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教育的几个关键问题
郗希 刘高升
【摘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抱有虚心学习、传承与转化并重、崇尚热爱而不迷信、思辨非质疑的态度，避免对其全盘否定或全面神化的两极思想倾向。国学教育应包含“尽美、尽善、尽慧、尽才”四层次，以熏陶底蕴，构建情操，彰显智慧与致用人生。教育过程中注重国学和科学的统一，导向人本关怀与智慧培养，避免其成为成功学、鸡血式、快餐式的功利化工具。
【关键词】传统文化复兴 德育与美育 慧育 才育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13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文化复兴为重大国家战略。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教育至关重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教育应有的态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华五千年历史辉煌、德性善美与思想智慧，集中体现勤俭自强、仁爱和平、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平等公正的人文精神。其复兴是当代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与文化之归宿感、自豪感、自信心的回歸。中华文化经典与著述浩如烟海，快速复兴对各学校教员要求很高。汉语、历史、政治、哲学、教育学、中医等涉及传统文化的学科教师，必须在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之前，积淀深厚的中华文化学养，树立公正的态度，发展科学的教学方法。而其他教师也应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领会国家文化复兴战略精神，消除近代以来广泛流传的贬低、诋毁自己文化的思想及其负面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应持有的态度：其一，虚心学习，传承与转化并重。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纵使粗浅的整体认知也需虚心勤奋地学习数载，对其文化、礼仪的传承应建立在全面深入领悟的基础上，而转化又要以传承为前提。其二，崇尚热爱而不迷信，思辨非质疑。中国自西周礼制时便建立了人文精神，这一精髓被孔孟老庄等先哲发扬，使中华文化在先秦已完成了去非理性、去宗教、去激进的人文化过程，并带动中国数千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境界是西方纵然文艺复兴后都遥不可及的。这本身就值得炎黄子孙以崇敬之心，消除无端质疑。另外，中华文化是发展的，其思想内涵以先秦诸子百家、两汉黄老与儒学、魏晋南北朝道佛玄学、隋唐道禅、宋元明清理学等相继融合而来。现代人在学习中，不可迷信式、宗教化地将先哲神化，将学派唯一化。文明的提升、学问的发展须不断随时代开放包容、思辨创新。以物理学为例，学好物理学不依赖对某物理学家的精神崇拜，恰恰相反，科学发展建立在破除盲从盲信上：破除对亚里士多德的迷信而出现伽利略、牛顿等发展的经典力学；动摇对牛顿经典力学的信仰而产生了现代物理学。此理于国学亦然。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尽美、尽善、尽慧、尽才”四层次
孔子提倡教育要“尽善尽美”，我们依当代现实调整顺序，并加入智慧与能力教育，变为“尽美、尽善、尽慧、尽才”四层次。尽美有利于导归尽善，尽善方有德去尽慧，尽慧才可充分尽才，以便受教对象从审美情操、道德构架到智慧开显方面都有所提升，最终使其于自身有生存之策，于社会见济用之才。
“文化美育”以熏陶底蕴。美育即以文艺、美术、书法、音乐等培养学生文化底蕴与审美的教育。中国周代便重视美育，六经中《乐经》与《诗经》为美育教材。后世美育为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包括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等，且历代积累了大量教学材料。现代国学教育中，古文、唐诗、宋词等文学底蕴课程，古乐、书法、国画、戏曲等艺术欣赏与素养培养课程均属于美育范畴。美育的这些内容重在欣赏而非技艺精通，后者属于“能力才育”范畴。美育在文化复兴教育中有基础地位，其春风化雨、涤心化性的作用，使学生对中华文化产生好感，塑造深厚的文化底蕴、平静温和的人格。但不能以美育代替所有传统文化教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主要用来培养审美情趣与文艺素养，传统文化教育最终仍需进一步深入前进而不应沉溺其中。
