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归堂”：康熙宫廷西洋教士寻求皇帝宽容天主教的活动（1669—1671）
提 要：康熙八年（1669年）三月，西洋教士南怀仁以“监督历法”身份掌钦天监，意味着西洋历法重新得到朝廷认可。尽管如此，天主教并未得到弛禁。宫廷传教士努力寻求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两年之后，在杨光先教案中被逐至广东的西洋教士得以“奉旨归堂”。本文利用中西文献，研究西洋教士重掌钦天监后，实现地方教士“各归本堂”的过程，不仅剖析宫廷传教士为推动朝廷宽容天主教，周旋于皇帝、礼部和满汉大臣之间的策略和人际环境，而且揭示出皇帝与官员大臣的态度和反应。
关键词：康熙；宫廷教士；禁教令；奉旨归堂
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有一批欧洲传教士持续活跃在北京宫廷。这批宫廷传教士在明清中欧文化交流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他们立足宫廷的根本目的是谋取皇帝和官员大臣对天主教的宽容。1664年，在华传教士遭杨光先参奏，后经礼、刑两部审讯决议，北京四位神父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 1610—1677年）、利类思（Ludovico Buglio， 1606—1682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年）被软禁东堂，各省教士被逐至广东，天主教被视为邪教遭到禁止。1668年12月（康熙七年十一月），北京教士奉旨与杨光先等同测日影，经过多次较量，西洋历法重新得到朝廷认可。到1669年（康熙八年三月）时，南怀仁得以在钦天监监督历法，享监副银俸，并对历法工作进行了一系列修整。1尽管此时他们重回宫廷，地位日渐稳固，但是天主教和地方教士的情况却仍和杨光先教案时一样。直至1671年，才有所改善——广东传教士得旨“各归本堂”。宫廷神父如何实现了地方教士“奉旨归堂”的呢？中间过程如何？学界目前对此并无研究。从传教士被囚广东到“奉旨归堂”，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是历狱案结束后，西洋传教士第一次寻求朝廷宽容天主教的结果。通过分析研究这一事件，不仅可以看出宫廷传教士除传播欧洲科学文化之外的另一面生活，也透露出康熙朝廷对天主教的最初态度和反应。本文利用传教士的书信报告和中文题奏谕令，对这一过程做细致梳理分析，2
揭示康熙八年西洋教士初回宫廷后寻求皇帝宽
一、宫廷教士为天主教正名
根据安文思信可知，西洋教士1669年6月19日（康熙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受皇帝召见时，就将汤若望等传教士因杨光先参奏所受不公一一告禀。此时康熙正设计扳倒鳌拜，五月十六日谕令议政王“拏问辅臣公鳌拜等”，二十八日以和硕康亲王为首的议政王会议详定鳌拜三十条罪状。16月21日，西洋教士向以和硕康亲王杰书为首的、受理鳌拜摄政期间冤案的亲王大臣呈递诉状。2宫廷神父在诉状内重述从明至清在京修历的历史以及遭杨光先攻讦被逐之事，并依据两点证明天主教不是邪教：一是，天主教已在华传行八十余载。二是，世祖皇帝多次对天主教示以恩泽，“数幸堂宇，赐银修造，御制碑文，门额‘通微佳境，锡望‘通微教师”，“若系邪教，先帝圣明岂不严禁？”然而，天主一教和传教者俱遭杨光先诬蔑，“将无辜远人二十余人押送广东羁绁，不容进退，且若望等无辜抄没之罪，今房屋令人居住，坟墓被人侵占，”故请为昭雪。3
皇帝按例将诉状转至礼部奏议。礼部8月4日（七月八日）确议认为天主教为邪教，主要依据有三点。首先，顺治帝1656年旨令禁行邪术，有暗指天主教为邪教之意：
