受众被动式接受转向用户主动式参与
在人人都是“公民记者”的时代，手机端的短视频在疫情叙事中与传统视听媒介相比，通过权力的倒置让“受众”成为“用户”享有极大的话语权，普通大众可以随时随地记录事件时刻，分享生活趣闻，表达情感态度，成为传播活动的中心。
疫情语境下，短视频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由于手机端的便携性与低门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到短视频的制作过程中来。口语化表达、以第一人称拍摄和叙事等等，给了观众强烈的代入感与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而短视频媒介的出现解构了传统模式下“从头讲到尾”的线性叙事，通过拼图式聚集多点分布的信息，使之呈现多线性、全景式、动态化的用户体验。
二、从“我”到“我们”的叙事策略
（一）交互式叙事
传统视听媒介下的受众接受习惯倾向于被动接收信息的要点，而短视频用户在碎片化的驱使下更为关注短视频的细节和评论，并通过关注、点赞、留言、转发等行为与其他用户完成互动仪式，形成群体意识。这种即时的线上互动也弥补了线下人们身体不在场的缺憾。短视频的交互方式消弭了个体之间的身份差异，它将屏幕背后的个体无意识地凝聚在了一起。短视频中一个个鼓舞人心或是感人至深的防疫生活的横截面，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价值观趋同，实现了自我身份的确立与认同。
湖北武汉的“小石榴”一出生就牵动着无数网友的心，其父母因确诊了新冠肺炎被隔离。网友们就通过短视频、直播画面关注着他的成长，自发地用各种方式为“小石榴”送去祝福，通过短视频的交互功能拉近用户间的距离，调动情感，引发共鸣。
（二）故事化叙事
短视频不断丰富着传播活动的叙事形式，讲好抗疫故事、展现人文关怀作为文本内核显得尤为重要。在疫情语境下，故事化就是要用人们喜闻乐见、贴近生活甚至具有感染性、影响力的形式将大众最真实的抗疫生活展现给观众，让人们更易感同身受，缓解民众焦虑和恐慌。短视频中全球抗疫的互帮互助，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捐物，是各民族情感和身份的串联，谱写出了一个个感人的中国抗疫故事。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中，王震宇是一名海军融媒体记者，透过他的镜头，既能看到武汉街头的空旷，又有ICU病房里医疗队员忙碌的身影。其中，对医院卫生员和医疗队队员李晨的采访让人印象深刻。当问及在病房里什么感受时，卫生员哽咽的回答说：“不敢呼吸！（他们）太伟大了！”而李晨却没有把援鄂的消息告诉妈妈，只是怕她会担心。鲜活的人物，故事化的表述，展现的是一个个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的动人事迹。
（三）共同情绪建构集体记忆
疫情发生至今，涌现了众多振奋人心、感人至深的事迹和人物，通过短视频媒介的扩散逐渐形成共同情绪。共同情绪的产生一方面来自社会因素的影响，让人们无意识地产生共感共情，另一方面通过有意识的暗指和引导来诱发人们的情绪倾向。这种共同情绪正凝聚抗疫前行力量，构建出时代的集体记忆。在哈布瓦赫看来：“个体需要在‘社会框架中形成记忆，‘我们的回忆总是集体性的，并经由他人重新从我们的记忆中唤醒，即便它涉及的是我们独自经历的事件和独自所见的事物。”[2]在此叙述中，既然回忆是集体的，那么共享集体记忆就能引发对集体的认同。而这场全国范围的疫情阻击战无疑会沉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央视新闻”在抖音以合集形式发布《有你真好》，累计34.9亿次播放。视频中记录了各行各业主动参与防疫工作的“最美逆行者”。如护士杜富佳深受英雄哥哥杜富国的影响，主动请战驰援一线;没有任何资源的快递小哥汪勇，依靠信任做到一呼百应，为医护人员解决后勤问题。短视频中的每一个平凡人物不仅是抗疫集体记忆的建构者，也是构成这一集体记忆的重要元素。
（四）叙事模式的创新
短视频媒介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体验得益于叙事模式的创新，它致力于建构一种“微”叙事模式。首先，标题和封面的内容是抓住眼球、聚拢人群的关键。其次，短视频要在3～5秒内唤起用户响应，即在开头提起用户兴趣，否则易被人们“划”过。再者，短视频更适合聚焦于个体的微观叙事，在情感表达中突出细节。短视频在疫情中传播重大事件时，将重大主题的叙事内容分解为单个小的主题事件，压缩了传统视听媒介报道的时间，放大了重要细节。依托短视频平台的算法，使分解后的小主题互相关联、延展完成叙事内容的合拢，提高传播质量。叙事模式的创新能吸引用户，还能让单一的“微”事件更加深入人心。
如抖音平台账号“冀录”设立的“抗疫科普”合集，其中收录的单个短视频从如何区分普通感冒与“新冠病毒怕冷还是怕热”，都向民众做了详细的权威解答，让观众以点带面地掌握信息。
