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与政治忠告
[摘要]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经历了初步产生、广泛运用和逐步成熟三个阶段，其核心是：政治与经济是辩证统一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利用政治统治去发展生产力，这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政治举措；促进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甚至是最大的政治，对之若不能从政治上予以高度重视，就是在刻意地淡化或败坏政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政治上对人的统治也将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表明，经济对于政治来说永远是决定性的基础。但绝不能以此作出经济决定一切的结论，因为决定性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而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灵魂，经济与政治相比，政治要占首位。若政治统治尚面临危机而无力维持，更遑论经济目标的实现了。这是列宁留给我们的政治忠告，牢记这些忠告对我们从政治上求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政治忠告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3.001
目前学术界关于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的探讨还不是很深入，且没有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予以全面系统的把握，而只是将其视作列宁政治胸怀和政治品格的一个特定方面；也没有将之归入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范畴，而只是把它看成是列宁分析问题的文化视角、历史视角或者哲学视角；更缺乏对这一政治视角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历史性的拷问，而只是将之认定为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的一种偶然性运用。例如，韦定广[1]将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看作是一种政治文化观，认为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行为会对经济文化问题的认识形成一种行政制约，从而妨碍对经济文化问题的妥善解决；李振成[2]从历史视野出发，将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视作一种历史性的“深邃眼光”，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去分析列宁“深邃眼光”的历史厚重性，而恰恰忽视了蕴含于其中的政治意蕴；魏福明等[3]从政治文明的角度分析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认为列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政治素养，在以之去反映时代特质和把握政治需要时，其分析和处理政治问题（诸如执政党建设、法制建设、党政关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的方式就显现为一种政治文明和政治眼光；苏玲[4]将这一政治视角误解为一种“政治教育观”“政治伦理观”“国际政治观”“政治哲学观”或“社会政治观”；俞良早[5]虽然看到了列宁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但似乎又将之引向了更加偏狭的区域，不能揭示出列宁那种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气概与政治情怀，无从彰显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品格与领袖风采。
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实践家，结合自身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和领导俄国社会革命的政治实践，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善于从政治高度总结俄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政治策略，把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引向胜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不仅非常独特而且博大精深，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都有很精彩的表述。本文拟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入手，从初步产生、广泛运用和逐步成熟三个阶段，对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进行历史性梳理，旨在全面彰显列宁独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眼光的理论内涵与思想价值，以澄清目前学界的种种误解。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初步产生
近代俄国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比较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小农国家，在这样的国度中能否建立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一直是困扰俄国思想界的重大理论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初步产生了从政治高度考察经济问题的想法，在其批判自由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初步表征和阐释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
其一，在列宁看来，俄国自由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宣扬“主观社会学”而反对唯物史观，之所以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及规律性，其政治目的就在于否认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进而否定无产阶级能够承担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其主张英雄史观而蔑视群众史观的根本用意，在于否定无产阶级领导权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针对民粹主义者主张的“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6]（P5） 的抽象人性论观点，列宁指出，民粹主义者之所以会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犯政治错误，其关键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他们只就经济问题论经济，只就社会问题论社会，不善于从政治角度考察经济和社会问题，而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6]（P8）。的确，表面上看，全部历史是由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但事实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少数的个人，历史不是个人活动的机械总和，个人的活动要受到人民群众活动规律的支配，个人的活动只有与历史规律相一致、与人民群众的活动相一致，才能发生作用。因而，俄国革命不是少数政治家的革命，而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6]（P27）。这样，列宁就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治高度，批判了民粹主义的唯心史观。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不懂得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上分析问题，特别是不善于从政治视角考察经济问题，而只就经济分析经济，把经济只看作经济，而没有把经济同时看作是政治。例如，他们习惯于把社会形态理解为社会经济结构或者社会经济形态，没有看到社会经济问题中的上层建筑因素，没有看到经济与政治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而在列宁看来，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包括上层建筑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形态。他说，“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6]（P9）。这样列宁就从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上，特别是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入手，揭示了民粹主义远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列宁在这种批判性分析中，强调了从政治角度考察并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意义。
