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档案文化产品的比较研究
陈燕萍
摘? 要：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为比较对象，基于文献调查和网站分析，发现中美档案文化产品在政策支持、理论基础两方面存在相同点，并且从理念建设、资源建设、形象塑造、人性化服务和综合效益五大方面比较了二者的不同点。文章认为中美公共档案馆发展历程和中美公民权利意识的差异是导致二者不同的原因，同时总结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创意设计、跨界合作、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源运用方面为中国提供的经验。
关键词：档案文化产品;档案馆;中国;美国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literature survey and websit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archival products in terms of policy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basis. And from the concept construction， the resources construction， the image shaping， the humanity service and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five aspects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ublic archiv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civil rights consciousn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t the same time， it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reative design，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use of social resources for China.
Keywords： Archival Cultural products; Archives; China; USA
隨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档案馆作为我国的重要文化机构，理应要为公众提供喜闻乐见的档案文化产品，满足公众的档案文化需求。目前国内学界对档案文化产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策略、模式、问题，对国外相应的研究只有黄霄羽、谭必勇、杨帆三位学者。但是没有学者将中国和美国档案馆的档案文化产品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文选取了中国的两家国家级档案馆和美国的一家国家级档案馆进行比较，以期能为我国档案文化产品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本文“档案文化产品”的概念既包括传统意义的档案编研成果，如大事记等史料汇编、档案复制品、档案展览等，也包括依托大众传媒开发的文化产品，如档案文献纪录片、档案电影等，还包括利用档案元素开发的档案艺术品、档案工艺品和档案工业品以及档案文化活动。[1]1 中美档案文化产品的相同点
1.1 政策支持。美国1948年的《行政程序法案》、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以及之后的《美国公民利用信息指南》对公民的信息利用自由权提供了保障。1955年的《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档案工作者要了解项目研究方法、编辑出版方法、资金筹措方法，为公众利益服务。[2]1966年为促进美国图书馆、博物馆与档案馆之间合作，《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法》应运而生，希望借此档案馆能具备像二者那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功能。2014年的《美国国家档案馆2014-2018年度战略规划》中指出未来工作的重点是要将国家档案馆转变成以用户为中心的组织，通过公共活动来创建一个统一的全国推广项目，让公众更多了解到政府的记录。[3]美国从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的角度对档案文化资源建设重要性和定位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为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利用起到了导向作用。
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八条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和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档案馆“文化事业机构”属性。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政府信息公开的层面对档案馆的开放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2012年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将档案馆和图书馆并列在文化与相关产业分类的第三层。[4]2016年4月，国家档案局印发了《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加强理念创新和手段创新，通过举办档案展览等活动有效传播档案文化，主动讲好中国档案故事。[5]
