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
提 要：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关键词：传记；节士；处士；范晔；《后汉书》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2.006
《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是研究东汉“处士”活动的基本史料。
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和川胜义雄立足于政治史的角度，探讨“处士”在东汉末的表现。增渊龙夫将此传中出现的徐稺、姜肱看作“具有逸民风范的人士”。川胜义雄则以为这些人和范晔《逸民列传》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人物不同，他说：“他们虽然关心政治，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识，但仍然断绝了出仕于当今的念头，也就是立志作一个处士。”因而可以将此传称为“处士传”。1
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台湾学者王仁祥等，立足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探讨隐逸思想和逸民群体的形成与流变。文青云认为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诸人，是“能够审时
度势、在仕与隐之间做出完美抉择的人们”。1王仁祥将东汉的隐逸者分为“先隐后仕”、“先仕后隐”和“终身不仕”三类。在最后一类中，王仁祥注意到《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记载的人物已经不是常识中的山林隐逸，他们与《逸民列传》中的逸民因是否“识去就之概”而分成两类。这一观点已经试图从合传原则来探索传主之间的差异，惜其仍在“隐逸”的框架下进行探讨，无非是着意对隐逸者进行区分。2
这些研究往往较少辨析“处士”、“节士”以及“隐逸”诸多概念的差异，不能达到清晰地揭示汉末的政治图景的效果。3
既然范晔《后汉书》中专设《逸民列传》，又另设《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两传即便存在联系，其中人物亦不应混为一谈。换言之，不能不考察本传中人物形象的形成过程，想当然地将其视作隐逸之流，更不能简单地将“处士传”等同于《逸民列传》。
由于范晔整合诸家《后汉书》而成己著，其书的史料来源班班可考，学界亦对《后汉书》的传记形成做了尝试性的工作。4那么，从《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文本出发，思考范晔对先前诸家《后汉书》相关史料的利用与整合，分析此传中人物构成及历史形象，进而思考本传形成的原因和内在理路，是更为基础且可取的作法。
一、两汉“节士”与“处士”的联系与区别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中首先记载了太原闵仲叔和荀恁二人事迹。前者“世称节士”，后者“亦修清节”。5所谓“节士”，在两汉之际有着特定的含义，指的便是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
《汉书》和《后汉书》对“节士”多有记载。《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即可视作《汉书》中的“节士”合传。实际上，《东观汉记》中已经包含了“节士”的情况。如周泽，“少修高节，耿介特立”；逢萌，“少有大节，志意抗厉”，王莽居摄时“即解冠挂东门而去”。6范晔《后汉书》对不仕莽朝的士人的考语，往往不脱“节”字。如宣秉“少修高节”；胡刚“清高有志节”；王霸“少有清节”；楼望“操节清白”，蔡坚伯、蔡游君“并修清节”，等等。1
《史通·古今正史》载汉安帝时诏刘珍、李充诸人“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2所谓“儒林”、“外戚”，都是《史记》、《汉书》中固有的标目；“名臣”，更是两书收录人臣的基本原则；“节士”上升至与诸目并列，成为选择人物的一个标准，不得不说是对两汉之际“节士”风潮的反馈。
“处士”最初用以指代不为政府所利用的士人。3如《史记·魏公子列传》有“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4《史记》中战国秦汉“处士”本无学术派别和政治倾向的限定。如吕尚，“处士，隐海滨”；5王生，“善为黄老言，处士也”。6《滑稽列传》东方朔称：“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塊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7吕尚、王生、许由、接舆、范蠡、毛公、薛公这些政治背景不同，学术主张各异的人物可并观，反映出战国至西汉中期，“处士”基本维持其本来含义。
西汉后期，有观点认为“处士”应为天子之辅弼。《汉书·李寻传》有“少微处士，为比为辅”。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处士儒学之官，为太微辅佐也。”8以天象应人事，实则反映了西汉儒学大盛，非儒生難以入仕的现实。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处士”多是儒生，这与战国的情况不同，也不难理解。
