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常态的俗世神话法则
何素平
〔摘要〕布扎蒂是意大利著名荒诞派小说家，素有“意大利的卡夫卡”之称，而其短篇小说的成就和影响更大。布扎蒂短篇小说直接暴露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揭示了隐藏在现实现象背后的人性及生活本质，体现了荒诞境遇中的人性法则、社会法则和人的异化，以超现实的形式表现了超越普通生活常态的具有神话虚构特征的社会潜性规则，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学价值和影响。
〔关键词〕布扎蒂；超越常态；俗世神话；法则
〔中图分类号〕I5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54-07
意大利小说家迪诺·布扎蒂（1906-1972）以其荒诞小说驰名世界文坛，他在小说、诗歌、戏剧和绘画等方面的显著成就，使他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并且经常与卡尔维诺、艾柯等大师并举。布扎蒂一生著有5部长篇小说，其中《鞑靼荒漠》（1940），1950年获得Halperine Kaminsky奖，为他赢得“意大利的卡夫卡”的赞誉。身为意大利《晚邮报》记者的布扎蒂，其短小精悍的“新闻体”短篇小说则更加脍炙人口，他一生创作了300多篇短篇小说，汇成7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六十则短篇》荣获1958年意大利最负盛名的Premio Strega文学奖。
但在我国学术界，迪诺·布扎蒂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他那些具有魔幻荒诞色彩的现代小说，遭到了不可思议的冷遇，长篇及短篇小说的汉语翻译很少，研究资料更是稀缺。《现代地狱纪游》是布扎蒂的中译小说集，包括31篇短篇小说，选译自布扎蒂法文版小说集《凯》、《巴里维纳的倒塌》、《楼梯之梦》和《难熬之夜》。这部小说集里的大部分作品是第一次翻译成汉语，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但却容纳了布扎蒂大部分短篇小说代表作，如《赛索利大街外传》、《魔服》、《埃莱比车厂》等。该小说集在1984年已经有了汉译本，关于它的研究，却仍然是一个空白，因此对这部小说集进行整体探索分析，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现代地狱纪游》中的小说，内容直指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体现了人性固有的劣根性以及荒诞环境对人性的異化，可以概括为超越常态生活现象的俗世神话，具体表现了生存环境、人性及其异化的潜在法则。“‘荒诞的原意是音乐概念中的‘不协调音。字典上注明它是‘不合道理和常规；不调和的、不可理喻的、不合逻辑的。”[1]（508）“超越常态”即非常态、变态，指现代人生活的非理性生活现实；“神话”指荒诞性小说情节；“法则”指制约人掌控人命运的人性本质和现实规则。这些小说揭示了善恶一元人性法则下的母爱、爱情、友谊、自私、狭隘、怯懦、厚颜、嫉妒等种种欲望，描写了人在社会生存法则下身不由己的生存和挣扎，凸显了人的自我在外在力量异化下的分裂、崩溃、直至幻灭，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人灵魂的深沉拷问。
一、 荒诞境遇里的人性法则
这是布扎蒂短篇小说阐释超越生活常态现象的第一种神话表达。人性是善恶一体的混合物，在荒诞生存境遇中，人性的善与恶会毫无遮掩，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布扎蒂小说所描写的人性恶的膨胀大于善的发挥，人性善常常在邪恶力量压榨下恶性发作，爆发出可怕的反作用力，决然向异己力量复仇，或颓然委顿，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妥协。在布扎蒂笔下，现代社会不大存在因果报应和良心发现这类道德律，弱者受到伤害，只有抗争到底或者彻底放弃，而深怀恶意的人，并不会受到良知的谴责。作家的立场虽然站在正义一方，但既不止恶，也不为善，正如萨特所言：“人们承受痛苦，并且因为没有遭受足够的痛苦而承受痛苦。我们所说的痛苦永远不完全是我们感觉到的痛苦。”[2]（136）作家对社会罪恶和人类命运无能为力，只能借魔幻手法宣泄不平。布扎蒂偶尔也会对平凡生活以写实手法进行描写，其中也有愧疚的悸动，有朴实的情怀，属于荒诞环境中，美善人性里温婉情愫的再现。
（一） 爱的威力
在整个自然界，母爱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而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母爱情感，更加表现出一种渗透了尊严和人格的崇高品质。《我只给女儿要一个球！》里的女仆吉达·索索是神圣母爱的化身。她为了女儿在儿童找球游戏中获得一个球，受到了老板娘太太的羞辱并夺走了球。愤怒的吉达顷刻间爆发出常人没有的超人力量，她出语成谶，凡是攻击侮辱她的人一一倒地死亡，使围攻她家的大炮坦克变成了废铁。最后联合国秘书长来找她谈判，吉达说：“我只给女儿要一个球！”[3]（211）这是一个伟大母爱于瞬间爆发出巨大力量的俗世神话，彰显了隐藏在荒诞情节背后的弱势者的悲愤情绪，体现了深层意义上的人性的原动力和反弹力。吉达身上的母爱力量，在遭遇荒诞生存法则挑战时，被瞬间激活，变成一种超乎寻常的特异功能，显示了世间至真至善的母爱威力。
爱情可以使人无限高尚，也可以使人无比卑微。“爱欲是保存一切生命的巨大的统一力量。”[4]（15）而当这种力量不够统一时，也就是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单恋时，沉重的爱欲就容易使失衡的天平下沉，怀疑、怨恨和自弃等心理疾患相应随之发生。《心甘情愿》写老夫少妻的心理对决，吕吉怀疑年轻貌美的妻子克拉拉在点心上撒了毒药，但当克拉拉生气要离开他时，他跪着求饶，将点心一口吞下。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罗阿在论及婚姻时说：“生存本能，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 [5] （8），吕吉这种不安全感，潜藏着更深刻的意识，一方面指丧失存在的价值，年轻美丽的克拉拉的爱情，是他人生价值的明证。另一方面他自身的生存意义附着在克拉拉身上，失去了她，意味着失去了生命的依托。它们都以爱情的名义出现，荒谬地诠释了失恋比死亡更可怕的命题。形象地说明人一旦为了某种外在意义而放弃了自我立场和独立人格，则会成为任他人控制和宰割的弱者，从而失去自我应有的生命尊严和个人价值。
受到伤害处于防卫状态的母爱有可能是强大的，而处于平和环境中的母爱通常是温馨的。《妈妈的回忆》是布扎蒂荒诞小说里少见的温情小诗，近乎一篇忏悔录。小说在运送妈妈灵柩的灵车缓行途中，回忆了妈妈“伟大又渺小”的母爱，以及“我”的淡漠使妈妈的心“慢慢熄灭”的愧疚。结尾写“我”在家里感觉到妈妈的存在，“我的每个动作、每句话似乎都有一个神秘的灵魂在听、在模仿。”[3]（284）作者通过这并非纯粹魔幻的细节，彰显了母爱柔性而永恒的力量，这样的情感因其微妙，反而有一种滴水穿石难以磨灭的魔力。但这种来自现代灵魂的伤感和忧郁，相较于传统小说中对母爱的感知，仍有很大的差别。传统文学中的血缘亲情简单真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体验与表达，无论善恶悲喜，都不存在任何非情感的障碍，具有直接“不隔”的特征。布扎蒂对母亲的愧疚之情，有一种遥远的隔膜，这种母子之间的疏离感，真实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情感的异化。
（二） 自私本性
自私是人之本性，而体现在友情中的自私就连鬼魂都感到绝望。朋友之谊在传统作家那里仍然是神圣的，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阿心目中的友情，类似《水浒》中的伟大友谊：“靠着忠诚，你能与伟大的心灵为伴，有如一个精神上的家庭。” [5]（88）但是，布扎蒂眼里的虚伪朋友已经达不到这种境界。《朋友们》对人类的情谊进行了简单的验证，其中的鬼魂阿巴尔希望在朋友家里待一个月，但是所有的好友包括神甫，都没有经受住这个试炼，把他拒之门外。小说写“这就是留在人间的为数不多的鬼魂不愿意和人类住在一起的原因。他们知道人是没有情谊的，是不可交的。”[3]（239）这种来自鬼魂的对人类的谴责，再次说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自私自利冷酷漠然，“人不如鬼”的真相令鬼魂伤心，而活人反倒习以为常。
