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角下《呐喊》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
屈亚东
摘要:《呐喊》是我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选择《呐喊》杨译本为研究对象,以功能目的论为理论基础,探究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实现了什么翻译目的,达到了怎样的翻译效果,进而探讨了目的论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目的论;《呐喊》杨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1-0049-02
0引言
近年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家提倡文化“走出去” 的背景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准确翻译是中华民族文化成功对外传播并为世界人民所了解和接受的前提[1],那么文学作品翻译已然成为展现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许多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翻译时,要尤其重视带有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翻译—文化负载词。Mona baker认为“文化负载词是指在源语文化中存在的概念,目标语文化中不存在相应的表达(称为文化特定),可以是抽象的或具体的,也与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或某种食物有关[2]。” 鲍惠南指出所谓的文化负载词也称为词汇空缺,它表示源语词汇的文化信息在目标语文化中没有相应的对等的表达[3]。廖七一认为文化负载词是指描述特定文化中特定事物的词语,短语和成语,反映出一个特定国家独特的活动模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这是不同与其他国家[4]。尽管许多学者对文化负载词有不同的定义,但主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文化负载词承载特定的文化信息和内涵意义,可能对源语读者是熟悉的,但对目标语接收者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因此,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
1目的论三原则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将翻译从以源语文本分析为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984年,弗米尔与他的老师莱斯(Reiss)在其合著《翻译理论基本原理》一书中阐述了目的论的基本框架。目的论即在翻译时必须遵守一系列的原则,他们将这些规则解释为:(1)翻译是由其目的所决定的。(2)翻译是在目的语文化和语言中提供与源语文化和语言有关的信息。(3)目的语文本不会以一种反向的方式为原文文本提供信息。(4)目的语文本必须符合语内连贯。(5)目的语文本必须与源语文本保持连贯。(6)以上五个规则按等级顺序排列,并以目的原则为主导[5]。实际上,这六个规则可以归纳为三个规则,包括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对等”不再是评判译文的标准,取而代之是译本实现翻译目的的充分性。
2《呐喊》杨译本翻译目的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整个过程,其中有两个因素对翻译目的影响较大,一个是翻译的发起人,另一个是译文的接受者。发起人实际上确定翻译的目的并安排翻译过程。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发起者需要与翻译人员协商哪种目标文本能够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另一个决定翻译目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译本的接受者[6]。《呐喊》是由外国语言出版社发起翻译的文学作品,由精通中西方文化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执笔翻译,译文接受者是懂英语并且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国外读者,所以《呐喊》的翻译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让国外的读者能够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满足目的与读者的期待。
3《呐喊》杨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根据译文翻译目的,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根据译文的翻译目的,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1)原文:“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7]。
译文:“Mangy dog,who are you calling names?”
Whiskers Wang looked up contemptuously[7].
由于中英文文化差异很大,即使它们指代相同,像“狗”这样的实体,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含义。在汉语中,当我们谈论“狗”时,它总是贬义的。“狗”具有卑鄙和可憎的特征,与“狗”相关的词总是有一些贬义词,例如“狗胆包天,狼心狗肺,狗嘴吐不出象牙,狗皮膏药,狗仗人势”等。在英语中,狗被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甚至有人认为狗是一种家庭成员,所以他们对狗有强烈的亲密感。此外,狗不仅是高贵的宠物,也是工作的伙伴。他們认为狗具有宝贵的品质,包括诚实,可靠,勇敢等。因此,与狗有关的许多单词都是值得称赞的,例如“幸运的狗,忠实的狗,顶级的狗,顽皮的狗”等。狗是指中英文文化中的同一实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文化涵义差异很大。在这个例子中,“癞皮狗”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生物,可以用来责骂某人。杨宪益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并具体采用直译的方法来突出显示“癞皮狗”的意思。而不是使用其他动物代替“狗”,因此译文保留了汉语中“狗”的文化含义,有助于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
(2)原文: 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7]。
译文:If he has money,he would gamble[7].
“押牌宝”是绍兴的一种赌博形式,该游戏的规则非常复杂。显然,目的语文化中没有对等的表达。此外,源文的含义并不强调赌博本身的形式,而是强调阿Q的赌博嗜好。杨宪益准确理解源文作者的意图,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和意译的翻译方法。因此,翻译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并且符合语内连贯性原则。
(3)原文: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7]。
译文:The nun, pulling herself together after they had been smashed into fragments on the ground and the valuable Xuan De censer before the shrine of Guanyin, the godders of mercy, had also disappeared[7].
“观音”是佛教中的神,是慈悲和怜悯的化身。而基督教中没有相应的对应物。为了保留中国文化的特点,杨宪益采用音译加注解的方法,翻译不仅保留了“观音”的发音,而且还体现了“观音”的内涵。这样的翻译策略不会中断译文的连贯性,并成功传播了中国文化。
(4)原文: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7]。
译文:Most young scholars were likely to pass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7].
科举制度属于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文化现象,它用于选拔政府官员。这种考试制度是在隋朝607年实施的;于1905年清朝废止。“文童”“秀才”是科举考试两个阶段的考生的不同称谓。“文童”通过考试后被称为“秀才”,即使“秀才”没有成为政府官员,他仍然受到当地人的尊重。结合此背景,杨宪益采用意译和省略的方法,翻译“文童”作为年轻的学者,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和译文接受者的背景知识,杨宪益选择这些翻译方法,使译文更易于被目的语读者理解,翻译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4结语
本文以目的论为视角,研究了《呐喊》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通过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目的分析,并通过具体实例分析,研究发现杨宪益夫妇主要采取以下翻译策略和方法来处理《呐喊》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包括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以及直译,意译,音译,省略和音译加注解等翻译方法,实现译文的翻译目的,能够被目的语读者接受,同时也证实了功能目的论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莉斌,葛文词.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2):50-53.
[2]Baker,M.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5]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M].Routledge:London & New York,2001.
[6]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7]杨宪益,戴乃迭.Call to Arms[M].北京:北京外语出版社,2004.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