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词集提要考辨
〔摘要〕 通过对《梦窗词提要》的得失辨正，发现《四库全书总目》词集提要的编纂思想自成体系，涵容了汉学考证与宋学思辨之长，即以汉学实证方法考评词集版本与作家身世，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统观词人的交游网络与人格气节，以历史观念来观照词集的艺术价值与词史定位。在考量词人的人品与文品时，《总目》词集提要秉持“未以其人掩其文”的价值尺度，表现出超迈时代的开明通达的批评立场。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梦窗词提要；词集提要；编纂思想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68-07
词体文学自其兴起之日起，就被目为“艳科”“小道”，为正统文人士大夫所鄙视不屑。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时，秉持通达平正的包容态度，在“集部”收录词曲类二卷，词曲类存目一卷。《总目》词集提要远祧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有关词集目录的编创方法，以及明代毛晋《宋名家詞》的题跋内容，同时沾溉清初以来浙西词派尊崇“雅正”的词学理想，以及汉学考证与宋学思辨的精神理念，对自《花间集》到清初以来的一百余种词集进行版本校勘、作家品评、艺术评鉴，构建出自具体系的“词史”雏形。本文以词史上堪称“最难治”[1]（1-2）的梦窗词为例，通过辨正“梦窗词提要”[2]（2797）（以下简称《提要》）的撰写得失，具体而微地揭橥《总目》词集提要的编纂思想。
一、 版本考证：《提要》有关梦窗词集的校勘思想
考证学为清代最重要的时代思潮，梁启超将之与汉之经学、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并列为中国古代的四大思潮[3]（2），又谓“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3]（52）。考证学尊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对纪昀及四库馆臣产生深远影响。因而，《总目》的编纂亦以考证学为指导，对收录总目的经史子集等文献，进行细致的校勘比对，最终形成集大成性质的善本文献目录提要。
《梦窗词》为南宋中晚期的布衣词人吴文英所撰，在经历了晚宋的辉煌后，于元明两朝寂寞无闻，凭借明人毛晋汲古阁刻本《梦窗词稿》[4]（717-794）得以流传下来。《提要》首先指明，录入《总目》的梦窗词集正是来源于毛晋的汲古阁刻本，“此本即晋所刻，而四稿合为一集，则又后人所移并也”[2]（2797）。四库馆臣又在毛晋汲古阁刻本《梦窗词跋》的基础上进行考索，对梦窗甲乙丙丁四稿的编排次序进行考订，认为它“绝不以编年为序。疑其初不自收拾，後裒辑旧作，得一卷即为一集，以十干为之标目，原未尝排比先后耳。”[2]（2797）《提要》指出梦窗甲乙丙丁四稿，乃毛晋依十干为序，对收集到的梦窗词进行标目，而并非按照作品写作年代之先后顺序来编订词集。《总目》词曲类存目“宋名家词提要”条目中，亦如此评价了毛晋汲古阁刻本的刊刻情况，“其次序先后，以得词付雕为准，未尝差以时代。且随得随雕，亦未尝有所去取”[2]（2819）。毛氏在《梦窗乙稿跋》中也意识到了底本“错简纷然”[4]（756），但由于其考订不够审慎，甚至连白石词被误收《梦窗词稿》也浑然不觉。四库馆臣认为，毛晋的搜辑校刊之功实不可没，但他刻印词集时较为随意，考证校雠之功不足，并以明人朱存理《铁网珊瑚》所存录的梦窗新词稿作校勘比对，又从叶律、音韵、叶韵、脱韵、脱字等具体问题着手，兼及大量有错讹的词牌与词句，批评毛氏刻本“屡经传写，多有讹脱”、“校刊皆未及是正”，并一一指摘其谬误。
四库馆臣深知毛本的缺漏所在，但苦于梦窗词善本阙如，资料匮乏，又不得不依据此本对梦窗词集进行编纂，导致延续了毛本舛误之憾。虽然四库馆臣在梦窗词集版本校勘方面尚存瑕疵，但他们考镜源流、去伪存真的考证精神，却开启了晚清时期研治校勘梦窗词的先河。杜文澜、晚清四大家、陈廷焯等清代名家，都对梦窗词集校勘与评注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朱彊村毕生孜孜矻矻四校梦窗词，“彊村四校定本”成为最精准完善的梦窗词集。“《疆村丛书》等词籍校勘的典范之作的出现，则与《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重视词籍校勘分不开。”[5]可以说，《总目》词集版本校勘的思想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词学研究。
二、 知人论世：《提要》有关吴文英身世及气节的考辨思想
作为南宋江湖词派的一员，吴文英布衣终身，沉沦下僚，“以词游公卿间，晚年困踬而死”[6]（256）。为生计所迫，吴文英依靠游幕权贵，过着仰人鼻息的卑微生活，其中不乏与吴潜、史宅之、魏峻、赵与芮、贾似道等权势显赫的贵人有过深刻的交往。而正是因为与“奸臣”的交集，让吴文英的人格品行饱受后人诟病。四库馆臣奉行汉学考证方法，对凡被录入《总目》的作家，多采用“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考索其身世履历、道德品性与人格气节。
（一） 《提要》有关吴文英的生卒年考辨
“知人论世”批评方法重视作家的身世考证。《提要》开篇即陈述了梦窗的身世，“文英字君特，梦窗其自号也。庆元人。”生卒年是身世考证的题中之义，但《提要》没有述及梦窗的生年，只对其卒年给予推论，“案文英卒于淳祐十一年辛亥”，其判断的依据为“晋原跋可考”，“所录绝笔《莺啼序》一首，残缺过半”。毛晋汲古阁刻本《梦窗词稿》附录中存有“绝笔《莺啼序》一调”，词句残缺不全，阙末题署“淳祐十一年二月甲子，四明吴文英君特书”。毛晋所搜辑到的《莺啼序》词篇残缺不全，他据此在《梦窗词跋》中给出“遗缺甚多，盖绝笔也”[4]（794）的断语，这是想当然的误判。《提要》以讹传讹，依据毛晋的误判，推断出吴文英的卒年。
有关吴文英的生平，由于资料短缺，精确的生卒年份至今尚无定论。但对于四库馆臣仓促给出的梦窗卒年，学界则普遍不予认可。杨铁夫在《吴梦窗事迹考》中，对梦窗的生平与交游考订详实，他对于毛晋及四库馆臣仅凭毛本《莺啼序》字句缺漏的表象，就推断出梦窗卒于此年的结论极为不满，他认为“毛意盖因《莺啼序》词，字句中多缺略，疑为病中书不成字使然，词末署‘淳祐十一年二月甲子，四明吴文英君特书，又为他词所无，故有绝笔之说。不知此乃后人从丰乐楼壁上抄出，中多缺略者，醉不成书，或写后漫灭也。其末有年月姓名者，抄者全录也。此正梦窗大书望幸，兴酣采烈之时，岂绝笔哉。”[1]（33）杨氏的看法切中毛晋要害，则毛本的推测也就难以立足了。南宋笔记《武林旧事》在“湖山胜概”卷中提及丰乐楼时亦云，“吴梦窗尝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7]（123），时人的记述，也力证了在丰乐楼壁题写《莺啼序》时，梦窗还正当年。在杨铁夫、夏承焘、陈邦炎、谢桃坊等前贤时彦的考证推求下，当前学界有关梦窗的生卒年已基本廓清，钱鸿瑛综合诸家所论，认为梦窗生于宁宗开禧元年（1205）前后，卒于度宗咸淳六年（1270）左右[8]（9-17），其说法大体可以采纳，《提要》梦窗卒年之误也终于得到了纠正。