其二，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倡导唯客观主义的错误，列宁认为他们错误的根源依然在于缺乏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从政治角度分析并处理经济问题。列宁认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强调要重视俄国现存的经济事实及其发展趋势，认为俄国存在一种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并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断章取义地认为，既然马克思就曾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高度赞扬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贡献，因而在当时的俄国进行革命，其前途只能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无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劳资矛盾和阶级冲突，企图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向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样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列宁把这种强调客观必然性而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用经济事实抹杀政治立场的思想倾向称作“客观主义”或者“经济唯物主义”，并从政治角度分析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7]（P363）。列宁明确指认这些经济事实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事实，将经济事实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活动，而正是这些阶级的政治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列宁还认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7]（P363）。这里所说的“党性”就是指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其实也就是指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和阶级意识；这里所说的“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在列宁看来，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对社会事件作出一定的判断时，不可能是超阶级的、纯粹客观的，而总是会从自己特定的阶级立场出发。“合法马克思主义”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遮羞布。马克思主义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这种阶级性的政治立场与客观性的经济事实不仅是不冲突的，而且正是它的客观性趋势的政治保证与合法基础。马克思主义就是集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于一身的思想体系，它的政治立场（阶级性）与科学真理（客观性）是辩证统一的而非相互疏离的，不能从二者高度统一的政治角度考察经济发展的事实与趋势，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失去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三，针对当时俄国经济主义者（又称“经济派”）对经济斗争自发性的盲目崇拜，列宁也从政治高度对之进行了深刻批判。列宁指出，经济主义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将之等同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忽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盲目崇拜经济斗争，认为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是压倒一切的根本政治任务，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自发性的经济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政治意义。列宁认为，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斗争这一图谋，其实是背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罪恶行径。这种撇开政治而仅就经济看问题的观点，对于领导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大的阻力，必须从政治角度予以高度重视。列宁从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上，明确指出这种割裂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关系的观点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错误思想：“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7]（P161）。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问题，忽视对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背叛。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无产阶级一切政治领导的最终目的和结果，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忽视无产阶级政党所开展的经济斗争中的政治内容，而跟着自发性的工人运动跑，企图通过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来解决经济利益问题，企图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这只能走向改良主义和工联主义，而不可能通向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只能由集革命家、政治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而不能由只是号称经济利益大于一切的工联主义者来领导，因为他们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眼光。人民群众也不是天生的政治家，也缺乏必要的政治觉悟，因此列宁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向工人群众进行“灌输”，当然这种灌输要讲求艺术而非强加，要结合经济利益斗争的实际来运用和发挥，使广大工人群众自觉接受和运用，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有机统一起来。总之，在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始终强调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必须结合成为统一的阶级斗争，而且在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下，认为必须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同时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因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党的根本任务就是根据具体的政治需要和条件将之很好地结合起来，因势利导地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6]（P322），岂能以纯粹的经济斗争替代之？
二、十月革命时期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广泛运用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曾得到广泛运用，全方位地显现了列宁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可贵的政治品质。
其一，列宁从政治高度来看待理论论争，认为理论问题大多都是政治问题。列宁在批判党内“左”右倾错误时，坚持运用政治眼光来看待理论分歧。当革命失败后，党面对如何正确而积极的退却、保存并积聚实力以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问题时，列宁主张党组织应转入地下，利用合法方式（如参加国会等）进行合法工作以积聚并扩大力量，即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要密切配合。对此党内曾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召回派”持“左”的意见，认为应该放弃一切合法工作和政治斗争的机会，抵抗国会的召开，主张召回党团员并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而“取消派”则持右的意见，认为应该取消地下工作，使党的工作完全合法化，放弃武装起义，主张政治斗争高于一切，其实质是在反动政府的专制统治下要求取消党的组织。之所以会产生这两种错误倾向，是由于他们的指导思想都出了问题。列宁认为，将党内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分歧，与哲学上辩证唯物主义与马赫主义的理论分歧区别开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哲学理论上的斗争与政治路线上的斗争没有丝毫联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列宁看来，“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有‘生动的现实的联系”[7]（P129）。“召回派”和“取消派”之所以会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原因在于其是在唯心主义指导下行动的。列宁指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7]（P129）。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同俄国革命历史的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但在任何时候，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都应该被提到首位，并依据具体斗争需要而统摄其他一切工作。如果不从政治上看待理论上、路线上的分歧，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其二，列宁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运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再次彰显了其考察经济问题之政治眼光的敏锐性。面对世界大战爆发而引起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包括考茨基在内的许多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对外政策，否认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所谓帝国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抢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一种策略而已，而且认为，“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7]（P429）。这种仅仅从经济角度考察帝国主义的做法，没有看到帝国主义极其凶险的政治野心，没有揭示帝国主义对世界上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与之相反，列宁从无产阶级政治高度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背景及其图谋，认为所谓国际金融的跨国联盟能够实现超帝国主义阶段的出现，其实是痴人说梦，并从国际政治与国际金融的内在关系角度阐明了“超帝国主义阶段论”企图掩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进而确认并证明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7]（P323）。