一个人会在深夜收到寄给他的一颗原子弹吗？这显然是一个现代神话。而当这个神话寓言式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时，人性的自私本性便暴露无遗。《原子弹》里“我”所在的单元，忽然在深夜陷入动乱，因为有人送来了一颗原子弹。住户们惶恐不安，感到末日来临，最后发现原子弹上的标签是寄给“我”一个人的，其他人瞬间从灭顶之灾中解脱，继而对“我”幸灾乐祸。作者通过这一荒诞情节，揭示了人性的两个本质，一是恐惧，二是自私。在现代社会，人性的这两大弱点，在遭遇到猝不及防的灾难时，暴露得彻底充分，毫不掩饰，从而揭示了现代人陷入孤立无援处境的深层原因，昭示了现代世界里每个生命个体极端恶劣的生存处境，表达了那种无所不在猝不及防的灾难感、幻灭感和孤独感。
而当人类整体灾难降临时，有人因自己的厄运有全人类陪葬而欢呼，还有人关心一己之虚荣甚于对灭顶之灾的恐惧，这两种不同心态反映了同样的本性——自私。《海王星》由六篇日记构成，写“我”在医院里等候做手术的过程中，听说海王星要与地球相撞，自己因疾病带来的痛苦得到缓释，热切地希望此劫成真：“快点來吧，神圣的天体，别走错了路，用尽全部力量向我们飞来吧，把这个可恶的世界砸个稀巴烂！”[3]（185）而里格尔大夫关心的却是在地球毁灭前，让“我”阅读并鉴别一下他的诗稿。得知海王星事件只是个谣言，“我”感到失望。而结尾在海王星迎面而来的征兆和混乱中，“我”高兴得发疯，里格尔则催促我抓紧时间读他的诗。人类整体厄运、“我”的手术、里格尔的诗，在这里滑稽地衔接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每个人的自私，使他对别人的痛苦毫不介意，对人类整体厄运漠不关心，乃至欢欣鼓舞，这便从本质上探讨诠释了人类悲剧命运的根源。
（三） 孱弱与欲望的较量
人类本性中既有孱弱又有欲望，而懦弱的人常被贪欲炽盛的鼠辈所奴役。养鼠为患，人为鼠役，这是童话里出现的情节，布扎蒂的《鼠害》却漫画式地表现了这种荒诞生活的真实和残酷。《鼠害》写“我”的朋友乔万尼夫妇因为爱面子和性格怯弱，百般隐瞒成群的老鼠在他家里折腾的真相，最后硕大无比的老鼠成为他家里的主人，而乔万尼夫妻则变成老鼠的奴仆。小说借超现实的故事情节，揭穿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胆怯善良的人，常常姑息养奸，被“鼠”役使。人的命运被邪恶渺小的异己者所掌控，身不由己却无可奈何，而人类的可悲处境，却往往根源于貌似善良的奴性和自虐心理。
被种种懦弱心理捆绑的人，遭遇无耻的欲望之徒胁迫，跟遭遇暴力者控制一样可怕。而人之所以失去生活自主权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小人利用其弱点投其所好，从而陷入了他所布置的陷阱。《蛀虫》写人性中懦弱与无耻的两极交锋，结果是无耻者胜。小说写“我”不堪忍受赖在家里的骗子，开枪打伤他却反而受制于他，骗子因此阴谋得逞，占有了自己店铺的一半股份。这篇小说用荒诞故事的形式，又一次发露了人性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弱点：无原则的善良，容易被小人利用的同情心，以及被别有用心的恭维绑架的虚荣心。从而给人以心理警示，人应该正确认识自己、他人和人性，客观理智地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
一个人内在的孱弱与自我欲望的冲突和外在冲突一样强烈。人的自我一般能够接受理智的控制，而本我则会真实地再现理智与欲望的交战，这种冲突在梦里会表现得更为充分。荣格认为潜意识“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在道德律、美感及智慧判断方面，它是全然采取中立立场的。”[6] （38）但当人类的意识与之抗衡时，便会出现某种分裂，这是梦者恐惧和痛苦的根源。《楼梯之梦》中的“我”善于制造人类的噩梦，成功地蛊惑了梦中的钟表商吉乐·米维尔，让他的灵魂被一个女人的声音所引诱，在变形的楼梯间上下挣扎，形象地示现了人在欲望与恐惧交战中痛苦万分的处境，以及精神的上升与沉沦，难以自控的堕落与渴望救赎的愿望。
嫉妒则是另一种强烈的精神负能量。嫉妒本质上是自卑的表现，是孱弱人性之一种，但又是每个人最常出现且难以遏止的负面情绪。当嫉妒遭遇占有欲，便顷刻间丧失理智，一发而不可收。《嫉妒》一开始就写“我们是意念，是坏主意，是奢望、乖癖、恐惧和狐疑” [3]（212），“我”则是人性中嫉妒的化身。“我”选中一个热恋的年轻人做试炼对象，教唆他对恋人怀疑，陷入失眠和纠结。这篇小说是对复杂人性的一篇分析报告，表现猜疑嫉妒对美好爱情的摧残。“我”作为嫉妒心理的人格化，具有邪恶、冷酷、否定、幸灾乐祸等特征，是人性中的梅菲斯特。那个热恋的年轻人，表现出脆弱、怀疑、轻信、易受蛊惑等心理表征，是脆弱人性的化身。
二、 生存现实中的利害法则
这是布扎蒂短篇小说阐释超越生活常态现象的第二种神话表达。
“生活常态”在这里指伦理道德法律等一系列社会规范下的秩序井然的现实生活，“超越”了生活常态即是打破了原有生活秩序，使现实生活变得混乱无序。“无序”是针对传统秩序而言，实际上，是打破了旧秩序，制造了新秩序，即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突的现实利害法则。在布扎蒂的《现代地狱纪行》小说集里，为了现实利益出卖灵魂的交易比比皆是，或者是与恶人的交易，或者是与隐身不见的邪魔交易，而后者显然是个隐喻，其本质仍然指人在利害法则的驱使下良知泯灭，与利益掌控者进行邪恶交易的社会现象。
（一） 魔鬼协定
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交易，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法则，所不同的是，现代生活中的浮士德更卑微，梅菲斯特更险恶。《埃莱比车厂》就彰显了邪恶冷酷的社会法则。“我”本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等生，平庸世俗的同学巴尔扎与埃莱比车厂的老板——“老妖精撒旦变的”奥诺弗约交好，一夜发迹，飞黄腾达，后来在与突尔娜公主成亲后销声匿迹。而刻苦自尊的“我”年华老大，却一事无成，不得不屈尊与奥诺弗约讲和，却遭到魔鬼的拒绝。小说里的人物，不管自我奋斗还是与魔鬼订约，结局都是幻灭。前者是愿望不能实现的徒劳，后者是如愿以偿的冒险之后的消失。无论是人还是魔，有利可图是合作的前提。这篇小说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的残酷法则即利益原则，在这个法则之外，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并且遭到无情的嘲弄和唾弃，同时揭示了现代社会里人格尊严的彻底沦丧。在作者冷静叙事的背后，隐隐透露出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哀。
《魔服》中的诡密裁缝是现实中的又一个梅菲斯特，他为“我”制作了一件可以从口袋里不断摸出钞票的魔服，但那些钱都与别人因灾难失去的金钱数目相等，“魔服给我的钱全是不义之财，是从犯罪、血泊、别人的失望和生命中得来的，是地狱里的钱” [3]（65）。惊恐的“我”把魔服烧成灰烬，但是，有个声音说：“太迟了，太迟了！”[3]（66）所有的不义之财随魔服的消失而消失，但“我”仍然忐忑不安，等着那个魔法裁缝来算账。这篇小说再一次强调与魔鬼合谋即能一夜暴富的现实法则。与《埃莱比车厂》相比，《魔服》更神秘更直接，因而更让主人公惊悚。《埃莱比车厂》中的自我妥协与人格沦丧，在《魔服》中被正义的声音所替代，从而为现实中的魔鬼交易敲响了丧钟。
与上述两篇小说相比，《艾斯坦赴约》更神秘。上述人魔交易是用灵魂换取利益，这篇是智者以生命为代价，与魔鬼在智慧上进行的较量。小说写艾斯坦教授用三十年时间研究“宇宙曲线”快要功成：“现在他一下子看到了宇宙曲线，也就是整个空间和时间。……他看到了红尘的全部秘密。”[3]（99）索命魔鬼命他在两月内完成研究，艾斯坦如期得到结果：“红尘也就是那么回事，世界已经井然有序了。” [3]（105）魔鬼放过了艾斯坦，原来是“阎王老板”让他借索命来督促艾斯坦，因为地狱对他的研究很满意。小说全部的奥秘，就在于艾斯坦的研究应验了梅菲斯特的虚无主义：“我是常在否定的精灵！” [7]（81）一个人丧失了永不满足永远追求的浮士德精神，就成了魔鬼的同谋。所谓研究，即生命体验和对生活真相的探究。
（二） 利己原则
