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颂二体混称、连称的表现和原因
杨化坤
〔摘要〕“80后”青年作家颜歌于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家》，有意避开宏大严肃的命题，另辟蹊径以一种轻松调笑式的独到笔触，书写蜀地永安县城平乐镇一家人的喜忧日常，开辟了新生代作家乡土文学后家族书写的新范式。《我们家》中有三条突出的叙事线索，即“昼夜，厨房与爱”，分别代表时间、饮食和情欲，加上麻辣鲜香又生猛呛鼻的，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共同建构了《我们家》的隐性叙事，从而把琐碎生活的真相完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关键词〕颜歌；《我们家》；生活本相；隐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4-0075-07
“80后”青年作家颜歌于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家》，在为其摘得同年度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桂冠的同时，也开辟了新生代作家乡土文学后家族书写的新范式。有意避开宏大严肃的乡土文学命题，另辟蹊径地以一种轻松调笑式的独到笔触书写蜀地永安县城平乐镇一家人的喜忧日常，无疑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异之处。不像沈从文笔下秀美宜人的桃花源般的湘西水乡，不同于萧红笔下被温馨与冰冷回忆所浸润的呼兰小城，也没有张炜《古船》中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大家族的厚重历史和几代人的荣辱沉浮，颜歌的《我们家》中，处处透露的是融入庸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她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将笔触延伸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从‘共名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游离出来”[1]，在不疾不徐的诉说中把混沌生活的本真面目撕开给众人看。在“‘宏大叙事已日渐式微，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细节化叙述却越来越占据主流的今天，”[2]颜歌并未刻意去书写一部具有厚重感的“郫县豆瓣传奇”，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小玩意”“一家人的小故事，吵吵闹闹，磕磕绊绊，互相心里骂对方然后笑眯眯”[3]。杨庆祥曾经指出：“80后写作者必须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和身份认同，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小资白日梦，而应该‘于无声处听惊雷，通过不断的思考和写作来楔入我们时代，剜心剔骨”[4]，在这一点上，作家颜歌深谙此道，并尝试以一种“俯下身来，扎根生活”的姿态予以践行，且正恰到好处。而纵观当下文坛，能做到此点并能游刃有余地展开叙事经营的作家，以及这样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
与楼宇巍峨、灯火粲然的大都市背景全然无关，故事在四川省永安市平乐镇上铺展开来，扑面而来的是巴蜀小镇特有的鲜香麻辣、琐碎平常的生活气息，“以细腻的笔法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5]，通篇阅读下来难免不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宾至如归的相熟之感，这大概正是这部“小制作”作品异乎寻常的魅力所在。小说中的主人公段逸兴一家人是平乐镇上千百个普通家庭的缩影，特殊的是“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却又都各自私藏了自己见不得光的秘密。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起宏大的史诗性叙事，《我们家》更像是一场微观层面的呓语，此种“小制作”“小叙事”的有效呈现得益于贯穿全篇的无序的时间线索与不可靠叙述者的选择、生活本相的赤裸还原以及川味方言的巧妙运用，这些恰恰均由文本中三条显性或隐秘的叙事线索所勾连，而内蕴其中的隐性叙事成分成为笔者本文所关注的重心。