谕礼部，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而黜邪术，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财恣滛，大者亡命希谋，屡行严饰。不意余风未殄，实系有徒，京师辇毂重地，借口进香，然肆行无忌，男女杂糅。特谕钦遵通行严禁在案。
其次，顺治帝赐其碑文，并非嘉其异说，而是褒扬汤若望的个人品质：
又世祖皇帝赐汤若望碑文内一段曰：朕巡幸南苑，偶经祠宇，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其几上之书则曰天主教之说也。但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素，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
再次，教案期间，西洋教士供状内容表明，奉教之人的种种行为皆与“儒释道三教”相违：
南怀仁等原供内男女入教用清水洗额赦他的罪；又入教男女凡所犯罪过，替天主解赦；又凡人病危，用圣油傅其五官，天主必怜而赦之；又祖宗亡故者，不烧纸乃是不行孝道；又无明显解赦有益之处，且系三教以外之教。天主教非为正教，不便举行。
最后断定，之前对天主教、西洋教士和官员教徒的判决皆合情合理，无需再议：
西洋教书籍铜像，《天学传概》书板，俱系天主教之物，已经焚毁；其宣武门内堂房屋，奉旨给与钦天监监正。其东堂与汤若望、利类思等居住，阜成门外坟前所有堂交工部，工部俱题变卖，所买之人将堂房拆毁；至于外省堂，遵旨未经拆毁，令人居住，其坟地并未与人，仍留与其。伊等又门上所书“通微佳境”，并赐与汤若望“通微教师”之名，皆因若望能知天象，故世祖皇帝赐之，非为表扬天主教赐也。因汤若望传行天主教缘由，革职交与刑部议时，将“通微教师”之名一并革去。又西洋人二十余名留此处，恐复行邪教，具题遵旨押送广东。又有佟国器、许缵曾、许之渐等或因助银修堂，或因入教，或因作《天学传概》书序，俱治罪革职，无容再议。1
次日，皇帝将礼部决议告知传教士。传教士极力申辩，认为礼部并未详细调查，2有违常例，希望能将案件移交众亲王经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做决议。8月7日（七月十一日），皇帝以礼部未能对汤若望一事做合理决议为由，旨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与九卿科道官员再行确议：“旨前杨光先告汤若望拟以重罪，今既称汤若望之罪冤枉，岂可不将是非议明，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再行详议具奏。”3顺、康两朝，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4此外，按照传教士报告来看，清廷满汉官员在西洋人和天主教的问题上立场不一，且汉官多持反对意见，满官多相反。和硕康亲王对西洋教士亲善有加，将此事交与以和硕康亲王为首的议政王贝勒大臣处理，无疑是对西洋教士有利的。
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和各部尚书会同详议，西洋神父、杨光先也参与其中，自行辩论。由于参与审议的官员立场各异，他们前后于8月10日、11日和14日经过三次议政，到8月16日（七月二十日）时具题如下：
汤若望等建造天主堂，供献天主，系伊国之例，并无诱人作恶结党乱行之处……应将汤若望“通微教师”之名复行给还，该部照依原品级赐恤，其许缵曾、许之渐等应令该部查明，给还原职。至于阜成门外堂及房屋，工部具题变卖，无容议，所卖原价，并将空地工部取还给南怀仁等。因天主教缘由解送广东西洋人栗安当二十五人，应行该督抚差官驿送来京，候到日该部请旨……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5
