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伦人：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探析
潘蕾 黄旭峰
[摘 要]韩国因其特殊的地缘关系，深受中日两国，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同时还保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得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有其特殊性。通过“PSH”模型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即对“极致伦人”进行解构，可以系统总结韩国的社会文化特征，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韩国人的社会心理，这对于处理好中日韩三方关系，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极致伦人；韩国；基本人际状态；“PSH”模型；心理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C9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18-06
对韩国人的人际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儒家思想”对韩国社会深刻影响的研究。如韩国学者朴永焕称，韩国社会不仅注重形式和拘泥于名分，而且受儒家观念影响，强化家国意识和集体意识，过分强调血缘、地缘、学缘，极度强化男尊女卑的理念。[1]（74）崔志鹰也指出，韩国社会“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庭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并将“家”的概念扩大到了“国家层面”，提倡“国家主义”“集团主义”。[2]（97～98）此外，亦有一些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述韩国语体系中所包含的序列意识。可见，韩国人的社会关系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注重地缘、血缘以及长幼序列为韩国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而这种特征上升到国家层面则体现为注重“自他意识”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同韩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对于韩国人的心理特征，中韩两国的学者都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关于韩国“恨”文化的理解。李圭泰从“恨”字的构造方面进行解读，认为“恨”字的结构是左“心”右“艮”，因此“恨”首先是集结在心头非常难以排解的感情。[3]（250）李御宁则从日韩两个民族的对比研究出发，指出韩国人的心理特征是“恨”，与此相对，日本则是一种“怨”的心理机制。[4]（231）此外，针对如何化解这种“恨”的心理郁结，绝大多数韩国学者指出，韩国人对于“恨”只是被动地接受，从来不会积极消解“恨”的根源。如林宪荣指出，韩国文化是“消化”委屈悲伤的文化。[5]（22）由此可见，基于“恨”的韩国人心理机制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定说，对于“恨”内涵的解读也似乎相差无几。但对于如何“消解”这种“恨”的情感要素，学界尚未给出充分的解释，仅仅停留在“被动消化”这一较为模糊的行为，并未阐述为何会“被动消化”，以及具体怎样“被动消化”。
许烺光所提出来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简称PSH）”是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以及文化等相关关系的理论模型，为我们认识诸如中日美等大规模文明社会的“人的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人是处在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之间互动的“场”，是心理和社会的动态平衡体，由内而外分为八层。[6]（4～14）
具体而言，第7、6层为“无意识”和“前意识”层；第5层为“限表意识”层；第4层为“可表意识”层；第3层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即每个人强烈依恋的人、物或是思想观念；第2层为“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这一层的构成要素也是人、物和文化规范，然而我们并非对其投注感情，仅仅只是对我们来说“有用”；第1层为“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出现的是离我们生活更远的社会范围内的人或物；第0层为“外部世界”。其中，在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是第3层，人类的所有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需要，大都在这一层得到满足，因而尚会鹏指出，可将其称为人的“生命包”。[7]（57）
“PSH”模型在中日美印等国的相关研究中已有具体的成功案例。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先行研究将“PSH”运用于韩国。因此，本文将尝试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使用“PSH”模型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进行解构和分析。
一、韩国人“PSH”模式的基本特点
自古以来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人伦关系在韩国社会和家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以血缘、地缘为中心，以长幼秩序、尊卑秩序为原则而缔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了韩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伦理纲常在基本人际状态中所发挥的作用要甚于中国。基于此，可将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定义为“极致伦人”，即为伦人模式的一个亚类型。然而与中国的“伦人”模式有所不同，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基于其本国文化，使得韩国又具有了与中国不同的诸多特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主要体现为：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排外意识、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勃兴的宗教信仰。
（一）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自我意识”
基于以上家庭等级制度的存在及影响，传统的韩国社会中衍生出了一种以“地缘” “血缘”“亲缘”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具体来说，韩国首先将同地缘、亲缘的人视为“自己人”，这种“自己人”韩语表达为“（uri）”，汉语翻译为“我们”。“”所体现出的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常来说，一旦使用了“”这个词就表示韩国人将对方作为了“自己人”，同日语类比的话类似于“miuchi（身内）”，即都将对方视为自己圈内的人。然而，韩语的“”又与日语的“miuchi”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同，日语的“miuchi”其对象在不同情况下是可以变动的，这也是尚会鹏所阐述的“缘人”[8]（102）概念中的一个特征。而韩语“”一旦缔结就牢不可破，很难被改变，且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得到该集团的支持和保护，但集团内部的任何一员都必须恪守严格的家庭等级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自己人”意识更贴近于中国，但比中国的“同族”“同乡”的概念更为深刻。现代韩国有很多热衷于在中国寻亲祭祖的韩国团体，如2004年韩国田姓人赴河北邯郸鸡澤县省亲[9]（72）等等。
