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苏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政策及战略考量
刘名望
[摘要]1956年7月埃及总理纳赛尔为解决修建阿斯旺水坝费用，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起英法美等国的强烈不满，英法决定使用武力迫使纳赛尔放弃这一计划，遂以保护运河安全为由，于10月31日对埃及展开了猛烈的军事攻击，这就是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即第二次中东战争。自纳赛尔发表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声明后，印苏两国对此十分关注，并予以积极支持；当英法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而侵略埃及时，印苏在各种场合对此侵略行径予以强烈声讨，苏联甚至以核攻击进行威慑。印苏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政策，其深层缘由皆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考量。对印度来说，主要是维护本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对于苏联来说，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不仅可以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以“蛙跳”动作实现沙俄和苏联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中东和非洲的影响，从而达到战略突围的目的。在美英等众多西方国家要求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并把持联合国等极其不利于埃及的情况下，印苏两国对此问题的强硬态度无疑对保障埃及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前提下妥善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印度；苏联；苏伊士运河危机
[中图分类号]K153；D81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11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冷战时期国际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因此，自该危机爆发至今，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事件之一，由此产生了数量颇丰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章有数百篇，著作有数十部。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探讨美英等西方国家或决策人对该事件的政策和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对印苏两国在该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略显不足，这显然与印苏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不符。鉴于此，本文拟在借鉴相关研究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印苏两国所采取的政策及战略考量作一尝试性剖析，以供学界参考。
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由来
苏伊士运河始建于1859年，1869年开通，全长190公里，将地中海和红海连为一体，是亚非欧三大洲水上最直接的航道，马克思称之为“东方伟大的航道”。苏伊士运河的建成使得亚非与欧洲间的海上航程至少缩短了8 000公里，其战略与经济价值不言而喻。
二战后，老牌帝国实力大减，亚非拉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1952年7月23日，以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帝制，建立了埃及共和国。1954年4月，纳赛尔被任命为新政府总理。在政局稳定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纳赛尔提出了修建阿斯旺水坝计划，但工程浩大，需耗资10多亿美元，这远远超出了埃及政府的财政能力。美英企图以“慷慨”的经济援助捆绑纳赛尔新政府。1955年12月，美英承诺给埃及提供7 000万美元援助，其中美国出资 6 600 万美元，英国出资400万美元。同时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银行随后也和埃及达成了2亿美元的贷款协议。[1]（P577）但随着埃及国内局势的变化，美英两国在其政治目的达不到的情况下，于1956年7月19日取消了上述援助，且世界银行对埃及的贷款协定也宣布告终。于是，纳赛尔于1956年7月26日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将从其收入中每年拿出 2 500 万美元修建阿斯旺水坝，这引起了英法美等国的强烈不满。正如艾登在回忆录中写道的：“这是用强占西方财产的办法来回答美国政府的行动，这一事件的后果将决定于谁的权威占上风。…… 我们不能允许一位具有纳赛尔上校这样经历的人‘扼住我们的咽喉。” [1]（P582-584）
随后，英法美纷纷用各种伎俩企图迫使纳赛尔放弃这一计划，但收效不大。1956年8月2日，英法美宣称“埃及的行动已经威胁到了运河的自由和安全”。同年8月16～23日，英法美组织召开了24国伦敦会议，埃及拒绝参加。会上，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了所谓的“杜勒斯计划”，其实质是让埃及放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划，并把运河永远交给某种国际机构管理。这个损害埃及主权的“杜勒斯计划”遭到了埃及政府的强烈反对。[2]
在“杜勒斯计划”失败后，支持该计划的18个国家组建了一个由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伊朗、瑞典和美国所组成的委员会，并派出代表与埃及进行协商，但并未取得任何成效。随后，英法美召集支持“杜勒斯计划”的国家于1956年9月19日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所谓“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也是无果而终。于是，英法于同年9月23日将此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安理会于同年10月5日对此进行了正式讨论。英法在联合国煞费心机，试图对运河实行国际管制，于是决定使用武力迫使纳赛尔放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划。在英法的唆使下，以色列于同年10月29日进攻埃及，10月30日，英法以保护运河安全为由，要求埃及军队从交战区撤出，被埃及政府拒绝。由此，英法于1956年10月31日对埃及展开了猛烈的军事攻击，这就是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即第二次中东战争。
二、印苏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政策
自纳赛尔发表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声明后，印苏两国对此十分关注，并从政策上予以积极支持。
1.印度的政策
在英法声称纳赛尔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方案“有违运河的正常运转”后不久，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在1956年8月8日的下院讲话中首次发表了印度将支持纳赛尔运河国有化的声明，并强调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尼赫鲁说：“不管怎样，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特权将在1968年终止，应根据1856年的协定，将运河的财产和职责归还给埃及政府”，并且“在埃及法律下的国有化是在埃及政府职权内的事情”[3]。随后，印度派出了以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在伦敦召开的24国会议。