此次结果与礼部先前所议大有不同，除了表明西洋教士并非邪道惑众，应还与汤若望之嘉名之外，还提到将广东被囚西洋人驿送至京，杨光先应行处斩。可以说，经过此番朝议之后，宫廷教士赢得了巨大胜利。安文思的报告中提到，除上述内容外，这次决议里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也即，只允许欧洲人信奉天主教。宫廷教士得知消息后，颇为受挫，恳请康熙像顺治一样准许他们传教。6不过，目前发现的《熙朝定案》里收录的中文题奏没有提到只允许欧人奉教这一内容。出现这种偏差的原因目前难以探究，不过中西文献俱载，8月19日（七月二十三日）康熙下旨：“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将这本内情节再加详议具奏。”7
诸臣经8月22日、28日两次详议后，具题：“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8疏内没有“只”字，仅模糊提到允传教士“照旧供奉”。安文思译为：“经过详细调查，供奉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相应令传教士照旧供奉和传播天主教……”9利类思对具题的理解是：“因此，应当让他们照旧行事（obrem）。”10不论是中文疏题意思模糊，还是安文思解读有误，皇帝的谕批明确了只允许传教士奉教这一点：“杨光先本当依议处死，但念其年已老，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栗安当等二十五人不必取来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或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余依议。”1这即是被之后的宫廷教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1645—1708年）视为“心头刺”的康熙八年禁教令。
二、“无罪获胜”
经过宫廷教士此番努力之后，朝廷判定奉教之举“并无为恶乱行之处”，传教士可以“照常自行”。此外，从某些具体方面来看，在华天主教也可谓“无罪获胜”：
一、杨光先教案中的受害者得到平反，仇教官员得到惩治。先是许缵曾、许之渐官复原职，李祖白等照原官恩恤。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各还原职。“黄巩、李光宏、黄昌等原降之职复应还给。”接着，九月礼部请旨议汤若望恤典一事：
该臣议得，汤若望“通微教师”之名既复行给还，照伊原品级赐恤，应照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汤若望给与合葬之价，并给与一品致祭银两，遣官读文致祭，祭文内院撰拟。奉旨：依议。2
十月，礼部官员赴汤若望墓前致祭文。传教士载，1669年9月20日，为汤若望补举葬礼，得银五百二十五两。21日，四位仇教大臣被流放。311月3日，杨光先在离京廷不远的流放途中去世。4
二、教堂得到恢复。1669年8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议中包括恢复北京天主教堂。传教士提到，“没过几天，我们重新开放教堂（西堂，也即之后的南堂），展示圣像。我们挪用了东堂的祭坛饰物，因为西堂里的被一个无赖毁掉了。为了修复教堂和住所，我们花了三百两银子。”5皇帝命令相关官员估价阜成门外堂及房屋地产的价格，由工部取还。“其伊等阜城门外堂及房屋，工部具题变卖，所买之人拆毁，其所卖原价工部取给，将空地还给南怀仁等。”6
三、天主教书籍在宫廷传播开来。西洋教士在翻案过程中向皇帝、亲王贝勒和王公大臣发放天主教书籍，为的是让他们了解天主教，以驳斥对天主教的诽谤言论。
他们印制了哪些书籍呢？安文思1669年4月16日信载，利类思除了再次修订那本雄辩的护教书外，还撰写了两本著作：一本是天主教的概要，一本概述了他们被扣上的十四条罪状。7
1670年利类思致何大化信中透露：宫廷传教士寄给何大化（副省会长）他们近期印制的书籍，包括一本针对杨光先攻讦言论的护教著作，一本天主教概要，一本有关欧洲的论述，是根据艾儒略神父的著作写成的，后来皇帝命人译成满文阅览。8当时宫廷教士撰写和修订的护教著作有《天学传概》（1662年）、《不得已辩》（1665年），天主教概要书籍有《圣教简要》（1665年）、《圣教要旨》（1668年）、《主教要旨》（1669年）、《天主正教约征》（1669年），有关欧洲的论述有《西方要纪》（1669年，又称《御览西方要纪》）。9
