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写与情感表达
袁昊姝
【摘要】《中国影像方志》从民族身份与集体归属、历史影像与现实表达、宏观视野与微观叙事、共性诉求与差异话语四个方面建构叙事框架，准确把握住了方志史料在文本形态的转换过程中由符号到影像的文化书写路径，实现了历史情感的当代表达，这为文化类型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叙事思路。
【关键词】中国影像方志;叙事策略;文化书写;情感表达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贯通古今，国史与方志一起被视为传承中华文明、见证时代变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记录载体和文献资料。2017年5月28日，恰逢中国端午节，大型方志题材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在央视综合频道正式播出，片子紧扣“为时代而歌，为人民立传”的核心主题，以现代影像手段和全新的视角重新揭开并深刻诠释了尘封已久的地方志史与华夏民族、中华文明之间互融共生的内在关系。《中国影像方志》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准确把握历史机遇，大胆创新，在题材选取、文本组织、结构框架、表现形式、修辞叙事、美学价值等诸多方面积极进行革新和探索，站在“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解读地方志、从地方志的角度彰显中华文明”的高度诠释方志独特的深刻时代内涵、人文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
一、民族身份与集体归属
对于方志题材纪录片而言，最为关注的核心点是民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建构问题，这是由方志的地方性与时代性特征决定的。就民族性而言，它的重要构成要素无疑是民族身份，而民族身份的产生与形成又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基础上。在《中国影像方志》中，民族性的主要体现方式是通过展现地方特有的文物古迹、经典剧目、自然景观、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能够象征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进行身份构建。从内蒙古宁城的评剧、古生物化石群到中国最北端黑龙江漠河的“极寒之旅”“寻北之旅”，无论是河北平泉的“九龙蟠杨”“北客置酒”，还是山西平遥的“千年古城”“商以济世”，抑或是浙江安吉的“杭宣古道”“竹花济命”，尽管这些文化具备典型的地域特征，并且很容易让人在情感上产生浓烈的爱乡爱家的意识，然而对中华民族身份的高度认同实质上一直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无关系。因此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正是对国家文化、政治体制的认同，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影像方志》在叙事过程中隐藏的一条文化暗线，始终推动着文本叙事向前发展。
从情感表达的角度看，在《中国影像方志》中，对家国情怀的书写始终围绕着文化传承的发展脉络展开，对宁城古生物化石群的保护紧贴当代的生态环保理念，河北平泉“九龙蟠杨”的故事象征着平泉人与地的和谐相处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而浙江安吉的“竹花落，竹米成”成就了安吉人自强不息与奋斗不止的安吉力量，山西平遥的市井街道上凝结着“人道酬诚，商道酬信”的精髓，这是游子不老的家园，更是民族精神的歌谣。
在方志题材纪录片的文本叙事结构中，要完成民族身份的认同重点要从民族身份的构建着手。美国纪录片大师比尔·尼科尔斯曾指出，“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包含了一种集体归属感（a sense of community）的形成”[1]。在这里，“集体归属”可以是共有的目标和情感寄托，而“‘集体归属感引发共同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超越契约约束关系的类似于家庭亲属般的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2]，从而表明方志自身所具有的属地文化和地方情感最终又要回归到民族、国家的范畴之中。只有这样“集体归属感”，才能与民族身份的构建与认同形成表达合力，从而为挖掘方志文献资料的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提供思路。另外，在对方志素材的筛选与整合过程中，对情感的书写需要准确界定地方与国家、个人与集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同时还要在情感的表达过程中形成共同理想与相同追求的统一认识，由此方能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予以全面、完整和深入的阐释。
需要格外指出的是，由于方志的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时代性和连续性等特征，地方与民族之间的情感实际上在主体对象间仍然存在着差异。与此同时，在不同的时期，这种情感有时也会呈现出明显的时代互转现象，为了尽力避免情感异化在情感认知上给公众造成困惑，只有形成共同的理想与信仰才能冲破情感差异的藩篱最终实现融合，在《中国影像方志》中，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由于经营上因循守旧、思想保守最终关门谢客，曾经代表着中国金融业发展最高水平的钱庄如流星般划过夜空，仅留下了一道转瞬即逝的光影，令人为之遗憾，这何尝不是对当时中国本土金融行业自我保守的惋惜与无奈。新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和经济变革，日升昌与时俱进，依托自身特殊的历史地位转型为一家票号博物馆，于巷道中成为旅游观光的一道景点，实现了旅游与文化的结合，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尽管之前的日升昌早已成为历史的符号和象征，现在的日升昌也在新时代重新实现了身份的转型，然而过往的辉煌犹如一缕烟云终究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诸如此类故事在《中国影像方志》中还有很多，也都得到了形象、完整、鲜明的诠释与体现。
二、历史影像与现实表达