在布扎蒂的小说中，对社会不良规则的揭示，常常与人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极端利己主义既是世俗社会不变的法则，也是人性最鲜明最根深蒂固的弱点。《盛名之下》里国际著名医学教授的弟子马拉斯卡，投毒谋杀被误诊的病人，来保全恩师的声誉。这篇小说以骇人听闻的超现实情节，说明在俗世名利面前，职业声誉大于他人生命，而职业声誉是名利的保障。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布扎蒂在揭露邪恶人性与社会弊端的作品中，不再贴上作家主观批判立场的标签，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不动声色地叙述事实真相，反而达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效果。这种带有“零度叙事”特征的叙事方式，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与传统作家的重要分野之一。
权力角逐体现了名利场上最残酷的竞争，反映了最冷酷势利的人性，而现代社会已然将这种践踏人性的现象常态化，布扎蒂以荒诞手法漫画式地揭示了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职场规则，从而彰显了权力使人性异化的事实。《权力和人情》中的财政部长克洛迪·里西去上班，可是没人认识他，他所有部长的特权全被取消，继而他被当成应聘者成了清洁工，只好跪在地毯上擦洗沙发。克洛迪想：“不是爆发了革命，也不是他被突然撤职，更不是发生了什么误会，而是命运之神在作怪。……上升下跌，这是自然规律！”[3]（121）这个“自然规律”的含义，一指即职位的升降规律，二指权力与人情的关系。无论什么原因，最终都会下台，而丧失权力后，部长与清洁工毫无区别，可谓一语道破了权力和人性的本质。
毕生在报社工作的布扎蒂，对新闻行业的内幕和记者职业的潜性规则有着切肤体验，更加了解其间包藏的职业利己主义者的反人道心态。《泥石流采访记》这篇小说，便以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经历为线索，本质地揭穿了新闻的真相和弊端。记者乔万尼奉命采访的泥石流，竟是三百年前的遗迹。苦于无法交差的他，“忽听背后传来一阵轰隆声，似乎整个大地都颤动了……他马上刹住车，心里不禁升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3]（168）在职业新闻记者看来，完成采访任务胜过村民的安全，又一次证明了社会法则的残酷和人性的自私。说明现代社会的行业竞争和职场压力，不仅摧毁了个人的良知，同时摧毁了人性善的堤坝，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天平越来越向行业和个人利益倾斜。
（三） 假相掩盖本质
美国心理学家卡梅伦·韦斯特在他的著作《24重人格》里，描述他自己人格分裂的痛苦时这样说：“我不再理睬我那群分身，但我越回避他们，情况就越糟糕。我心中的安乐室不再充满欢乐气氛。”[8]（281-282）在良性发展的社会环境里，人的存在应该名实相副，人格统一，个人形象表里如一，成功的光环也应该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如若不然，一定会像卡梅伦·韦斯特那样感到不安，但在布扎蒂的小说《赛索利大街外传》里，每个人的身份与真相都大相径庭，在美善的现实形象之下，隐藏着邪恶的事实真相而心安理得。在荒诞生存环境中，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一段冒险史”。在名利场上角逐的人们，既互相发漏隐私，又彼此包羞隐恶，社会道德不得不以虚伪的幌子苟存。人人以假面示人，以假相存在，但现代社会的人们或不明真相，或习以为常。人的存在不再透明，外在身份标签与真实经历不再统一。“我是谁”不仅仅是一个追问个人存在本质的哲学命题，而直接成了模糊自身身份的现实问题，这便从根本是否定了人的存在感、价值感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作家的创作成就是天赋才华与辛勤耕耘的结果，作品是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而创作成果则是实实在在毫不掺假的劳动产品。《替身作家》里没有写作天才的“我”，靠搜集“偷盗、车祸、婚丧嫁娶”的马路新闻在报社混日子，一个自称依雷阿诺·比萨的人，愿意源源不断地提供小说佳作让“我”署名发表，条件是百分之八十的稿费归他所有。近三十年的合作，终因替身作家讹诈不遂罢工而崩盘，“我”因此不得不向主编和盘托出真相。这篇小说所要揭示的是名利交易的现实法则，揭露某些不择手段沽名钓誉的卑劣小人的不法行径，具有批判现实的意味。但通過超现实手段的夸张描述，使得小说具备了某些深层隐喻。那个替身其实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即我的贪婪、物质主义，以及为金钱写作的潜意识。金钱与声名是俗世创造的驱动力，当这种交易得不偿失时，创造力就枯竭（罢工）了。
同样地，人的才华与创造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会受到自然规律（衰老）的制约，任何个人都无法抗拒这一铁的定律。但《作家的秘密》中的老作家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将自己创作的衰退归于自己的善良——怕伤害了同行，同时在遗书里说自己一直“在偷偷写真正的书”。当他死后，人们打开了保险柜，里面只有十二个夹着白纸的大厚夹子。这篇小说的内涵可以表层地理解为对虚荣心的讽刺，还可以发掘其较为深层的涵义，即人的有限创造力与无止境的名利欲望之间的冲突，犹如晚年浮士德经历的第五个悲剧，只是在幻想中实现了他的最高理想，从而表明悲剧人生的根源，就在于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错位。
三、 荒谬环境中的异化法则
这是布扎蒂短篇小说阐释超越生活常態现象的第三种神话表达。
“荒谬”指不可理喻的生存环境，“异化”指人的非人化存在状态。二者互为因果，荒谬环境是因，人的异化是果，反之亦然。因果律是牢不可破的逻辑，而现代社会几乎就是荒谬集中营，但仍然有出路，诚如加缪所言：“生活着，就是使荒谬生活着。而要使荒谬生活，首先就要正视它。”[9]（63）而布扎蒂小说中的人物，却缺乏这种生命自觉。换言之，他们宁愿荒谬地生活着，宁愿被异化，自欺欺人以求俗世生活中的一己之幸运。他们信奉俗世生活法则那些伪真理，被种种外在于自我的事物改变初衷，乃至被主观臆想所掌控所异化。
（一） 被俗世“真理”异化
俗世生活的某些规则，常常被人们奉为人生“真理”而奉行不悖，并因此而获得现实的“成功”，殊不知却远离了正道和自己的初心。《医生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篇社会诊断与人性剖析的特殊病历证明。身心状况良好的“我”去做定期体检，却被“我”的医生朋友“诊断”为“死”了：“你随波逐流、追逐世俗，把躯体和灵魂都世俗化了，你不再为人类的命运忧虑和悲伤了，所以你成了行尸走肉。”[3]（198）这篇小说虽然过于说教，“席勒式”地由作品人物直接说破主题，但这个主题本身是深刻的，即人性中真正的美德被世俗真理即存在法则所异化，就意味着个人精神生命的死亡。
宗教信仰体现人对真理的渴慕和追求，守戒是修行者的本分，证果的本质是对真理的领悟，而不是上帝的显灵。《最虔诚的修士》写古埃及一位年过五十的修士弗罗里昂，虔诚守戒却没有证得功果，在学识渊博的大传教士巴西拉的教唆下，他通过种种堕落犯罪来克服自己的骄傲，被执行死刑之际，才发现上了巴西拉神父的当。可以说弗罗里昂被异化了两次，第一次是他对信仰的迷执，障碍了对真理的体悟；第二次是被披着法衣的魔鬼巴西拉神父的邪理蛊惑。这篇小说的本质内涵不在对于宗教信仰的怀疑和否定，而在于问题探讨：什么是生命、信仰和修行的真正含义和价值。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和盲目崇拜的陷阱，丧失对真理和谬误的判断力，导致上当受骗和毁灭。
伪真理的传播最容易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作用，它反人性的说教，常常使每个人的成长付出沉重的代价，即童心和个性的丧失。但家庭、社会乃至个人，都一面在潜意识中抵御，一面在现实中痛苦地接受。由此导致人性中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比例越来越失调，人越来越社会化的同时，逐渐异化为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的复制品，丧失人作为生命个体的生活乐趣。《教会学校》里的“弟弟”从天真顽皮变得规矩呆滞，丧失了儿童天性直至成年，但他从不提及教会学校的生活。这篇小说是对教育本质的拷问，谴责了不人道的教育对纯真人性的异化。