1.2 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档案馆的功能不再局限在为政权和机关服务，而是开始关注档案馆的文化功能的实现。档案馆作为档案文化产品的核心主体，档案的文化价值是档案馆文化功能实现的基础。而档案文化产品则是档案文化价值的凝聚，是档案馆文化功能的集中体现。档案的文化价值属性和档案馆的文化功能在国内外学者中逐步得到了认可和巩固。T.R·谢伦伯格（Shellenberg）在1956年出版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说道：“公共档案是包括书籍、手稿和博物馆珍藏品在内的文化财富的一种。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公园、纪念碑和各种建筑物。”[6]杰拉尔德·汉姆（F·Geralad Ham）也基于档案的文化性质的重要性，鼓励档案工作者要基于对文化的全面思考去收集档案。[7]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J. Cox）认为21世纪档案的价值是凭证价值与知识价值的集合，而不再是之前单一的凭证价值，需要转向为社会公众服务。[8]
任汉中在《中国档案文化概论》中从档案馆科学文化事业机构的角度对档案馆文化贮存、文化传播等功能进行论述。[9]冯惠玲教授指出：“档案馆具有发展科学文化的功能，需要对档案所记载的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研究和开发，这是档案馆积累、传播文化功能的扩展和延伸。”[10]潘连根教授认为档案的文化价值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档案的认识价值、求真价值、传承价值等，实现档案的文化价值是摆在档案部门面前十分重要的任务和使命。[11]随着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热潮的兴起，围绕档案的文化价值、档案馆的文化性质、文化功能的内容及存在的问题等有关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多。2 中美档案文化产品的不同点
2.1 理念建设：档案馆和公众。理念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树立了正确的理念才可以对档案实践有导向作用。美国对民主和平等的崇尚，以及信息公开制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档案馆开始思考如何避免档案资源被淹没在信息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价值，保护公众的信息利用权。因此，档案工作者发挥创新精神，利用档案馆的文化开发丰富多彩的档案文化产品，致力于让公眾以更快捷的方式接触到档案文化资源，深化对档案文化资源的认知和利用，满足公众的档案文化需求。2007年颁布的《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2007-2017年战略规划》就明确提出了要通过举办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提倡和鼓励优秀、灵活、负责和创造，提升档案馆在公众中的知名度，突出文件的重要性。[12]《美国国家档案馆2017-2020年社交媒体战略规划》中指出档案馆的每一份文件都是讲故事的机会，需要运用社交媒体精致而引人注目的宣传，建立与公众的情感联系，增加对共同历史的理解。[13]美国公众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因素的影响，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档案意识，将档案视为一种文化遗产和找寻记忆和获得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中介，以及利用档案中的文化资源提升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因此，美国公众对档案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可也为档案馆积极开发利用档案文化产品奠定良好的理念基础，也激发了档案工作者的热情和干劲。
我国的档案文化产品出发点更多是为了科学研究抑或是迎合政务活动，聚焦点并不是社会公众。档案工作人员对自身没有清晰的定位，对档案的文化功能和档案的文化价值的理解流于表面。他们受着以往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打造档案文化精品的信心，不能用创新性的思维推动档案文化资源与公众需求的结合。同时，我国的社会公众也还是把档案馆视为“机要重地”，政治性和保密性的特点仍使得公众望而却步，利用档案的目的更多是局限在学术利用或是工作查询。公众并没有将档案馆划分为和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并肩的公共文化机构，档案休闲利用观念仍然缺乏，导致对档案文化资源价值的漠视和档案馆文化身份认同的游离。