著名民谣组合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歌里唱道：“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发掘《我们家》中还原生活本真状态的三条重要叙事线索，用此句歌词予以概括也许再恰当不过，即“昼夜、厨房与爱”。“昼夜”代表的是“不断闪回的故事时间”[6]所编织出的叙事线索，“厨房”即对应的是与之相映衬的活色生香的饮食线索，“爱”则代表的为贯穿全篇的情欲之线索，显而易见，诸如亲情、友情、女人、粗话等等均是它的外化形式。这三条线索犹如一张庞大的叙述拼圖，所有的人物、细节和情节刻画均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纳入其中，加上一以贯之的麻辣鲜香，而又生猛呛鼻、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共同构筑起独属《我们家》的隐性叙事架构，琐碎生活的酷烈真相就这样一帧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所具备的特殊的叙事指向与价值规约也在此彰显无遗。
一、 “无序”的时间线索与不可靠叙述者
《我们家》之所以读起来“杂乱无章”，首先不得不提到其特有的时间线索。故事摒弃以往叙事中常态的时间线性流动，采用不断闪回的时间节点串联全篇，时而聚焦于当下发生，时而被回忆中的时间拖拽回从前，以至于很多时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时空错乱之感。文本中最典型的一个细节：爸爸薛胜强因大伯的这次回家而不快，独自在奶奶家阳台上抽起烟来，情节也随即从此处氤氲开去。先后写到爸爸当年总是拿好烟来给爷爷抽的情形，紧接着又交代了大伯长着大小手的奇闻趣事，时间设定在六零年代。因为这双大小手，爸爸当年不知受了多少委屈，爷爷奶奶也差点为此离婚，然而当事者大伯本人，自始至终享受到的确是这双手所给他带来的福气。按照正常的叙事逻辑，故事接下来应当讲述大伯段知明所享受过何种福气，但出人意料的是作家笔锋一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一九九零年，几乎镇上的每个人嘴里都在哼着“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的年代。故事依旧不按常理地叙写着，回溯到八三年，大伯读高三的时候，因其“一张小手掌天下，五条玉指定江山”[7]（56一度成为镇上的风流公子哥，文本交代了大伯当年搞大了初恋情人周小芹肚子的前尘往事。在本节故事中，时间结点从六零年代跨到一九九零年，又跳脱回一九八三年，就在读者满怀期待地边读边推测下一个时间结点的时候，故事戛然而止，以“还是接着说爸爸在阳台上抽烟的事算了”收尾，将读者的思绪随即重新拉回当下。
从头至尾梳理一下《我们家》的时间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节点依次为1995、1996年爸爸带奶奶看梨花散心，奶奶劝和，1983、1984年大伯读高三，爸爸师从陈修良在晒坝上守晒场，2000年、2002年爸爸刚当上豆瓣厂一把手，幺五一条街婆娘的价格水涨船高，1968年、1969年姐弟三个上小学，大伯懂事宽慰奶奶自己大小手的事，1990年爸爸去南门外老台球厅找‘韦唯，2005年春节爷爷去世前一家人最后一次团聚，大伯缺席，现在全家人为筹备奶奶八十岁寿辰再次团聚。这些看似凌乱、排列毫无章法可寻的时间节点，将原本整齐划一的故事切割得七零八落，情节随着无序的时间变得愈发碎片化。这种看似不经心的有意为之，是《我们家》潜藏的取胜之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空间维度的扁平感，同时也使故事的网状立体结构感凸显出来，从而让故事的容纳量大为增强，能够包罗更多诸如食色性一类的情欲要素，达到一种在小格局故事里面“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效度。若要追问如此进行时间设定的原因，则不得不提“不可靠叙述者”的角色设定。