“道德善育”以构建情操。中华文化德性色彩极强，如儒家第一经《周易》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将道德看作幸福的基础。归纳经典中的部分中华美德有：家国情怀、仁恕宽惠、尊师贵道、勤学好问、忍辱自强、自反省身、戒惧慎终、崇礼尚乐、谦恭柔和、素位乐天、公正平等、廓然大公、孝亲悌长、惜福爱物、知耻崇廉、弘毅深远、纯粹精一、中和至善、诚明信义、忠贞义烈、厚德载物等。上述品质均可找出大量经典篇章与精彩历史故事与之对应，有极强的传承性和可读性，其提倡有助于现代公民建立道德情操底线、塑造内心良知，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联系。例如，公正平等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道家与气本论将万物生息归于“气化”的聚合，赋予众生在本质上平等的观念；佛学认为众生于佛性处平等无别；宋明理学中，众生于理体上无别。此终极平等观为西方宗教创世论哲学所不具备。又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可有效避免刚愎自用、麻木不仁、激进极端的负面习性。又如仁爱宽容、慈悲恩惠为儒释道共有，“中和自在”更是其所追求的终极智慧与德性自由。此类善育是导向智慧的阶梯。
“心性慧育”以彰显智慧。心性为人生命与思想的内核，其教育分为两个层次，“根本心性智慧”教育与“经验心性智慧”教育。前者为“理体、性、无极而太极、真如、道心、天心”等形而上哲学，后者为前人所积累的看待人生穷达、时代兴衰、万事变易的形而下的经验式智慧。
中华文化尤以“根本心性智慧”教育见长，被称为“身心性命”的学问。《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回归“率性”之道，尽心知性，知性知天，彰显天理智能。心性智慧教育在历史上极受重视，尤其宋代整合三教的理学出现后，士人“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以求证悟心性根本，体察终极形而上天理，由此豁然贯通对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理解，即格物致知。这种心性修养功夫在当代值得选择性发扬。现代社会节奏快、事务忙、压力大、诱惑多，人们心态浮躁，尤其学生课业繁重、竞争激烈，心理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心理的疏导与心性的开显便有需求。对此国学有丰富有力的对治方法。例如孟子“养浩然气”的“善、信、美、大、化、圣、神”次第，禅宗三关开根本智慧的心性修炼，以及宋明儒学的“心、性、理、气”哲学乃至通过“穷理居敬”“静坐冥想”“转变气质”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天理流行境界，还有道家复归无极等身体哲学修炼，均可开发出科学、系统的心性教育课程，使更多人学习并传承国学心性修养精髓。
关于“经验心性智慧”，国学有大量先哲面对荣兴得志、挫折失意、危崖险域时的从容心态与处世之道。例如：《道德经》有无相生的物质生成论与道法自然的本体与万物存演论及恬淡虚无、无为无争的智慧境界；《孟子》与《庄子》引人入胜的无碍辩才；孔子“政者正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政治智慧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修养功夫经验；以及《菜根谭》《小窗幽记》《格言联璧》等人生处世感悟。这些精神与智慧均为现代人应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对治贪婪逐物的执着与焦躁抑郁的心境提供了极好的药方。
“能力才育”以致用。“尽才”专指从业安身、匡国济世的实用能力培养。以明末为例，彼时士人云集结社，政客分门立派，意见诤斗不息，人人口堪悬河，笔下万言，但面临国难却只能“一死报君王”，做不能匡扶社稷的无用之人，即为极品。经历亡国剧变之痛的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大儒，皆提倡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实学。故国学教育要注重落在修齐治平的实际运用能力上。儒家民本治理智慧，《管子》宏观经济对策，孟子“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技巧，孔子随机应教、因材施教的师道方法，荀子开源节流的财政思想，《孙子兵法》的正合奇胜，韩非子兵不厌诈的军事奇思，以柔克刚的武术格斗技巧，望闻问切的中医诊断手段等实学智慧依然适用于现代。应整理资料，汇编成册，开发为实学课程。
国学与科学的统一
国学教育谨防与科学思想对立。一种流行的错乱认知为：从未反对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阻碍科学发展，反而西方中世纪疯狂残害科学家的宗教哲学却被看作科学发展的有利土壤。事实上，国学和科学教育是相容的。在明代心学兴起前，中国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尤其宋元的数学成就。原因是中华文化崇尚“理性”，如《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后世佛学和理学均倾向于将“理体”作为最高哲学本体，而非西方哲学常将人格神或人性道德作为本体。格物致知以体证万事万物本体理性，和现代科学的目标是一致的。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改变了人们的片面认知，他预测中哲思想未来会影响物理学发展。无独有偶，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认为儒释道哲学恰与前沿物理所揭示的规律产生共振，他在《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深入比较了现代物理学与佛学、道教的系统理论，得出“物理学的新概念与中国哲学思想惊人地相似”的结论。