（二） 《提要》有关梦窗与姜夔、辛弃疾的交游考论
“知人论世”的批评语境呈示开放姿态，它不局限于作家本人的身世经历，而是将作家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通过其与诗朋酒友的交往来参互了解他的生活与创作。吴文英的交游范围很广，据杨铁夫考证，约有六十余人[1]（37）。《提要》首先关注与吴文英密切交往的数位词坛巨擘，“文英及与姜夔、辛弃疾游，唱和具载集中。”四库馆臣的这一发现，是对毛晋汲古阁刻本《梦窗词跋》“四明吴君特从吴履斋诸公游”[4]（793）一句的引申与发挥，并由此考索梦窗词集中的有关作品与词题，得出梦窗与姜夔、辛弃疾交游的论断。其实，姜夔、辛弃疾二位词人，根本就与吴文英的生命轨迹没有交集，《提要》在毛本错谬的基础上，再次判断失误，造成了“一厢情愿”式的误判。
《梦窗词集》收录了梦窗与姜石帚相与唱和的词计六首，从梦窗赠石帚诸阙词的题记可以看出，吴姜二人情谊深重，交游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可惜《提要》失考，竟误将姜石帚当作了姜夔。其实，只要参详姜夔与吴文英大致的生卒年份，此类误判即可避免。据考证，姜夔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生，卒于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年[9]（425-445），从前述吴文英的生卒年来看，二人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梦窗与姜石帚还有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交游，显而易见，《梦窗词集》中与梦窗相与酬唱的姜石帚一定是另有其人[10]。同样地，梦窗与稼轩也没有任何交集。据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考释，辛弃疾生于高宗绍兴十年（1140），卒于开禧三年（1207）[11]（121-269），从生卒年即可看出辛弃疾与吴文英不可能有交往。夏承焘在考辨吴文英与姜、辛的交游时认为，“前人误以为石帚当姜夔，予为《白石道人行实考》已辨之；汲古阁本《梦窗词》甲稿有《洞仙歌·赋黄木香赠辛稼轩》一首，则是姜夔词误入；《提要》皆失考；梦窗年代不及上交姜、辛也。”[9]（457）夏氏的考辨，厘清了梦窗与辛、姜的关系，已成不刊之论。四库馆臣可能正是根据汲古阁刻本《梦窗词稿》甲稿中误收的白石词《洞仙歌·赋黄木香赠辛稼轩》一阙，而误判出吴文英与姜、辛二人的这段交往经历，可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四库馆臣在进行《提要》撰写时，能秉持汉学考证之精审严谨，披沙拣金，用约略数语，概述词人的身世经历，非大手笔不能。但我們也要认识到，四库馆臣因编纂时间的仓促及参阅资料的限制，往往难以跳脱前人陈见，更难以对作家作品进行严格的批评审视，这就容易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判断失误。我们需对《提要》的考证结论重新予以辨正，以免在学术传播的过程中，让其断论陷入以讹传讹的循环中。
（三） 《提要》有关吴文英气节的考论
《提要》在叙述吴文英与权贵的交游时，提到“又有寿贾似道诸作，殆亦晚节颓唐，如朱希真、陆游之比。”贾似道是梦窗交游网络中的一位达官贵人，四库馆臣例举贾氏，盖因其为官不仁，品行有亏，从而推论出吴文英“晚节颓唐”。《提要》还顺带提到了与吴文英行迹类同的著名词人朱敦儒（字希真）与陆游，认为他们都是“晚节颓唐”的一类文人，态度上多鄙夷不屑。我们有必要细读南宋史实，对《提要》的气节批评进行辩证分析，对南宋时期进入权贵交际圈的江湖文人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进而匡正《提要》的谬误，再现历史原貌。
首先考察贾似道。有关南宋丞相贾似道的资料，多流传于宋元时代的笔记中，如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齐东野语》，以及近人丁传靖所辑的《宋人轶事汇编》等。《宋史·贾似道传》亦根据诸种笔记材料加工而成，“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12]（13784）传中类似评语尚有多处，贾似道的邪恶形象就此定格于史籍。历史原貌本来如此吗？今人对有关史料进行考索后发现，由于介绍贾似道生平事迹的笔记，大都出自对故国充满思念之情的周密等遗民文人之手，舛误失实之处不少，故而“《宋史·贾似道传》采自笔记材料处甚多，不可尽信”[13]。其实，对于贾似道的品评，也应该历史地来看，贾氏初入朝政时的政绩不错，在重要军事行动中富有智谋与胆略，当时颇有声望的士大夫刘克庄盛赞贾氏在鄂州之战中“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14]（3431）可见贾似道在专权之前，还是颇有作为的，对其不可全盘否定。叶嘉莹认为江湖文人为达官贵人献词的行径，实乃南宋一朝习以为常的社会风气，“就社会背景言之，则南宋之世的一些权贵显宦原来就曾流行一种喜欢豢养词人以为门客的风气……吴文英曾留有几首赠贾似道及寿嗣荣王与芮夫妇的词，盖亦一时风气使然。”[15]（281）不能仅据吴文英与贾似道有过酬赠交往的史实，就轻易给吴文英扣上气节全丧的帽子。四库馆臣未能详考贾似道事迹与时代风习，而受《宋史》及相关笔记影响，推论出吴文英“晚节颓唐”，结论有失草率。夏承焘在《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中，对梦窗与贾似道的交往行为评判道，“梦窗以词章曳裾侯门，本当时江湖游士风气，固不必诮为无行，亦不能以独行责之；其人品或贤于孙惟信、宋谦父，然亦不能拟为陈师道。此平情之论也。”[9]（485）夏氏评判非常中肯，可以作为历代漂泊江湖干谒权贵的文人群体的一个断语。类似吴文英这样沉沦下僚的江湖文士，他们与权贵交游酬唱的经历，实乃迫不得已的求生使然，我们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而不必过分苛责。
