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文学部分先行者（上）
王平顺
认识王平顺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海西州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了。
那时候的王部长，年纪大约也就是40岁刚刚出头吧（就这样，也许还把他说大了呢？），但几乎是一头白发了；个子不算高，身体却不错，给人一种结实、干练、精力充沛的感觉。他是陕西人，据说是1958年进柴达木的，最初在粮食部门工作，应该是从低层做起，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吧。那时候，我因为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最惧与领导打交道，很有些“老鼠见了猫，掉头就跑”的胆怯心理。能不见则尽量不见，见了也尽量不说话。希望是不给领导们留下任何印象，悄悄然地生存。但是，文学的创作欲望和起步比较好的原因，我这个人也不能不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1978年调到海西州文化工作站的时候，我在思想上的政治压力小多了，也常常能够与平顺部长对话与交流了。我的感觉，平顺部长是一个极亲和的人，也有相当的理论水准，在偏僻、闭塞的柴达木盆地里，他是一位开放型的、能够接受新事物，善于理解新观念，有许多新思维的领导。现在想想，其实那时候，他就掌握着海西州文学艺术发展的大方向，是海西州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高领导，什么事儿，到了他那里，他点了头了，基本也就可以实践完成了。像创办《瀚海潮》杂志，调高澍同志到编辑部工作，都是平顺部长拍的板才实现了的。他的文字功力也相当好，记得1981年的海西州文代会，他的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广征意见，仔细修改，高屋建瓴，全面细致，很有说服力的。
可以说，柴达木在改革开放初始的文学艺术发展，有那么好的一个形势，王平顺先生功不可没。而对于我，有一件事情铭刻在心，此生难忘。
由于观念与历史的原因，“十年动乱”里，夫妻分居的问题从来没有列入我们党的议事日程里，那些年间，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对夫妻分居两地“干革命”，高至被打倒的省部级干部、低至平头老百姓。我和妻子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为了彼此能够多少有些照顾，我在省“五七干校”毕业后，谢绝了干校领导的热情挽留，直奔海西州，主动要求去大柴旦镇工作，盖因那里离我的妻子工作的马海农场较近，相隔近100公里，偶尔有个假期、有个顺风车，我们年轻的小夫妻还可以一聚。1974年，有了一个机会，海西州文工团，正缺少一名编剧，因为我已经写过一部话剧《柴达木人》，一部小歌剧《草原夜校》，还有许多诗歌、散文见著于报端，所以，他们很想调我去。而如果我调过去，就极有可能把妻子也调过去——这可是一个好大的希望呀！——为此，我专门从工厂里请了假，到了德令哈。
文工团的吴团长、白教导员对我想要调进文工团，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特别是白教导员，记得他好像就是从组织部出来的干部？他几乎一天一趟组织部、宣传部的走动，天天回来都会告诉我，快了，快了，没什么问题了。你的创作成绩和能力，大家都知道，领导也了解。我们就缺你这种人才，组织上他们更知道。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啊。只要你过来工作了，我们就把你妻子的调动工作抓紧，这是非常有希望的事儿。你等着……
我也在一片温情与希望里等着。
不料，有一天白教导员找到我，脸色很沮丧地对我说：“泽群，不行了。调不成了。你还是回工厂吧……”我心上一凉，不由得问：“为什么？为什么呀？……不是说差不多了吗？”白教导员有些尴尬，他想了想才说：“还是你的成分问题。组织部没通过……”我不解，忙说：“他们不是早就了解吗？您不是说这不算个问题吗？怎么？……又成了问题了呀？……”白教导员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才说：“组织上就是这么个理由啊……泽群，你先回去吧。等以后，等以后有了机会，我们再一齐使使劲吧……”我虽然心里冰凉，但也知道，此事终结了。于是，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工厂，继续搞我的材料计划与采购工作。但对于我的调动，州文工团的领导先热后冷、截然两样的态度，我一直存有极大的悬念而不得其解。