韩国家庭的家长享有绝对的权威，其他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于自己的长辈。家庭内部始终贯穿着长幼有序的秩序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打破。此外，还有一整套针对这一长幼有序的礼仪规范和语言规定。韩国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取决于其辈份的长幼，同时，韩国社会通常也是以这种长幼有序的绝对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地位。韩国的这种特征同日本有较大差异，日本所代表的“缘人”类型，即家庭成员中可以有非血缘关系，甚至比拥有血缘关系更为重要，这在韩国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大多数情况下，韩国社会家庭成员有且仅有可能是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群。
由此可见，韩国人际关系的重点处于“PSH”模型中的第3层部分，PSH第3层的亲密社会关系层牢固且稳定，轻易不会动用其他层的内容来进行补充，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一层获取亲情的慰藉。因此可以说，韩国社会的家族、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模式类似于中国人的“伦人”模式。
（二）强烈的内外意识
韓国用以区分“内外”的标准就在于血缘和亲缘关系，且这种血缘、亲缘关系一旦缔结就会形成牢固的集团或是共同体，而不具备血缘、亲缘或是地缘关系的人则很难进入这一共同体内。与上文提到的“我们”相对，对于“他者”韩语中一般用“（namu）”来表达，韩国人对“自己”一方表示极度的团结，而对于“他者”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意识。韩国社会有严重的排外现象，从狭义上来说主要体现在族群间、地域间的分歧与矛盾。
首先是血缘关系的排外表现。据韩国《京乡新闻》报道，韩国排名前40名的大财团中有17家因继承权问题上演过内部争斗。虽然韩国缔造了经济发展上的“汉江奇迹”，并自诩为高度现代化国家，然而韩国的企业治理以及管理仍旧落后，往往采取社长的“旨意”或“家族内部”讨论来决定，追根到底源于韩国人对于血缘关系的重视和推崇，任人唯亲，这也是为何韩国的家族企业非常多的原因。
除了因血缘关系导致的排斥行为之外，地缘关系造成的韩国内部纷争也屡见不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韩国政坛中鲜明的地方主义色彩，尤其是以庆尚南道为首的“湖南派”和以全罗南道为首的“岭南派”的隔阂最为明显。从宏观角度来看，韩国人的排外意识包括海外韩裔人群在内的外国人士，特别是在日美的韩国人或是中国朝鲜族，虽然同属于朝鲜民族，但是即使是他们回到韩国也很难融入到韩国社会里。对于他者的态度，韩国同中国、日本也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传统社会虽也是以“伦理”来维系，但中国人更倾向于用一种包容的态度去接受；日本虽然也严格区分“自/他”，然而区分标准为“缘”，不具备血缘、地缘关系的人也可以成为日本人的家庭成员。因此，从排外意识的角度来看，韩国人“PSH”模型中的第3层和第2层之间的分别尤为明显且牢固，这一“内外”分别的牢固性同样也是韩国人基本人际状态的一大特点。
在特殊情况下，韩国人会将个人意识投注到国家层面，集中体现为韩国的民族主义。因而，韩国人的“PSH”模式中第1层和第2层模糊不分，这一点与日本类似，即容易将个人的情感投注到诸如国家、民族层面的事物以及文化中。然而又与日本天皇崇拜的具象化崇拜稍有不同，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多为对国家、民族、文化等抽象意识的崇拜，并未形成某种实体化的崇拜对象。
（三）勃兴的宗教信仰
在宗教信仰方面，韩国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同。以宗教信仰率为例，据2005年韩国统计年鉴报道，韩国的宗教信仰人数约占总人口的53.2%，高于西欧。与此相对，日本信教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6%，而中国信教人数仅为7%。另据韩国盖洛普所做的《韩国人宗教和宗教意识调查》显示，韩国人信教的最大原因是为了寻找心灵的宁静。从这一点来说，韩国人在面对现实世界中无法解脱的境遇时，容易寄身于宗教世界求得心灵上的慰藉。[10]中国人和日本人则都无需动用潜意识层或超验世界寻找精神寄托，“伦人”以及“缘人”“PSH”模式中的内三层并未得到开发，而韩国人通过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第6层和第7层。
例如，上述所谈到的“恨”，概括来说主要是对于被压迫、被欺凌的愤懑和不满以及自身能力限制无法解决问题的矛盾，直到这种被压迫、压抑的屈辱被雪洗之前，这种“恨”的郁结会长期扎根在韩国人的心灵深处。解决这种“恨”的情感因素，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其一为现实层面，即以自己的实力来反制外部的压迫；其二为从精神层面，即将这种“恨”的情感寄托于宗教方面，以获得内心的救赎。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本土宗教萨满教应运而生，并深刻影响着韩国人意识的各个方面，通过萨满教的各项仪式和祭祀性活动，受尽苦难的底层人民以及被压迫的民众可以释放自己内心中郁结的“恨”，祈求得到公平和安乐。
另外，基督教在安抚韩国人心理方面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基督教在韩国发展之迅猛也为世之罕见。2011年韩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基督教传教国，基督教能在韩国获得如此迅猛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基督教的本土化。韩语称“上帝”为“ （Hananim）”，韩国人认为，他掌管着世间万事万物，同时还秉持正义、心怀悲悯，能够将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听取世间的不满、愤懑和悲痛，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这种“韩国化”的基督教教义本质上和萨满教基本一致。此外，韩国佛教也与之相一致，倡导世人不用执着于现世之苦痛。当一心念佛以追求摆脱一切苦恼的涅檠境界，佛教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韩国人“恨”的情感要素，这也是为何韩国佛教影响深刻的缘由。
从韩国的宗教信仰情况亦可看出，潜意识在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囿于“恨”情感的郁结而无法释放的韩国民众转向于宗教层面，以求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救赎。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虽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但总的来说宗教意识较为淡薄，中国古代所尊崇的儒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宗教，而是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日本虽被称为“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种宗教，但多半是一种实用主义，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安全、商业繁荣、事业发达等现世的利益。