次看朱希真。朱敦儒是北南宋之交的著名词人，其词集《樵歌》开启了南宋的隐逸词派。《宋史·文苑传》评价他“志行高洁，虽未布衣而又朝野之望”[12]（13141），周必大《朱希真出处》谓其“有经世之才，静退无竞，安于贱贫”[16]（16）。因为生活困顿，朱敦儒晚年为子孙后代的出路着想，接受了宰相秦桧的邀请，出任鸿胪少卿一职，让他背负了晚节不保之污名。《宋史·文苑传》记载道，“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桧死，敦儒亦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云。”[12]（13142）四库馆臣可能介怀于朱敦儒结交秦桧的史实，对其卑污人品万般不齿，故而在《总目》“词曲类”中拒绝收录《樵歌》，宁愿让“全书不全”，也不愿让其厕身于《总目》，可偏偏又让希真无辜地现身于《提要》中，作为“晚节颓唐”类文人的代表，足见他们对朱敦儒的成见之深。对待朱敦儒的出处问题，我们同样要怀有一种同情之理解，而不能因为其晚年误入奸臣之罗网，就对其人格与词章一概否定。宋时人就对朱敦儒的遭遇满怀同情，“其实希真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识者怜之。”[16]（18）朱敦儒因为爱子畏祸才屈从秦桧，其出处行为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的。
再看陆游。南宋大诗人陆游，一生耿介正直，慷慨报国。但因晚年附和太师韩侂胄开禧北伐，而受到后人的訾议。《宋史·陆游传》云，“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12]（12059）《宋史》在陈述陆游与韩侂胄的交往史实时，借用朱熹的言辞对其晚节进行诋毁。虽然《宋史》将韩侂胄列入《奸臣传》中，但对于他的评价向来存有分歧，南宋周密就曾提出异议，谓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17]（59）陆游与韩侂胄的交往缘于其“志在恢复”的北伐行动，我们非但不能因此而讥讽陆游，反而更应该褒扬他的报国壮志。《总目》“放翁词提要”云，“盖游老而堕节，失身侂胄，为一时清议所讥。”[2]（2795）这仍是沿袭了朱熹一派理学家对陆游的评判，缺乏对史实进行严谨稽查。四库馆臣因为编纂时间的紧迫性，无暇求证诸种典籍，故“自不免因陋就简，仓卒成篇”[18]（49），往往得出不当结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有关陆游的气节问题，施光明在《陆游“不得全其晚节”说辩诬》[19]中阐述充分，此不赘述。
通过对贾似道、朱敦儒、陆游等人的历史考察，发现四库馆臣在评判文人的“气节”问题时，取证多从《宋史》或宋代理学家的片言只语中来，对于其他材料则或故意视而不见，故而评论时常有失偏颇。《总目》貌似“偏颇”的词集编纂思想，实渊源于满清时代的政治现实，亦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隐衷。“在朝理学，在野汉学”乃满清时代的思想现状，“乾隆的‘圣谕和政治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是一根‘红线”[20]（224-225）。因为乾隆皇帝提倡宋学的正统思想，宋学便一直高踞庙堂之上，而汉学则只能存在于民间，这必然深刻影响到了四库馆臣的编纂思想，使得“《四库全书总目》本身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着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20]（62），他们在编纂词学文献与词集提要时，能够自觉运用汉学客观严谨的考证方法，而在评论人物的品性气节时，往往又采用了带有理学家“成见”的片面的评判观点，这一点是必须要指出来的。
中国古代自孔子开始，便强调“有德者必有言”，认为人品决定着文品。四库馆臣在品评文人的气节时，一方面知人论世考察人品，一方面又着意于文品的艺术高下，体现出他们突破道统觀念的智识与勇气，并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直陈文章与德行相乖离的学术立场，“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2]（33） 在具体评价词人与词品时，坚持不因人而废言的价值取向，或“论人而不论其书”，或“论书而不论其人”。比如对于人品颇受訾议的南宋著名词人史达祖，《总目》“梅溪词提要”评判云，“达祖人不足道，而词则颇工。……然清词丽句，在宋季颇属铮铮，亦未可以其人掩其文矣。”[2]（2800）《提要》虽然批评吴文英“晚节颓唐”，但它同样持守“未以其人掩其文”的价值尺度，对梦窗词的艺术成就给予精当而透辟的评价。
三、 词史观念：《提要》对梦窗词艺术定位的评鉴思想
词体自其发生时起，就不受正统文人士大夫的重视。有关词体与词集的传统批评，主要通过词话品评与词集序跋等方式来实现。毛晋在刊刻《宋名家词》时，开创性地为数十种词集都撰写了跋语，即便不够精审舛误多见，亦可算是《总目》之先声。四库馆臣延续了封建正统士大夫的诗学观念，认为词体乃是卑下之文体，“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他们还从诗、词、曲流变的全景视角，指出词曲品格“层累而降”及其在诗学史上的附庸地位，“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2]（2779）四库馆臣虽然也轻视词体，但他们却能秉持宽容而通达的态度，在“词曲”类的一百多种词集提要中，步武毛晋却又撰写出超迈毛氏跋语的精当论断，结集而成中国词学批评史的早期形态。
四库馆臣在文体流变思想的观照下，“论析诗文源流正伪”[21]（323），突出了几位重要词人的词史转捩地位，“对词之流变，四库馆臣指出了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几个在词之流变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词人。”[22]《总目》采用纵横结合的编纂方式，既将词人放置于同时代文学现场进行横向比较，又将其置于中国诗学史进行纵向考察，进而由点及面地全景把握中国诗歌史的承续脉络。《提要》将梦窗词放置于两宋词史，乃至中国诗歌史的长河中，对其成就与不足进行评述，显示出杰出的艺术评鉴能力。《提要》首先对梦窗词进行整体性的词史定位，“其词则卓然南宋一大宗”，肯定梦窗词在南宋词坛高峰耸峙的局面中，能够自成一派的卓越地位，随后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比较品评。
（一） 有关南宋时期的梦窗词批评