“处士”于两汉之际仅见于《后汉书·公孙述传》：“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9“处士”之意并无太大变化。直至东汉末，有所谓“文学将兴，处士复用”。“文学”一词，应即“儒学”。如《史记·儒林列传》：“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10孔融与曹操书论辩禁酒称：“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11“儒”与“文学”对举，足见“文学”之意至东汉末未改。12在当时人看来，东汉末所谓“处士”，亦未脱离儒生本色。
在东汉的时俗观念和政治实践中，王朝以征用“处士”作为政治修明的良方。《后汉书·徐
稺传》载陈蕃、胡广等人上疏推荐徐稺等处士，称：“天挺俊乂，为陛下出，当辅弼明时，左右大业者也。伏见处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德行纯备，著于人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13而处士未必符合王朝的行政要求。同书《黄琼传》称“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后有“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14以上材料说明“处士”对于政权未必完全保持出离的态度，不过是对政权保有批判态度的一批士人。与其将他们看做隐逸，不如将他们视作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在野者。15
“节士”与“处士”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有一定程度上隐居避世的行为。两者的差异在于，“节士”还有选择政权并为之服务的愿望，而“处士”多以独立于政权之外的身份避世。正如川胜义雄认为的那样，“处士”虽然关心政治，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识，但仍然断绝了出仕于当今的念头。1不过虽然如此，直观上看二者的相
同之处依然大于区别。也就是说，今日范晔《后汉书》中呈现出比较明确的“节士”与“处士”的区分，与范晔对“处士”形象的构建密不可分。
史家以肯定的笔法记录“节士”和“处士”的言行。但由于时代变化，同样不仕行为表达出不同的政治诉求和目的，形成了“节士”和“处士”不同的历史形象。从“节士”到“处士”的演化过程，便是范晔《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编纂主题。
二、诸家《后汉书》中诸处士相关史料比对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处士传”的特色，因为合传诸人基本都有隐处的经历。诸人是否在此前的诸家《后汉书》中即被合传，需一一梳理。下面用表格说明范晔《后汉书》中周燮、徐稺、姜肱、申屠蟠诸传与现存其他诸家《后汉书》的情况。见后表一至表五。
综合表中材料可发现范晔《后汉书》所列诸人的史料最初来源为《东观汉记》，华峤、司马彪、谢承和袁宏诸人著作均本此书。不过华峤书和司马彪书保存诸人材料不多，以谢承书对诸人记录最为详细。
首先看《东观汉记》的情况。今日所存《东观汉记》，于《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诸人仅存申屠蟠。但从皇帝下诏优礼褒美周燮、姜肱事可以推知，本传中一些处士还会在政府文书中留下痕迹。比如申屠蟠为缑氏女玉申诉之事，备载于《东观汉记》，谢承、司马彪若利用这条材料，也不足为奇。2今日所见《东观汉记》辑本不见周燮，反而有范晔《后汉书》中附于周燮的冯良的记载，其内容与范晔《后汉书》也基本一致，则《东观汉记》中亦应存有周燮的记载，只不过今日已难得见。
再看华峤、司马彪、谢承三家《后汉书》的情况。范晔《后汉书·周燮传》与华峤《后汉书》所载事迹文字基本一致。《北堂书钞》和《初学记》中保留的司马彪《续汉书》载陈蕃、胡广上疏可互相补充，经与范书《徐稺传》比对，可知范
书所载上疏文本大致接近原貌。又此书中桓帝询问陈蕃的记载则和谢承《后汉书》一致。这说明，谢承书和司马彪书对陈蕃上疏及桓帝询问陈蕃两事记载应该相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姜肱传》。谢承书和司马彪书对姜肱的事迹记载亦基本一致。对于申屠蟠，范书所载与司马彪书同。今存谢承书中载申屠蟠事仅可为范书补充，不过也不能凭此说谢承书中没有与范书重合的部分。
最后看袁宏《后汉纪》的情况，此书本诸《东观汉记》，亦将周燮、冯良事迹合并连称，不过是冯良在前，周燮在后。又将徐稺诸处士的事迹，系于延熹四年（161年），陈蕃、胡广上疏举荐诸人之后。对于徐稺，是书载陈蕃为其下榻事，而后叙述其凭吊黄琼事。3对于姜肱，载其与弟争死事；对于李昙，亦载其孝顺继母事。4《后汉纪》所载诸“处士”，行事亦与谢承书、司马彪书相似。
《东观汉记》作为谢承书、司马彪书和《后汉
纪》关于处士事迹的共同史源，应该没有疑问。同样的史料在谢承书、司马彪书及《后汉纪》中虽反复转抄，除了部分字词上的修改，整体差异不大。不过今日不见《东观汉记》的情况，诸处士情况的最早史源大体可以追溯至谢承书。
从合传的角度考察，目前可见对范晔《后汉书》合传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袁宏的《后汉纪》。《后汉纪》将人物合叙最为明显的例证有两处，其一是将冯良、周燮连称；其二是先陈蕃、胡广上疏，后罗列处士事迹。这两处例证为范晔《后汉书》所保留。
反观《东观汉记》，可能尚未将诸处士合传。就《史通》论及，《东观汉记》汇传标目仅见节士、名臣、外戚、儒林云云，其余诸人似随着《东观汉记》的不断编纂而不断修设。1不过是在某一