2.2 资源建设：类型与主题。美国国家档案馆传统意义下的档案文化产品和新时代下的档案文化产品并重，类型丰富。档案出版物按主题、专业、类型和其他出版物进行了划分;档案复制品在官网上提供了“购买复制品和缩微胶卷”（Buy Reproductions and Microfilm）、“静态图像购买”（Order Still Picture Reproductions）等渠道;在官网上为档案展览开辟“online-exhibition”频道，并且在谷歌文化艺术（Google Art &Culture）也有专题展出，实体档案展览则与其他文化机构联手合作开展巡回展览;将制作的档案电影或者档案纪录片在YouTube平台上播放，观看总次数已超百万;在“网上商店”（National Archives Store）销售的以档案元素开发的档案艺术品、档案工业品的数量众多，目前可以说是世界上国家级档案馆中开发最为成功的。此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档案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充分探索新型服务方式，迎合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例如2014年的“Sleepover”活动，为了让公众更近距离感受国家档案馆镇馆之宝的魅力——《独立宣言》《宪法》《权利法案》，开创性地设计了让8～12岁的儿童和父母睡在保管这些法律的自由宪章圆形大厅里。该活动给予了各家庭在档案馆创造历史记忆的机会，极大地刺激了公众参与的热情。[14]美国国家档案馆对保存的文化历史资源进行多角度的集群开发，使档案文化产品的主题多元化，主要集中在政治主题、签名文化、城市建筑、音乐文化、饮食文化、法律法规、移民文化，主题的选定也是与美国国情特点相适应。
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简称二史馆）的档案文化产品类型更多的是传统意义下的档案编研成果以及依托大众传媒开发的少数文化产品。如一史馆推出的电视文献片《清宫密档》，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纪录片《故宫》，档案汇编成果有《明清档案出版物总目》《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以及《实说雍正》《香港历史问题档案图录》等研究著述、《清宫秘档珍品展》等档案展览。二史馆则是以档案汇编、影印出版物、图片集和工具书为主的档案编研成果。两个档案馆的档案文化产品主题主要是各时期的皇帝珍贵历史档案、重大历史事件、军政人物专题、城市印象，政治色彩比较浓厚，更侧重的是学术研究价值。与美国相比，每种主题下的产品类型比较单一，没有符合当代公众兴趣的焦点，文化休闲性有待提升。
2.3 形象塑造：线上和线下。在线下，美国国家档案馆建筑设计体现出了浓厚的文化内涵，营造了轻松、休闲的氛围。外表面采用的印第安纳石灰石和馆前竖立的几十根“克里斯”式的大圆柱，表现出了历史的厚重与深沉，使其成为华盛顿市最为壮观的建筑之一，对公众有极大的吸引力。馆内的空间区域充分接触周围的阳光和自然因素，馆内设有档案文化产品的实体商店，给人以开放性的文化机构的形象，将文化性和人文性融入到建筑设计，有利于提升公众对档案馆的文化认知。此外，美国国家档案馆还与旅游局展开合作，将档案馆收录在旅游指南中，引导世界各国的游客前来参观，提高知名度。这些都为档案文化产品的销售开拓了新渠道。在线上，美国国家档案馆在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注册账号“Archives Store”对商品进行了宣传，并且运用简短有力的标语给人印象深刻，如二战期间，美国妇女撑起了美国的工业，她们的共同名字叫“铆工罗西”，这个主题下的宣传标语就是“炫耀你的态度——We can do it！”。同时，美国充分调动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社交媒体工具推送相应的信息，很多档案文化活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制作海报进行宣传。如每年举办的“Ask An Archivist Day”都会将参与档案馆员的照片、名字、工作方向、讨论时间制作成一张宣传海报，在活动进行前不定期进行推送，加深公众的记忆。
一史馆位于北京市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二史馆坐落于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西侧，以红砖灰墙、顶部采用古代斗顶元素为特点，古色古香。但它们都有围墙围住，给人封闭严肃的感觉，不利于塑造开放的文化机构形象。在线上，与美国成熟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相比，一史馆和二史馆进展缓慢，没有形成线上线下全面联动。微信、微博作为目前国内最为活跃的社交平台，两家档案馆在2017年才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微博尚未注册。微信公众号的内容也缺乏对档案文化产品的宣传，公众只能通过档案馆官网才能获取档案文化产品信息。这就导致档案文化产品与公众获取之间的滞后性，不利于档案文化价值的实现。
2.4 人性化服务。第一，细节彰显人性化。在体验至上的时代，用户的体验对于产品的持久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站在用户的角度来设计产品可以增强用户的好感度。美国国家档案馆把《独立宣言》的复制件做成口袋书的大小，并且还包含了签名者旁边的插图和传记，便于用户阅读和携带。此外对每一种产品设计的历史、意义都有简单的介绍，减少用户的疑惑感。第二，划分用户群体。美国学者温德尔史密斯根据顾客需求的异质性和企业需要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市场竞争的依据提出了“客户细分”的理论。档案用户划分可以避免特定档案群体用户淹没在茫茫信息中，从而刺激和引导档案文化消费。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的“网上商店”中关于礼物的专区区分了男士和女士，儿童区设计了针对性的益智类拼图、棋盘游戏以及玩偶等，促使历史性与娱乐性的有机整合，寓教于乐。第三，注重档案文化产品的质量和用户的多样化需求。美国国家档案馆为档案复制件的材质和颜色提供多种选择。如独立宣言的高级框架文件为用户提供古董黄金和黑色两种颜色，添加柔和的不反光的亚克力材质，奢华低调。为静态图像的复制提供幻灯片、底片、电子产品等多种格式的服务。
