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与当代价值
黎书 廖芷蘅
【摘要】21世纪，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理论已经难以解决当前严重的生态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亟须建构新的理论路径，而生态文化传播则从发展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观出发，有利于从整体性视域去观照生态问题。同时，生态文化传播在传播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能够作用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有利于国际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促进传播秩序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转型，传播生态环保意识，培养合格的生态人。
【关键词】生态文化传播;环境传播;气候传播
2019年7月，上海开始实行强制垃圾分类。而后，全国46个城市也陆续实行这一措施。强制垃圾分类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人民的生态理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个新时代，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文化、新理念、新思想来指导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构建一种自然、社会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新文明。在十九大报告中，我国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建设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全面建成生态文明，需要一种新文化去引领，这种文化就是生态文化，它的出现与人类生产力逐渐提高从而导致生态环境出现问题相关联。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是新时代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因此，生态文化传播在传播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厘清生态文化传播的理论构成，阐释其社会功能则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全球环境治理中西方理论的缺陷
20世纪以来，全球生态环境出现多种严重问题，如臭氧层空洞、极端气候频发、地震与海啸肆虐、空气严重污染，等等。为了应对生态问题，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各国纷纷构建起了环境传播、气候传播等新兴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来分析处理这些问题。不过，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西方生态环境理论却出现了种种不适。
环境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这一概念是吉斯·斯塔姆（Keith R.Stamm）提出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环境传播已经在传播学研究中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环境传播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将环境传播定义为“一种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1]，他意在将环境传播的学理意义和社会实践并置起来，以此解决环境生态问题。与环境传播类似，气候传播也属于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而形成的传播研究分支。气候传播指的是“将气候变化信息及其相关科学知识为社会与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并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为目标的社会传播活动”。[2]20世纪末，气候传播已经在西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并拥有了丰富的学科实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United Nation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世界气候大会等都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举行的国际谈判，它让气候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环境传播和气候传播都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突出貢献，但是环境传播与气候传播只能从部分来管窥生态环境问题，难以从整体性的视角来观照生态环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环境传播还是气候传播，它们都是从西方话语体系出发，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印记。西方文化霸权是当代殖民主义的表现，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强加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它的表现主要在于依靠媒介技术优势，掌控文化传播载体;借助经济全球化，倾销文化产品;通过文化交流或资助扶持，培养西方文化支配力量等。[3]在生态领域，西方国家凭借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牢牢掌握了话语权，西方媒体对于生态问题的传播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他们往往站在己方立场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国情不匹配的生态治理任务。同时，西方国家利用生态领域的国际会议大做文章，为自己培养西方文化的支配力量，对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进行诋毁和批判，以此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因此，对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应该警惕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渗透。
二、生态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及其特征
通过对西方环境理论的检视可以发现，生态环境问题难以从西方模式得到全面解决。从现实情况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路径也应该从发展中国家去思考，而发展新闻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口。发展新闻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由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的，“要求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以此打破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状况，从而摒弃偏见，使自己国家的发展状况得到正面报道”。[4]发展新闻学涉及两个领域，一是强调媒介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二是呼吁建立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从发展新闻学的角度来观照生态文化传播，可以看到诸如《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等由发展中国家推动并最终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文件。不断呼吁建立平等的国际信息交流秩序有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它不光关注发达国家的生态问题，也能够让发展中国家得以发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携手对抗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这样才能避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不良影响。
立足于中国，生态文化传播的建构不光要依靠发展新闻学，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传统生态观。有学者指出，“发展新闻学作为门类新闻学，并不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对立，相反，中国的发展新闻学建设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研究中国新闻具体实践为对象，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发展”。[5]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看待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过，在生态文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显然出现了不匹配的状况，这一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为突出。学者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指出，“导致如此严重的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资本主义‘面临它根本无法解决的危机。因此，资本主义需要替代选择，那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可以概括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同时积极吸收、借鉴过程哲学的思想、理念，形成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6]从菲利普的理论逻辑出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生态观念是解决当前生态问题的良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助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中国传统生态观念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思考方式。中国传统生态观念讲求“天人合一”，它强调的是生态平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处于对立之中。
因此，生态文化传播需要摆脱西方视域，以发展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传统生态观念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发展新闻学强调媒介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呼吁建立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这是生态文化传播在制度层面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助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这是生态文化传播在物质层次的实践。中国传统生态观念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生态文化传播在精神层面的实践。所以，生态文化传播的内涵是这三者的总和，三位一体为生态文化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化传播可以看作是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信息处理并且向大众传播生态文化的社会传播活动，它包括生态意识激发、生态问题应对、生态观念培养、生态伦理建设等多个方面。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生态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它一般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行为。2018年最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新成立的中国生态环境部，整合了原环境保护部的所有职能与其他六大部门的相关职责，行使环境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其职责覆盖范围更大，权力更大。