阶段，有着阶段性的合传工作。比如永宁中，邓太后召刘毅、刘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2而这一“名臣列士传”究竟是数个合传，还是数个专传，仍值得推敲。可能直至东汉末，《东观汉记》仍未完成对东汉全部人物列传的整合。
而且今日已经不能见到谢承书、司马彪书合传的实例，《后汉纪》的人物合叙模式是否始于谢承、司马彪仍难确证，今姑且判断为袁宏首创。
在继承《后汉纪》的人物合叙工作基础上，范晔对于《后汉纪》的撰述模式，也有所修正。范晔将袁闳、韦著附于袁安、韦彪传之后，形成了家传的形式。范书《韦彪传附韦著传》载韦著生平：“就家拜着东海相。诏书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为受罚者所奏，坐论输左校。”3“解巾之郡”，已大违“处士”隐身自全之风；而“政任威刑”，更有大刀阔斧行政之意。在范晔的剪裁中，“五处士”之一的韦著不入“处士传”。虽有将其归入家传之意义，却也不得不承认韦著有违“处士”原则，归入“处士传”并不合适。
看來，范晔对处士身份的认定更为严格。他虽然继承了前人将诸处士合传的成果，但又有所改造。更为关键的是，无论现存《东观汉记》，还是谢承、华峤、司马彪及袁宏诸家《后汉书》，合叙处士的人数都无法和范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相比。而且《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人物的编排顺序和具体形象也有明显的改动痕迹。其实，经过如此调整、重组、转写的《周黄徐姜申屠列传》，揭示了从“节士”到“处士”转化的历史脉络，表达出范晔的史学意图。
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形成与“处士”形象的构建
据《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太原闵仲叔和荀恁二人均不应王莽辟举，实为两汉之际的“节士”。闵仲叔自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非但表明对东汉政权的归顺和信任，也透露出自身对于参与政权的欣喜之情。这一点，与本传后文提到的“处士”不同。4
此《序》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均引易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由于“节士”和“处士”都以隐处为基本表现，两传均以《易》为论述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不过两传的差异在于：《王贡两龚鲍传》强调“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5仍以出仕为士人的合理选择，批评的是“失其世”的士人。而《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则以为处士举止有常，所谓“故其行也，则濡足蒙垢，出身以暛时；及其止也，则穷栖茹菽，臧宝以迷国”，1其论述已经倾向于不出仕。这种差异，当然是由“节士”和“处士”本身的政治倾向造成的。
此《序》中最后一人魏桓事迹为：
桓帝时，安阳人魏桓，字仲英，亦数被征。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2
魏桓坚不应征，已然表现出与闵仲叔、荀恁不同的政治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魏桓是东汉桓帝时人，与东汉初光武帝、明帝时的闵仲叔、荀恁已相去甚远，魏桓的所作所为，实属东汉中后期政治风气影响下的产物。以魏桓为界，本传而后所序均为“处士”。
传中第一位“处士”是安帝时周燮，他不仕的理由是：“吾既不能隐处巢穴，追绮季之迹，而犹显然不远父母之国，斯固以滑泥扬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3所谓“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暗指安帝治下的东汉朝廷乱端已萌，并非容身之所。这种论断已经多少包含了对东汉政治批评的意味。
范晔笔下的周燮不乐交际，“不修贺问之好”，于是“乡党宗族希得见”。这种记载与谢承《后汉书》中周燮“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宾，乡曲不善者皆从其教”不同了。准此，范晔有意突出周燮以隐处为高尚，希望追求道德完满的历史形象。相反，周燮不愿加入，或者说排斥的东汉朝廷，自然是另一番景象。
范晔《后汉书》中周燮以后的黄宪，便是道德臻于至善，将人格推向极致的典型代表。本传中基本没有记录黄宪自己的言行，完全凭借时人的评价来构建黄宪的形象。范晔交代如此撰述黄宪事迹的理由：
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4
范晔也承认，黄宪的言论风旨，已经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了。5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的话，为何会有那么多士君子追随他呢？与黄宪同时的名士领袖郭林宗亦服膺于黄宪的器量，称赞他“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6范汪对黄宪的评论亦不出此论。于是“道周性全”便是范晔对黄宪人格给出的考语。
《后汉纪》将黄宪附于郭林宗后，系于灵帝时期。据冈村繁考证，郭林宗正是由于对袁阆、黄宪的准确评价得以“名闻天下”，而郭林宗结识李膺为世人所称是在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7那么范晔将黄宪得此赞誉的时间系于汉桓帝时应大体不差。范晔《后汉书》将黄宪放在周燮之后，列于“五处士”以前，由此形成的列传文本结构亦有深意。