粉碎“四人帮”后的某一天，省上的专业作家金荣章到海西深入生活，一次饭后闲聊，他突然问我：“74年你调动工作的事情吹了，原因你知道不知道？”我一凛，忙应道：“不知道呀。我也纳闷呢？……”金荣章阴阴地一笑，说：“你还纳闷？你差一点儿就叫人家杀头了呢！”我大惊讶，心上全凉了，家庭包袱再一次沉沉地压在心头，忙说：“不会吧？我怎么不知道呀？一直是风平水静呀！……”金荣章听了，便把手中的烟灰一磕，说：“他们一直不让我告诉你。好在‘四人帮也垮掉了。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我就告诉你吧……”他紧接着问我，“你到了州上，住在哪里？”我忙应道，“广播站呀。那时候没钱，私事儿住不起旅馆，只有广播站上能够在办公室架一张床。王文泸出差了，不在。是XX拿了她的被褥给我用的。”金荣章哈哈地大笑了，“就是这个XX，差一点儿拿你垫背，把你告了，她有了功，就可能调回北京去了。你呀，太轻信这个XX了。”
这位XX，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也是分配到青海工作，进了柴达木，在州广播站上做编辑兼播音员。有一天，我们同在汽车修理厂工作的高澍找了来，说，走，一块儿吃饭。州上来了个XX，人品不错。你认识认识。就这样，我与XX也就在大柴旦认识了。听她一番谈吐，是个大城市、上过名牌大学的知识女子。“感觉相同，涸壑相濡”，便也就通过高澍，认了这么个朋友。74年跑调动为了省些住宿的“银子”，文泸不在，就找了她。
不料，找了她，险些酿成杀身大祸！
XX的未婚夫是她原来大学里的讲师，她那时候一门心思想调回北京，苦于求告无门，也没有突出的政治表现（好像她的出身也不怎么样呢？）。社会上正“批林批孔批大儒”，稍有点儿政治良心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又是一次那四个坏蛋搅出来的浑水，虽然学习会上、公众场合都是噤声，但私下里也常常说些知心话，发发牢骚。那夜，住在广播站的办公室里，恰好我的四弟在海西州体委暂借做乒乓球教练，于是，XX，强文久，加上我们弟兄俩儿便趁夜开怀畅谈，由历史说到当代，由当代说到“批孔”，由“批孔”说到当时的那些宣传口号，大家都认为又是一场荒诞至极的“运动”，又是江青借毛主席的威望在胡搅蛮缠，妄想篡党夺权。我那时候才29岁，年轻气盛，说着说着便豪气顿生，说了一句：“我是近不得江青身边，若近了，我一定一刀刺死她。‘我以我命谢天下！当时，并没有人表态反对，甚至都点头赞许。哪想到，第二天清早，XX却去了宣传部，直接找到了部领导，反映了“王泽群出身不好、贼心不死，与共产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说了反江青的恶毒言论。”王平顺部长听了，当即出了一身冷汗！……组织部刚刚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认为王泽群是个人才，既然文工团需要，调过来也可以么。却突然有这XX女士，反映上来这么一件“恶攻事件”，这可是不敢耽搁的“大事”！……但是，平顺部长一是心存善良，二也是有工作经验，仅XX一人的话，不可作为证据。他决定进行调研了解，及时地找了强文久，强文久听了，也吓了一跳，但他深知厉害，一口否认我说过这等话；平顺部长再询问了詹文锦（时任文艺科科长），好人詹文锦当然知道事态的严重，他说，泽群这人不敢说这种话吧？他的出身他自己不知道吗？……再说他的创作、诗歌、散文、戏剧，都是很健康，很向上的，有一定影响的么。仅凭XX一人的汇报，不敢做定论吧？……而机智的王贵如（时任文艺科科员）反诘道：“且不说谁也不知道泽群是否说过这种话。若是有这种话说出来，也必定要有一种气氛，一种环境。XX说泽群说了这种话，她当时一定说了一些类似的话，才能引出泽群的这种话吧？否则，空穴来风，王泽群怎么会敢说这种话？……”平顺部长听了，想了想，叹一口气说，“算了，算了，这事儿到此为至吧。真有这话说出来，那是要掉脑袋的。但是，让泽群还是呆在工厂里吧，调文工团当编剧的事儿，暂时不办。”
这也就是白教导员忽然冷了脸子、沮丧地告诉我“调不成了”的真正原因。至于他是否知道内情，则不得而知。