诗与真理的合一，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海子在其诗论《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说：“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必须歌唱的。”[10]（916）写诗也是修行，诗歌也是感化人的法门。诗人通过诗歌创作宣泄各种情绪包括痛苦，但他必须是出自真诚，而不是把诗歌当作谋取名利的手段。《清账》探讨艺术的真理及价值。著名悲剧诗人赞拉受到皇帝嘉奖，却收到魔鬼账单：“你总描写恐惧、死亡和恶魔，你的诗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晚间哭泣……你以生活的残忍为乐，把它变成艺术……你从中得到了荣誉和金钱” [3]（304），“在我们地球上有一条规矩：一切都必须付钱。”[3]（305）诗歌的真谛是诗人痛苦的提纯，而从他人痛苦中获得灵感的产品，是被技巧异化的伪诗。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是因果律在个人命运中的反弹，将自己的成功和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获得利益的同时，必将以同等的代价偿还，即便是文学创作和艺术审美也毫不例外。
（二） 被“他者”异化
真正的智慧首先应该是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容易异化个人的“他者”太多了。如果缺乏真正的信仰指引，或者轻信他人蛊惑，那么亲情也抵不过疑虑、防卫和仇恨的侵蚀而变得不堪一击。《五兄弟》写卡玛桑王子受到假扮成修士的魔王乌布·姆卢的欺骗，怕自己的五个儿子团聚时被魔王所害，要他们永远不要五人同时聚会。一位年轻修士告诉他们被魔王欺骗的真相，兄弟们终于团圆了。但是，“团聚并不能使他们真正快活，因为长年的恐怖和仇恨使他们都变得十分衰老了。”[3]（268）实际上，魔王乌布·姆卢不过是卡玛桑王子自身心魔的外在化，自私、恐惧、怀疑才是真正的魔鬼。亲情的分裂与弥合，首先需要除去心魔，彼此谅解，无私无畏，同心同德，才能战胜世界上任何邪恶魔法，亲情之爱是打败魔王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同时，揭示了虚假信仰给普通人心理带来的误导和困惑。
真正的爱情是一种类似信仰的执着和信念，正常的爱情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而《情书》却恰恰地表现了情感的悖论。“我”写给情人的信，情真意切却处处表达了情感与理性的分裂。“我”是个“庄稼佬”，爱恋的情人是一位中学女教师。“我”在情书里一面热忱地抒情，一面冷静地分析彼此差距，并得出与热烈情感相悖的结论：“快来吧，我的爱情，坐上飞机、火箭和飞碟……亲爱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不会幸福。”[3]（291）如此充满思维分裂和语言反悖的情书，直观地呈现了现代人情感世界的矛盾冲突，人们对情爱的怀疑，说明现代人情感的苍白无力和归属感的彻底丧失。
自古及今，人被名利欲求所异化，是最普遍的真相。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是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11]（167）人对名利的欲求出自物质和不朽声名的缺乏，以及人对它们的无厌需求和求之不遂的痛苦。而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忘却名利达到纯粹的境界，才能领悟艺术的真谛，反之，所谓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必然是速朽的赝品。《弄假成真》写隐居乡间的名画家吕西奥·普勒冬扎尼，看见报纸上登着自己死亡的讣告，他的绘画“遗作”短期内价格暴涨，之后普勒冬扎尼的名字及其作品，以惊人的速度被世人遗忘，最后他自己躺进了墓地棺材。小说以主人公身与名、灵与肉分裂的荒诞形式，强调了一个老生常谈：当艺术与金钱勾结时，艺术家的生命已经死亡。而任何因为“事件”暴涨的艺术行情，必然随着人们对该“事件”的遗忘而暴跌。这篇小说没有正面说教，但隐藏着这样的潜台词：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不会随艺术家个人的经历而浮动，也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那些经过历史大浪淘沙验证的艺术珍品，必然会作为永恒的经典被人们永久地铭记。
（三） 被假想异化
人对亲情的美好想象，是每个人的潜在意识，尤其在衰老悲哀的晚年，而现代人企图依靠血缘亲情作为人生最后依靠的幻想，在布扎蒂笔下完全成了一种主观假想，而现实真相竟是令人发指的充满恶作剧意味的谋杀。当这种根深蒂固的假想一旦破灭，“我”便瞬间心理失衡，冲动自杀。《油炸团子》描述的就是亲情幻灭的悲剧。寄居在女儿家里的“我”是个退休教授，得知放在我写字台上的油炸团子，被三个外孙子放了毒药，瞬间幻灭的“我”，把油炸团子一口吞了下去。比起卡夫卡的小说，布扎蒂小说里的抒情更直接，相对削弱了艺术的含蓄美。但在这篇小说里，通过“我”的独白，宣泄了老年人遭儿孙遗弃的悲愤情绪。小说情节显然是以一种寓言式的夸大虚构，告诉读者一个惊人的事实：常规亲情成为不可实现之假想，深刻地说明现代人良知的泯灭、情感的异化，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危机。
人对未知事物的假想，往往是一种与事实相反的误解，“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多数人会犯的错误。人类的智慧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在怀疑对象之时，就已经错过了真相，变成对人自身的回击和愚弄。《凯》写十二岁的斯法诺在海上遇见传说中的魔鬼“凯”之后，与它彼此追逐了五十年最终杀死它，但“凯”临死前却说，它追他是奉龙王旨意给他送镇海宝珠。这篇小说诠释了命运的另一面——幸运，解构了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命运即厄运”的偏见。说明人的假想与现实相左的复杂和微妙，或者现实见证了假想的真实，或者证明了假想的虚妄。但都是因为人们先入为主的成见即假想，使人受到现实的愚弄；同时表现了现代人对外在世界和他者的不信任感。
弗洛伊德在论及“命定论-机遇-及迷信”时说：“你若有机会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处的所思所感，便不难一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真相，而知它们便是迷信的根源。”[12]（155） 智者能够达观地看待生死，愚者却畏惧并迷信种种预兆，反而陷入魔鬼设置的陷阱。《神秘眼镜》写“我”的好友，隐居巴黎的日本画家亚马希达，突然告知我他要死了，因为他从偶然购得的一副魔法眼镜里，看见自己的胸脯炸开了，结局果真如此。这篇小说所要表现的不是魔法，而是现代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灾难感，一种末日情绪。生老病死乃自然法则，人在潜意识中对自己死亡的假想，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魔法眼镜不过是个道具。实际上，洞见生死法则的刹那，人就踏上了通向未来的死亡之旅。
总之，在布扎蒂短篇小说中，人性的痼疾和荒诞环境所衍生的社会潜性规则，掌控着人的生存状态，决定着人的命运，成为现代人丧失存在意义和人生幸福的根源。人为了生存下去，或满足无止境的贪欲，“丢弃了自己的人格和个性，被世俗同化，向世俗投降，自己抛弃自己”[3]（199）。结果或者自我异化之后如愿以偿，或者一无所获，都无法逃开生存法则的裁夺。问题在于，日趋异化的人类缺乏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反思，缺乏真正的人生信仰和对正能量的持守。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商业利益占据核心位置的现代社会，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艺术作为疗愈人性“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正在削弱，逐渐成为人类欲望盛筵上的调味品，日趋偏离引导人类精神方向的崇高地位。而对人性丑恶和现实弊端的无情揭露，对真理和美善的真诚呼唤，正是布扎蒂短篇小说乃至整个小说创作的精髓和价值所在。这些作品通过布扎蒂式的诞幻风格，揭示了隐匿在生活现象之下的种种制约人束缚人的法则，表现了现实规则压榨下人性的真相和异化，同时彰显了现实法则本身的荒谬和残酷，堪称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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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摘要〕布扎蒂是意大利著名荒诞派小说家，素有“意大利的卡夫卡”之称，而其短篇小说的成就和影响更大。布扎蒂短篇小说直接暴露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揭示了隐藏在现实现象背后的人性及生活本质，体现了荒诞境遇中的人性法则、社会法则和人的异化，以超现实的形式表现了超越普通生活常态的具有神话虚构特征的社会潜性规则，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学价值和影响。