二、韩国人“PSH”模式及其四个维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对其“PSH”模型图进行一个大致的
描绘，具体来说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要点（每一层所对应的含义详见第一章）：
1.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自我意识”：PSH第3层的亲密社会关系层牢固且稳定，这一层构成了韩国基本人际状态的核心。
2.强烈的排外意识：第3层和第2层之间的区别尤为明显且牢固。
3.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第1层和第2层模糊不分，容易将个人情感投注到国家层面。
4.勃兴的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第6层和第7层。
以上是针对韩国基本人际状态进行的描述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将对于韩国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集团维度、交换维度、情感控制维度、自我认知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一）集团维度
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以血缘、地缘为中心来维系的，并以父权家长制以及长幼秩序、尊卑秩序为其根本准则，这种儒家思想下形成的地缘、血缘关系使得韩国人的亲属集团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家族给予集团各成员以安全感和归属感，而集团中的个人则必须尊重父权家长，严格遵循长幼有序和尊卑有序的原则，处于地缘、亲缘关系外的人很难进入韩国人的集体中，使得韩国的集团社会具有非常稳固的特征，这与中国“伦人”的集团维度相似，且程度更甚。
除此之外，由于韩国文化中存在固有的“恨”的情感因素，使得除了家庭、家族集团发挥作用之外，宗教作为缓和“恨”情感的要素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从韩国本土宗教“萨满教”到基督教和佛教，都存在这样的精神治愈作用。由此可见，韩国的集团维度仍然是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共同体意识为主，并辅以精神、意识层面的宗教信仰。
（二）交换维度
基于上述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共同体意识，韩国社会中占优势的交换模式为“信用借贷型”，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基于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在一种可以相互期待、信赖的基础上可以予以借贷而不需要其他形式的契约来缔结。
与中国的“人情”或者“关系”相类似，韩国将这种基于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称为“（yeongo）”，这种“”包含在“我们”这个集团之中，使得韩国人的交换维度具有一种不可计算、不用回复的特性，且这种“”一旦缔结，就很难轻易改变，而维持这种“”存在的即是这种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共同体。这样的“交换维度”与中国的“信用借贷型”相类似，在家族关系中的交换维度一般是一种自发性的施恩与报恩的关系，而较为疏远的朋友、熟人之间，则主要是以这种“”为中心，来进行一種人情式的施予和接受。与此相对，在“自我”以外的关系网中，韩国人一般持“公平原则”来进行交换。
（三）情感控制维度
韩国人的情感控制维度与中日两国均有不同，兼具“压抑型（repressinon）”和“抑制型（suppression）”的特征。首先，在传统韩国人际关系中，同中国相似，将人的原欲抑制到“限表意识”层，即：“抑制型”的情感控制模式。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使得韩国人倾向于通过儒家思想来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韩国人个人情感的表达基本上是在集团内部进行传递，更多地倾注在人际关系方面，类似于中国“伦人”的情境型行为表征。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人受历史以及环境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恨”的情感因子，且由于自身限制而不能主动地解决这种“恨”的情感，只能进行消极的“自我消化”，这就使得宗教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一情况下，韩国人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内心情感（这里主要是指的“恨”）压抑到潜意识中，并将情感寄托于某种精神层面的信仰，如萨满教、基督教以及佛教，通过宗教的心理治愈作用来缓解“恨”的情感。这种兼具“压抑型”和“抑制型”的情感控制维度特征是韩国所特有的，也是区别于中日两国基本人际状态的主要表现。
（四）自我认知维度
韩国人的自我认知维度受这种地缘、血缘关系的影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性，趋向于在这种互动之中来界定自己。也就是说，这里的“自我”并非是作为个体的“自我”，而是一个存在于某种共同体中的“自我”，“自我”存在的前提即为集团的存在。在韩国，与个人相比，韩国人更为重视集团利益的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化认为个人社会性的一面比私人的一面更加重要，人们站在集团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性格也更加突出。
韩国人自我认知的群体也可分为亲人圈、熟人圈和生人圈，同中国的伦人相似，亲人圈和熟人圈之间是相互分隔的关系，即基于血缘关系。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熟人不可能变成亲人，而亲人也不可能成为熟人。相比之下，韩国人的亲人、熟人圈之间的界定更为明显，有着明确的区分。因为亲人的判断基准是血缘，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韩国人来说，很难将不存在血缘联系的人纳为亲人圈的一份子。然而对于生人圈和熟人圈，韩国人的自我认知群体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异。
三、从“PSH”模式来看韩国的内外意识
通过对韩国人的“PSH”模式分析和阐述可以发现，构成韩国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核心或是基础归结到一点，即为“内外”意识：其内为通过血缘、地缘的关系来构筑牢固而团结的共同体；其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意识。这种“内外”之分，从狭义方面来说可以看作是韩国社会各个具体集团的区别；而从广义方面来说，则可以看出韩国对内、对外意识的不同。
（一）对内：强大的民族自豪感
上面谈道，韩国的家庭、社会是通过亲密的血缘、地缘关系而缔结成的一个紧密而又牢固的共同体，或是集团。而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将韩国比作一个“大家庭”，即以血缘（朝鲜民族）和地缘（朝鲜半岛）关系而组成的紧密而又团结的国家式共同体。