作为家庭故事讲述者的段逸兴，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是这个大家庭中唯一的未成年人。全书自始至终都是站在段逸兴的视角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写，但贯穿整个事件始末的她却一直缺席、从未现身过。伴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得知段逸兴是一个患有疯病的孩子，一直在疗养院接受治疗，至于现在是否彻底康复，无从得知。由此，段逸兴就成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贯穿始终。未成年人加天生患疯病这一情节的设置，直接决定了其叙述“不可靠”的特质。其前言不搭后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叙述语言刚好佐证了这一点。第六章一开始，叙述的是爸爸派司机朱成去接姑姑回来主持奶奶八十大寿的庆典。另一边则开始写姑姑回家之前爸爸如何反对大伯出的这个让姑姑回来的主意，“姑姑回平乐镇之前的事，就是这样”[7]（126，以正常思维判断这句话自然意味着此段插曲的告一段落，实际上非但远未结束，作者以一句“哦还没说完”轻而易举地开始了另一段插曲的书写。同样发生在姑姑回家之前，爸爸跟其死党钟师忠在陈老三的酒铺子喝酒，酒过三巡，二人掏心掏肺地说起了以前的事，“最后，钟师忠那个龟儿子啊哭得满眼都是眼流花儿！”[7]（129依旧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紧随其后的另两段与钟师忠毫不相干的往事：豆瓣厂的发家史和当年姑姑出嫁的情形，前后没有作任何衔接。文中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奶奶正为儿女们尽心尽力操办其寿辰而高兴，忽而笔锋一转开始回忆起爷爷生前的种种，“话说到了这，不知怎么就说起爷爷来”[7]（156，作为叙述者的段逸兴好像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不管该说的、不该说的一股脑儿畅快淋漓地全说了出来。
显然，不知所云，讲话不分场合也不遵从逻辑，更不在乎主次先后等顺序，这正是一个疯病患者的表达常态。试想如果把叙述者换作我们家中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那么这样的“疯言乱语”必然会饱受诟病、难以成立。然而，由一个精神病人来担当整个故事的叙述者，这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个患有疯病的孩子，的确不需要为其话语的过失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便语言莽撞、前后不搭、矛盾百出，也不会受到过分指摘和苛责。当然，作家颜歌追求的不仅仅是“讲得通”这么简单，小说通篇阅读下来，这个隐身叙述者天马行空、毫无章法的叙述，给读者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的阅读快感。这无形中实现了颜歌对该部作品的预期——达成“从第一页就让人发笑、笑到最后禁不住酸楚”[7]（封底的奇特效果与叙事追求。
二、 “爱”之情欲线索：生活本相的赤裸还原
在“昼夜、厨房与爱”三条隐秘的线索中，如果说“昼夜”时间线索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化整为零，将其分割成若干无序的碎片，为整部作品营造了一个散而神聚的时间框架，那么“爱”与“厨房”两条线索俨然构成“血肉之躯”，使故事越发透着鲜活生动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强旺生命张力。
“情欲”这一关键词作为“爱”这一线索的外化，正是《我们家》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砝码。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是从一个有欲望的人物开始讲述的。这个人就是“我”爸爸——薛胜强。薛胜强是故事中提纲挈领的一个人，所有的人物、故事皆由他引出和延展。小说开端即交代了爸爸对大伯段知明的愤怒和嘲讽，根据后文段逸兴的讲述我们得知，高三时大伯与初恋周小芹偷尝禁果致使女方意外怀孕，周家的长辈闹上门来，奶奶赔了钱，还让爸爸背负了这“莫须有”的罪名替大伯顶了罪，就因为奶奶一早就认定大伯是個读书的好苗子，早晚能出人头地。爸爸自认确实不是读书的那块料，便服从奶奶的安排去了平乐镇上的豆瓣厂跟陈修良一心学起了技术。直到今天，已经是豆瓣厂一把手的爸爸对大伯仍然耿耿于怀，没有一次见面时不在心里咒骂“龟儿子段知明、白脸鸡儿”。然而没上过大学的爸爸却过得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潇洒快活，甚至成为了已是大学教授身份的大伯一直以来心中暗自羡慕的对象。