梦窗词在南宋时期就赢得了同时代人的热切关注，其中既有吴文英的亲密知己，也有梦窗词的忠实读者。《提要》采用吴文英同时代的沈义父、张炎等人的批评意见，认为“所短所长，评品皆为平允”，试图还原梦窗词在南宋时的接受现场。“沈泰嘉《乐府指迷》称其‘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张炎《乐府指迷》亦称其‘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2]（2797）沈义父（泰嘉）是吴文英的亲密知己，二人交往频繁，其对吴文英及梦窗词的认识非同于常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记述二人的交往云，“余自幼好吟诗。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23]（43）沈义父瓣香梦窗，并将梦窗的填词方法总结为“作词四标准”，足见梦窗词在南宋中晚期的受众之广。沈义父对梦窗词了解深切，故既能看到梦窗词有着清真词的美妙之处，又能指出其字面难以理解的晦涩之弊，评论客观公允。与吴文英同时而稍晚的词人张炎，致力于对有宋一朝的词体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他在《词源》（《提要》中误将《词源》写成《乐府指迷》，同时摘引亦有错失）中着重对南宋词坛巨擘姜夔、吴文英进行对比评述，并提炼出“清空”“质实”这对词学审美范式。“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23]（16）张炎心仪白石词的清空峭拔之趣味，而对梦窗词质实厚重之创作技法，则颇多讥议，称其为“七宝楼台”，宣告其对梦窗词的华丽字面与难解意涵的强烈不满。张炎的“七宝楼台”之论，以偏概全，贻误后学，其影响在千年词史上流波不绝。今人叶嘉莹有感于梦窗词被误读之遭遇，特撰写“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24]（113-169），为梦窗词的“蒙冤”翻案。
（二） 与北宋词人周邦彦的比较
毛晋在《梦窗词跋》中转录了尹焕序云，“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4]（794） 尹氏评语揭示出梦窗词在南宋时颉颃清真的特出地位，虽然学界对此评论尚有保留意见，但其中透露出梦窗词与清真词的渊源关系，却颇具词史价值。《提要》以毛晋本为底本，自然也会接受毛晋《梦窗词跋》的评述意见，进而考察梦窗词与清真词的渊源关系。但《提要》并没有被尹焕的评语所迷惑，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梦窗词与清真词之间存在的差距，“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2]（2797）。这正触碰到了梦窗词之软肋，那就是吴文英似乎才情不足，主要依靠字斟句酌的艰苦锤炼，运用种种“人工”手段方能建成其“七宝楼台”，失却了清真词和顺温婉、妙语天成的亲切情趣。四库馆臣洞烛幽微，从周吴二人同属一派的细微差别处，解读出词体发展的承续与新变，透露出两宋词史承衍流变的潜隐信息。《提要》的词史流变思想，启发了周济重新评估梦窗词的词史地位，并提出了“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25]（1643）的学词途径，深刻影响了有清一朝的词学创作与研治风尚。
（三） 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比较
四库馆臣还能穿越时代的光阴阻隔，由晚宋上溯至晚唐，考察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对吴文英的隔代影响。梦窗与商隐身世经历有着颇多相似之处，二人才华横溢却又都仕途蹭蹬，只得依附权贵沦为僚属。奔波劳苦与仰人鼻息的生存处境，让他们在创作诗词时，常通过“炫技”来将心事紧紧包裹，不愿让外人轻易解读他们的心事，故而他们的诗词作品多呈现出朦胧晦涩的锦绣字面与迷宫状的章法结构。从诗歌的情感层次与表现手法来看，二人的诗词作品确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故而《提要》谓“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2]（2797）。《总目》总纂官纪昀学诗由李商隐等诗家入手，有《李义山诗》等评点本传世，可谓李商隐研究的行家里手，因而其论断远非皮相的简单类比，而是深入二者的精神内核，从诗歌流变史中发掘出梦窗词与义山诗的类同义蕴，进而指出梦窗乃义山的隔代知音。概括来看，李、吴诗词的艺术风貌皆呈示出“隐秀”特质[26][27]，即字面的锦绣华美与内涵的隐晦难懂。《总目》“李义山诗集提要”条目亦指出，“商隐诗与温庭筠齐名，词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2]（2020-2021）可见义山诗的精髓与梦窗词何其相似乃尔。不过，仔细品味二人的诗歌作品后，就能发现它们在审美趣味等方面尚存在着较大差异，布衣词人吴文英为了生存，不得不干谒权贵，创作酬酢权贵的词篇，梦窗词往往充任为卖文求生的商品，其瑰丽字面下掩饰着词人难言的屈辱与仓皇的俗世身影；而小吏李商隐因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中，终生不得志郁郁寡欢，义山诗多为一个徘徊于情感与权力之间的绝望书生，自我救赎的沉痛哀吟，其诗境幽婉而寄托遥深。《提要》从诗歌发展史的高度，审视梦窗词与义山诗的渊源关系，发掘晚唐诗与晚宋词之间的流变历程，勾勒出古代诗歌史内在的演进轨迹。四库馆臣超拔前人的词集编纂思想，让他们在编纂词集提要时，能够见微知著，将个体与整体、当下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映照出他们对诗歌史普遍性规律的发现能力。
四、 结 语
纪昀及四库馆臣在宋学与汉学、儒学传统与时代政治等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徘徊于政治、道德、艺术等多维价值之间，自出心裁地发明出《总目》词集提要的编纂方法体系，其“批评的立场是正统而不僵化，正宗而不偏狭，大体上是开明通达的”[28]（89），“都与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相关，涉及艺术评价的历史性、评价的准则，以及如何看待作品的独创性、在历史上给它定位等问题。”[29]《总目》自成体系的词集提要编纂方式，既能体现出四库馆臣汉学考证的功力，又能折射出他们汲取宋学精神的光华，潜隐着四库馆臣自觉“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 [2]（1） 的学术取向。就《梦窗词集》的考证与品评而言，四库馆臣既重视词集版本流传与作家身世等实学问题，又重视词人的人格品评等道德考量问题，以及梦窗词的词史定位等艺术评价问题。虽然《提要》中的一些结论尚待商榷，部分考证或有失误失实之处，但瑕不掩瑜，其突破时代学术格局的编纂思想，以及具有历史意识的词学评鉴方法等精神遗产，定然衣被学人，非一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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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梦窗词提要；词集提要；编纂思想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68-07