历史上，朝鲜半岛始终处于周边大国的压力之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重新获得独立。20世纪60、70年代在朴正熙的领导下韩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首。除了军事防卫方面，韩国实现了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立，这也是韩国历史一个全新的转折点。伴随着国家主权的独立以及经济崛起，韩国的大国意识日益膨胀，开始迫切寻求民族文化的整饬以及民族心理的重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心理层面的重构和树立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需要有长时间的民族文化积淀，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性的矛盾的存在，韩国民众陷入了一种“畸形”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境地。具体来说，这种情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推崇本国文化，以满足自己的“大国意识”；其二是以“嫁接”“臆造”的方式来支撑其民族主义精神。
由于存在以上逐渐膨胀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及韩国本国文化较少这一客观事实的矛盾，以致韩国人为维持其思想意识层面上勃兴的民族主义或大国意识，对于本国固有文化都极为推崇，而对于韩国国内文化积淀中的空白部分则以“嫁接”“臆造”的方式来加以填补。所谓“嫁接”，即将原本不属于韩国文化里的他国文化挪用为自己本国的事物，以此来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
此外，为填补本民族文化的空白之处，韩国有时候也会使用“臆造”的方式来进行填充，具体来说就是凭空捏造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情形来提高本国的民族文化力等。体现在历史方面的“臆造”行为，又称之为“造史”；或是将历史上别国的著名历史人物“编入”韩籍，无根据地捏造史实以致引起了中日两国的强烈反感。
（二）对外：强烈的排外主义
韩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在对内方面表现为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以及高亢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在對外方面则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排外性，而这种排外性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点，即“限入”和“去现”。“限入”是限制进入的意思，表示韩国对于外来人口、思想、文化或者物质等方面所持有的一种限制的态度。而“去现”即为去除韩国现有的打上他国烙印的事物，这里主要是指韩国的“去中国化”和“去日据化”。
1.“限入”的排外主义
基于以上韩国人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种族优越意识，对于外来人口、思想或者物品等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排斥性。植根于地缘、血缘以及亲缘等强烈的纽带，韩国人对于不属于本民族、本国籍的人甚为冷漠，虽表面上施以对待外宾、外族的礼节，但内心深处仍然表现为极端的排外思想。以入籍韩国的外国人为例，据统计，韩国自1948年开始统计以来，至2014年底入籍韩国的人数累计达到了14.86万人，约占韩国总人口的0.29%，[11]且入籍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人口占了很大一部分。而据日本法务省统计，2015年入籍日本的外国人数累计达530，846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0.41%。[12]加拿大学者史蒂文·丹尼曾撰文称， “韩国孤立的地理位置和闭国政策，使得让更多韩国人接受外国人为社会成员变得十分困难……真正使他们融入韩国社会的是其经济贡献，而非民族背景。”[13]强大的“自他意识”不仅在韩国国内社会，而且在面对外来人口或者要素的时候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2.“去现”的排外主义
韩国除了在面对外来人口、文化、事物等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排斥以外，还会对于现存于韩国（包括朝鲜）国内的带有他国烙印的事物进行去除，给人一种自古以来韩国就是一个不受他国影响、独立强大、具有悠久传统的社会印象。以“去中国化”为例，在逾3000年左右的时间内，朝鲜半岛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在文字、服饰、思想、礼节以及政治体制等各方面无不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然而，近代以来随着韩国民族主义兴起以及中国对韩国影响的日益衰弱，韩国开始一步步去中国化。例如，大韩民国政府在刚成立不久就颁布了第六号法律《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育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再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后，韩国又改含有中国烙印的“汉城”“汉江”为“首尔”“韩江”，以示去除中华文明的影响，树立韩国文化的独立形象。
四、结论
许烺光先生所提出来的“PSH”模型分析法对于解析和认知社会文化及其特征提供了非常新的视角，可以更加直观、系统地来剖析不同的文化特征，具有非常大的使用空间和研究价值。然而到目前为止，使用“PSH”模型来分析文化特点的事例还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尝试着使用“PSH”模型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即“极致伦人”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阐述了韩国基本人际状态的相关特点和四个维度。此外，通过韩国人的“PSH”模型来对现今韩国的对内、对外意识进行分析和说明，并兼与中国、日本进行对比研究。这对于我们了解韩国、审视韩国人的行为特征、构筑更为和谐稳定的中韩、日韩关系以及加强东亚地区的共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韩]朴永焕：《反思韩国儒家文化的当代表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崔志鹰：《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韩]李圭泰：《韩国人的意识结构》，首尔：信元文化出版社，1991年。
[4][韩]李御宁，张乃丽译：《韩国人的心》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5][韩]林宪荣：《恨文学与民众意识》，《今日图书》，首尔：hangil出版社，1984年。
[6][美]许烺光：《亲属之钥》，Center Magazine， vol. VI， No.6， November/December 1973.
[7]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8]尚会鹏：《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
[9]刘菁，杜振兴：《韩国田氏家族的367年中国寻根路》，《环球人物》，2008年第12期。
[10] 《韩国人的宗教和宗教意识 （2） 韩国人的宗教观和意识结构》，http：//www.gallup.co.kr/gallupdb/reportContent.asp？seqNo=80&pagePos;=1&selectYear;=2005&search;=&searchKeyword;= .
[11] 《加入韩国国籍外国人突破10万人大关 中国人最多》，中国新闻网，2011年1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hr/2011/01-25/2809336.shtml.
[12] [日]《允许入籍申请者数、允许入籍者数及不允许入籍者数变化》，法务省民事局，http：//www.moj.go.jp/MINJI/toukei_t_minj03.html.