在女儿段逸兴眼中，爸爸薛胜强的生活中充斥着粗话、婆娘、钱和烟酒，尤其在感情方面，只能用“糜乱”二字来形容。婚前婚后先后跟多个女人搞在一起，患有心脏病却还是纵欲过度不加克制。还喜欢爆粗口、说粗话，尤其是跟婆娘在床上的时候。回想起来，“爸爸第一次听到‘×你妈这个词是从爷爷嘴里”[7]（44，当年上初中的爸爸无意间撞见了在屋里做爱的爷爷奶奶，当时爷爷嘴里不停地骂的就是“×你妈”。“说起来真是血浓于水啊，虽然越是大了，爸爸在床上骂的怪话就越是千奇百怪，但时不时总要骂起来的，还是那句‘×你妈。”[7]（45别看爸爸薛胜强才四十多岁，他睡过的婆娘可是遍布整个平乐镇，南街老城墙边台球厅的“韦唯”，幺五一条街的红幺妹，东门夜市边上魁星楼里白勇军的老婆邓娟，县医院的护士肖静姝，还有北门土特产公司的席红珍，以及现在的小三钟馨郁；“还有……太多了，太多了。”[7]（173书中直露而毫不避讳地描摹了多个爸爸跟女人边做爱边骂粗话的情形。第一个片段是跟现在包养的小三钟馨郁：
“爸爸专注地摸着她的乳房。在爸爸摸过的乳房里，钟馨郁的乳房不算太大，但总是凉幽幽的，坠在手里像一块老玉。
老实说，爸爸就欣赏钟馨郁这股没头没脑的傻劲，跟她做爱的时候，爸爸总是喜欢张嘴就骂：‘你这个瓜婆娘！钟馨郁也不生气，便实至名归了。”[7]（8
片段二是一九九年爸爸和钟师忠在南门城墙边的老台球厅打台球时，偶遇到的长相酷似唱《亚洲雄风》的歌手韦唯的婆娘：
“加起跟妈妈耍朋友的时候，爸爸也估计有三年没睡过其他婆娘了，一日不练手生，三日不练鸡儿都憷了。但是这个婆娘——这个婆娘不一般——伸手过来抓起爸爸的手就往塔裙子底下塞。爸爸手指冰凉凉的，黏着一巴掌的汗就摸到了——他一下想到了晒坝里头的豆瓣缸子，在最烈的太阳坝晒了三四个小时，翻出来的水都开始发响了，漫上来的辣味也熏得人睁不开眼——爸爸吞了一口响口水，那一瞬间他确信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薛胜强今天是睡定这个婆娘了，不止如此，他这辈子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婆娘要睡。”[7]（56
爸爸当年跟妈妈也有过浓情蜜意、火辣辣的时刻：
“爸爸伸手过去就一把揽住了妈妈的腰杆——妈妈的腰杆像是一坨奶油，才挨着他的手就要化了。‘胜强！大白天的，娃娃还在。她有些不好意思，推着爸爸。
爸爸才不管这么多，抱到妈妈就往屋头走。他把嘴贴在妈妈湿漉漉的耳朵边上说‘娃娃睡了的嘛，一边伸手过去抓妈妈白馒头般的乳房。
十几年以后爸爸想起来，还是觉得下头两个卵蛋抖了一抖：东方吹，战鼓擂，那甜腻腻的杏花雨也沾衣欲滴了”[7]（152。
这几段描写无一不是赤裸裸情欲展现中又夹杂着粗话的，“没错，爸爸在做爱的时候总有很多怪话要骂”[7]（11，粗话和出于本能不加遮掩的情欲表露正是表现人物性格最直接、最奏效的方式。颜歌塑造主人公薛胜强这个人物时，故意让神志不清、少不更事的女儿吐露无忌童言，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个薛胜强，没有任何道貌岸然的遮羞布的包裹，也不戴伪善虚伪的面具，不堪入目却至真至诚。爸爸薛胜强这辈子没读过几本书，文化水平不高，言语粗鄙，为人倒也爽直，是外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土大款。人到中年，最爱做的事仍是睡女人和喝酒，一直奉“只要到了夜总会，酒瓶子喝成了空瓶子，母蚊子扑上了公蚊子，堂子上，桌子底下，铺盖窝里头，没什么不好说的”[7]（95为人生信条，靠着这套独特的人生哲学他不知谈成了多少单大买卖，睡了多少婆娘，这样看来，“包房里的贾宝玉”“私企界的苏东坡”的名号也算得上实至名归了。
如若从道德层面来审视这个人物，简直糟糕透顶，百无一是：婚前感情生活不检点，私生活及其混乱不堪，婚后出轨包养小三，荒淫无度，不知节制，终日浸淫在女色和酒精之间，张口“锤子鸡巴”，闭口“鸡儿生疮”，活脱一个不入流的三俗之人。然而通览全书会发现，作者颜歌显然无意从道德角度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评判，除了爸爸薛胜强，这个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怀揣了见不得光的私情密事。
身为一家之主的奶奶在爷爷去世后扛起了家庭建设的重担，把我们家建成了平乐镇上的富庶大户，她的一生为人处世处处都透露出智慧与灵光，直到文末我们才惊觉这个奶奶与爸爸的师傅，豆瓣厂的陈修良曾有过一段情缘，并且两人还孕育了爱情结晶——姑姑。虽说“两个的事说得清清楚楚，断得干干净净”[7]（254，但这世间除了当局者，竟还有段逸兴的外公即亲家略知一二。此外公一副祝寿的对联将前尘往事隐晦重提，让年迈的奶奶感慨落泪。家里最风光体面的人物——大伯，是永安大学数学系的教授，社会阅历丰富，性情沉稳又言语谨慎，过了不惑之年仍然是形单影只。大伯不接受爸爸给安排的相亲，甚至在相亲宴上把相亲对象狠狠羞辱了一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奶奶的八十寿宴上，大伯带来了自己年少时的恋人周小芹并当众宣布将与其结婚并组建家庭。全书中对周小芹这个角色着墨不多，但每次出场都极尽溢美之词，如镇上的邓丽君，花椒西施，做生意的间隙还不忘翻翻《读者》杂志......故事的结局，自然大伯与离异后的周小芹有情人终成眷属。