在24国会议上，印度反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旨在将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的所谓“杜勒斯计划”（苏联对此也是反对的）。梅农说：“埃及政府已将运河国有化，不可能再来一个去国有化”，“无论谁当权，埃及才是唯一保证航行自由的人”[4]。同时，印度还在议案中提出：要和平有效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应遵循以下六条原则：（1）承认埃及的主权；（2）承认苏伊士运河为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作为国际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条航道；（3）遵照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所有国家都能自由且无间断通航；（4）通行税和费用应公平且平等，所有国家使用运河设施应不受歧视；（5）运河应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正常运转状态且根据现代技术需要来导航；（6）运河使用者的利益应得到认可。[5]这是一个从尊重埃及主权、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角度出发的提案。这个议案让莫斯科喜出望外，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直想提出的建议，随即表示：“运河仍将属于埃及人，受埃及人的控制。”[6]（P85）印度的议案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受到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提案意味着任何有效的国际因素都被取消……（因此）其内容空洞”[1]（P692），因此该议案并没有获得通过。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尼赫鲁政府本着坚决支持埃及运河国有化的原则，不仅从政策上予以积极支持，而且在各种场合对英法的侵略行径予以猛烈抨击。在1956年10月31日危机爆发的当天，尼赫鲁就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采取强硬措施以防止全世界陷入战争，并且要求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撤出埃及。尼赫鲁在信中说：“我们对最近中东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英法在拒绝美国提出的安全理事会提案以后侵犯埃及的行动，深感震惊。……英法两国不是去设法制止这种侵略，而是也在进犯埃及的领土，这不仅是公然冒犯安全理事会和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而且还有可能给全世界以最严重不过的后果。”[7]（P35）同时，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彰明昭著的违反，并且是反对万隆会议所定下的一切原则。”[8]同年11月10日，尼赫鲁在海得拉巴讲话中称英法的行动为赤裸裸的侵略。他说：“在我的外交经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英国和法国在试图做的事更为粗暴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亚洲和非洲……将不能容忍殖民国家的这种侵略。……我们的同情是完全在埃及方面。”[9]停火后，当英法联军仍留在埃及国土上时，尼赫鲁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和新的武装侵略。他说：“联合国最优先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英法联军撤离埃及，毕竟他们以相当快的速度来到埃及，也应该快速离开此地，这应该没有什么困难。”[10]（P330-331）尼赫鲁对此事件的强硬态度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引发了一阵对英法美三国侵略行径的声谴浪潮。
同时，印度驻联合国代表也对英法的行动予以谴责。率团出席此届联大会议的国防部长梅农在1956年11月7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说：“我们最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认为以色列对埃及领土的入侵行动和英法作为一个侵略者武力的使用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10]（P331）印度驻联合国代表阿瑟·拉尔则向与会各国强调埃及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正在受到武装的邻国和强大国家们的霸占[10]（P331），“印度视此为联合国宪章制造的一个笑柄，联合国组织正在遭受侵略的侮辱”[11]，联合国应该制止这种赤裸裸的侵略。
显然，尼赫鲁政府的态度，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在保障埃及国家利益前提下的妥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苏联的政策
纳赛尔在1956年7月26日发表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声明后不到一个星期，8月1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列宁体育馆落成仪式上发表了支持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讲话。他认为，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是一个主权国家权限范围内的事情。他警告英法不要反应过度，“一定要强调的是，埃及自己已经承诺要尊重苏伊士运河的自由航行，并且对公司的股东予以补偿。因此，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个行为，冷静地看待新的形势和时代精神是非常必要的”[6]（P74）。随后，8月9日，苏联政府又就8月3日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特尔送达的英法美三国政府就有关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问题的照会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不同意三国声明中对苏伊士运河地区局势所作的估计。苏联政府认为，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决定是根据埃及主权作出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对英法两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不能容忍，这是对和平事业的挑衅。”[12]（P213-215）因此，苏联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召开所谓苏伊士运河问题的24国会议。
尽管如此，24国会议仍如期举行。在会上，苏联外长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称赞印度的方案是一个公正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案[13]，并对美国所谓的“杜勒斯计划”予以否定，对印度的方案予以支持。会后，8月24日，苏联政府又针对会上讨论的两个议案——“印度议案”与“杜勒斯计划”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方案实质是一个殖民主义计划，赞扬印度的方案是一个在民主基础上公正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案[12]（P231-232），并表示苏联今后仍将渴望尽全力争取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用和平的办法，通过协调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还指出对埃及的备战就是对埃及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公开的不可容忍的挑衅，是对和平的挑衅[12]（P231-236）。