〔关键词〕布扎蒂；超越常态；俗世神话；法则
〔中图分类号〕I5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54-07
意大利小说家迪诺·布扎蒂（1906-1972）以其荒诞小说驰名世界文坛，他在小说、诗歌、戏剧和绘画等方面的显著成就，使他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并且经常与卡尔维诺、艾柯等大师并举。布扎蒂一生著有5部长篇小说，其中《鞑靼荒漠》（1940），1950年获得Halperine Kaminsky奖，为他赢得“意大利的卡夫卡”的赞誉。身为意大利《晚邮报》记者的布扎蒂，其短小精悍的“新闻体”短篇小说则更加脍炙人口，他一生创作了300多篇短篇小说，汇成7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六十则短篇》荣获1958年意大利最负盛名的Premio Strega文学奖。
但在我国学术界，迪诺·布扎蒂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他那些具有魔幻荒诞色彩的现代小说，遭到了不可思议的冷遇，长篇及短篇小说的汉语翻译很少，研究资料更是稀缺。《现代地狱纪游》是布扎蒂的中译小说集，包括31篇短篇小说，选译自布扎蒂法文版小说集《凯》、《巴里维纳的倒塌》、《楼梯之梦》和《难熬之夜》。这部小说集里的大部分作品是第一次翻译成汉语，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但却容纳了布扎蒂大部分短篇小说代表作，如《赛索利大街外传》、《魔服》、《埃莱比车厂》等。该小说集在1984年已经有了汉译本，关于它的研究，却仍然是一个空白，因此对这部小说集进行整体探索分析，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现代地狱纪游》中的小说，内容直指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体现了人性固有的劣根性以及荒诞环境对人性的異化，可以概括为超越常态生活现象的俗世神话，具体表现了生存环境、人性及其异化的潜在法则。“‘荒诞的原意是音乐概念中的‘不协调音。字典上注明它是‘不合道理和常规；不调和的、不可理喻的、不合逻辑的。”[1]（508）“超越常态”即非常态、变态，指现代人生活的非理性生活现实；“神话”指荒诞性小说情节；“法则”指制约人掌控人命运的人性本质和现实规则。这些小说揭示了善恶一元人性法则下的母爱、爱情、友谊、自私、狭隘、怯懦、厚颜、嫉妒等种种欲望，描写了人在社会生存法则下身不由己的生存和挣扎，凸显了人的自我在外在力量异化下的分裂、崩溃、直至幻灭，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人灵魂的深沉拷问。
一、 荒诞境遇里的人性法则
这是布扎蒂短篇小说阐释超越生活常态现象的第一种神话表达。人性是善恶一体的混合物，在荒诞生存境遇中，人性的善与恶会毫无遮掩，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布扎蒂小说所描写的人性恶的膨胀大于善的发挥，人性善常常在邪恶力量压榨下恶性发作，爆发出可怕的反作用力，决然向异己力量复仇，或颓然委顿，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妥协。在布扎蒂笔下，现代社会不大存在因果报应和良心发现这类道德律，弱者受到伤害，只有抗争到底或者彻底放弃，而深怀恶意的人，并不会受到良知的谴责。作家的立场虽然站在正义一方，但既不止恶，也不为善，正如萨特所言：“人们承受痛苦，并且因为没有遭受足够的痛苦而承受痛苦。我们所说的痛苦永远不完全是我们感觉到的痛苦。”[2]（136）作家对社会罪恶和人类命运无能为力，只能借魔幻手法宣泄不平。布扎蒂偶尔也会对平凡生活以写实手法进行描写，其中也有愧疚的悸动，有朴实的情怀，属于荒诞环境中，美善人性里温婉情愫的再现。
（一） 爱的威力
在整个自然界，母爱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而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母爱情感，更加表现出一种渗透了尊严和人格的崇高品质。《我只给女儿要一个球！》里的女仆吉达·索索是神圣母爱的化身。她为了女儿在儿童找球游戏中获得一个球，受到了老板娘太太的羞辱并夺走了球。愤怒的吉达顷刻间爆发出常人没有的超人力量，她出语成谶，凡是攻击侮辱她的人一一倒地死亡，使围攻她家的大炮坦克变成了废铁。最后联合国秘书长来找她谈判，吉达说：“我只给女儿要一个球！”[3]（211）这是一个伟大母爱于瞬间爆发出巨大力量的俗世神话，彰显了隐藏在荒诞情节背后的弱势者的悲愤情绪，体现了深层意义上的人性的原动力和反弹力。吉达身上的母爱力量，在遭遇荒诞生存法则挑战时，被瞬间激活，变成一种超乎寻常的特异功能，显示了世间至真至善的母爱威力。
爱情可以使人无限高尚，也可以使人无比卑微。“爱欲是保存一切生命的巨大的统一力量。”[4]（15）而当这种力量不够统一时，也就是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单恋时，沉重的爱欲就容易使失衡的天平下沉，怀疑、怨恨和自弃等心理疾患相应随之发生。《心甘情愿》写老夫少妻的心理对决，吕吉怀疑年轻貌美的妻子克拉拉在点心上撒了毒药，但当克拉拉生气要离开他时，他跪着求饶，将点心一口吞下。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罗阿在论及婚姻时说：“生存本能，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 [5] （8），吕吉这种不安全感，潜藏着更深刻的意识，一方面指丧失存在的价值，年轻美丽的克拉拉的爱情，是他人生价值的明证。另一方面他自身的生存意义附着在克拉拉身上，失去了她，意味着失去了生命的依托。它们都以爱情的名义出现，荒谬地诠释了失恋比死亡更可怕的命题。形象地说明人一旦为了某种外在意义而放弃了自我立场和独立人格，则会成为任他人控制和宰割的弱者，从而失去自我应有的生命尊严和个人价值。
受到伤害处于防卫状态的母爱有可能是强大的，而处于平和环境中的母爱通常是温馨的。《妈妈的回忆》是布扎蒂荒诞小说里少见的温情小诗，近乎一篇忏悔录。小说在运送妈妈灵柩的灵车缓行途中，回忆了妈妈“伟大又渺小”的母爱，以及“我”的淡漠使妈妈的心“慢慢熄灭”的愧疚。结尾写“我”在家里感觉到妈妈的存在，“我的每个动作、每句话似乎都有一个神秘的灵魂在听、在模仿。”[3]（284）作者通过这并非纯粹魔幻的细节，彰显了母爱柔性而永恒的力量，这样的情感因其微妙，反而有一种滴水穿石难以磨灭的魔力。但这种来自现代灵魂的伤感和忧郁，相较于传统小说中对母爱的感知，仍有很大的差别。传统文学中的血缘亲情简单真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体验与表达，无论善恶悲喜，都不存在任何非情感的障碍，具有直接“不隔”的特征。布扎蒂对母亲的愧疚之情，有一种遥远的隔膜，这种母子之间的疏离感，真实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情感的异化。
（二） 自私本性
自私是人之本性，而体现在友情中的自私就连鬼魂都感到绝望。朋友之谊在传统作家那里仍然是神圣的，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阿心目中的友情，类似《水浒》中的伟大友谊：“靠着忠诚，你能与伟大的心灵为伴，有如一个精神上的家庭。” [5]（88）但是，布扎蒂眼里的虚伪朋友已经达不到这种境界。《朋友们》对人类的情谊进行了简单的验证，其中的鬼魂阿巴尔希望在朋友家里待一个月，但是所有的好友包括神甫，都没有经受住这个试炼，把他拒之门外。小说写“这就是留在人间的为数不多的鬼魂不愿意和人类住在一起的原因。他们知道人是没有情谊的，是不可交的。”[3]（239）这种来自鬼魂的对人类的谴责，再次说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自私自利冷酷漠然，“人不如鬼”的真相令鬼魂伤心，而活人反倒习以为常。