除了国家环保机构，还有为数众多的国际环保组织和民间环保组织，这些机构在进行生态文化传播时都带有明显的组织色彩，而传播和报道的相关议题也是由组织内的专家进行议程设置，使得生态文化的传播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人民性，所谓人民是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中心观”而来。“人民群众实际上是新闻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舆论的主体。在今天这样的新兴媒介环境中，人民群众更是成为新闻生产、新闻传播的大众化主体。”[7]生态文化并不仅仅关乎个人，它还应该是全体人民应该具备的理念。只有社会中大多数人具备了生态理念，才能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解决当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二，专业性与导向性的统一。生态文化传播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宽泛，而且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全球环境问题、可持续性发展、环境伦理等相关议题都包含在生态文化传播的范围之内，每个议题的背后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比如全球环境问题包括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现象等，它们很难用简明的话语去描述，其背后的成因是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生态文化的报道除要符合专业性以及新闻客观规律之外，还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要把生态文化传播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目标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8]因此，生态文化传播的导向性就显得十分重要，要不断坚持正面报道，积极引导舆论，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公共性与可持续性的统一。公共性体现的是共同体下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在公共性原则下，公共利益是核心，只有处理好公共利益的分配才能实现公共价值。自然生态环境并不是某人独有，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具有天然的公共性。有学者提出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环境生态具有共享性而非排他性”。所有人类都可以使用自然资源，它不是属于某一个体的。“二是环境生态问题是超地域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某一处出现问题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三是环境生态的代际性问题”。[9]因此，保护生态环境是人民应尽的义务，人人应该具备生态文化理念，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公共讨论与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应尽的义务，而利用自然生态进行发展也是人类的权利。权利与义务要做到统一，不可陷入唯环境论而忽略了人类的发展。生态文化传播强调自然生态的保护，但是并不限制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它追求的是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生态文化传播的当代价值
生态文化传播理论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能够在多维度下发挥其社会功能，其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上可加速国际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阶段，而生态文化传播有利于国际社会尽快实现生态文明。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因此才产生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这些文明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是不断增强的。不过，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当前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现不匹配的状况，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污染恶果已经反噬到人类身上，使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此，国际社会亟须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当前生产力以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匹配。生态文化传播的理论内涵包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从生产力的角度对文化、社会与自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到生态文化，但是生态文化观念存在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追溯文化的本原，文化与自然界是相互对立存在的，认为人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利用文化去征服自然。这种思想意识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对大自然造成了严重的对立。而生态文化的形成缓解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使人类与自然达成了和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并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其中，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解的是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共产主义社会。文化属于人类所特有的生存和存在方式，因而共产主义社会指的就是自然与文化实现和谐统一的社会形态”。[10]习近平主席也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他高度重视生态文化建设，认为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进步离不开文化支撑。培育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抓手。
第二，中观上能促进传播秩序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转型。发展新闻学是生态文化传播的理论内涵之一，旨在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传播以及经济发展问题。首先，生態文化传播与西方视域下的环境传播和气候传播不同，它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来审视生态环境的。西方国家因为传播技术发达，控制着国际信息流通秩序，即便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西方国家也会利用技术优势施加干涉，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生态问题上难以获得话语权。由于话语的主导权主要在西方国家，他们经常借口生态问题指责发展中国家，认为生态问题的主责在发展中国家，从而限制它们的发展。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非但不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还可能引发新的冲突。生态文化传播寻求一个平等的传播秩序和对话平台，在关系到人类存亡的生态环境问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面对这一情况，各国要进行沟通合作，履行国际义务。其次，生态文化传播有助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推动当前经济朝着生态经济的方向发展。当前人类社会的主题是和平发展，但是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却是人类值得思考的问题。生态文化传播为人类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那就是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落实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走生态经济的道路。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而生态经济就是要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发展。
第三，微观上可传播生态环保意识、培养合格的生态人。生态文化传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观念，以“天人合一”为典型代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精神层面提高大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培养符合生态文明社会要求的生态人，这让生态文化传播具有了很强的教育意义与现实意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观念虽然产生于先秦时期，但是其思想理念可以超越时间和地域的界限，指导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传统生态文化包含“‘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生态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取用有节的生态保护思想、‘以时禁发的环境管理思想”[11]等，这些思想给生态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而所谓的生态人，他们诞生于生态文明社会中，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基础。有学者指出，“‘生态人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环境意识。他们的行为总是以一定的生态原则为规范，按照生态的道德、智慧和原则做事，追求生态性生存”[12]。生态文化传播就是对大众进行生态文化的教育，普及环境知识，培养合格的生态人，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通过相关机构、媒体、志愿者的宣传，使得部分民众形成了最基本的环保意识。民众环保意识的出现会减少国家环境保护的阻力，一系列环保政策，比如“限塑令”“限行令”“强制垃圾分类”等不仅得到了理解，许多民众还积极配合。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各地也纷纷开展了生态文化的普及，这些方式都有利于培养人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1]Cox，R.“Nature's ‘Crisis Disciplines：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J].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Vol.1，No.1，2007：6.
[2]郑保卫，李玉洁.论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1（11）：58.
[3]左泽文.跨文化交际中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影响及对策[J].领导科学论坛，2017（7）：51-52.
[4]罗鸣.中国发展新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5.
[5]蔡敏.发展新闻实践亟须发展新闻学的建构[J].现代传播，2006（4）：41.
[6]刘尧.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D].长春：吉林财经大学，2017：3.
[7]杨保军.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及其基本关系[J].国际新闻界，2017（4）：21.
[8]人民网.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02509/.
[9]薛國林.绿色传播与生态文明[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35.
[10]任美娜.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7：31.
[11]朱凤琴，齐琪.绿色发展视域下传统生态文化探析[J].林业经济，2018（11）：15.
[12]丁永祥.生态美育与“生态人”的造就[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3）：173.
（黎书、廖芷蘅均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