[13][加]史蒂文·丹尼：《韩国外来移民遭遇“民族主义”排斥》， 孙西辉译 ，《社会科学报》，总第1467期7版。
[责任编辑 张克军]
[摘 要]韩国因其特殊的地缘关系，深受中日两国，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同时还保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得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有其特殊性。通过“PSH”模型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即对“极致伦人”进行解构，可以系统总结韩国的社会文化特征，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韩国人的社会心理，这对于处理好中日韩三方关系，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极致伦人；韩国；基本人际状态；“PSH”模型；心理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C9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18-06
对韩国人的人际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儒家思想”对韩国社会深刻影响的研究。如韩国学者朴永焕称，韩国社会不仅注重形式和拘泥于名分，而且受儒家观念影响，强化家国意识和集体意识，过分强调血缘、地缘、学缘，极度强化男尊女卑的理念。[1]（74）崔志鹰也指出，韩国社会“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庭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并将“家”的概念扩大到了“国家层面”，提倡“国家主义”“集团主义”。[2]（97～98）此外，亦有一些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述韩国语体系中所包含的序列意识。可见，韩国人的社会关系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注重地缘、血缘以及长幼序列为韩国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而这种特征上升到国家层面则体现为注重“自他意识”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同韩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对于韩国人的心理特征，中韩两国的学者都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关于韩国“恨”文化的理解。李圭泰从“恨”字的构造方面进行解读，认为“恨”字的结构是左“心”右“艮”，因此“恨”首先是集结在心头非常难以排解的感情。[3]（250）李御宁则从日韩两个民族的对比研究出发，指出韩国人的心理特征是“恨”，与此相对，日本则是一种“怨”的心理机制。[4]（231）此外，针对如何化解这种“恨”的心理郁结，绝大多数韩国学者指出，韩国人对于“恨”只是被动地接受，从来不会积极消解“恨”的根源。如林宪荣指出，韩国文化是“消化”委屈悲伤的文化。[5]（22）由此可见，基于“恨”的韩国人心理机制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定说，对于“恨”内涵的解读也似乎相差无几。但对于如何“消解”这种“恨”的情感要素，学界尚未给出充分的解释，仅仅停留在“被动消化”这一较为模糊的行为，并未阐述为何会“被动消化”，以及具体怎样“被动消化”。
许烺光所提出来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简称PSH）”是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以及文化等相关关系的理论模型，为我们认识诸如中日美等大规模文明社会的“人的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人是处在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之间互动的“场”，是心理和社会的动态平衡体，由内而外分为八层。[6]（4～14）
具体而言，第7、6层为“无意识”和“前意识”层；第5层为“限表意识”层；第4层为“可表意识”层；第3层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即每个人强烈依恋的人、物或是思想观念；第2层为“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这一层的构成要素也是人、物和文化规范，然而我们并非对其投注感情，仅仅只是对我们来说“有用”；第1层为“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出现的是离我们生活更远的社会范围内的人或物；第0层为“外部世界”。其中，在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是第3层，人类的所有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需要，大都在这一层得到满足，因而尚会鹏指出，可将其称为人的“生命包”。[7]（57）
“PSH”模型在中日美印等国的相关研究中已有具体的成功案例。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先行研究将“PSH”运用于韩国。因此，本文将尝试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使用“PSH”模型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进行解构和分析。
一、韩国人“PSH”模式的基本特点
自古以来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人伦关系在韩国社会和家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以血缘、地缘为中心，以长幼秩序、尊卑秩序为原则而缔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了韩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伦理纲常在基本人际状态中所发挥的作用要甚于中国。基于此，可将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定义为“极致伦人”，即为伦人模式的一个亚类型。然而与中国的“伦人”模式有所不同，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基于其本国文化，使得韩国又具有了与中国不同的诸多特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主要体现为：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排外意识、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勃兴的宗教信仰。
（一）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自我意识”
基于以上家庭等级制度的存在及影响，传统的韩国社会中衍生出了一种以“地缘” “血缘”“亲缘”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具体来说，韩国首先将同地缘、亲缘的人视为“自己人”，这种“自己人”韩语表达为“（uri）”，汉语翻译为“我们”。“”所体现出的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常来说，一旦使用了“”这个词就表示韩国人将对方作为了“自己人”，同日语类比的话类似于“miuchi（身内）”，即都将对方视为自己圈内的人。然而，韩语的“”又与日语的“miuchi”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同，日语的“miuchi”其对象在不同情况下是可以变动的，这也是尚会鹏所阐述的“缘人”[8]（102）概念中的一个特征。而韩语“”一旦缔结就牢不可破，很难被改变，且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得到该集团的支持和保护，但集团内部的任何一员都必须恪守严格的家庭等级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自己人”意识更贴近于中国，但比中国的“同族”“同乡”的概念更为深刻。现代韩国有很多热衷于在中国寻亲祭祖的韩国团体，如2004年韩国田姓人赴河北邯郸鸡澤县省亲[9]（72）等等。