一个人会在深夜收到寄给他的一颗原子弹吗？这显然是一个现代神话。而当这个神话寓言式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时，人性的自私本性便暴露无遗。《原子弹》里“我”所在的单元，忽然在深夜陷入动乱，因为有人送来了一颗原子弹。住户们惶恐不安，感到末日来临，最后发现原子弹上的标签是寄给“我”一个人的，其他人瞬间从灭顶之灾中解脱，继而对“我”幸灾乐祸。作者通过这一荒诞情节，揭示了人性的两个本质，一是恐惧，二是自私。在现代社会，人性的这两大弱点，在遭遇到猝不及防的灾难时，暴露得彻底充分，毫不掩饰，从而揭示了现代人陷入孤立无援处境的深层原因，昭示了现代世界里每个生命个体极端恶劣的生存处境，表达了那种无所不在猝不及防的灾难感、幻灭感和孤独感。
而当人类整体灾难降临时，有人因自己的厄运有全人类陪葬而欢呼，还有人关心一己之虚荣甚于对灭顶之灾的恐惧，这两种不同心态反映了同样的本性——自私。《海王星》由六篇日记构成，写“我”在医院里等候做手术的过程中，听说海王星要与地球相撞，自己因疾病带来的痛苦得到缓释，热切地希望此劫成真：“快点來吧，神圣的天体，别走错了路，用尽全部力量向我们飞来吧，把这个可恶的世界砸个稀巴烂！”[3]（185）而里格尔大夫关心的却是在地球毁灭前，让“我”阅读并鉴别一下他的诗稿。得知海王星事件只是个谣言，“我”感到失望。而结尾在海王星迎面而来的征兆和混乱中，“我”高兴得发疯，里格尔则催促我抓紧时间读他的诗。人类整体厄运、“我”的手术、里格尔的诗，在这里滑稽地衔接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每个人的自私，使他对别人的痛苦毫不介意，对人类整体厄运漠不关心，乃至欢欣鼓舞，这便从本质上探讨诠释了人类悲剧命运的根源。
（三） 孱弱与欲望的较量
人类本性中既有孱弱又有欲望，而懦弱的人常被贪欲炽盛的鼠辈所奴役。养鼠为患，人为鼠役，这是童话里出现的情节，布扎蒂的《鼠害》却漫画式地表现了这种荒诞生活的真实和残酷。《鼠害》写“我”的朋友乔万尼夫妇因为爱面子和性格怯弱，百般隐瞒成群的老鼠在他家里折腾的真相，最后硕大无比的老鼠成为他家里的主人，而乔万尼夫妻则变成老鼠的奴仆。小说借超现实的故事情节，揭穿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胆怯善良的人，常常姑息养奸，被“鼠”役使。人的命运被邪恶渺小的异己者所掌控，身不由己却无可奈何，而人类的可悲处境，却往往根源于貌似善良的奴性和自虐心理。
被种种懦弱心理捆绑的人，遭遇无耻的欲望之徒胁迫，跟遭遇暴力者控制一样可怕。而人之所以失去生活自主权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小人利用其弱点投其所好，从而陷入了他所布置的陷阱。《蛀虫》写人性中懦弱与无耻的两极交锋，结果是无耻者胜。小说写“我”不堪忍受赖在家里的骗子，开枪打伤他却反而受制于他，骗子因此阴谋得逞，占有了自己店铺的一半股份。这篇小说用荒诞故事的形式，又一次发露了人性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弱点：无原则的善良，容易被小人利用的同情心，以及被别有用心的恭维绑架的虚荣心。从而给人以心理警示，人应该正确认识自己、他人和人性，客观理智地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
一个人内在的孱弱与自我欲望的冲突和外在冲突一样强烈。人的自我一般能够接受理智的控制，而本我则会真实地再现理智与欲望的交战，这种冲突在梦里会表现得更为充分。荣格认为潜意识“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在道德律、美感及智慧判断方面，它是全然采取中立立场的。”[6] （38）但当人类的意识与之抗衡时，便会出现某种分裂，这是梦者恐惧和痛苦的根源。《楼梯之梦》中的“我”善于制造人类的噩梦，成功地蛊惑了梦中的钟表商吉乐·米维尔，让他的灵魂被一个女人的声音所引诱，在变形的楼梯间上下挣扎，形象地示现了人在欲望与恐惧交战中痛苦万分的处境，以及精神的上升与沉沦，难以自控的堕落与渴望救赎的愿望。
嫉妒则是另一种强烈的精神负能量。嫉妒本质上是自卑的表现，是孱弱人性之一种，但又是每个人最常出现且难以遏止的负面情绪。当嫉妒遭遇占有欲，便顷刻间丧失理智，一发而不可收。《嫉妒》一开始就写“我们是意念，是坏主意，是奢望、乖癖、恐惧和狐疑” [3]（212），“我”则是人性中嫉妒的化身。“我”选中一个热恋的年轻人做试炼对象，教唆他对恋人怀疑，陷入失眠和纠结。这篇小说是对复杂人性的一篇分析报告，表现猜疑嫉妒对美好爱情的摧残。“我”作为嫉妒心理的人格化，具有邪恶、冷酷、否定、幸灾乐祸等特征，是人性中的梅菲斯特。那个热恋的年轻人，表现出脆弱、怀疑、轻信、易受蛊惑等心理表征，是脆弱人性的化身。
二、 生存现实中的利害法则
这是布扎蒂短篇小说阐释超越生活常态现象的第二种神话表达。
“生活常态”在这里指伦理道德法律等一系列社会规范下的秩序井然的现实生活，“超越”了生活常态即是打破了原有生活秩序，使现实生活变得混乱无序。“无序”是针对传统秩序而言，实际上，是打破了旧秩序，制造了新秩序，即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突的现实利害法则。在布扎蒂的《现代地狱纪行》小说集里，为了现实利益出卖灵魂的交易比比皆是，或者是与恶人的交易，或者是与隐身不见的邪魔交易，而后者显然是个隐喻，其本质仍然指人在利害法则的驱使下良知泯灭，与利益掌控者进行邪恶交易的社会现象。
（一） 魔鬼协定
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交易，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法则，所不同的是，现代生活中的浮士德更卑微，梅菲斯特更险恶。《埃莱比车厂》就彰显了邪恶冷酷的社会法则。“我”本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等生，平庸世俗的同学巴尔扎与埃莱比车厂的老板——“老妖精撒旦变的”奥诺弗约交好，一夜发迹，飞黄腾达，后来在与突尔娜公主成亲后销声匿迹。而刻苦自尊的“我”年华老大，却一事无成，不得不屈尊与奥诺弗约讲和，却遭到魔鬼的拒绝。小说里的人物，不管自我奋斗还是与魔鬼订约，结局都是幻灭。前者是愿望不能实现的徒劳，后者是如愿以偿的冒险之后的消失。无论是人还是魔，有利可图是合作的前提。这篇小说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的残酷法则即利益原则，在这个法则之外，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并且遭到无情的嘲弄和唾弃，同时揭示了现代社会里人格尊严的彻底沦丧。在作者冷静叙事的背后，隐隐透露出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哀。
《魔服》中的诡密裁缝是现实中的又一个梅菲斯特，他为“我”制作了一件可以从口袋里不断摸出钞票的魔服，但那些钱都与别人因灾难失去的金钱数目相等，“魔服给我的钱全是不义之财，是从犯罪、血泊、别人的失望和生命中得来的，是地狱里的钱” [3]（65）。惊恐的“我”把魔服烧成灰烬，但是，有个声音说：“太迟了，太迟了！”[3]（66）所有的不义之财随魔服的消失而消失，但“我”仍然忐忑不安，等着那个魔法裁缝来算账。这篇小说再一次强调与魔鬼合谋即能一夜暴富的现实法则。与《埃莱比车厂》相比，《魔服》更神秘更直接，因而更让主人公惊悚。《埃莱比车厂》中的自我妥协与人格沦丧，在《魔服》中被正义的声音所替代，从而为现实中的魔鬼交易敲响了丧钟。
与上述两篇小说相比，《艾斯坦赴约》更神秘。上述人魔交易是用灵魂换取利益，这篇是智者以生命为代价，与魔鬼在智慧上进行的较量。小说写艾斯坦教授用三十年时间研究“宇宙曲线”快要功成：“现在他一下子看到了宇宙曲线，也就是整个空间和时间。……他看到了红尘的全部秘密。”[3]（99）索命魔鬼命他在两月内完成研究，艾斯坦如期得到结果：“红尘也就是那么回事，世界已经井然有序了。” [3]（105）魔鬼放过了艾斯坦，原来是“阎王老板”让他借索命来督促艾斯坦，因为地狱对他的研究很满意。小说全部的奥秘，就在于艾斯坦的研究应验了梅菲斯特的虚无主义：“我是常在否定的精灵！” [7]（81）一个人丧失了永不满足永远追求的浮士德精神，就成了魔鬼的同谋。所谓研究，即生命体验和对生活真相的探究。
（二） 利己原则
在布扎蒂的小说中，对社会不良规则的揭示，常常与人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极端利己主义既是世俗社会不变的法则，也是人性最鲜明最根深蒂固的弱点。《盛名之下》里国际著名医学教授的弟子马拉斯卡，投毒谋杀被误诊的病人，来保全恩师的声誉。这篇小说以骇人听闻的超现实情节，说明在俗世名利面前，职业声誉大于他人生命，而职业声誉是名利的保障。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布扎蒂在揭露邪恶人性与社会弊端的作品中，不再贴上作家主观批判立场的标签，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不动声色地叙述事实真相，反而达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效果。这种带有“零度叙事”特征的叙事方式，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与传统作家的重要分野之一。