听了金荣章的介绍，我热血贲张，泪涌满胸。对这一批爱护我、保护了我的同志们心存万般感激！……不容易哪！在那个时代，那种时候！……尤其是王平顺部长，他的练达、成熟、与人为善、事理明了，使我在极严峻的生存环境里得以安生，斯情斯意，此生难忘矣。
金荣章说，其实这个事件的因由，许多人早已知情，但碍于我的个性，又不曾真担了罪名，便一直压着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也只有金荣章一个人向我讲过。是否与当时的事实还有些出入？我就不能再肯定了。若干年后，我与王贵如先生共事时，也说起过这件事情，贵如兄说，当时，大家都觉得XX太过分了，也都为你说了好话。但王部长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这个领导，能力强不说，品质也好。斯言是也。
呜呼，近30年过去。想起柴达木肩负着文化与文学开拓者重任的同仁们披肝沥胆，风雨与共走过的道路，第一个让我纪念的，当是王平顺部长。不说那一番事业，他是鼎力中坚；就是这件“案子”，没有他的爱护与保护，泽群也许早做了“冤鬼”，命丧黄泉了呢！……善哉。善哉。只是而今天各一方，琐事繁乱，我离开柴达木便不曾与王平顺先生联系。不知老部长现居何处，身心是否安康？……
泽群今日窗下敲键著文，仍是思念深深。但愿老部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哦……
张家斌
我的文学生涯，有一位与我渊源深远，教益辅大者，是原海西州文化工作站站长、党支部书记，1986年以海西州文联主席职务内调上海的张家斌先生。
其实，不止是我，改革开放初始，从柴达木盆地海西州文联发轫的作家、艺术家，不曾受到张先生泽被者，几乎鲜见。无论是仍留在青海省内的姜维周、井石、风马、杨勇军，还是已离开青海的许多柴达木的作家、艺术家，都曾经受到过张家斌先生的扶掖与支持。他是一位深谙艺术规律，颇有创新精神，眼界高远锐利，胸怀宽广博大的难得的基层文化工作领导人。
我与张家斌先生，相识于1974年。
那一年，省上有个文艺会演，海西文工团在筹备节目时，特地请了还在水电站工作的张家斌，有格尔木的作者写一出小歌剧，张家斌负责导演。但他读了剧本之后说，这本儿不行，没有矛盾，不出戏……正这时候，我因公务到德令哈。1972年和我合作过的吴团长见了，赶紧请我帮帮忙。我读了那本子，确实差点儿，就趁着晚上在招待所里拉了一稿，交给了文工团。张家斌见了我写的剧本，说：嗯？行了。你们请谁改的？这个人懂戏。这剧本好排了。由此，吴团长便介绍我与张家斌认识了。后来这个小戏，好像还在省上得了个什么奖？这可是记不清了……
1978年夏，我出差去德令哈，在马路上碰到了张家斌，知道他已调海西州文化工作站做站长，我顺口就说了，咱俩有缘分呢。我也想到这种单位来工作。您若是方便，调我过来如何？他却就一口答应了。我也没想到，几天之后，借调令就到了工厂。厂领导李家同志，非常通情达理，立刻通知了我，而且他还说，小王，你做好思想准备，不用回来了。我觉着，你应该到这种单位，发挥你的才能。李家书记的话，给了我不少鼓舞。
到了德令哈之后，张家斌安排我暂住招待所，立刻开始工作。那时候，百废待兴，希望在前，人们对新生活充满憧憬，何况，大家都想好好地做些事儿，热情都极高！正是一个新的“十一国庆”，文化站搞了许多活动，不敢说人山人海，可也是热闹非凡！……
也就是这一年，文化工作站又前前后后陆续调进了不少有专长的人才。我记得名字的有：姜维周、傅其麟、史振荣、童定怀、杨勇军、刘玉峰，后来的高澍、孙正平、朱文虎等同仁，此前，连北师大的毕业生、在中学里教数学的强文久先生都主动要求调入了文化工作站呢。我以为，因为张家斌重视人才的缘故，许多同志都来到了文化工作站聚集，群才群艺、群策群力，很快成为柴达木的一个文化热点。这年冬天，《瀚海潮》杂志由州委批准，正式创刊。张家斌责无旁贷，做了主编。
他担任主编之后发表的履任讲话，就很让人钦佩。他说：柴达木这片古荒原上，咱们这是第一份文学刊物。不容易呀。说文化，我“阿拉巴拉”地懂点儿，真要弄文学刊物，我也不打肿脸充胖子，我基本是外行。就靠你们这些人才了。上面有宣传部，贵如、生龙，都是内行；下面就靠你们了。但是，我当这个主编得有肩膀头子。你们放心大胆地编刊物，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艺术上又不错，好的，你们就大胆发。审查，宣传部有人负责；作品的艺术质量，你们编辑负责。真要是出了问题，上头找了下来，你们放心。我顶着！绝不把责任朝你们头上推！