韩国家庭的家长享有绝对的权威，其他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于自己的长辈。家庭内部始终贯穿着长幼有序的秩序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打破。此外，还有一整套针对这一长幼有序的礼仪规范和语言规定。韩国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取决于其辈份的长幼，同时，韩国社会通常也是以这种长幼有序的绝对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地位。韩国的这种特征同日本有较大差异，日本所代表的“缘人”类型，即家庭成员中可以有非血缘关系，甚至比拥有血缘关系更为重要，这在韩国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大多数情况下，韩国社会家庭成员有且仅有可能是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群。
由此可见，韩国人际关系的重点处于“PSH”模型中的第3层部分，PSH第3层的亲密社会关系层牢固且稳定，轻易不会动用其他层的内容来进行补充，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一层获取亲情的慰藉。因此可以说，韩国社会的家族、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模式类似于中国人的“伦人”模式。
（二）强烈的内外意识
韓国用以区分“内外”的标准就在于血缘和亲缘关系，且这种血缘、亲缘关系一旦缔结就会形成牢固的集团或是共同体，而不具备血缘、亲缘或是地缘关系的人则很难进入这一共同体内。与上文提到的“我们”相对，对于“他者”韩语中一般用“（namu）”来表达，韩国人对“自己”一方表示极度的团结，而对于“他者”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意识。韩国社会有严重的排外现象，从狭义上来说主要体现在族群间、地域间的分歧与矛盾。
首先是血缘关系的排外表现。据韩国《京乡新闻》报道，韩国排名前40名的大财团中有17家因继承权问题上演过内部争斗。虽然韩国缔造了经济发展上的“汉江奇迹”，并自诩为高度现代化国家，然而韩国的企业治理以及管理仍旧落后，往往采取社长的“旨意”或“家族内部”讨论来决定，追根到底源于韩国人对于血缘关系的重视和推崇，任人唯亲，这也是为何韩国的家族企业非常多的原因。
除了因血缘关系导致的排斥行为之外，地缘关系造成的韩国内部纷争也屡见不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韩国政坛中鲜明的地方主义色彩，尤其是以庆尚南道为首的“湖南派”和以全罗南道为首的“岭南派”的隔阂最为明显。从宏观角度来看，韩国人的排外意识包括海外韩裔人群在内的外国人士，特别是在日美的韩国人或是中国朝鲜族，虽然同属于朝鲜民族，但是即使是他们回到韩国也很难融入到韩国社会里。对于他者的态度，韩国同中国、日本也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传统社会虽也是以“伦理”来维系，但中国人更倾向于用一种包容的态度去接受；日本虽然也严格区分“自/他”，然而区分标准为“缘”，不具备血缘、地缘关系的人也可以成为日本人的家庭成员。因此，从排外意识的角度来看，韩国人“PSH”模型中的第3层和第2层之间的分别尤为明显且牢固，这一“内外”分别的牢固性同样也是韩国人基本人际状态的一大特点。
在特殊情况下，韩国人会将个人意识投注到国家层面，集中体现为韩国的民族主义。因而，韩国人的“PSH”模式中第1层和第2层模糊不分，这一点与日本类似，即容易将个人的情感投注到诸如国家、民族层面的事物以及文化中。然而又与日本天皇崇拜的具象化崇拜稍有不同，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多为对国家、民族、文化等抽象意识的崇拜，并未形成某种实体化的崇拜对象。
（三）勃兴的宗教信仰
在宗教信仰方面，韩国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同。以宗教信仰率为例，据2005年韩国统计年鉴报道，韩国的宗教信仰人数约占总人口的53.2%，高于西欧。与此相对，日本信教人数仅占总人口的16%，而中国信教人数仅为7%。另据韩国盖洛普所做的《韩国人宗教和宗教意识调查》显示，韩国人信教的最大原因是为了寻找心灵的宁静。从这一点来说，韩国人在面对现实世界中无法解脱的境遇时，容易寄身于宗教世界求得心灵上的慰藉。[10]中国人和日本人则都无需动用潜意识层或超验世界寻找精神寄托，“伦人”以及“缘人”“PSH”模式中的内三层并未得到开发，而韩国人通过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第6层和第7层。
例如，上述所谈到的“恨”，概括来说主要是对于被压迫、被欺凌的愤懑和不满以及自身能力限制无法解决问题的矛盾，直到这种被压迫、压抑的屈辱被雪洗之前，这种“恨”的郁结会长期扎根在韩国人的心灵深处。解决这种“恨”的情感因素，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其一为现实层面，即以自己的实力来反制外部的压迫；其二为从精神层面，即将这种“恨”的情感寄托于宗教方面，以获得内心的救赎。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本土宗教萨满教应运而生，并深刻影响着韩国人意识的各个方面，通过萨满教的各项仪式和祭祀性活动，受尽苦难的底层人民以及被压迫的民众可以释放自己内心中郁结的“恨”，祈求得到公平和安乐。
另外，基督教在安抚韩国人心理方面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基督教在韩国发展之迅猛也为世之罕见。2011年韩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基督教传教国，基督教能在韩国获得如此迅猛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基督教的本土化。韩语称“上帝”为“ （Hananim）”，韩国人认为，他掌管着世间万事万物，同时还秉持正义、心怀悲悯，能够将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听取世间的不满、愤懑和悲痛，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这种“韩国化”的基督教教义本质上和萨满教基本一致。此外，韩国佛教也与之相一致，倡导世人不用执着于现世之苦痛。当一心念佛以追求摆脱一切苦恼的涅檠境界，佛教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韩国人“恨”的情感要素，这也是为何韩国佛教影响深刻的缘由。
从韩国的宗教信仰情况亦可看出，潜意识在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囿于“恨”情感的郁结而无法释放的韩国民众转向于宗教层面，以求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救赎。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虽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但总的来说宗教意识较为淡薄，中国古代所尊崇的儒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宗教，而是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日本虽被称为“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种宗教，但多半是一种实用主义，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安全、商业繁荣、事业发达等现世的利益。