三、短视频叙述主体的多元化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所有的社会身份、角色行为实质上都是表演，‘当我们进入一个社会环境后，我们需要知道其他人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场景中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3]他把不同的场景按照不同的行为模式划分成“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如抖音、快手等APP中的俊男靓女以及追求“炫、奇、丑”的所谓“段子手”，一夜爆红且能吸引众多拥趸，其短视频背后无非是躲在滤镜下的“前台表演”，而真实形象的“后台行为”却不得而知。Vlog的出现及其文本本身所具有的真实主义属性逐渐模糊了“前台”和“后台”的界限。梅罗维茨将媒介作为变量融入了“拟剧理论”，拓展成“前前台—侧台/中区—深后台”的理论框架，而中区更具后台偏向。在防疫话题中，博主将镜头聚焦于自我、私人关系、私人环境，向观众全景式的展示着私下的生活空间（“中区”）。对短视频用户来说，多元化的叙事主体能增加抗疫话题的可看性、连贯性以及真实性。
（一）大众视角
人民群众是最广大的群体，自然拥有最广泛的生活素材，而短视频正是以人为根基的现代媒介。他们用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符号讲述抗“疫”故事，弘扬主流价值观。如1月24日，一则名为“大年三十给姥爷送吃的，竟被姥爷关在门外”的短视频刷爆网络，高度自觉的防范意识和看似无情的言辞，成为了除夕夜最明事理的“硬核”姥爷。
（二）意见领袖视角
意见领袖往往拥有群众基础，他们知识面广，掌握头部资料和权威信息，引领着舆论风向。抗疫过程中，他们始终秉持专业精神，提出专业建议。其中有代表人物如钟南山院士，视频账号“回形针PaperClip”等。
钟南山院士以专业领域的权威解答活跃在短视频的台前幕后。1月28日，钟南山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以若干个独立短视频的形式见于网络平台，他强调“10到14天是一个很好的隔离观察期”，由此被广泛应用于基层防疫工作之中。当他谈及“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时一度哽咽，相关短视频在《人民日报》抖音号中获赞超1800万，评论中皆是对“钟老”的祝福和对全国的鼓舞。钟院士在赶往武汉的高铁中疲惫瞌睡的短视频于各平台热传，在助理和旅客偶遇拍摄中，其幕后生活被公开，感动了无数网友。
回形针团队制作的科普类短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以简短直白的优质视频内容，让无聊的“硬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而被网友刷屏。全网累计播放量超2亿，深受社会各界认可，标志着我国科普类短视频内容的升级。
（三）国家权威视角
以“央視新闻”“人民日报”为首的主流媒体，拥有着国际视野和全球格局。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承担着上传下达的职责，也对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负责。主流媒体多次发布习近平主席讲话内容及中央各部委的相关短视频，题材上多为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的重要宗旨，着重响应社会各界关切的实质问题，关心人民群众及海外留学生的生活安危。从国家层面上对基层群众进行科普教育及正向引导，并通多全方位、多层次地“有温度”的短视频报道，提升国民及海外华人华侨的战“疫”信心。
文本中积极改进叙事策略，大量使用口语化、接地气的短视频文案，如“你若滴答，我必哗啦”道出中国物资匮乏之际，国际社会慷慨解囊，而在疫情全球蔓延之时，中国又做到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反哺式供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四、短视频的瞭望塔——舆情的价值与引导
新闻人普利策曾将媒体比喻作航行中的轮船瞭望塔，当发现冰山和暗礁时能及时的向人们发出警报，这就是媒体的瞭望功能。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凭借其新闻敏感性，依照舆论的实时趋向及时调整议程，在与短视频日益深入的话语共谋之中紧紧围绕核心命题引导传播，重塑了受众与新闻之间的联系。
（一）短视频的舆情功能