他深入旁证《道德经》《庄子》《周易》等典籍，援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简编》英译本以及若干中国古代先哲论述，认为：东方哲学具广泛联系的特色，将宇宙中的所有现象视为不可分离、相互感应的和谐整体；中哲的“道”“气”暗含物理学的“场”概念，生化一切，且“氣”还以波的形式传递并作用。他指出《易经》阐述的变化规律与基本粒子动力学模型一致，“八卦”图变易与强子“八重态对称性”类似。历史上国外诸多科学家对中哲有公正评价，发明微积分的莱布尼兹，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玻尔，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等均不同程度受到中哲整体性、自发性、联系性、感应性的思想启发。可见中国哲学同样是科学的起源，中国学者更应走出庐山再重观，纠正流行的“言必称希腊”的科学发生论。
导向去功利化的人本关怀
国学教育为长期文化重塑战略，非短期冲刺型成功学鸡汤。文化教育应谨防走捷径的急功近利倾向。其精神须最终落在人的身心健康、心性修养与良能开启上，进行人本关怀。用传统文化“忠孝”思想对企业员工进行“精神倾销”式培训，令其愚痴无思，对总裁绝对忠诚，被拼命榨取；为学生在各种国学大赛中夺魁而采取填鸭式背诵，竞技式争夺等做法，这均是功利性利用国学，偏离了仁恕、中和、自然的人本关怀精神。人本关怀重在发扬对象内心的德性与智慧，就像孟子所说，从亲亲到仁民至爱物，从看到“孺子落井”所迸发的一念同情而自然扩展出博大深邃的善性；如司马迁那样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发自内心地完成史家绝唱；也如李白创作惊天泣鬼的诗篇是对祖国山河热爱之情的自然流淌。总之，以正心诚意之敬畏感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凸显去功利化或德业并重的精神人文主义关怀，方有可能达到教育的崇德广业、进德修业、盛德大业的圆融之境。
（本文系“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支持项目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董光璧，1981，《介绍〈物理学之道〉》，《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期，第78～79页。
[美]卡普拉，2012，《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责 编∕周于琬
【摘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抱有虚心学习、传承与转化并重、崇尚热爱而不迷信、思辨非质疑的态度，避免对其全盘否定或全面神化的两极思想倾向。国学教育应包含“尽美、尽善、尽慧、尽才”四层次，以熏陶底蕴，构建情操，彰显智慧与致用人生。教育过程中注重国学和科学的统一，导向人本关怀与智慧培养，避免其成为成功学、鸡血式、快餐式的功利化工具。
【关键词】传统文化复兴 德育与美育 慧育 才育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13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文化复兴为重大国家战略。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教育至关重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教育应有的态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华五千年历史辉煌、德性善美与思想智慧，集中体现勤俭自强、仁爱和平、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平等公正的人文精神。其复兴是当代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与文化之归宿感、自豪感、自信心的回歸。中华文化经典与著述浩如烟海，快速复兴对各学校教员要求很高。汉语、历史、政治、哲学、教育学、中医等涉及传统文化的学科教师，必须在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之前，积淀深厚的中华文化学养，树立公正的态度，发展科学的教学方法。而其他教师也应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领会国家文化复兴战略精神，消除近代以来广泛流传的贬低、诋毁自己文化的思想及其负面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应持有的态度：其一，虚心学习，传承与转化并重。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纵使粗浅的整体认知也需虚心勤奋地学习数载，对其文化、礼仪的传承应建立在全面深入领悟的基础上，而转化又要以传承为前提。其二，崇尚热爱而不迷信，思辨非质疑。中国自西周礼制时便建立了人文精神，这一精髓被孔孟老庄等先哲发扬，使中华文化在先秦已完成了去非理性、去宗教、去激进的人文化过程，并带动中国数千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境界是西方纵然文艺复兴后都遥不可及的。这本身就值得炎黄子孙以崇敬之心，消除无端质疑。另外，中华文化是发展的，其思想内涵以先秦诸子百家、两汉黄老与儒学、魏晋南北朝道佛玄学、隋唐道禅、宋元明清理学等相继融合而来。现代人在学习中，不可迷信式、宗教化地将先哲神化，将学派唯一化。文明的提升、学问的发展须不断随时代开放包容、思辨创新。以物理学为例，学好物理学不依赖对某物理学家的精神崇拜，恰恰相反，科学发展建立在破除盲从盲信上：破除对亚里士多德的迷信而出现伽利略、牛顿等发展的经典力学；动摇对牛顿经典力学的信仰而产生了现代物理学。此理于国学亦然。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尽美、尽善、尽慧、尽才”四层次