距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仅仅一个星期，8月31日，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驻苏联大使馆召开的纪念苏联军队进入布加勒斯特12周年的招待会上，把法国和英国驻苏联大使带到一边，并对其发出警告说：如果爆发战争，“阿拉伯人将不会被孤立。假如我有一个年龄适合从军当志愿者的儿子，我会告诉他永往直前，‘你得到了我的允许”[6]（P86）。9月14日，苏联政府在回复9月10日埃及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解决途径的照会时表示，愿意参加埃及政府提出的由使用苏伊士运河的各国所组成的谈判机构（西方各国均反对此提议）。次日，苏联政府又发表了关于必须和平解决运河问题的声明：“作为一个大国，苏联不能对苏伊士问题袖手旁观，不能不关心现在由于西方国家的行动而造成的局势”，“苏联将继续努力进行磋商，促进通过协商公正地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6]（P249-250）。随后，在安理会的讨论会上，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在10月8日的发言中指出，英法的联合提案是“最不想使苏伊士运河问题获得积极解决的”，它“大大违背了联合国宗旨”，“是不能在安全理事会得到接受的”[12]（P260），提出要妥善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就必须以下列四个原则为前提：（1）一切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在航行、商业费用及一切航运条件等方面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可自由地通过运河。（2）埃及行使其对运河的主权、所有权和管理权，保证运河航行的完全自由；保证运河及其设施的安全；维持运河处于良好的和适于航行的状况；改善通航条件以便扩大运河通航能力；定期向联合国报告运河的经营情况。（3）参加这一协定的各方应当保证无论如何不采取可能破坏运河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或使运河设施遭受重大损坏的行动；苏伊士运河应当永远不成为敌对行动的场所，也不应受到封锁。（4）在埃及和运河使用国之间建立适当的合作形式。[12]（P261）
英法在其所谓的和平公正方案解决不了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情况下，决定采用武力方式解决，继而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苏联政府视此为扩大其在中东和第三世界影响的绝佳机会，对英法的侵略行径予以了猛烈谴责。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在危机爆发的第二天即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坚决谴责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政府对埃及的侵略行动，……英国和法国政府的这种行为同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是不相容的，是对它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庄严承担的义务的粗暴的破坏，是对埃及的侵略”[14]，并督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12]（P264-265）。苏联《真理报》则在当天刊登了两篇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并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种侵略的文章[15]。随后，苏联领导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又以胁迫的方式来促使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方停止在埃及的侵略举动。布尔加宁在致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信中说：你的行动“使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受到威胁”；在致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中说：“如果大不列颠受到更强大国家的进攻，它将处于怎样的境地？要知道，这些国家可以动用火箭武器。” [16]赫鲁晓夫则早就表示如果要组建抗英法的志愿军的话，他将派他儿子参加。而当英法以三国军队入侵埃及后，赫鲁晓夫的态度更为强硬，他表示英法如不停火，苏联则不惜对其进行核攻击[17]。针对英法停火后继续停留在埃及试图卷土重来的情况，苏联塔斯社于11月19日发表声明说：“苏联有关机关将不阻止志愿参加埃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苏联公民出发去埃及。”[12]（P285-286）
毫无疑问，苏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对英法以的举动造成了威慑，加快了实现停火的步伐，极大地维护了埃及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主权，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赞誉。
三、印苏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战略考量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表面上看，印苏两国都是从反帝反殖反侵略的角度，对埃及的要求予以坚定支持，对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行径予以严厉谴责，苏联更是不惜以核攻击对英法进行威慑；实际上其深层缘由皆是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考量。
对印度来说，主要是维护其本国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就政治利益而言，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国际和国内。国际方面，尼赫鲁和纳赛尔两人均积极提倡不结盟政策，尼赫鲁政府若不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无疑将导致不结盟国家内部分裂，这对刚发展起来的不结盟运动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并由此可能导致新兴国家加入东方或西方集团，最后不结盟运动也将偃旗息鼓，如此尼赫鲁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也将名存实亡。同时，也将危及印度此前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积极塑造的维护世界和平和反殖民主义的形象。国内方面，当有人问起尼赫鲁其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危机为什么反响如此之大时，他说：“我们对此感兴趣自然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穆斯林。”[5]（P15）埃及是穆斯林国家。印巴分治后，印度国内还留有大量的穆斯林教徒。而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早已成为印度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就在印巴1947年分治后不久，印度就爆发了印度史上最惨烈的印度教与穆斯林教徒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短短数月，就有50万人被残杀，1200万人无家可归，双方互逃的难民多达1400万人。[18]尼赫鲁对埃及的支持不仅将有助于培养国内穆斯林教徒的认同感，稳定国内政局，而且还有助于印度扩大在克什米尔地区的群众基础、提升其亲印心理，因为在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教徒占绝大多数。此外，还涉及国大党及尼赫鲁本人的政治利益。二战后印度民众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很多民众认为如果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失败了，尼赫鲁在结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尼赫鲁是主要调解人，为双方停战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将归零。因此，在大选来临之际，尼赫鲁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立场将决定国大党及其本人在1957年大选中的选票。因此，尼赫鲁等人自然对苏伊士运河问题不敢有丝毫懈怠。