他分析说，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特征，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不仅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国家政权，在政治上加强对上层建筑的操控，利用政治权利来加强其统治地位，对政府的重大政治活动施加影响并左右国家的内政外交和社会生活。若不从政治角度上分析帝国主义的实际力量及其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操控作用，那对它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的估计“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7]（P345）。可见，“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7]（P401）。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将变成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必然导致政治斗争的全面发动。“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7]（P435）。从其历史发展趋向上看，帝国主义将是一种过渡的资本主义，它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自身，因为它将各种矛盾引向激化并引发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提供各种经济政治条件，因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7]（P330）。
其三，列宁在其“一国胜利学说”中，站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高度，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气概和政治胆略，突破了当年马恩“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而至少要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同时发生”的观点，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不能仅从工业发展的规模、社会财富量的累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等经济因素上来判断革命条件的成熟与否，而要从政治高度上去判断。列宁根据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种绝对规律，认为国际垄断不仅没有消除不平衡反而使之加剧了。比较落后的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在国家垄断资本的支持下，其经济政治力量以超高的速度发展，较快地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经济实力都有极大增强。但是此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通过新的政治出口得到与自己实力相匹配的地位进而获得更多领地，这种新的不平衡势必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必然会削弱交战国的实力，加剧人民的苦难并激起人民的反抗，这样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中就会出现最薄弱的一环，这就使在一国——特别是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而社会矛盾又异常尖锐的国家，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6]（P722）。列宁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原有预言的重大突破，也是其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的一次重大飞跃，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政治内涵，极大地解放了革命人民的思想，坚定了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和夺取最终胜利的信心。
其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理论中，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获得了系统性的发展。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提出并解决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国家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与专政、国家的消亡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阐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俄国政治经济策略应该如何重新选择，其中包括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如何应对世界大战的一些对策，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的策略等，为俄国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从而使得《国家与革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例如，在列宁看来，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与表现，是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它必然具有阶级性，必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必然是统治阶级的专政。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及其专政，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及其专政，它面对的是历史上最强大的阶级和专政——资产阶级及其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只能借助于暴力才能推翻它的统治，推翻之后也只能借助于暴力的统治才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惟有凭借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卫并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迅速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做准备。因而，在过渡时期，强调从政治高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利用新生政权促进生产力的历史积累、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又比如，在从政治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民主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狭隘的、贫乏的、虚伪的、残缺不全的民主，是少数富人的民主，出于剥削的阶级本性它根本“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6]（P189）。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多数人享有的民主，为了巩固这种民主的政治地位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这种新型民主必须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在其保护下迅速发展生产力，增加经济总量，以获得更大发展。否则，如果生产力低下并存在剥削，“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6]（P196），那就无法保证真正民主的实现，只有快速发展经济才能消除“三大差别”，实现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
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政治视角逐步成熟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臻于成熟，进一步展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政治胆略与领袖风采。
其一，关于十月革命历史合理性及其政治意义的历史评价问题，列宁认为，必须运用马克思极其灵活的政治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在列宁看来，马克思总是善于从政治上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问题。巴黎公社起义时，当时西欧的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展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成熟状态，而当人民要起来夺取政权、发挥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时，马克思对此革命举动曾做过高度评价。即使在其失败后，马克思仍然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它预示了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曙光。而当经济条件落后于英法的德国进行革命时，马克思也以极其灵活的政治目光肯定了这种革命的政治意义，认为德国革命有可能以农民革命为主要力量，而没有拘泥于自己以往得出的只能进行工人阶级革命的结论。当时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孟什维克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蔑视和诋毁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深远政治意义，认为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才出现的社会制度，而俄国当时的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因此十月革命要么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么是注定要夭折的