孔子提倡教育要“尽善尽美”，我们依当代现实调整顺序，并加入智慧与能力教育，变为“尽美、尽善、尽慧、尽才”四层次。尽美有利于导归尽善，尽善方有德去尽慧，尽慧才可充分尽才，以便受教对象从审美情操、道德构架到智慧开显方面都有所提升，最终使其于自身有生存之策，于社会见济用之才。
“文化美育”以熏陶底蕴。美育即以文艺、美术、书法、音乐等培养学生文化底蕴与审美的教育。中国周代便重视美育，六经中《乐经》与《诗经》为美育教材。后世美育为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包括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等，且历代积累了大量教学材料。现代国学教育中，古文、唐诗、宋词等文学底蕴课程，古乐、书法、国画、戏曲等艺术欣赏与素养培养课程均属于美育范畴。美育的这些内容重在欣赏而非技艺精通，后者属于“能力才育”范畴。美育在文化复兴教育中有基础地位，其春风化雨、涤心化性的作用，使学生对中华文化产生好感，塑造深厚的文化底蕴、平静温和的人格。但不能以美育代替所有传统文化教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主要用来培养审美情趣与文艺素养，传统文化教育最终仍需进一步深入前进而不应沉溺其中。
“道德善育”以构建情操。中华文化德性色彩极强，如儒家第一经《周易》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将道德看作幸福的基础。归纳经典中的部分中华美德有：家国情怀、仁恕宽惠、尊师贵道、勤学好问、忍辱自强、自反省身、戒惧慎终、崇礼尚乐、谦恭柔和、素位乐天、公正平等、廓然大公、孝亲悌长、惜福爱物、知耻崇廉、弘毅深远、纯粹精一、中和至善、诚明信义、忠贞义烈、厚德载物等。上述品质均可找出大量经典篇章与精彩历史故事与之对应，有极强的传承性和可读性，其提倡有助于现代公民建立道德情操底线、塑造内心良知，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联系。例如，公正平等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道家与气本论将万物生息归于“气化”的聚合，赋予众生在本质上平等的观念；佛学认为众生于佛性处平等无别；宋明理学中，众生于理体上无别。此终极平等观为西方宗教创世论哲学所不具备。又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可有效避免刚愎自用、麻木不仁、激进极端的负面习性。又如仁爱宽容、慈悲恩惠为儒释道共有，“中和自在”更是其所追求的终极智慧与德性自由。此类善育是导向智慧的阶梯。
“心性慧育”以彰显智慧。心性为人生命与思想的内核，其教育分为两个层次，“根本心性智慧”教育与“经验心性智慧”教育。前者为“理体、性、无极而太极、真如、道心、天心”等形而上哲学，后者为前人所积累的看待人生穷达、时代兴衰、万事变易的形而下的经验式智慧。
中华文化尤以“根本心性智慧”教育见长，被称为“身心性命”的学问。《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回归“率性”之道，尽心知性，知性知天，彰显天理智能。心性智慧教育在历史上极受重视，尤其宋代整合三教的理学出现后，士人“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以求证悟心性根本，体察终极形而上天理，由此豁然贯通对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理解，即格物致知。这种心性修养功夫在当代值得选择性发扬。现代社会节奏快、事务忙、压力大、诱惑多，人们心态浮躁，尤其学生课业繁重、竞争激烈，心理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心理的疏导与心性的开显便有需求。对此国学有丰富有力的对治方法。例如孟子“养浩然气”的“善、信、美、大、化、圣、神”次第，禅宗三关开根本智慧的心性修炼，以及宋明儒学的“心、性、理、气”哲学乃至通过“穷理居敬”“静坐冥想”“转变气质”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天理流行境界，还有道家复归无极等身体哲学修炼，均可开发出科学、系统的心性教育课程，使更多人学习并传承国学心性修养精髓。
关于“经验心性智慧”，国学有大量先哲面对荣兴得志、挫折失意、危崖险域时的从容心态与处世之道。例如：《道德经》有无相生的物质生成论与道法自然的本体与万物存演论及恬淡虚无、无为无争的智慧境界；《孟子》与《庄子》引人入胜的无碍辩才；孔子“政者正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政治智慧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修养功夫经验；以及《菜根谭》《小窗幽记》《格言联璧》等人生处世感悟。这些精神与智慧均为现代人应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对治贪婪逐物的执着与焦躁抑郁的心境提供了极好的药方。