一史馆和二史馆的档案文化产品缺少针对不同群体的个性化服务，档案编研出版物和档案展览学术型较强，针对低龄群体的产品几乎没有。对于一些想要购买编研出版物的公众，网站上也看不到相应的购买链接或者说明。两家档案馆对于举办的实体展览在官网上也没有提供信息通知，网上展览的图片没有提供放大观看的功能。
2.5 综合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实践能够带来综合性的效益，主要是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首先，在经济效益上，美国国家档案馆依托自身丰富的档案文化资源，借助线上线下多管齐下的宣传手段，不断提高档案文化产品的销售量，为档案馆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据统计，2016年，美国国家档案馆网上商店共完成12.4万余笔交易，总销售额达到270.4万余美元。[15]并且其经营所得的资金流向明确。如在“网上商店”标明，经营所得的收入将用于支持国家档案馆博物馆的展览、公共项目和教育活动。其次，在社会效益上，档案馆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及获得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如为庆祝美国“Archives month”与学术机构“美国诗人学院”（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合作;携手纽约时报公司，在其电子商务网站“纽约时报网站”（New York Times Syndicate）开辟了“Archives”專栏进行销售;借助社会志愿者来为档案文化产品进行宣传推广。因此，美国国家档案馆文化产品也赢得了公众的口碑和认可，有效地促进了其档案文化事业的延伸发展。如2015年举办的“精神共和国：美国酒精历史”展览已达4亿媒体印象。美国国家档案馆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用户已达6400万。[16]
由于一史馆和二史馆的档案文化产品缺少像美国国家档案馆那样的商业性开发，因此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限。在社会效益方面，引发公众共鸣和认同的档案文化产品主要集中在档案纪录片和档案图片汇编，如2004年一史馆和湖南广播电视集团合作《清宫秘档》，收视率一度占据前三名，获得了“国家音像制品奖”国家奖;一史馆、二史馆和中央电视台合作的《故宫》也引发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二史馆编制的《老照片——民俗风光》《老照片——服饰时尚》等一套“老”字丛书，装帧精美，是很好的大众文化读物。[17]3 中美档案文化产品差异的原因
3.1 中美公共档案馆发展历程的差异。1790年法国国家档案馆确立了“档案开放原则”后，向社会公众开放档案，满足公众的档案利用需求便是西方公共档案馆一直遵循的原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西方公共档案馆的为公众提供文化休闲服务的定位已经非常清晰。1934年美国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关于建立国家档案馆的法令》标志着美国公共档案馆的诞生，“以人为本，用户至上”一直是其核心理念。而我国的档案馆在一开始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封闭性，“重藏轻用”，对本身的功能定位也是局限在为领导机关服务上，缺乏对自身文化属性和社会公益属性的认知。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掀起的综合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建设热潮才将工作的重点转向社会公众和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由于长期游离在社会文化生活之外，目前档案馆的“文化边缘”的尴尬地位极大地制约了开发利用档案文化产品的能力以及档案工作者的动力。
3.2 中美公民权利意识的差异。美国的前身是西方的殖民地，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运动的发展以及随后的民主共和、理性主义扩张，不仅仅启迪了西方社会，同时也为美国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框架。[18]美国追求自由和民主、强调理性思考以及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价值观也得以形成。美国公民一向擅长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消费主义的盛行也使得美国公民更加关注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他们注重运用档案利用权获取知识，将档案利用权视为不可侵犯的一种权利。美国普遍盛行的档案文化权意识推动了美国档案文化产品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公民往往不注重对自身权利的利用，对自身拥有哪些权利也知之甚少。在公民权利意识缺位的状态下，加上公众对档案“存在感”偏弱，自然不会形成对档案文化产品有很大的需求，必然与美国活跃的档案文化产品存在很大差距。
4 美国给中国的经验借鉴?