短视频的舆情功能有信息功能、导向功能、对话功能与监督功能等。短视频最基础的功能就是信息功能，通过视听符号向公众宣告事件的始末。如1月30日武汉协和医院因防疫物资短缺，医护人员被迫用垃圾袋做防护服的短视频发布于网络之中，引起社会热议。导向功能产生的“沉默的螺旋”让众多网民的质疑声形成一种舆论氛围。随即矛头直指武汉红十字协会，对话功能也由此展开，网民对“武汉红会的应急处理能力”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交换意见，同时主流媒体和民众也保持了沟通的渠道。网民又相继发布了医务人员在红会仓库外物资难求，公务用车却带走一箱口罩的短视频。一时间，武汉红十字协会站在了舆论场的风口浪尖，引发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在网民的舆论监督下，主流媒体跟踪报道，中央政府迅速反应，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罚，也体现出了监督功能的高效、灵活与广泛的特点。
（二）舆论引导
1.主流媒体依托短视频平台构建舆论矩阵。通过微博发布简短信息制造话题;公众号图文并茂，用数据精准表达;抖音发布极简视频，声画一体直指人心，形成舆论引导的互文指涉。《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是主流媒体向短视频领域跨出的重要一步，它利用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的运作模式，用不同议题和影像内容满足受众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以第一视角把武汉基层群众和一线工作者最真实的样貌呈现出来。
2.“有温度”的正向舆论引导。火神山医院昼夜不停建设的慢直播，让6000万观众当上“云监工”;全国援鄂医疗队集结的整装待发，市民夹道欢送的高规格撤离;方舱医院里充满欢歌笑语的医患关系;援助国外的物资箱上的历史名句，体现大国担当。通过大量“有温度”的短视频传递高度统一的思想，向世界展示我国的民族气节和抗疫决心。
3.深入采访，积极响应。短视频制作的低门槛、便捷性让用户在内容生产过程中，易出现歪曲、夸大、不实的创造性加工现象。主流媒体通过深入一线跟踪报道，展现真实生动的战“疫”事迹，公开透明的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开设专栏和相关话题对虚假新闻辟谣，对蓄意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人员实施规训。如“央视新闻”发布的短视频合集《战“疫”vlog》，以总台记者的第一视角深入抗疫一线，体验式的实地探访了金银潭医院、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抗疫主战场，记录下了众多一手视频资料，让民众了解实情缓解社会焦虑。除此之外，由普通市民拍摄“拒绝配合防疫工作”的短视频不胜枚举，如“泰国回国女子大闹机场”“澳籍华人拒绝隔离，外出跑步”等，他们打着自由的旗号，拒不接受中国防疫人员的劝阻，在抖音中以“后续体”的形式被公之于众并依法追责。
4.回应质疑。境外恶意抹黑中国形象，使用“武汉肺炎”“中国病毒”等不当言论的媒体和政客，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激化了民族情绪。主流媒体积极应对，在微博、公众号、抖音号援引外交部的发言，及时表明国家态度维护正当权益，并通过发布国际组织、外国官员、专家等对中国抗击疫情工作的客观评价的短视频，有理有据的给予反驳，提升了民族认同感。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短视频的传播是短视频平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次试金石。在疫情期间，它利用碎片化的优势和5G技术的现实应用，重塑了传统新闻实践的视频业态，创新了内容形态。通过多重举措引导舆论，稳民心、齐思想。推进防疫工作的同时，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展现短视频应有的社会责任，共鸣家国情怀。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M]//丁佳宁，译.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7.
[3][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6.
【作者简介】 ?胥宇虹，女，江西临川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及播音主持艺术相关研究;
巩汉曾，男，山东济宁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