词体文学自其兴起之日起，就被目为“艳科”“小道”，为正统文人士大夫所鄙视不屑。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时，秉持通达平正的包容态度，在“集部”收录词曲类二卷，词曲类存目一卷。《总目》词集提要远祧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有关词集目录的编创方法，以及明代毛晋《宋名家詞》的题跋内容，同时沾溉清初以来浙西词派尊崇“雅正”的词学理想，以及汉学考证与宋学思辨的精神理念，对自《花间集》到清初以来的一百余种词集进行版本校勘、作家品评、艺术评鉴，构建出自具体系的“词史”雏形。本文以词史上堪称“最难治”[1]（1-2）的梦窗词为例，通过辨正“梦窗词提要”[2]（2797）（以下简称《提要》）的撰写得失，具体而微地揭橥《总目》词集提要的编纂思想。
一、 版本考证：《提要》有关梦窗词集的校勘思想
考证学为清代最重要的时代思潮，梁启超将之与汉之经学、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并列为中国古代的四大思潮[3]（2），又谓“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3]（52）。考证学尊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对纪昀及四库馆臣产生深远影响。因而，《总目》的编纂亦以考证学为指导，对收录总目的经史子集等文献，进行细致的校勘比对，最终形成集大成性质的善本文献目录提要。
《梦窗词》为南宋中晚期的布衣词人吴文英所撰，在经历了晚宋的辉煌后，于元明两朝寂寞无闻，凭借明人毛晋汲古阁刻本《梦窗词稿》[4]（717-794）得以流传下来。《提要》首先指明，录入《总目》的梦窗词集正是来源于毛晋的汲古阁刻本，“此本即晋所刻，而四稿合为一集，则又后人所移并也”[2]（2797）。四库馆臣又在毛晋汲古阁刻本《梦窗词跋》的基础上进行考索，对梦窗甲乙丙丁四稿的编排次序进行考订，认为它“绝不以编年为序。疑其初不自收拾，後裒辑旧作，得一卷即为一集，以十干为之标目，原未尝排比先后耳。”[2]（2797）《提要》指出梦窗甲乙丙丁四稿，乃毛晋依十干为序，对收集到的梦窗词进行标目，而并非按照作品写作年代之先后顺序来编订词集。《总目》词曲类存目“宋名家词提要”条目中，亦如此评价了毛晋汲古阁刻本的刊刻情况，“其次序先后，以得词付雕为准，未尝差以时代。且随得随雕，亦未尝有所去取”[2]（2819）。毛氏在《梦窗乙稿跋》中也意识到了底本“错简纷然”[4]（756），但由于其考订不够审慎，甚至连白石词被误收《梦窗词稿》也浑然不觉。四库馆臣认为，毛晋的搜辑校刊之功实不可没，但他刻印词集时较为随意，考证校雠之功不足，并以明人朱存理《铁网珊瑚》所存录的梦窗新词稿作校勘比对，又从叶律、音韵、叶韵、脱韵、脱字等具体问题着手，兼及大量有错讹的词牌与词句，批评毛氏刻本“屡经传写，多有讹脱”、“校刊皆未及是正”，并一一指摘其谬误。
四库馆臣深知毛本的缺漏所在，但苦于梦窗词善本阙如，资料匮乏，又不得不依据此本对梦窗词集进行编纂，导致延续了毛本舛误之憾。虽然四库馆臣在梦窗词集版本校勘方面尚存瑕疵，但他们考镜源流、去伪存真的考证精神，却开启了晚清时期研治校勘梦窗词的先河。杜文澜、晚清四大家、陈廷焯等清代名家，都对梦窗词集校勘与评注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朱彊村毕生孜孜矻矻四校梦窗词，“彊村四校定本”成为最精准完善的梦窗词集。“《疆村丛书》等词籍校勘的典范之作的出现，则与《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重视词籍校勘分不开。”[5]可以说，《总目》词集版本校勘的思想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词学研究。
二、 知人论世：《提要》有关吴文英身世及气节的考辨思想
作为南宋江湖词派的一员，吴文英布衣终身，沉沦下僚，“以词游公卿间，晚年困踬而死”[6]（256）。为生计所迫，吴文英依靠游幕权贵，过着仰人鼻息的卑微生活，其中不乏与吴潜、史宅之、魏峻、赵与芮、贾似道等权势显赫的贵人有过深刻的交往。而正是因为与“奸臣”的交集，让吴文英的人格品行饱受后人诟病。四库馆臣奉行汉学考证方法，对凡被录入《总目》的作家，多采用“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考索其身世履历、道德品性与人格气节。
（一） 《提要》有关吴文英的生卒年考辨
“知人论世”批评方法重视作家的身世考证。《提要》开篇即陈述了梦窗的身世，“文英字君特，梦窗其自号也。庆元人。”生卒年是身世考证的题中之义，但《提要》没有述及梦窗的生年，只对其卒年给予推论，“案文英卒于淳祐十一年辛亥”，其判断的依据为“晋原跋可考”，“所录绝笔《莺啼序》一首，残缺过半”。毛晋汲古阁刻本《梦窗词稿》附录中存有“绝笔《莺啼序》一调”，词句残缺不全，阙末题署“淳祐十一年二月甲子，四明吴文英君特书”。毛晋所搜辑到的《莺啼序》词篇残缺不全，他据此在《梦窗词跋》中给出“遗缺甚多，盖绝笔也”[4]（794）的断语，这是想当然的误判。《提要》以讹传讹，依据毛晋的误判，推断出吴文英的卒年。
有关吴文英的生平，由于资料短缺，精确的生卒年份至今尚无定论。但对于四库馆臣仓促给出的梦窗卒年，学界则普遍不予认可。杨铁夫在《吴梦窗事迹考》中，对梦窗的生平与交游考订详实，他对于毛晋及四库馆臣仅凭毛本《莺啼序》字句缺漏的表象，就推断出梦窗卒于此年的结论极为不满，他认为“毛意盖因《莺啼序》词，字句中多缺略，疑为病中书不成字使然，词末署‘淳祐十一年二月甲子，四明吴文英君特书，又为他词所无，故有绝笔之说。不知此乃后人从丰乐楼壁上抄出，中多缺略者，醉不成书，或写后漫灭也。其末有年月姓名者，抄者全录也。此正梦窗大书望幸，兴酣采烈之时，岂绝笔哉。”[1]（33）杨氏的看法切中毛晋要害，则毛本的推测也就难以立足了。南宋笔记《武林旧事》在“湖山胜概”卷中提及丰乐楼时亦云，“吴梦窗尝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7]（123），时人的记述，也力证了在丰乐楼壁题写《莺啼序》时，梦窗还正当年。在杨铁夫、夏承焘、陈邦炎、谢桃坊等前贤时彦的考证推求下，当前学界有关梦窗的生卒年已基本廓清，钱鸿瑛综合诸家所论，认为梦窗生于宁宗开禧元年（1205）前后，卒于度宗咸淳六年（1270）左右[8]（9-17），其说法大体可以采纳，《提要》梦窗卒年之误也终于得到了纠正。