社会主义的“早儿产”。因为，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缺乏必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因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误会”。针对这种观点，列宁运用自己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政治考察方法对之进行了坚决反驳，认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读了一点马克思的书，就自认为掌握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生搬硬套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诬蔑十月革命的政治意义，他们根本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6]（P776）。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人学究气十足，“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6]（P775）。这种革命时刻的“灵活性”，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嗅觉。不从这种政治高度看问题，而只是从片面的经济事实出发或者从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出发看问题，正是导致他们经常犯傻瓜式政治错误的根本原因。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选择问题，列宁认为马克思当年讲的过渡时期不适用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必须把政治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适合自己的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描述了由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要点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反对按资分配，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设想尽管是一种科学推断，却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因为苏联当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的确确是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眼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毅然决然地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利用这种“间接迂回”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过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确包含有一些新社会的积极因素，列宁曾经设想通过利用国家政权下达命令的办法来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希望在十月革命激发起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手段发展经济，即用国家法令去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事实证明，这种在战时用于应急的措施是不符合苏联和平发展时期需要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很快带来各种危机，必须重新调整苏联国内的经济政策，这就有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新经济政策”其实并不“新”，相反恰恰包含许多旧东西，如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让私人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实际上就是主张“凭资兴社”或者“以资兴社”，与马克思当年所提出的“兴社灭资”的道路具有本质区别[8]。对“新经济政策”政治上的意义，当时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它的实行“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政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简直是“奇谈怪论”[9]（P501）。对此，列宁从无产阶级政治角度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政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必须有利于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一切成果都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当时的确比较符合苏联实际，它迅速巩固壮大了经济基础，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否则，如果一个政党选择一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策略，“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9]（P504）。列宁明确指出，不仅不能堵塞或者禁止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发展，反而应该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就使得特殊时期的经济问题获得了重大的政治解决。
其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道路选择问题，列宁认为过渡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段，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低起点国家应该学会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应该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列宁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国情是工农苏维埃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小农经济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要解决能否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因而必须从政治角度来审视经济的发展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经济条件，采取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兴社灭资”有所不同的特殊方式，通过“以资兴社”的道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对经济问题进行政治解决的关键在于：不是马上就完全消灭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恰恰相反，而要多方面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要素，包括利用、疏导小农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及尽可能利用国外的资本主义要素；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命脉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共产党人，应在同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合作与斗争中，尽快学会管理、经营、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凭借资本主义而快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是工农苏维埃政权政治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而能否从政治高度正确地认识与实施这一支撑点的关键，在于这个政党有没有敢于突破马克思当年所作结论的政治胆略与创新勇气，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去合理分析经济问题，是否具有对发展道路进行重新选择的敏锐性的政治眼光。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科学依据在于：一方面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又将这一政治领导的目的定位于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巩固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如果在解决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任务时仍然搬用战争时期的经验，只就经济谈经济，而不能从政治角度灵活地处理问题，就会犯重大的政治错误。我们总是习惯以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经济的办法就能解决，忽视了对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往我们之所以在经济方面“干的很糟”，原因就在这里。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与不断修正、在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坚持从政治高度去分析和处理，这种思考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做出了巨大贡献。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课题。为此，列宁多次告诫全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敏锐的政治眼光，及时灵活地全力抓住决定全局的那些关键之点，对国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特殊作用，要做出政治性意义的正确分析，而不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10]（P27），更不能只顾“争论字眼”而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政治方向丢掉。
四、列宁以政治视角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留给我们的政治忠告