二、韩国人“PSH”模式及其四个维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对其“PSH”模型图进行一个大致的
描绘，具体来说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要点（每一层所对应的含义详见第一章）：
1.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自我意识”：PSH第3层的亲密社会关系层牢固且稳定，这一层构成了韩国基本人际状态的核心。
2.强烈的排外意识：第3层和第2层之间的区别尤为明显且牢固。
3.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第1层和第2层模糊不分，容易将个人情感投注到国家层面。
4.勃兴的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第6层和第7层。
以上是针对韩国基本人际状态进行的描述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将对于韩国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集团维度、交换维度、情感控制维度、自我认知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一）集团维度
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以血缘、地缘为中心来维系的，并以父权家长制以及长幼秩序、尊卑秩序为其根本准则，这种儒家思想下形成的地缘、血缘关系使得韩国人的亲属集团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家族给予集团各成员以安全感和归属感，而集团中的个人则必须尊重父权家长，严格遵循长幼有序和尊卑有序的原则，处于地缘、亲缘关系外的人很难进入韩国人的集体中，使得韩国的集团社会具有非常稳固的特征，这与中国“伦人”的集团维度相似，且程度更甚。
除此之外，由于韩国文化中存在固有的“恨”的情感因素，使得除了家庭、家族集团发挥作用之外，宗教作为缓和“恨”情感的要素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从韩国本土宗教“萨满教”到基督教和佛教，都存在这样的精神治愈作用。由此可见，韩国的集团维度仍然是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共同体意识为主，并辅以精神、意识层面的宗教信仰。
（二）交换维度
基于上述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共同体意识，韩国社会中占优势的交换模式为“信用借贷型”，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基于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在一种可以相互期待、信赖的基础上可以予以借贷而不需要其他形式的契约来缔结。
与中国的“人情”或者“关系”相类似，韩国将这种基于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称为“（yeongo）”，这种“”包含在“我们”这个集团之中，使得韩国人的交换维度具有一种不可计算、不用回复的特性，且这种“”一旦缔结，就很难轻易改变，而维持这种“”存在的即是这种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共同体。这样的“交换维度”与中国的“信用借贷型”相类似，在家族关系中的交换维度一般是一种自发性的施恩与报恩的关系，而较为疏远的朋友、熟人之间，则主要是以这种“”为中心，来进行一種人情式的施予和接受。与此相对，在“自我”以外的关系网中，韩国人一般持“公平原则”来进行交换。
（三）情感控制维度
韩国人的情感控制维度与中日两国均有不同，兼具“压抑型（repressinon）”和“抑制型（suppression）”的特征。首先，在传统韩国人际关系中，同中国相似，将人的原欲抑制到“限表意识”层，即：“抑制型”的情感控制模式。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使得韩国人倾向于通过儒家思想来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韩国人个人情感的表达基本上是在集团内部进行传递，更多地倾注在人际关系方面，类似于中国“伦人”的情境型行为表征。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人受历史以及环境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恨”的情感因子，且由于自身限制而不能主动地解决这种“恨”的情感，只能进行消极的“自我消化”，这就使得宗教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一情况下，韩国人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内心情感（这里主要是指的“恨”）压抑到潜意识中，并将情感寄托于某种精神层面的信仰，如萨满教、基督教以及佛教，通过宗教的心理治愈作用来缓解“恨”的情感。这种兼具“压抑型”和“抑制型”的情感控制维度特征是韩国所特有的，也是区别于中日两国基本人际状态的主要表现。
（四）自我认知维度
韩国人的自我认知维度受这种地缘、血缘关系的影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性，趋向于在这种互动之中来界定自己。也就是说，这里的“自我”并非是作为个体的“自我”，而是一个存在于某种共同体中的“自我”，“自我”存在的前提即为集团的存在。在韩国，与个人相比，韩国人更为重视集团利益的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化认为个人社会性的一面比私人的一面更加重要，人们站在集团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性格也更加突出。
韩国人自我认知的群体也可分为亲人圈、熟人圈和生人圈，同中国的伦人相似，亲人圈和熟人圈之间是相互分隔的关系，即基于血缘关系。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熟人不可能变成亲人，而亲人也不可能成为熟人。相比之下，韩国人的亲人、熟人圈之间的界定更为明显，有着明确的区分。因为亲人的判断基准是血缘，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韩国人来说，很难将不存在血缘联系的人纳为亲人圈的一份子。然而对于生人圈和熟人圈，韩国人的自我认知群体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异。
三、从“PSH”模式来看韩国的内外意识
通过对韩国人的“PSH”模式分析和阐述可以发现，构成韩国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核心或是基础归结到一点，即为“内外”意识：其内为通过血缘、地缘的关系来构筑牢固而团结的共同体；其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意识。这种“内外”之分，从狭义方面来说可以看作是韩国社会各个具体集团的区别；而从广义方面来说，则可以看出韩国对内、对外意识的不同。
（一）对内：强大的民族自豪感
上面谈道，韩国的家庭、社会是通过亲密的血缘、地缘关系而缔结成的一个紧密而又牢固的共同体，或是集团。而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将韩国比作一个“大家庭”，即以血缘（朝鲜民族）和地缘（朝鲜半岛）关系而组成的紧密而又团结的国家式共同体。
历史上，朝鲜半岛始终处于周边大国的压力之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重新获得独立。20世纪60、70年代在朴正熙的领导下韩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首。除了军事防卫方面，韩国实现了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立，这也是韩国历史一个全新的转折点。伴随着国家主权的独立以及经济崛起，韩国的大国意识日益膨胀，开始迫切寻求民族文化的整饬以及民族心理的重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心理层面的重构和树立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需要有长时间的民族文化积淀，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性的矛盾的存在，韩国民众陷入了一种“畸形”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境地。具体来说，这种情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推崇本国文化，以满足自己的“大国意识”；其二是以“嫁接”“臆造”的方式来支撑其民族主义精神。