张家斌说到做到，刊物稿件、内容、编排、版式，他从来不管，交给我们放心大胆地去编；但有了问题，他却真正敢于承担。平常里，省上召开个座谈会，刊物通气会，他从来不去，总是让年轻的我们去长见识，学经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厉害，有些人也对《瀚海潮》提了一些意见，省上要开会，他却二话不说，把胸脯一拍说“这个会我去开。”就和宣传部的同志去了西宁，针对那时的一些“左风”意见，他在会上慷慨陈词，一是说《瀚海潮》仅只是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上的地区刊物，不能刻意上纲上线，州委办这样一个刊物，也是为了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艺术，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批评者要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个刊物；二是对一些并不公正的意见，他是非常细致地从理论高度上进行了分析、认识，肯定大方面，改进小侧面。使那次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风，对我们影响甚少。我个人以为，张家斌的文学修养与理论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为了办这个刊物，他订阅了许多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杂志，仔细读过后，还常常向我们推荐介绍，使我们也受益匪浅。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去西宁开会，会上，发表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春雪》的作者余易木先生，非常郑重地向我推荐了一篇评论鲁迅的文章。我读后，觉得论点固然偏颇、尖锐，但也很有可取之处。稿子带回来，请张家斌把把关。我当时还说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确实有一个成熟期与衰退期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请作者修改一下，专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似能站住道理，以引起争鸣。岂料，张家斌看过之后，立刻找了我说：“泽群，挂号把稿子退了吧。鲁迅是中国文学的真正旗帜。他老人家是动不得的。再有理由，也轮不上咱们这么个小刊物来研究讨论。”我还想讲讲道理，他却脸色一板，说：“你是主编？还是我是主编？……这事儿，不讨论。”我再争辩，“可以让贵如看看么。”他却依旧板着脸说：“到不了他那儿。我这一关就没过。我都没过，你麻烦人家领导干什么？……你赶快退稿！”于是这稿子就“完璧归赵”了，后来，有一家省级刊物将此稿发出，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别人家的事儿，不提。但张家斌当时处理此稿的态度。却让人难忘。
对于干部管理，办公制度，张家斌在那个时候就实行了非常宽容的“弹性”体制。他从不要求我们按时踩点上班，也不要求我们没事儿坐班，喝茶，看报，侃大山。他说过：“我知道，你们都是些夜猫子。越是晚上越来精神。所以，不开会，不学习的时候，上班时间随你们的便。但是有一条，该拼命的时候，都得拼命；该顶住的时候，一定顶住。古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一时你们干得好，其他小事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文化工作站的工作，总是忽喇喇地齐心合力，闹腾腾地有说有笑就干了！那时候年轻，同仁们都好酒，有时候一喝喝到下两三点，醉里还在小城马路上角力摔跤、“干架”，记不清都有谁了，但我和高澍是绝对在其中，好像是惊动了一些早睡的人？第二天，时近中午，我们才到了办公室。张家斌先是把我们“臭骂”了一顿时，却早在家里煮好了稀粥、备好了干粮、小菜说，“一个个准都没吃早饭。我给你们准备好了。吃去吧。但是，不准有下一次了啊！……”大家都嘻嘻哈哈地跑到他家里吃饭去了。边吃边调侃道：“哎呀！幸亏有这样一位好领导。若不是站长给我们熬了稀饭，这醉大了的肚子，别的还真吃不进去呢……”
我这一生，参加工作后，调动了五六处工作单位，人文气氛最好的，当属在海西州文联的那8年时光。1986年，张家斌调回上海的时候，我也奉调去了省文联搞专业创作。1996年，我去上海公务，张家斌已经退休，恰好，由我做文学统筹兼执行制片人的一部电视剧《龙珠》，要去泰国拍摄，听说他一直没有出过国，为了感谢他在高原对我的帮助，便请北京电视台给他们单位发了一份公函，请他做了该剧的制片主任。我们老哥儿俩在泰国亲亲热热地一起工作生活了50多天，又是朝夕相处，又是他给我把关，那日子，过的正像泰国的天气：热。