权力角逐体现了名利场上最残酷的竞争，反映了最冷酷势利的人性，而现代社会已然将这种践踏人性的现象常态化，布扎蒂以荒诞手法漫画式地揭示了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职场规则，从而彰显了权力使人性异化的事实。《权力和人情》中的财政部长克洛迪·里西去上班，可是没人认识他，他所有部长的特权全被取消，继而他被当成应聘者成了清洁工，只好跪在地毯上擦洗沙发。克洛迪想：“不是爆发了革命，也不是他被突然撤职，更不是发生了什么误会，而是命运之神在作怪。……上升下跌，这是自然规律！”[3]（121）这个“自然规律”的含义，一指即职位的升降规律，二指权力与人情的关系。无论什么原因，最终都会下台，而丧失权力后，部长与清洁工毫无区别，可谓一语道破了权力和人性的本质。
毕生在报社工作的布扎蒂，对新闻行业的内幕和记者职业的潜性规则有着切肤体验，更加了解其间包藏的职业利己主义者的反人道心态。《泥石流采访记》这篇小说，便以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经历为线索，本质地揭穿了新闻的真相和弊端。记者乔万尼奉命采访的泥石流，竟是三百年前的遗迹。苦于无法交差的他，“忽听背后传来一阵轰隆声，似乎整个大地都颤动了……他马上刹住车，心里不禁升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3]（168）在职业新闻记者看来，完成采访任务胜过村民的安全，又一次证明了社会法则的残酷和人性的自私。说明现代社会的行业竞争和职场压力，不仅摧毁了个人的良知，同时摧毁了人性善的堤坝，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天平越来越向行业和个人利益倾斜。
（三） 假相掩盖本质
美国心理学家卡梅伦·韦斯特在他的著作《24重人格》里，描述他自己人格分裂的痛苦时这样说：“我不再理睬我那群分身，但我越回避他们，情况就越糟糕。我心中的安乐室不再充满欢乐气氛。”[8]（281-282）在良性发展的社会环境里，人的存在应该名实相副，人格统一，个人形象表里如一，成功的光环也应该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如若不然，一定会像卡梅伦·韦斯特那样感到不安，但在布扎蒂的小说《赛索利大街外传》里，每个人的身份与真相都大相径庭，在美善的现实形象之下，隐藏着邪恶的事实真相而心安理得。在荒诞生存环境中，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一段冒险史”。在名利场上角逐的人们，既互相发漏隐私，又彼此包羞隐恶，社会道德不得不以虚伪的幌子苟存。人人以假面示人，以假相存在，但现代社会的人们或不明真相，或习以为常。人的存在不再透明，外在身份标签与真实经历不再统一。“我是谁”不仅仅是一个追问个人存在本质的哲学命题，而直接成了模糊自身身份的现实问题，这便从根本是否定了人的存在感、价值感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作家的创作成就是天赋才华与辛勤耕耘的结果，作品是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而创作成果则是实实在在毫不掺假的劳动产品。《替身作家》里没有写作天才的“我”，靠搜集“偷盗、车祸、婚丧嫁娶”的马路新闻在报社混日子，一个自称依雷阿诺·比萨的人，愿意源源不断地提供小说佳作让“我”署名发表，条件是百分之八十的稿费归他所有。近三十年的合作，终因替身作家讹诈不遂罢工而崩盘，“我”因此不得不向主编和盘托出真相。这篇小说所要揭示的是名利交易的现实法则，揭露某些不择手段沽名钓誉的卑劣小人的不法行径，具有批判现实的意味。但通過超现实手段的夸张描述，使得小说具备了某些深层隐喻。那个替身其实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即我的贪婪、物质主义，以及为金钱写作的潜意识。金钱与声名是俗世创造的驱动力，当这种交易得不偿失时，创造力就枯竭（罢工）了。
同样地，人的才华与创造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会受到自然规律（衰老）的制约，任何个人都无法抗拒这一铁的定律。但《作家的秘密》中的老作家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将自己创作的衰退归于自己的善良——怕伤害了同行，同时在遗书里说自己一直“在偷偷写真正的书”。当他死后，人们打开了保险柜，里面只有十二个夹着白纸的大厚夹子。这篇小说的内涵可以表层地理解为对虚荣心的讽刺，还可以发掘其较为深层的涵义，即人的有限创造力与无止境的名利欲望之间的冲突，犹如晚年浮士德经历的第五个悲剧，只是在幻想中实现了他的最高理想，从而表明悲剧人生的根源，就在于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错位。
三、 荒谬环境中的异化法则
这是布扎蒂短篇小说阐释超越生活常態现象的第三种神话表达。
“荒谬”指不可理喻的生存环境，“异化”指人的非人化存在状态。二者互为因果，荒谬环境是因，人的异化是果，反之亦然。因果律是牢不可破的逻辑，而现代社会几乎就是荒谬集中营，但仍然有出路，诚如加缪所言：“生活着，就是使荒谬生活着。而要使荒谬生活，首先就要正视它。”[9]（63）而布扎蒂小说中的人物，却缺乏这种生命自觉。换言之，他们宁愿荒谬地生活着，宁愿被异化，自欺欺人以求俗世生活中的一己之幸运。他们信奉俗世生活法则那些伪真理，被种种外在于自我的事物改变初衷，乃至被主观臆想所掌控所异化。
（一） 被俗世“真理”异化
俗世生活的某些规则，常常被人们奉为人生“真理”而奉行不悖，并因此而获得现实的“成功”，殊不知却远离了正道和自己的初心。《医生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篇社会诊断与人性剖析的特殊病历证明。身心状况良好的“我”去做定期体检，却被“我”的医生朋友“诊断”为“死”了：“你随波逐流、追逐世俗，把躯体和灵魂都世俗化了，你不再为人类的命运忧虑和悲伤了，所以你成了行尸走肉。”[3]（198）这篇小说虽然过于说教，“席勒式”地由作品人物直接说破主题，但这个主题本身是深刻的，即人性中真正的美德被世俗真理即存在法则所异化，就意味着个人精神生命的死亡。
宗教信仰体现人对真理的渴慕和追求，守戒是修行者的本分，证果的本质是对真理的领悟，而不是上帝的显灵。《最虔诚的修士》写古埃及一位年过五十的修士弗罗里昂，虔诚守戒却没有证得功果，在学识渊博的大传教士巴西拉的教唆下，他通过种种堕落犯罪来克服自己的骄傲，被执行死刑之际，才发现上了巴西拉神父的当。可以说弗罗里昂被异化了两次，第一次是他对信仰的迷执，障碍了对真理的体悟；第二次是被披着法衣的魔鬼巴西拉神父的邪理蛊惑。这篇小说的本质内涵不在对于宗教信仰的怀疑和否定，而在于问题探讨：什么是生命、信仰和修行的真正含义和价值。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和盲目崇拜的陷阱，丧失对真理和谬误的判断力，导致上当受骗和毁灭。
伪真理的传播最容易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作用，它反人性的说教，常常使每个人的成长付出沉重的代价，即童心和个性的丧失。但家庭、社会乃至个人，都一面在潜意识中抵御，一面在现实中痛苦地接受。由此导致人性中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比例越来越失调，人越来越社会化的同时，逐渐异化为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的复制品，丧失人作为生命个体的生活乐趣。《教会学校》里的“弟弟”从天真顽皮变得规矩呆滞，丧失了儿童天性直至成年，但他从不提及教会学校的生活。这篇小说是对教育本质的拷问，谴责了不人道的教育对纯真人性的异化。