由于存在以上逐渐膨胀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及韩国本国文化较少这一客观事实的矛盾，以致韩国人为维持其思想意识层面上勃兴的民族主义或大国意识，对于本国固有文化都极为推崇，而对于韩国国内文化积淀中的空白部分则以“嫁接”“臆造”的方式来加以填补。所谓“嫁接”，即将原本不属于韩国文化里的他国文化挪用为自己本国的事物，以此来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
此外，为填补本民族文化的空白之处，韩国有时候也会使用“臆造”的方式来进行填充，具体来说就是凭空捏造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情形来提高本国的民族文化力等。体现在历史方面的“臆造”行为，又称之为“造史”；或是将历史上别国的著名历史人物“编入”韩籍，无根据地捏造史实以致引起了中日两国的强烈反感。
（二）对外：强烈的排外主义
韩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在对内方面表现为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以及高亢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在對外方面则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排外性，而这种排外性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点，即“限入”和“去现”。“限入”是限制进入的意思，表示韩国对于外来人口、思想、文化或者物质等方面所持有的一种限制的态度。而“去现”即为去除韩国现有的打上他国烙印的事物，这里主要是指韩国的“去中国化”和“去日据化”。
1.“限入”的排外主义
基于以上韩国人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种族优越意识，对于外来人口、思想或者物品等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排斥性。植根于地缘、血缘以及亲缘等强烈的纽带，韩国人对于不属于本民族、本国籍的人甚为冷漠，虽表面上施以对待外宾、外族的礼节，但内心深处仍然表现为极端的排外思想。以入籍韩国的外国人为例，据统计，韩国自1948年开始统计以来，至2014年底入籍韩国的人数累计达到了14.86万人，约占韩国总人口的0.29%，[11]且入籍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人口占了很大一部分。而据日本法务省统计，2015年入籍日本的外国人数累计达530，846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0.41%。[12]加拿大学者史蒂文·丹尼曾撰文称， “韩国孤立的地理位置和闭国政策，使得让更多韩国人接受外国人为社会成员变得十分困难……真正使他们融入韩国社会的是其经济贡献，而非民族背景。”[13]强大的“自他意识”不仅在韩国国内社会，而且在面对外来人口或者要素的时候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2.“去现”的排外主义
韩国除了在面对外来人口、文化、事物等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排斥以外，还会对于现存于韩国（包括朝鲜）国内的带有他国烙印的事物进行去除，给人一种自古以来韩国就是一个不受他国影响、独立强大、具有悠久传统的社会印象。以“去中国化”为例，在逾3000年左右的时间内，朝鲜半岛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在文字、服饰、思想、礼节以及政治体制等各方面无不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然而，近代以来随着韩国民族主义兴起以及中国对韩国影响的日益衰弱，韩国开始一步步去中国化。例如，大韩民国政府在刚成立不久就颁布了第六号法律《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育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再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后，韩国又改含有中国烙印的“汉城”“汉江”为“首尔”“韩江”，以示去除中华文明的影响，树立韩国文化的独立形象。
四、结论
许烺光先生所提出来的“PSH”模型分析法对于解析和认知社会文化及其特征提供了非常新的视角，可以更加直观、系统地来剖析不同的文化特征，具有非常大的使用空间和研究价值。然而到目前为止，使用“PSH”模型来分析文化特点的事例还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尝试着使用“PSH”模型对韩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即“极致伦人”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阐述了韩国基本人际状态的相关特点和四个维度。此外，通过韩国人的“PSH”模型来对现今韩国的对内、对外意识进行分析和说明，并兼与中国、日本进行对比研究。这对于我们了解韩国、审视韩国人的行为特征、构筑更为和谐稳定的中韩、日韩关系以及加强东亚地区的共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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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志鹰：《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韩]李圭泰：《韩国人的意识结构》，首尔：信元文化出版社，1991年。
[4][韩]李御宁，张乃丽译：《韩国人的心》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5][韩]林宪荣：《恨文学与民众意识》，《今日图书》，首尔：hangil出版社，1984年。
[6][美]许烺光：《亲属之钥》，Center Magazine， vol. VI， No.6， November/December 1973.
[7]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8]尚会鹏：《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
[9]刘菁，杜振兴：《韩国田氏家族的367年中国寻根路》，《环球人物》，2008年第12期。
[10] 《韩国人的宗教和宗教意识 （2） 韩国人的宗教观和意识结构》，http：//www.gallup.co.kr/gallupdb/reportContent.asp？seqNo=80&pagePos;=1&selectYear;=2005&search;=&searchKeyword;= .
[11] 《加入韩国国籍外国人突破10万人大关 中国人最多》，中国新闻网，2011年1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hr/2011/01-25/2809336.shtml.
[12] [日]《允许入籍申请者数、允许入籍者数及不允许入籍者数变化》，法务省民事局，http：//www.moj.go.jp/MINJI/toukei_t_minj03.html.
[13][加]史蒂文·丹尼：《韩国外来移民遭遇“民族主义”排斥》， 孙西辉译 ，《社会科学报》，总第1467期7版。
[责任编辑 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