列宁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意义重大而深远，带给我们诸多有益启示。
其一，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这种“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9]（P189）。从政治高度审视、衡量与检验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并从政治角度出发选择适当的方式与方法去处理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制定重大政治策略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一种必要的策略考虑和政治谋略。无产阶级领导者必须学会从政治上做经济工作，“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9]（P203），善于从政治上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善于在旧的经济形式中注入新的政治内涵，善于把一切形式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反之，如果不对经济斗争的具体形势作政治上的考察与分析，不能区别政治角度与经济角度、政治解决与经济解决的重要程度，以经济代替政治或者以政治代替经济，学究主义地拒绝一切政治上的考量，这“是极糟糕的革命家”[9]（P204）。其实，无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是内在统一的，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来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任务，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对于政治来说，永远是决定性的基础，所以政治领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利用政治领导的权威作用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的快慢、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对之不能从政治上高度重视，就是在公然地淡化和败坏政治，党和人民就会吃大亏，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都有过沉痛教训。
其二，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将之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政治内容、政治意义，就形成了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眼光。而如果要用之去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就必须站在政治高度考虑具体而生动的经济生活，考虑经济发展中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以往的既有结论不放。马克思的任何理论“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0]，即使有很多个马克思，也不可能准确地预示并提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因此，任何有效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都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及时且善于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生活的公式”永远高于“书本的公式”，理论也只能由实践赋予其活力。“左派”幼稚病和一切机会主义离开政治谈经济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马克思的字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喜欢讲“过火”的话、做“过头”的事，不问具体时间地点条件而机械套用马克思的话，把有条件的真理演变成了绝对化的教条，故而常常在处理经济问题时犯政治的错误。列宁认为，经济蕴含政治并最终决定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这一原理，并不意味着必须以经济代替政治，或者说只讲经济而不讲政治。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要求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讲经济，处处把政治置于首位。因为，政治与经济并非等量齐观，二者相比政治要占首位。只有首先保证不犯或者尽可能少犯政治上的错误，才能真正搞好经济建设。若社会主义政治本身尚且面临极度危险或者陷入深度危机中，在政治领导、政治方向完全迷失的情况下，怎能确保经济任务的真正实现呢？
其三，在党内讨论关于经济工作的政治意义时，当时托洛茨基曾责难列宁总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试图以政治压经济，而自己则善于从经济上看问题，将经济归于经济；布哈林则自称是凌驾于双方之上，以“缓冲派”的姿态把双方的观点统一起来，既考虑经济又考虑政治。托洛茨基与布哈林认为，列宁从政治上考察经济，其实他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真正的经济内容则被政治吞噬了；而真正应该摆在首要地位的是如何搞好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对此，列宁反驳说，这里存在着惊人的理论错误，“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9]（P408）。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治如尚面临危机而不能得以自保，更遑论生产力的发展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明确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9]（P407）。这里列宁所说的政治“不能不占首位”，并非指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亦非时时处处都要搞政治第一、政治挂帅，更非以政治压经济，而是强调要从政治的高度、以政治的眼光来观察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问题，要善于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看待经济政策的选择与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不能把眼光仅仅滞留于直接性的经济事实上，不能以经济问题遮蔽政治考察眼光的首要性与重要性。在列宁看来，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如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快慢、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尽管搞好经济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但是，党仍然应该从政治上（即从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来看待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要求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入手来分析和处理经济问题，而不是像布哈林那样，顾此失彼或者搞折中主义。列宁善于从政治高度求解经济问题的做法，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经常“请教”马克思所得到的政治智慧，并认为它应成为我们研究一切经济现象的政治标杆，“应当成为重大的政治步骤或行动”[11]，这就是列宁在晚年谆谆告知全党的他的政治忠告和“政治遗嘱”。
其四，在列宁看来，政治反映的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使共同利益得以实现，统治阶级往往会组织政党及各种机构以确保政治功能的发挥。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根本内容。政治的目的不是政治本身，而在于管控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统治的职能事实上是经济管理的职能，政治领导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经济管理任务作为基础和载体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灵魂，只有它履行了这种经济管理的职能才能继续存在下去。更重要的还在于，政治不仅集中反映着经济，而且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广泛地影响、指导并制约着经济；政治围绕并适应着经济，又必须以经济的需要确立政治。如果政治腐败且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求，那政治就会与经济发生尖锐冲突，对经济起破坏作用，经济在自我运行中常常遭受由它自己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活动的反作用。但政治的这种反作用多大，也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无论它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多大，归根结底还是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济而非政治犹如一种“普照的光”和贯彻于一切进程的“红线”，规定着我们对一切问题的正确理解与否。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只就经济讲经济，可以离开政治谈经济。因为经济中蕴含着政治，经济本身就是政治的根本点和中心点，政治领导归根结底要落实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上，正如不能离开政治谈经济一样，也不能离开经济谈政治。所以，列宁提出执政党在领导经济工作时，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否则，“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9]（P408），就会给经济工作造成重大损失。这表明，不能把经济问题只是作为纯粹的经济问题，而要把它看作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其他任何方面的工作都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是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其“要管许多小道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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