（二） 《提要》有关梦窗与姜夔、辛弃疾的交游考论
“知人论世”的批评语境呈示开放姿态，它不局限于作家本人的身世经历，而是将作家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通过其与诗朋酒友的交往来参互了解他的生活与创作。吴文英的交游范围很广，据杨铁夫考证，约有六十余人[1]（37）。《提要》首先关注与吴文英密切交往的数位词坛巨擘，“文英及与姜夔、辛弃疾游，唱和具载集中。”四库馆臣的这一发现，是对毛晋汲古阁刻本《梦窗词跋》“四明吴君特从吴履斋诸公游”[4]（793）一句的引申与发挥，并由此考索梦窗词集中的有关作品与词题，得出梦窗与姜夔、辛弃疾交游的论断。其实，姜夔、辛弃疾二位词人，根本就与吴文英的生命轨迹没有交集，《提要》在毛本错谬的基础上，再次判断失误，造成了“一厢情愿”式的误判。
《梦窗词集》收录了梦窗与姜石帚相与唱和的词计六首，从梦窗赠石帚诸阙词的题记可以看出，吴姜二人情谊深重，交游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可惜《提要》失考，竟误将姜石帚当作了姜夔。其实，只要参详姜夔与吴文英大致的生卒年份，此类误判即可避免。据考证，姜夔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生，卒于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年[9]（425-445），从前述吴文英的生卒年来看，二人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梦窗与姜石帚还有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交游，显而易见，《梦窗词集》中与梦窗相与酬唱的姜石帚一定是另有其人[10]。同样地，梦窗与稼轩也没有任何交集。据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考释，辛弃疾生于高宗绍兴十年（1140），卒于开禧三年（1207）[11]（121-269），从生卒年即可看出辛弃疾与吴文英不可能有交往。夏承焘在考辨吴文英与姜、辛的交游时认为，“前人误以为石帚当姜夔，予为《白石道人行实考》已辨之；汲古阁本《梦窗词》甲稿有《洞仙歌·赋黄木香赠辛稼轩》一首，则是姜夔词误入；《提要》皆失考；梦窗年代不及上交姜、辛也。”[9]（457）夏氏的考辨，厘清了梦窗与辛、姜的关系，已成不刊之论。四库馆臣可能正是根据汲古阁刻本《梦窗词稿》甲稿中误收的白石词《洞仙歌·赋黄木香赠辛稼轩》一阙，而误判出吴文英与姜、辛二人的这段交往经历，可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四库馆臣在进行《提要》撰写时，能秉持汉学考证之精审严谨，披沙拣金，用约略数语，概述词人的身世经历，非大手笔不能。但我們也要认识到，四库馆臣因编纂时间的仓促及参阅资料的限制，往往难以跳脱前人陈见，更难以对作家作品进行严格的批评审视，这就容易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判断失误。我们需对《提要》的考证结论重新予以辨正，以免在学术传播的过程中，让其断论陷入以讹传讹的循环中。
（三） 《提要》有关吴文英气节的考论
《提要》在叙述吴文英与权贵的交游时，提到“又有寿贾似道诸作，殆亦晚节颓唐，如朱希真、陆游之比。”贾似道是梦窗交游网络中的一位达官贵人，四库馆臣例举贾氏，盖因其为官不仁，品行有亏，从而推论出吴文英“晚节颓唐”。《提要》还顺带提到了与吴文英行迹类同的著名词人朱敦儒（字希真）与陆游，认为他们都是“晚节颓唐”的一类文人，态度上多鄙夷不屑。我们有必要细读南宋史实，对《提要》的气节批评进行辩证分析，对南宋时期进入权贵交际圈的江湖文人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进而匡正《提要》的谬误，再现历史原貌。
首先考察贾似道。有关南宋丞相贾似道的资料，多流传于宋元时代的笔记中，如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齐东野语》，以及近人丁传靖所辑的《宋人轶事汇编》等。《宋史·贾似道传》亦根据诸种笔记材料加工而成，“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12]（13784）传中类似评语尚有多处，贾似道的邪恶形象就此定格于史籍。历史原貌本来如此吗？今人对有关史料进行考索后发现，由于介绍贾似道生平事迹的笔记，大都出自对故国充满思念之情的周密等遗民文人之手，舛误失实之处不少，故而“《宋史·贾似道传》采自笔记材料处甚多，不可尽信”[13]。其实，对于贾似道的品评，也应该历史地来看，贾氏初入朝政时的政绩不错，在重要军事行动中富有智谋与胆略，当时颇有声望的士大夫刘克庄盛赞贾氏在鄂州之战中“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14]（3431）可见贾似道在专权之前，还是颇有作为的，对其不可全盘否定。叶嘉莹认为江湖文人为达官贵人献词的行径，实乃南宋一朝习以为常的社会风气，“就社会背景言之，则南宋之世的一些权贵显宦原来就曾流行一种喜欢豢养词人以为门客的风气……吴文英曾留有几首赠贾似道及寿嗣荣王与芮夫妇的词，盖亦一时风气使然。”[15]（281）不能仅据吴文英与贾似道有过酬赠交往的史实，就轻易给吴文英扣上气节全丧的帽子。四库馆臣未能详考贾似道事迹与时代风习，而受《宋史》及相关笔记影响，推论出吴文英“晚节颓唐”，结论有失草率。夏承焘在《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中，对梦窗与贾似道的交往行为评判道，“梦窗以词章曳裾侯门，本当时江湖游士风气，固不必诮为无行，亦不能以独行责之；其人品或贤于孙惟信、宋谦父，然亦不能拟为陈师道。此平情之论也。”[9]（485）夏氏评判非常中肯，可以作为历代漂泊江湖干谒权贵的文人群体的一个断语。类似吴文英这样沉沦下僚的江湖文士，他们与权贵交游酬唱的经历，实乃迫不得已的求生使然，我们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而不必过分苛责。