他们的目标群众是谁呢？其中一个群体是参加议政的官员。传教士提到，
在议政期间，我们散发了许多我们再次印刷的书籍，给亲王和朝中要臣，包括一本护教书，一本概述天主教的书籍《主教要旨》（hu kiao yao chi），一本有关欧洲风俗的。有关欧洲风俗的这本书我们是在（农历）三月呈递皇上的，这本书被翻译成满语，名为《御览西方要纪》（yu san si fam yao ki）。1
还有对这些书籍感兴趣的官员。“我们把这些书赠送给亲王、大臣以及对这些书籍感兴趣的人。”2他们还在各省传播这些书籍。“……在宫廷广泛传播，现在把护教著作发放到各省很有必要，尤其是给那些看过杨光先仇教著作的人。”3此外，还有皇帝。1669年4月6日，传教士在受皇帝召见时，呈递了一部有关欧洲的著作的两个章节：其中一章是关于天主教的，另一章是关于传教士的。皇帝对传教士这个章节颇有兴趣，很快令人译成满文阅览。4同年9月17日，皇帝命太监从传教士处拿来一本有关天主教的书和一本利类思编撰的护教著作。51670年10月15日，传教士向皇帝进献科学仪器和钟表时也呈上6本有关上帝的书籍，还有4本是由一个章节索引和利类思神父翻译的有关圣托马斯神学的文章（可能是1676年出版的《超性学要》的部分内容）组成。康熙十分欣赏圣托马斯神学。6除了口头介绍外，天主教书籍成为皇帝和官员大臣了解天主教和欧洲的又一途径，不过，此时官员对这些书籍的兴趣和阅览目的主要是为了定案。
三、为地方传教士之请：“各归本堂”
1669年8月有关西洋教士的谕旨中，地方教士仍羁于粤东，且因恐地方复立教堂，天主教仍行禁止。皇帝没有宽禁天主教和地方传教士，宫廷教士只能孤注一掷，逼迫他进一步解禁天主教，采取的策略是，请求返回欧洲。理由是，作为宗教人士，他们若无法传教，则也无意居留。西洋教士并非有意离开中国，他们在给同教中人的信中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很确定皇帝不会让他们离开”。7此举是西洋神父迫使皇帝做出对天主教有利谕令的一种策略。传教士的“威胁”奏效。皇帝收到呈请后，于9月29日令西洋教士撰写护教论著和天主教内容，并让内官传达他恩准传教士呈递奏疏的口谕。西洋教士的疏内包含四点内容：一是介绍天主教；二是简单介绍囿于广东的神父和其他传教者；三是请求皇帝恢复天主教在顺治时的“自由”，允许广东神父返回各堂；四是，请求礼部除了将此疏呈递皇帝之外，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题请传教士各归本堂。10月2日，传教士将奏疏交与礼部。8
皇帝虽然准许传教士上奏，但并未知会礼部受理。礼部拒绝了西洋教士的奏疏，原因有二。一是，皇帝已经给予西洋教士足够多的恩泽；二是，皇帝刚下旨禁止其他教士进京。然，西洋教士辩解，他们并非让皇帝违背自己下达的命令。皇帝禁止广东传教士进宫，而传教士希望的是让这些神父各归本堂，并非进京。礼部仍然不肯收受。如何将奏疏上呈皇帝成了一个难题。他们随后来到通政司（Tum-Chim-su），通政司也认为皇帝已下谕令，他们不可能受理这样一份折子，况且这是礼部所辖事务。还有一种途径可以促成此事，即经由内臣直达皇帝。但是，在顺治一朝和康熙初年，直诣宫门陈奏的权力仅限于部院大臣和科道官员。如1656年上谕吏部：“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迳诣宫门陈奏。其外省所送通政使司题本及在京各官本章，仍照旧送通政司，转送内院。”9除了礼部和通政司拒受奏疏外，西洋传教士在呈递奏疏过程中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阻挠，如葡使玛讷萨尔达聂（Manuel Saldanha）入京、神父遭参奏等。直到1671年1月3日通政司才在亲教官员和皇帝的压力下受理了传教士的奏疏，并转呈皇帝。1通本内容如下：