“能力才育”以致用。“尽才”专指从业安身、匡国济世的实用能力培养。以明末为例，彼时士人云集结社，政客分门立派，意见诤斗不息，人人口堪悬河，笔下万言，但面临国难却只能“一死报君王”，做不能匡扶社稷的无用之人，即为极品。经历亡国剧变之痛的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大儒，皆提倡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实学。故国学教育要注重落在修齐治平的实际运用能力上。儒家民本治理智慧，《管子》宏观经济对策，孟子“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技巧，孔子随机应教、因材施教的师道方法，荀子开源节流的财政思想，《孙子兵法》的正合奇胜，韩非子兵不厌诈的军事奇思，以柔克刚的武术格斗技巧，望闻问切的中医诊断手段等实学智慧依然适用于现代。应整理资料，汇编成册，开发为实学课程。
国学与科学的统一
国学教育谨防与科学思想对立。一种流行的错乱认知为：从未反对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阻碍科学发展，反而西方中世纪疯狂残害科学家的宗教哲学却被看作科学发展的有利土壤。事实上，国学和科学教育是相容的。在明代心学兴起前，中国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尤其宋元的数学成就。原因是中华文化崇尚“理性”，如《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后世佛学和理学均倾向于将“理体”作为最高哲学本体，而非西方哲学常将人格神或人性道德作为本体。格物致知以体证万事万物本体理性，和现代科学的目标是一致的。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改变了人们的片面认知，他预测中哲思想未来会影响物理学发展。无独有偶，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认为儒释道哲学恰与前沿物理所揭示的规律产生共振，他在《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深入比较了现代物理学与佛学、道教的系统理论，得出“物理学的新概念与中国哲学思想惊人地相似”的结论。他深入旁证《道德经》《庄子》《周易》等典籍，援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简编》英译本以及若干中国古代先哲论述，认为：东方哲学具广泛联系的特色，将宇宙中的所有现象视为不可分离、相互感应的和谐整体；中哲的“道”“气”暗含物理学的“场”概念，生化一切，且“氣”还以波的形式传递并作用。他指出《易经》阐述的变化规律与基本粒子动力学模型一致，“八卦”图变易与强子“八重态对称性”类似。历史上国外诸多科学家对中哲有公正评价，发明微积分的莱布尼兹，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玻尔，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等均不同程度受到中哲整体性、自发性、联系性、感应性的思想启发。可见中国哲学同样是科学的起源，中国学者更应走出庐山再重观，纠正流行的“言必称希腊”的科学发生论。
导向去功利化的人本关怀
国学教育为长期文化重塑战略，非短期冲刺型成功学鸡汤。文化教育应谨防走捷径的急功近利倾向。其精神须最终落在人的身心健康、心性修养与良能开启上，进行人本关怀。用传统文化“忠孝”思想对企业员工进行“精神倾销”式培训，令其愚痴无思，对总裁绝对忠诚，被拼命榨取；为学生在各种国学大赛中夺魁而采取填鸭式背诵，竞技式争夺等做法，这均是功利性利用国学，偏离了仁恕、中和、自然的人本关怀精神。人本关怀重在发扬对象内心的德性与智慧，就像孟子所说，从亲亲到仁民至爱物，从看到“孺子落井”所迸发的一念同情而自然扩展出博大深邃的善性；如司马迁那样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发自内心地完成史家绝唱；也如李白创作惊天泣鬼的诗篇是对祖国山河热爱之情的自然流淌。总之，以正心诚意之敬畏感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凸显去功利化或德业并重的精神人文主义关怀，方有可能达到教育的崇德广业、进德修业、盛德大业的圆融之境。
（本文系“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支持项目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董光璧，1981，《介绍〈物理学之道〉》，《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期，第78～79页。
[美]卡普拉，2012，《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责 编∕周于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