次看朱希真。朱敦儒是北南宋之交的著名词人，其词集《樵歌》开启了南宋的隐逸词派。《宋史·文苑传》评价他“志行高洁，虽未布衣而又朝野之望”[12]（13141），周必大《朱希真出处》谓其“有经世之才，静退无竞，安于贱贫”[16]（16）。因为生活困顿，朱敦儒晚年为子孙后代的出路着想，接受了宰相秦桧的邀请，出任鸿胪少卿一职，让他背负了晚节不保之污名。《宋史·文苑传》记载道，“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桧死，敦儒亦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云。”[12]（13142）四库馆臣可能介怀于朱敦儒结交秦桧的史实，对其卑污人品万般不齿，故而在《总目》“词曲类”中拒绝收录《樵歌》，宁愿让“全书不全”，也不愿让其厕身于《总目》，可偏偏又让希真无辜地现身于《提要》中，作为“晚节颓唐”类文人的代表，足见他们对朱敦儒的成见之深。对待朱敦儒的出处问题，我们同样要怀有一种同情之理解，而不能因为其晚年误入奸臣之罗网，就对其人格与词章一概否定。宋时人就对朱敦儒的遭遇满怀同情，“其实希真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识者怜之。”[16]（18）朱敦儒因为爱子畏祸才屈从秦桧，其出处行为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的。
再看陆游。南宋大诗人陆游，一生耿介正直，慷慨报国。但因晚年附和太师韩侂胄开禧北伐，而受到后人的訾议。《宋史·陆游传》云，“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12]（12059）《宋史》在陈述陆游与韩侂胄的交往史实时，借用朱熹的言辞对其晚节进行诋毁。虽然《宋史》将韩侂胄列入《奸臣传》中，但对于他的评价向来存有分歧，南宋周密就曾提出异议，谓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17]（59）陆游与韩侂胄的交往缘于其“志在恢复”的北伐行动，我们非但不能因此而讥讽陆游，反而更应该褒扬他的报国壮志。《总目》“放翁词提要”云，“盖游老而堕节，失身侂胄，为一时清议所讥。”[2]（2795）这仍是沿袭了朱熹一派理学家对陆游的评判，缺乏对史实进行严谨稽查。四库馆臣因为编纂时间的紧迫性，无暇求证诸种典籍，故“自不免因陋就简，仓卒成篇”[18]（49），往往得出不当结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有关陆游的气节问题，施光明在《陆游“不得全其晚节”说辩诬》[19]中阐述充分，此不赘述。
通过对贾似道、朱敦儒、陆游等人的历史考察，发现四库馆臣在评判文人的“气节”问题时，取证多从《宋史》或宋代理学家的片言只语中来，对于其他材料则或故意视而不见，故而评论时常有失偏颇。《总目》貌似“偏颇”的词集编纂思想，实渊源于满清时代的政治现实，亦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隐衷。“在朝理学，在野汉学”乃满清时代的思想现状，“乾隆的‘圣谕和政治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是一根‘红线”[20]（224-225）。因为乾隆皇帝提倡宋学的正统思想，宋学便一直高踞庙堂之上，而汉学则只能存在于民间，这必然深刻影响到了四库馆臣的编纂思想，使得“《四库全书总目》本身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着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20]（62），他们在编纂词学文献与词集提要时，能够自觉运用汉学客观严谨的考证方法，而在评论人物的品性气节时，往往又采用了带有理学家“成见”的片面的评判观点，这一点是必须要指出来的。
中国古代自孔子开始，便强调“有德者必有言”，认为人品决定着文品。四库馆臣在品评文人的气节时，一方面知人论世考察人品，一方面又着意于文品的艺术高下，体现出他们突破道统觀念的智识与勇气，并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直陈文章与德行相乖离的学术立场，“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2]（33） 在具体评价词人与词品时，坚持不因人而废言的价值取向，或“论人而不论其书”，或“论书而不论其人”。比如对于人品颇受訾议的南宋著名词人史达祖，《总目》“梅溪词提要”评判云，“达祖人不足道，而词则颇工。……然清词丽句，在宋季颇属铮铮，亦未可以其人掩其文矣。”[2]（2800）《提要》虽然批评吴文英“晚节颓唐”，但它同样持守“未以其人掩其文”的价值尺度，对梦窗词的艺术成就给予精当而透辟的评价。
三、 词史观念：《提要》对梦窗词艺术定位的评鉴思想
词体自其发生时起，就不受正统文人士大夫的重视。有关词体与词集的传统批评，主要通过词话品评与词集序跋等方式来实现。毛晋在刊刻《宋名家词》时，开创性地为数十种词集都撰写了跋语，即便不够精审舛误多见，亦可算是《总目》之先声。四库馆臣延续了封建正统士大夫的诗学观念，认为词体乃是卑下之文体，“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他们还从诗、词、曲流变的全景视角，指出词曲品格“层累而降”及其在诗学史上的附庸地位，“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2]（2779）四库馆臣虽然也轻视词体，但他们却能秉持宽容而通达的态度，在“词曲”类的一百多种词集提要中，步武毛晋却又撰写出超迈毛氏跋语的精当论断，结集而成中国词学批评史的早期形态。
四库馆臣在文体流变思想的观照下，“论析诗文源流正伪”[21]（323），突出了几位重要词人的词史转捩地位，“对词之流变，四库馆臣指出了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几个在词之流变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词人。”[22]《总目》采用纵横结合的编纂方式，既将词人放置于同时代文学现场进行横向比较，又将其置于中国诗学史进行纵向考察，进而由点及面地全景把握中国诗歌史的承续脉络。《提要》将梦窗词放置于两宋词史，乃至中国诗歌史的长河中，对其成就与不足进行评述，显示出杰出的艺术评鉴能力。《提要》首先对梦窗词进行整体性的词史定位，“其词则卓然南宋一大宗”，肯定梦窗词在南宋词坛高峰耸峙的局面中，能够自成一派的卓越地位，随后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对其进行比较品评。
（一） 有关南宋时期的梦窗词批评