远西臣利类思、安文思、臣南怀仁等谨奏为天恩难报事。臣等仰荷皇上睿智洪慈，古今无两者也。如杨光先诬告汤若望一案，议政王贝勒九卿科道会同详议，革职者复官，流徙者还乡，殁者赐恤，生者顶仁，昊天之恩，无微不照矣。惟是栗安当等二十余人久羁东粤，切念安当等半系七十八十不等之年，其中十余人有通晓历法，于顺治拾陆年奉旨入国，礼部题请在案。至臣等自幼弃家学道，生虽西洋，殁则中国，自明迄今已将百年，世祖皇帝深知天主教无敝，故赐堂赐扁御制碑文，屡次圣驾临堂，容臣等各居本堂焚修。伏乞皇上垂浩大之恩，念安当等无辜之苦，赐仍依世祖皇帝时得生归本堂老归本墓，以继世祖皇帝柔远之仁，则诸臣有生之年皆皇上再造之德也。伏乞睿鉴施行，已经具呈礼部，未蒙代题，为此具本谨具奏闻。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题。2本月二十七日3奉旨：这本内情节该部确议具奏。4
礼部先后进行两次部议。先因有前旨“栗安当等不必取来京”，“恐直隶各省或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故认为让其各归本堂不妥，恐有可能再行传播邪教。1671年1月29日（康熙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礼部又一议得：皇帝欲让栗安当等羁粤东者各归本堂，但考虑到可能会复立教堂，传行教义，故希望仍然严行禁止。同时，其中通晓历法者可送至京城，与南怀仁同住。5
1671年1月31日（康熙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旨：
据利类思等奏称栗安当等半系七十八十之年无辜久羁粤东等语，此内有通晓历法的着取来京，与南怀仁等同居，其不晓历法的，准其各归本堂，除伊教焚修外，其直隶各省一应人等，不许入教，仍着遵前旨禁止。6
谕令最终下达，传行各部：
钦此钦遵。查得山东省堂栗安当、汪汝望，山西堂金弥格、潘国光、刘迪我、成际理、柏应理，湖广省堂穆迪我，江西省堂聂仲迁、聂伯多、殷铎泽，浙江省堂洪度贞、闵明我、费里白、白道明，福建省堂何大化、郭纳爵，陕西省堂李方西、穆格我，广东省堂瞿笃德、陆安德，钦此钦遵。到部。相应移咨广东总督，查明内有通晓历法的几名即行起送来京，其不知历法者，即令各归各省本堂可也。此合咨前去烦为查照旨内事理，钦遵施行。康熙十年正月十八日。兵部行咨各省总督抚院。7
礼部准两广总督金光祖揭文：
看得西洋人栗安当等准部文，查内有通晓历法，起送来京，其不晓历法，即令各归各省本堂，除查将通晓历法恩礼格、闵明我二名送京，不晓历法汪汝望等十九名送各本堂讫……8
可知，康熙十年三月旨到粤东，恩理格9、闵明我奉命前往京城。通晓天文历法成为日后传教士如徐日昇、安多、苏霖等进宫的通用名目。
四、宫廷教士的策略
宫廷教士1669年6月始上书请求容教，到1671年1月广东传教士得以各归本堂，回溯这一寻求容教的历程，可以看出，“奉旨归堂”是继西洋神父重回钦天监之后，朝廷对他们在华地位的进一步肯定。这一事件揭示出宫廷教士的“求容”策略和举措，以及他们这一时期在宫廷的地位、人际关系。
（一）从西洋教士在议政和奏疏中的言辞可以看出，他们主要依据以下几点为天主教辩护：一是仇教者攻讦西洋教士和天主教的理由不正当，无理无据，仅是出于个人厌恶；二是，顺治皇帝对西洋教士的恩佑和对天主教的宽容，也即“若系邪教，先帝圣明，岂不严禁”；三是，西方天文学与西方天主教密不可分，他们无法在信奉一种没有得到认可的宗教的同时在宫廷为皇帝效力；四是，西洋教士无恶行，以此推之，天主教不是邪教。
（二）西洋教士注重培养官员的“善意”态度。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寻求容教的过程中，仇教官员给西洋教士带来巨大障碍。此外，一些官员在天主教问题上会随时改变立场。例如，佟国器1在杨光先教案爆发之前，对传教士可谓庇护有加。教案爆发，朝廷抓捕地方教士到京时，他写信给江西属院，命人“销毁过去表扬教士的一切迹象。”2再如Guēn t?i，3他之前与汤若望关系密切，在教案中倒戈反天主教，而到翻案时，他为保全仕途，又倒向西洋教士一边。西洋教士认为，中国官员对天主教和神父的个人态度，而非理据，直接决定了他们可能对天主教采取的行动措施。传教士在不同时期多次表明，官员的厌恶情绪会置天主教于危险之中，友好态度至少可能不会让他们有负面的意见。如安文思指出：“（他们的）厌恶情绪足以让他们反对天主教，而要优待（天主教）只需要（他们的）好感。”4由此可知，西洋教士并不认为他们与官员之间存在持久的友好或敌对关系，而是根据形势和利益不同有所变化。基于这种看法，为了赢得更多官员的好感，西洋教士每天忙着结交拜访亲王和大臣。5