此外，苏伊士运河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当时主要的贸易对象是西方国家，其主要进出口产品大多经由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可谓是印度的经济命脉。同时，印度独立后其石油工业相当落后，仅阿萨姆地区开采石油，这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7%～8%，大量的石油需要从中东进口。[19]（P71）因此，维护好印度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尼赫鲁政府的首选。
正是基于以上国家利益的考虑，才使得尼赫鲁政府对埃及纳赛尔政府予以竭尽所能的支持。
对于苏联来说，支持纳赛尔政府的要求，不仅可以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以“蛙跳”动作实现沙俄和苏联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中东和非洲的影响，从而达到战略突围的目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在美国加紧对苏联战略包围和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下滑的情势下，赫鲁晓夫一改斯大林时期的自我封闭战略，将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和战略突围与加强苏联的国家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为此而积极寻求机会。
中东不仅占据了优越的战略地缘（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处，该地区的黑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及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堪称世界黄金水道），还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据中国石油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1982年统计，中东的石油存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54%左右。因此，该地区一直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焦点，同时也一直是斯拉夫人的觊觎之地。自彼得大帝一世起，俄国人就开始针对中东展开疯狂的扩张，尤以19世纪对奥斯曼帝国、波斯和阿富汗的侵略为最[20]。但终因实力与战略不济，被英法等国将其势力影响封堵在此区域之外。到了苏联时期，在斯大林时代，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苏联对该地区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但想法犹在。比如，在二战期间，苏联出兵占领伊朗，积极维护与阿富汗的友好关系并对埃及进行积极援助等。二战后，苏联也试图干预中东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但由于美国人的积极介入最终发生了苏联从伊朗撤军的悲剧，这使得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
赫鲁晓夫执掌克里姆林宫后，美苏关系进一步紧张。美英等西方国家在1954年9月组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在1955年2月组建了中央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同盟条约涵盖了此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美与日、韩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基本将西欧、中东、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串联了起来，构筑了一条从北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的战略包围圈。因此，战略突围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占有很大比重。从苏联的地缘与当时中东的情势来看，中东是苏联最有利的实现突围的地方。因为中东各国在二战前均是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战后掀起的去殖民化浪潮与苏联一直扮演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代言人的角色，使得中东各国对苏联有很强的亲近感，对西方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痛恨感。因此，当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问题成为国际上争论的问题以后，苏联视此为扩大自己在此地影响力的最佳机会，尽管身陷匈牙利危机，但对纳赛尔还是予以强力的支持，因为“谁获得了埃及，谁就在阿拉伯世界站稳了脚跟”[21]。
为此，早在1955年，当埃及人打算在苏伊士运河上建造水坝时，苏联人立刻表示愿意为大坝建设提供1亿英镑贷款和相关材料与技术人员援助；同年4月，苏联与埃及签署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同年9月底，苏联假借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向埃及提供了第一笔军事援助，以此积极拉拢纳赛尔向苏联靠拢。赫鲁晓夫上台后，强调要扩大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影响，而经济、军事援助与发展贸易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从苏联的地缘来看，苏伊士运河是扩大苏联与第三世界交往最为直接有利的战略通道。此外，若能拉拢埃及投靠苏联，斯拉夫人几个世纪以来南下印度洋战略的实现也就近在咫尺了。
总之，印苏之所以鼎力支持纳赛尔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对本身国家利益的战略考量。
四、结语
尽管印苏两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是在美英等众多西方国家要求苏伊士运河国际化和把持联合国等极其不利于埃及的情况下，印苏两国对此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无疑对保障埃及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妥善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尼赫鲁政府对此危机的强硬态度，大大宣传了其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和反殖民主义的高大形象，在苏联正忙于处理匈牙利危机、并无多少精力顾及苏伊士运河危机而在一定程度上缺位的情况下，尼赫鲁政府的立场无疑起到很好的补位作用，这对刚发展起来的印苏关系也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推动了印苏关系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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