4.1 注重创意设计，提升传播效果。很多沉睡在档案馆中的档案文化资源具有晦涩难懂性，是静态的。现代社会人们不再愿意接触冷冰冰的文字材料，如何动用我们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档案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性融合，用眼前一亮的创意去打动公众，是目前我国档案馆的文化产品开发利用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而美国国家档案馆举办的“American Archives Month”（美国档案月）活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借鉴。在举办的“Austin Archives Bazaar”（奥斯汀档案集市）中，活动组织者将娱乐与档案结合，添加创意性元素，让公众在悠闲而有趣的氛围下参加档案活动。他们邀请独立电影制作人和导演、家谱研究员来讲解他们是如何使用档案以及在档案中的有趣发现;设置了一个“The Preservation Station”（保存站），公众可以携带照片、旧信、家庭剪贴簿，这里有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教你保存这些记忆，从而让公众在动手中了解档案实践。[19]他们安排了受当地历史文化档案启发的特色鸡尾酒菜单，T恤和手提袋的现场丝网印刷以及为前150名参与者提供礼包，这些都是让参与者感到“赞叹”的独特性设计。
4.2 加强跨界合作，实现互助共赢。档案馆拥有珍贵的档案文化资源，其他机构拥有创意和技术，二者可以实现互补。从而缓解人们日益增长的档案文化需求与档案工作不能有效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使馆藏档案更好发挥价值。美国国家档案馆借助谷歌强大的内容制作技术，将展览在谷歌文化与艺术（Google Art& Culture）平台上展出，扩大了档案文化产品的受众范围。该项目运用谷歌地球和街景视图艺术，突破了原有观赏的局限性，高达10亿的像素让公众在网上就可以在线浏览展览作品的笔触特点。[20]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走进国家档案馆”系列，运用谷歌的技术高度还原了实体档案馆的建筑，用户可以通过放大拖动操作观看国家档案馆内部的雕塑、壁画、装饰，并且配有文字解说。目前美国国家档案馆已经在上面建立51个专题展，主题丰富，涉及2343个作品。有些专题还运用了3D虚拟技术，增强展览的真实感，提供了良好的用户体验。同时也与博物馆、图书馆、历史遗迹和文化中心合作，成立“国家档案旅游展览服务”（National Archives Traveling Exhibits Service），为其提供多样化的、负担得起的旅游展览，利用其他文化机构的潜在用户群来拓展档案文化价值实现的渠道。
4.3 强化公众参与感，增强公众的黏性。用户作为档案文化产品的使用者，其对档案文化产品的认可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品的口碑与发展。用户参与可以让我们更直观了解到用户的需求，培养用户对档案工作的认同感，扩大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利用工作的影响力，提高社会档案意识。如美国国家档案馆举办的“Archives Sleepover”亲子活动，在活动中加深对档案文化的认识。一史馆和二史馆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通过中小学“档案历史知识挑战赛”的活动，围绕主题撰写文章或者制作小视频，讓学生利用档案馆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证据支持主题进行阐述，鼓励公众的自我表达，对运用档案记录最为丰富和恰当的参与者进行奖励。此外，也可以让公众在档案网站上自己根据档案馆设定的主题，自己收集档案图片资料创建自己的展览，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NAA）举办的“Make you own exhibition”，主题有“为什么澳大利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展现”“重新安置老兵”。[21]极大地激发了公众查找利用档案资料的热情，在参与中增加对档案文化工作的认可度。
4.4 整合社会资源，减轻压力负担。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利用是一个耗时耗财的过程，档案馆人力物力有限，“单打独斗”并不是明智的选择，需要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力量，共同承担压力和风险。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充分借助国家档案馆基金会（NAF）平台来分担自身的工作，二者的精密合作更好地推动了档案文化事业的发展。基金会通过系统的捐助制度和融资方式，募捐到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为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同时，基金会提供的活动创意也为档案文化产品提供了智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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