以现代手法对历史影像的再书写依然需要遵循纪录片在文本组织框架内非虚构叙事的基本原则。从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摩阿拿》到格里尔逊对纪录片的“事實的创造性处理”概念的提出，以事实为基础的纪录片创作无论是在文献资料的筛选与加工还是在表现手法的艺术性处理以及审美等方面都完美演绎了“创造性处理”的“完整电影”的神话[3]。受其影响，虽然方志题材的纪录片大多是以尘封已久的文献资料来呈现历史的纵深感和文化的深厚感，但是在当代话语的表达与建构中，文献资料的历史功用和人文精神依旧可以在当今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历史影像与现实表达的完美融合也更能彰显古老方志在新时代所迸发出的强大生命力，这对增强“陈旧”文字、古书、图册、壁画、照片、影印文本的现代文化张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方志是对“历史事实”的原生记录特征来看，《中国影像方志》对历史文献资料的选择与取舍主要遵循两个标准。
第一，文本符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准确、完整呈现地方历史演变的轨迹和路径，充分展现地方独一无二的人文特色和自然景观，可以作为地域独有的符号形态从而被公众和社会广泛认知、准确区分。例如安吉的越人歌、平遥的日升昌钱行、宁城的古生物化石带、灵宝的“紫气东来”、宁明的花山岩画、贵州黎平的侗歌等已成为地方独有的文化符号象征，更打上了地域专属的标签。毋庸置疑，这些符号承载了民族记忆和民族情感，这样的载体不仅书写了地方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寄托着当地民众一种无法割舍的爱乡爱国之情。
第二，情感与精神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延续性强调了文献的历史功能，传承性则从时代发展的角度诠释了人文精神的当代表达。正如前文所言，历史人文精神在当代被赋予了全新内涵。反观《中国影像方志》对历史素材的选择不难发现，“充分展示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沧桑巨变，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根脉，凝聚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是其表达的核心主题。正是基于《中国影像方志》纪录片自身特有的价值，直接决定了素材在取舍方面更加侧重精神传承与文明延续的独特功能，这本身也是片子对方志题材的时代性和连续性的承接与回应。
历史影像除了在时间上可以保持一种线性的连续叙述模式之外，在空间呈现的视域内同样可以实现话语的完美转换和无缝对接。由于影像素材的碎片化和片段化特征，方志对历史的记录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在这一现状面前，影像的空间转换必然带来话语叙述视角的变化。鉴于方志纪录片在素材取舍层面依然坚持以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为尺度衡量标准，《中国影像方志》在历史空间、话语表达转换的过程中依然侧重对时代主题展开解读和书写，例如在漠河篇中，通过设立三个时间节点阐述大兴安岭森林依次经历的动员砍伐、有序限伐、全面禁伐到综合保护的四个阶段。从当年的开发会战到今天的全面禁伐、封山育林，漠河与大兴安岭都经历了共同的命运轮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阿尔山林区时所说的那样“历史有它的阶段性”，而这片森林却犹如一条条深邃的年轮记载了漠河的时代变迁。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影像方志》对历史的解读更多的是以“回望过去、反思现在、展望未来”的发展视角阐释历史与当代的关系，完美实现了空间话语的转换，这也极大增强了故事叙述的“文本动力”[4]。
三、宏观视野与微观叙事
宏观视野首先体现在方志的内容上，以点及面、由小及大、以地方映射中国，诠释地方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影像方志》在文本内容组织层面进行叙事表现的基本立足点。当然，《中国影像方志》在内容的选择上极具地方代表性，这些内容往往是能够代表地方特色的各类能指符号，当这些能指符号通过电视媒介的影像化方式传播后，观众便可以全面、生动、完整地了解地方的历史起源、人文风俗、故事传说、自然环境、地质地貌、文物古迹、服装饮食等各方面特征。可以说，一集影像就是一本地方的百年方志史，一本方志就是一个民族的百年发展史，它记录了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迁，书写了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更为民族和国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这正是《中国影像方志》的宏观视野在内容上的基本体现和主要特征。
节目采用方志的书写体例结构也直接影响到了方志宏观视野的解读视角，《中国影像方志》的叙事结构借鉴了方志的一般记录体例，设定了引言、地名记、地理记、人物记、风俗记、手工记、后记等多个板块，板块间在结构上呈现出相互独立、分别讲述的空间特点，实质上每个板块始终围绕着故事的主线索隐隐前行，形成了内外叙事线索相互补充、彼此对应的独特叙事模式。同时，《中国影像方志》的每一集都遵循“略古详今、略远详近”的叙事原则，通过剖析历史进行当代话语表达，所以这种由历史到当代、由整体到局部的时空转换表现手法决定了节目必须从宏观层面整体看待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二元主体关系。
宏大的叙事必然需要构建宏大的主题，这与方志的原生记录、研究价值、时代定位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当这种关系超越历史视角的局限被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对历史观察的视野也就会重新被无限放大，进而才能以动态发展的逻辑思维展开对已经属于过去静态的人和事的双向解读。纵观《中国影像方志》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方式，节目有意在时间维度上将过去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状态放置于同一纵向面，进而在主题意义的建立上形成互为参照、相互印证、共同表达的合为态势，这使得节目的主题呈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动态化、时代化倾向的典型特征，贴合了节目通过展现地方来诠释、謳歌民族与国家发展的时代定位。当地方民众的朴实爱乡情愫上升到民族高度的浓烈爱国情怀的时候，以一种宏大的审美视野与长远的历史眼光俯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它能激发和凸显公众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还能增强公众对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身份的认同。