黄宪生活的桓灵之际，是宦官与外戚斗争最为激烈，朝廷与士人争论最为尖锐的时代。国家政治混乱，民生凋敝。黄宪依违其间，“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曾举孝廉、辟公府，皆暂到京师而还，终无所就。前文已经指出，在东汉的时俗观念和政治实践中，王朝屡屡以征用“处士”为修明政治的良方。一处士被征，天下仰望，朝野均期待积弊由此而革，政局为之清整。名声越大，朝野对处士的政治期许也越大。陈蕃为三公，自称黄宪若在，不得先佩印绶。以黄宪如此器识反而不仕当朝，传达出的政治信号无非有两个，一种是朝廷不能用贤能，一种是朝廷不值得贤能为之服务，后者的意味或许更强一些。无论如何，黄宪不仕对士林有着相当的影响意义。而范晔将黄宪置于列传中此处，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对东汉政权的批判意图。
于是黄宪以下，徐稺、李昙、姜肱、申屠蟠之流，均选择不仕本朝。徐稺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1姜肱称“明明在上，犹当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2申屠蟠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主，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3这些直指时弊的言论，表达处士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东汉政权的信心。至此，处士批评政治的性格已经完全突显，《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也完成了对由“节士”向“处士”转型的历史轨迹的记录。
四、结论：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
从《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结构安排来看，范晔有意突出“节士”和“处士”的区别。魏桓发问，并不是针对如王莽篡汉、江山易主这样的政权为谁所有的问题，而是针对政权如何健康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东汉政权统治已经稳固的历史环境下，士人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点，由效忠于哪一个政权，转化至如何建设新政权，以及如何顺利正确地行政上来。由此，同样是隐居，“节士”和“处士”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象。
以歷史撰述的后知后觉来说，“节士”不应王莽政权辟举，还可以等待东汉政权的到来；而“处士”不应东汉政权辟举，却没有新的政权可以期许，就此反而形成了一种以隐逸为外表，以政权批评者为内核的历史形象。
对比范晔对此传中诸人的历史书写，可以看出东汉“处士”形象在史书中的形成过程。
以闵仲叔、荀恁为始，东汉初光武、明帝时“节士”中有人出于对新政权的失望，转而不仕，转化成早期的“处士”。至东汉安帝时，有周燮、冯良，两人不仕并没有过于具体的政治追求，不过是自发的避世。周燮居乡里教授有门生，冯良被乡党以为仪表，两人也非逸民之属。他们作为安帝时期处士的代表，起到上承闵、荀，下开黄、徐的过渡作用。至桓灵时，政治腐朽，“处士”内部发生分化。一些“处士”不再像周燮那样为追求道德的完满自发避世，转而以抨击时政为务，通过不仕保护自己。此时，“出”或“处”，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选择，更具有政治选择的意思。
范书《逸民列传序》大体上可以反映“节士”向“处士”转化的历史过程：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杨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嬖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1
吉川忠夫敏锐地注意到了“自后帝德稍衰，邪嬖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与《党锢列传序》中所谓“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有所关联。2《逸民列传》中的“处子”就是《党锢列传》中的“处士”。范晔在《逸民列传》中伤怀的是“处士”“失其中行”的批判言行，关怀的是那些绝尘不反者。《逸民列传序》除去最后一句点出逸民的出现外，前论正是范晔观察到并书写的东汉从“节士”向“处士”转化的过程。
以上，《周黄徐姜申屠列传》正是通过将周燮、黄宪、徐稺、姜肱及申屠蟠等人合传，以之作为“处士”的代表；并前叙以闵仲叔、荀恁、魏桓诸人作为“节士”的代表，归纳从“节士”向“处士”过渡，“处士”形成独立批评性格的历史过程。藉由传记的文本整合与历史编纂，范晔将东汉政权逐渐失去其支持者的经过交代清楚，并表达出对东汉政治的批判。此传也成为了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作者曲柄睿（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6年9月18日]
（责任编辑：王彦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