梦窗词在南宋时期就赢得了同时代人的热切关注，其中既有吴文英的亲密知己，也有梦窗词的忠实读者。《提要》采用吴文英同时代的沈义父、张炎等人的批评意见，认为“所短所长，评品皆为平允”，试图还原梦窗词在南宋时的接受现场。“沈泰嘉《乐府指迷》称其‘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张炎《乐府指迷》亦称其‘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2]（2797）沈义父（泰嘉）是吴文英的亲密知己，二人交往频繁，其对吴文英及梦窗词的认识非同于常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记述二人的交往云，“余自幼好吟诗。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23]（43）沈义父瓣香梦窗，并将梦窗的填词方法总结为“作词四标准”，足见梦窗词在南宋中晚期的受众之广。沈义父对梦窗词了解深切，故既能看到梦窗词有着清真词的美妙之处，又能指出其字面难以理解的晦涩之弊，评论客观公允。与吴文英同时而稍晚的词人张炎，致力于对有宋一朝的词体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他在《词源》（《提要》中误将《词源》写成《乐府指迷》，同时摘引亦有错失）中着重对南宋词坛巨擘姜夔、吴文英进行对比评述，并提炼出“清空”“质实”这对词学审美范式。“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23]（16）张炎心仪白石词的清空峭拔之趣味，而对梦窗词质实厚重之创作技法，则颇多讥议，称其为“七宝楼台”，宣告其对梦窗词的华丽字面与难解意涵的强烈不满。张炎的“七宝楼台”之论，以偏概全，贻误后学，其影响在千年词史上流波不绝。今人叶嘉莹有感于梦窗词被误读之遭遇，特撰写“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24]（113-169），为梦窗词的“蒙冤”翻案。
（二） 与北宋词人周邦彦的比较
毛晋在《梦窗词跋》中转录了尹焕序云，“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4]（794） 尹氏评语揭示出梦窗词在南宋时颉颃清真的特出地位，虽然学界对此评论尚有保留意见，但其中透露出梦窗词与清真词的渊源关系，却颇具词史价值。《提要》以毛晋本为底本，自然也会接受毛晋《梦窗词跋》的评述意见，进而考察梦窗词与清真词的渊源关系。但《提要》并没有被尹焕的评语所迷惑，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梦窗词与清真词之间存在的差距，“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2]（2797）。这正触碰到了梦窗词之软肋，那就是吴文英似乎才情不足，主要依靠字斟句酌的艰苦锤炼，运用种种“人工”手段方能建成其“七宝楼台”，失却了清真词和顺温婉、妙语天成的亲切情趣。四库馆臣洞烛幽微，从周吴二人同属一派的细微差别处，解读出词体发展的承续与新变，透露出两宋词史承衍流变的潜隐信息。《提要》的词史流变思想，启发了周济重新评估梦窗词的词史地位，并提出了“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25]（1643）的学词途径，深刻影响了有清一朝的词学创作与研治风尚。
（三） 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比较
四库馆臣还能穿越时代的光阴阻隔，由晚宋上溯至晚唐，考察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对吴文英的隔代影响。梦窗与商隐身世经历有着颇多相似之处，二人才华横溢却又都仕途蹭蹬，只得依附权贵沦为僚属。奔波劳苦与仰人鼻息的生存处境，让他们在创作诗词时，常通过“炫技”来将心事紧紧包裹，不愿让外人轻易解读他们的心事，故而他们的诗词作品多呈现出朦胧晦涩的锦绣字面与迷宫状的章法结构。从诗歌的情感层次与表现手法来看，二人的诗词作品确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故而《提要》谓“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2]（2797）。《总目》总纂官纪昀学诗由李商隐等诗家入手，有《李义山诗》等评点本传世，可谓李商隐研究的行家里手，因而其论断远非皮相的简单类比，而是深入二者的精神内核，从诗歌流变史中发掘出梦窗词与义山诗的类同义蕴，进而指出梦窗乃义山的隔代知音。概括来看，李、吴诗词的艺术风貌皆呈示出“隐秀”特质[26][27]，即字面的锦绣华美与内涵的隐晦难懂。《总目》“李义山诗集提要”条目亦指出，“商隐诗与温庭筠齐名，词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2]（2020-2021）可见义山诗的精髓与梦窗词何其相似乃尔。不过，仔细品味二人的诗歌作品后，就能发现它们在审美趣味等方面尚存在着较大差异，布衣词人吴文英为了生存，不得不干谒权贵，创作酬酢权贵的词篇，梦窗词往往充任为卖文求生的商品，其瑰丽字面下掩饰着词人难言的屈辱与仓皇的俗世身影；而小吏李商隐因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中，终生不得志郁郁寡欢，义山诗多为一个徘徊于情感与权力之间的绝望书生，自我救赎的沉痛哀吟，其诗境幽婉而寄托遥深。《提要》从诗歌发展史的高度，审视梦窗词与义山诗的渊源关系，发掘晚唐诗与晚宋词之间的流变历程，勾勒出古代诗歌史内在的演进轨迹。四库馆臣超拔前人的词集编纂思想，让他们在编纂词集提要时，能够见微知著，将个体与整体、当下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映照出他们对诗歌史普遍性规律的发现能力。
四、 结 语
纪昀及四库馆臣在宋学与汉学、儒学传统与时代政治等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徘徊于政治、道德、艺术等多维价值之间，自出心裁地发明出《总目》词集提要的编纂方法体系，其“批评的立场是正统而不僵化，正宗而不偏狭，大体上是开明通达的”[28]（89），“都与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相关，涉及艺术评价的历史性、评价的准则，以及如何看待作品的独创性、在历史上给它定位等问题。”[29]《总目》自成体系的词集提要编纂方式，既能体现出四库馆臣汉学考证的功力，又能折射出他们汲取宋学精神的光华，潜隐着四库馆臣自觉“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 [2]（1） 的学术取向。就《梦窗词集》的考证与品评而言，四库馆臣既重视词集版本流传与作家身世等实学问题，又重视词人的人格品评等道德考量问题，以及梦窗词的词史定位等艺术评价问题。虽然《提要》中的一些结论尚待商榷，部分考证或有失误失实之处，但瑕不掩瑜，其突破时代学术格局的编纂思想，以及具有历史意识的词学评鉴方法等精神遗产，定然衣被学人，非一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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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