从宏观层面来看，虽然《中国影像方志》的叙事方式在节目的文本内容、结构框架、主题表达等方面立意深远、视野宏大，但是当从微观视角来观察节目的语言、事件、人物和画面后，不难发现，节目对故事细节的把握、人物形象的塑造、原史情景的再现、扮演手法的运用、历史典故的解读、经典古籍的引用以及影视语言的修饰等方面，同样达到了粗中有细、稳中有变的效果，一方面揭示了节目微观叙事的精髓，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节目微观叙事的需要。可以说，微观视野下的《中国影像方志》更像是传统叙事方式与修辞手法在表情达意功能上的再次完美演绎，使得历史在讲述中有血有肉，在节奏上张弛有度，也让历史与情感更显温度和热度。
当今，数字合成技术已在纪录片中得到广泛运用，作为一种特有的表现手段，它被认为是微观叙事的一种形态体现，让原本已不复存在的历史影像重新呈现在电视荧屏上，渲染出一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精美视觉效果。在《中国影像方志》中，无论是宁城的地质巨变、地壳运动，还是平泉篇中辽代的五京方位、宋使入辽路线;无论是平遥古城的历史面貌、城池布局，还是灵宝篇中紫气东来、玄宗改元的历史典故，数字影像还原技术让观众得以有机会“见证”曾经的故事发生情景，还能与历史来一次“美丽的邂逅”。这不仅更能唤醒公众的观看欲望，还能刺激观众的感官，像是一坛陈年佳酿，细细品尝方能体会到它的甘冽醇厚，令人回味无穷。
四、共性诉求与差异话语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建立共性诉求的情感基础和心理基础，尽管地域间的文化起源、形态、内涵可能会在诸多地方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但是基于共同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体系，这种差异也会逐渐朝着文化交融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共性诉求。在《中国影像方志》中，2500年前，持续的战火纷争给安吉带来的是意识的剧烈碰撞，战火使得吴越文化在安吉生根，楚越文化也在这里渐渐交融，伴随着民族间各类文化的融合，共同的情感和心理基础由此产生，进而奠定了安吉人挚爱家乡的共性诉求。
人的情感对推动社会发展作用甚大，它在文化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的融合过程中扮演着一种纽带和转接的角色，在此意义上建构起来的共性诉求也会对社会、国家和民族产生重要影响。当我们站在民族和国家的高度审视个人品格与地方文化的时候，个人的朴素情感便会悄然上升为一种对国家的关心和热爱，这也是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体现，所以在《中国影像方志》中，地方精神和个人品格往往会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在这个时代的镜像映射。当恢弘的平遥城垣上镌刻着“天道酬勤、地道酬善”的注解，当市井街巷中凝结着“人道酬诚、商道酬信”的精髓，这座千年古城以信而生、以善而立，平遥人勤、善、诚、信的优良品格也得以代代传承、延续不断。此外，宁城的张树德顺应时代要求，在评剧中融合了蒙古族歌舞的优良元素使评剧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平遥村民恣以清奔走呼号，用行动保护着家乡的古村落，而耿保国则传承千年工艺，搭乘旅游顺风车，将平遥的推光漆器推向世界。出生于漠河北极村的作家迟子建在《原始风景》中这样写道，“虽然奇迹总是罕见的，但一年一度对奇迹的守候却是漠河留给每一个人的希望与感悟”。丝丝言语间流露出了作者对生活的真挚领会与理解，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属于自己的话语表达，然而《中国影像方志》在话语差异间寻求个体的共性认知却是节目坚守的基本原则。
由此而知，《中国影像方志》在节目中通过对个体的讲述，实质是为了寻找个体间的共性诉求点，并将其上升到国家诉求的高度。虽然这些个体的具体诉求在内容、行为和话语上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诉求却都表现出了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特性，正因为如此，优秀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优秀的人性品格得以发扬，这正是新时代对中国品格与创新精神的文化书写和情感表达。
五、结语
当前，方志题材纪录片已经引起媒介的广泛关注，逐渐受到电视荧屏的青睐。正因为此，对方志的解读需要竭力摆脱与克服形而上学的惯性思维，敢于主动跳出“就史写史”“以史为纲”的常规叙事框架，避免再次跳进“新瓶装旧酒”的文本叙事怪圈。要始终坚持用继承、发展、创新的眼光与视角，客观、理性审视方志在当代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除此之外，还应进一步挖掘方志中关于生活习惯、邻里关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充分发挥方志价值，进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M].陈犀禾，刘宇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217.
[2]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M].陈犀禾，刘宇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217.
[3]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1.
[4]戴维·赫尔曼，詹姆斯·费伦，等.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M].谭君强，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6.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編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