（三）护教官员是宫廷教士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其中，对西洋教士亲善的满官，尤其是康亲王杰书6和侍卫大臣索额图7，起到了重要作用。索额图首先告知康熙京城西洋教士的存在，康亲王杰书建议并协助西洋教士在皇帝为蒙冤者平反之际上书翻案。西洋教士在信中评论，由于皇帝年幼，性格柔弱，许多政务都仰赖索额图去执行。索额图既不忌惮群臣百官，甚至对皇帝也少有惧怕。作为皇帝的侍卫大臣，索额图对皇帝的影响很大，权力也超乎异常，传教士甚至推测康熙1670年左右下达的一些有关天主教的谕令直接出自索额图之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两道谕令是索额图的意思，除了直觉之外，也有许多明显的证据。”8也可以说，正是因为索额图的支持，地方神父才得以各归本堂。此外，他也是皇帝恢复汤若望嘉名、御赐丧葬、恢复住院教堂的主要推动者。9
余 论
西洋教士初回康熙宫廷后，汤若望和钦天监奉教官员得到平反，北京教堂重新开放，传教士可以照旧奉教，九年时地方教士也得以回到各自教堂。然而，“恐直隶各省或复立堂入教”，天主教实际上“仍着严行晓谕禁止”。有关1669年禁教令，中国学者徐海松认为，尽管只准南怀仁等传教士奉行天主教，但与历狱案时抓捕驱逐传教士相比，这“实际上已经跨出了传教弛禁的实质性一步”。11671年的谕令重申了1669年的禁教事宜，同时又准广东传教士各归本堂，柏里安（Liam Matthew Brockey）认为，这道诏令肯定了南怀仁的科学才能和他们的自由，但是，“谕令并没有提到宽容基督教或宣布传教士可以自由传道。实际上，诏令指出，他们可以在已有的追随者中间传道，但是禁止改劝他人皈依基督。”2研究者对这两道诏令解读不一，当时的宫廷传教士也有自己的看法。耶稣会士安文思、利类思和南怀仁都认为1669年的诏令是禁教令，因而才有之后以“归国”为由迫使皇帝颁布一道对他们有利的诏令——也即1671年诏令。此外，康熙1692年颁布容教令后，宫廷耶稣会士徐日昇追溯了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并表示，尽管圣宠优渥，但是1669年禁教令一直是他们的心腹之疾：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就像是我们的心头刺；因为，实际上，由于有这条禁令，任何官员都能够像以前做的那样重新迫害教徒，霸占重新建起的教堂；尽管，由于皇帝给予我们许多尊重，官员们一般不会大张旗鼓地仇教，而是隐蔽行事。尽管皇帝给予我们厚爱，为的是（就像某次他告诉我的那样）这样汉官也就能对我们尊重，而不再侵扰我们；然而，皇帝不敢废止禁教令，这样做会违反帝国的惯例，因为这件事必须经过礼部同意，而礼部强烈反对。3
从徐日昇的描述可以看出，从1669年西洋教士重新回到钦天监到1691年浙江仇教事件爆发，1669年禁令是官员发动仇教的正当理由。除此之外，尽管西洋教士深受皇帝宠信，但是官员不会因仇教而受惩罚。1671年地方教士奉旨归堂时，1669年的禁教令得到重申，耶稣会士仍然无法自由传教，天主教也没有恢复至顺治帝时期的状态。不过，若从康熙宫廷传教士寻求容教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奉旨归堂”一事缓和了地方传教的紧张气氛，一定程度上瓦解和松动了禁教令。
[作者陈玉芳（1985年—），澳门大学博士，澳门]
[收稿日期：2015年6月18日]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