柴达木天高地远，德令哈小城旖旎。地处西北边地里的海西州文联和那些主管文学艺术的领导，至今让人怀念。
陈登颐
他当时在大柴旦中学里教书。上海人。
陈登颐来柴达木之前，已是相当有名气的译书人。“十年动乱”之前，译了多种著作，译笔秀美，释意准确。我现在手头还有他赠送的《大音乐家舒曼传》。
但他在大柴旦中学的个人生活，却是乌七八糟，不堪细描。不大的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书、书；除了书，还是书。又掺杂着一种独身男人特殊的不洁的气味儿。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不是很强；但是生活生存能力，却极顽强。身体也不错。膂力极大。多年来，他一个人生活在高原盆地里，太太身体不好，留居上海，不曾记得来柴达木看过他？
那时候，军垦青年里爱好文学的人不少，对陈登颐先生也是钦佩之至。每逢从马海、格尔木农场过来，途经大柴旦，只要有点儿闲暇，总会结帮成队地去拜访“陈老师”。携一瓶酒，几个罐头，在陈老师那里开伙，边吃边喝，边喝边聊。文化的极度荒芜与文学的极度渴望，形成青年们心理上极大的反差。而在陈老师这里，总能得到一点儿文学“甘酿”、或是泊来的异样思想。
我在《扬子晚报》上开的散文专栏《西部青春》，在《城市》一章里，对大柴旦有过这样的描述：
大柴旦是1954年开发柴达木时工委驻地。盖因它的西面发现了冷湖油田，南面发现了锡铁山，附近又有煤矿资源；而它又正处在东西、南北两条拟建的公路交叉点上，海拔3100公尺。北依达肯大坂雪山，南望大、小柴达木湖。湖边有些须牧草，树却不能活。典型的荒漠风光。但一座城市却就这样诞生了，人口不到两万。我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大约是它的鼎盛时期——虽然那时候州府就已迁至德令哈——不仅有火电厂、化工厂、汽车修理厂、拥有三个车队的运输公司、冷湖油田地勘总部，而且邮局、医院、百货公司、招待所、电影院一应俱全。最令人感叹的是不足两万人的小城里，仅两三年里从北大、清华、西安交大、东北林学院等分配至此的大学生，再加上“626”指示从北京、上海下来的高级医生竟有600人之多。一下子，这座城市有了“文化”，地区的足球、篮球冠军、青海省的桥牌冠军盖出此城。1972年以后，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会上的讲话而下基层西行的“文化人”，也大多选择此城驻足，也是因为这里的“文化”和众多的文化人。
与陈老师相处的那些年里，就是在外部自然环境如上，精神世界又是“十年动乱”压抑极重的时候。大家找了来一聚，在陈老师的狭小房间里，是舒一口浊气，偷几缕阳光，发一顿牢骚，泄几分郁闷的快乐日子。所以，心里，对陈登颐都十分敬重。他那里，那时候，有一块“文学空间”。
他是有学问的人。他是懂外国文学的人。
陈登颐对音乐的造诣也颇深。他懂得旋律与作曲。1972年，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30年的时候，文化空间曾有一点儿舒展，陈老师找到我，要了好几首我现写、现作的歌词，他谱了曲子（说实话，他谱得相当好听呢）。由我送到了州上的专门纪念讲话的“办公室”，结果却不了了之了。这真是一件憾事。
陈登颐个子不高，头发早就谢顶，终年戴着干部帽子，轻易不摘。眼镜后面的眼神深、且异样地难以琢磨，注视你的时候，很难想象他在想些什么。最精彩莫过于他的胡子，他是注意修面的。但只修到下巴，于是光光的脸颊下面，从下巴直到脖项上，全是浓密的胡须虬生。一点儿也不文明。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立刻翻译出版了《外国短篇小说100篇》，厚厚的三大册。成为当时许多大学中文系里的教材。他送过我一套，被年轻人借了去，不曾归还。
我调入省文联时，他还在大柴旦；我离开青海省时，他好像在海西州政协做了一个什么委员？常委？还是副主席的？……我不大清楚。但我以为，他做这些事情绝对不能胜任。以他的个性，接了这种“荣誉职位”，有时不是说假话，就是得罪人。而且，可能是前者的成分居多。因为，陈老师毕竟已历练不凡了，他已经学会珍惜那些他年轻时不屑于珍惜的“社会荣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