诗与真理的合一，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海子在其诗论《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说：“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必须歌唱的。”[10]（916）写诗也是修行，诗歌也是感化人的法门。诗人通过诗歌创作宣泄各种情绪包括痛苦，但他必须是出自真诚，而不是把诗歌当作谋取名利的手段。《清账》探讨艺术的真理及价值。著名悲剧诗人赞拉受到皇帝嘉奖，却收到魔鬼账单：“你总描写恐惧、死亡和恶魔，你的诗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晚间哭泣……你以生活的残忍为乐，把它变成艺术……你从中得到了荣誉和金钱” [3]（304），“在我们地球上有一条规矩：一切都必须付钱。”[3]（305）诗歌的真谛是诗人痛苦的提纯，而从他人痛苦中获得灵感的产品，是被技巧异化的伪诗。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是因果律在个人命运中的反弹，将自己的成功和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获得利益的同时，必将以同等的代价偿还，即便是文学创作和艺术审美也毫不例外。
（二） 被“他者”异化
真正的智慧首先应该是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容易异化个人的“他者”太多了。如果缺乏真正的信仰指引，或者轻信他人蛊惑，那么亲情也抵不过疑虑、防卫和仇恨的侵蚀而变得不堪一击。《五兄弟》写卡玛桑王子受到假扮成修士的魔王乌布·姆卢的欺骗，怕自己的五个儿子团聚时被魔王所害，要他们永远不要五人同时聚会。一位年轻修士告诉他们被魔王欺骗的真相，兄弟们终于团圆了。但是，“团聚并不能使他们真正快活，因为长年的恐怖和仇恨使他们都变得十分衰老了。”[3]（268）实际上，魔王乌布·姆卢不过是卡玛桑王子自身心魔的外在化，自私、恐惧、怀疑才是真正的魔鬼。亲情的分裂与弥合，首先需要除去心魔，彼此谅解，无私无畏，同心同德，才能战胜世界上任何邪恶魔法，亲情之爱是打败魔王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同时，揭示了虚假信仰给普通人心理带来的误导和困惑。
真正的爱情是一种类似信仰的执着和信念，正常的爱情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而《情书》却恰恰地表现了情感的悖论。“我”写给情人的信，情真意切却处处表达了情感与理性的分裂。“我”是个“庄稼佬”，爱恋的情人是一位中学女教师。“我”在情书里一面热忱地抒情，一面冷静地分析彼此差距，并得出与热烈情感相悖的结论：“快来吧，我的爱情，坐上飞机、火箭和飞碟……亲爱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不会幸福。”[3]（291）如此充满思维分裂和语言反悖的情书，直观地呈现了现代人情感世界的矛盾冲突，人们对情爱的怀疑，说明现代人情感的苍白无力和归属感的彻底丧失。
自古及今，人被名利欲求所异化，是最普遍的真相。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是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11]（167）人对名利的欲求出自物质和不朽声名的缺乏，以及人对它们的无厌需求和求之不遂的痛苦。而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忘却名利达到纯粹的境界，才能领悟艺术的真谛，反之，所谓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必然是速朽的赝品。《弄假成真》写隐居乡间的名画家吕西奥·普勒冬扎尼，看见报纸上登着自己死亡的讣告，他的绘画“遗作”短期内价格暴涨，之后普勒冬扎尼的名字及其作品，以惊人的速度被世人遗忘，最后他自己躺进了墓地棺材。小说以主人公身与名、灵与肉分裂的荒诞形式，强调了一个老生常谈：当艺术与金钱勾结时，艺术家的生命已经死亡。而任何因为“事件”暴涨的艺术行情，必然随着人们对该“事件”的遗忘而暴跌。这篇小说没有正面说教，但隐藏着这样的潜台词：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不会随艺术家个人的经历而浮动，也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那些经过历史大浪淘沙验证的艺术珍品，必然会作为永恒的经典被人们永久地铭记。
（三） 被假想异化
人对亲情的美好想象，是每个人的潜在意识，尤其在衰老悲哀的晚年，而现代人企图依靠血缘亲情作为人生最后依靠的幻想，在布扎蒂笔下完全成了一种主观假想，而现实真相竟是令人发指的充满恶作剧意味的谋杀。当这种根深蒂固的假想一旦破灭，“我”便瞬间心理失衡，冲动自杀。《油炸团子》描述的就是亲情幻灭的悲剧。寄居在女儿家里的“我”是个退休教授，得知放在我写字台上的油炸团子，被三个外孙子放了毒药，瞬间幻灭的“我”，把油炸团子一口吞了下去。比起卡夫卡的小说，布扎蒂小说里的抒情更直接，相对削弱了艺术的含蓄美。但在这篇小说里，通过“我”的独白，宣泄了老年人遭儿孙遗弃的悲愤情绪。小说情节显然是以一种寓言式的夸大虚构，告诉读者一个惊人的事实：常规亲情成为不可实现之假想，深刻地说明现代人良知的泯灭、情感的异化，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危机。
人对未知事物的假想，往往是一种与事实相反的误解，“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多数人会犯的错误。人类的智慧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在怀疑对象之时，就已经错过了真相，变成对人自身的回击和愚弄。《凯》写十二岁的斯法诺在海上遇见传说中的魔鬼“凯”之后，与它彼此追逐了五十年最终杀死它，但“凯”临死前却说，它追他是奉龙王旨意给他送镇海宝珠。这篇小说诠释了命运的另一面——幸运，解构了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命运即厄运”的偏见。说明人的假想与现实相左的复杂和微妙，或者现实见证了假想的真实，或者证明了假想的虚妄。但都是因为人们先入为主的成见即假想，使人受到现实的愚弄；同时表现了现代人对外在世界和他者的不信任感。
弗洛伊德在论及“命定论-机遇-及迷信”时说：“你若有机会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处的所思所感，便不难一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真相，而知它们便是迷信的根源。”[12]（155） 智者能够达观地看待生死，愚者却畏惧并迷信种种预兆，反而陷入魔鬼设置的陷阱。《神秘眼镜》写“我”的好友，隐居巴黎的日本画家亚马希达，突然告知我他要死了，因为他从偶然购得的一副魔法眼镜里，看见自己的胸脯炸开了，结局果真如此。这篇小说所要表现的不是魔法，而是现代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灾难感，一种末日情绪。生老病死乃自然法则，人在潜意识中对自己死亡的假想，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魔法眼镜不过是个道具。实际上，洞见生死法则的刹那，人就踏上了通向未来的死亡之旅。
总之，在布扎蒂短篇小说中，人性的痼疾和荒诞环境所衍生的社会潜性规则，掌控着人的生存状态，决定着人的命运，成为现代人丧失存在意义和人生幸福的根源。人为了生存下去，或满足无止境的贪欲，“丢弃了自己的人格和个性，被世俗同化，向世俗投降，自己抛弃自己”[3]（199）。结果或者自我异化之后如愿以偿，或者一无所获，都无法逃开生存法则的裁夺。问题在于，日趋异化的人类缺乏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反思，缺乏真正的人生信仰和对正能量的持守。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商业利益占据核心位置的现代社会，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艺术作为疗愈人性“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正在削弱，逐渐成为人类欲望盛筵上的调味品，日趋偏离引导人类精神方向的崇高地位。而对人性丑恶和现实弊端的无情揭露，对真理和美善的真诚呼唤，正是布扎蒂短篇小说乃至整个小说创作的精髓和价值所在。这些作品通过布扎蒂式的诞幻风格，揭示了隐匿在生活现象之下的种种制约人束缚人的法则，表现了现实规则压榨下人性的真相和异化，同时彰显了现实法则本身的荒谬和残酷，堪称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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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