少年不更事时他无法对所爱之人许下承诺，甚至在母亲的安排下仓惶远走，但当他终于可以掌控自身命运时，他奋力争取，用数十年的守望许心上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现实生活中，女人们最向往的，也就是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心。爸爸最敬重的人物，家中的长女，段逸兴的姑姑——薛珊莉，知性温婉，人美心善，年轻时被奶奶做主嫁给了某军区领导的儿子、在省政府上班的姑爹。姑姑后来在大學念了播音专业又一路念完了研究生，成了一名电视台主持人。在所有人眼里，姑姑可谓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了，过着另人称羡的日子，然而同样是在奶奶的八十寿宴上，姑姑提出了与姑爹离婚的爆炸性消息，原来姑爹本性风流，年老了仍金屋藏娇，姑姑不愿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委曲求全，果断提出离婚。莉珊姑姑像极了我们身边年近退休的某个女同事或者亲戚中的某个女长辈。她平生为了父母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奔波隐忍，不知或者佯装不知伴侣的背叛与伤害，且护他周全。而当她不再年轻，似乎亦日渐通达，她最终选择放弃名存实亡的婚姻，想为自己痛快活一回。还有段逸兴的妈妈，陈安琴，在与爸爸刚结婚的那几年里，曾与北门的白勇军有过一腿，后被爸爸发现，扬言要打断那个姓白的狗腿……每个人的私生活都怀保守着或多或少隐幽的秘密，因不光彩而羞于启齿，不少读者曾戏谑说这是一个一家人搞破鞋的故事。这一说法显然有失偏颇，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颜歌在《我们家》中所涉及的亲情、友情、男女私情面面俱到，却唯独“抛却”了道德准绳，这样再来看避开道德底线而不谈的《我们家》，爸爸薛胜强纵欲的生活显得不再那么突兀，连其他人的私情也变得情有可原。
诚如马克·吐温所说：“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8]生活如万花筒般光怪陆离，充满了若干种可能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同样也不只有一面，正是多面性的展现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也更难以用简单的好坏二字去评判，诚如生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如果只看到爸爸薛胜强到处喝酒睡婆娘，难免就此打上“负心汉”“薄情郎”的标签，可是他对待朋友仗义疏财，对待长辈尊敬孝顺，待人也心存善意，操持着豆瓣厂里里外外的大事琐事，谈客户、跑订单、饭局哪一样不是他亲自出马笼络……就是这样一个荒唐不堪的人把整个家庭和豆瓣厂收拢得服服帖帖，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颜歌的真正意图到底为何。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那样，“在纯粹的叙述者和思想家之间，还站着一个观察家——他的真正土地是现实世界”[9]，显然，颜歌即是这个“我们家”的观察家和忠实的记录者，她把乱糟糟、尘土飞扬的生活本相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不加一丝遮掩和加工，带我们走进平乐镇上一个小家庭的繁乱芜杂却又真真切切的情感生活，她不对人物做出任何道义层面的拷问，也不会引领读者这样去做。颜歌曾袒露：“我必须感谢‘薛胜强，我的主角，一个豆瓣厂老板，他用他的粗暴和愤怒，酣畅和蓬勃的情欲启发了我，矫正了我，指导着我去成为一个能真正有资格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家。”[10]
三、 活色生香的饮食线索与川味方言
相较于前面所述“昼夜”和“情欲”的时间和情欲线索，“饮食”这一线索刻画得若有若无、不着痕迹，虽着墨不多却有无可取代。这条线索实际上是前两条线索的补充，与“昼夜”时间线索互为表里，与“情欲”线索相互勾连，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让全书的布局谋篇更加清晰完整。遥想当年北门那个小巷子里头卖着“平乐镇首屈一指的凉拌兔”，爸爸他们几个年轻小伙子隔三差五去光顾。“邓大爷呢，斜着嘴叼着一支纸烟，上面的烟灰已经吊了有半指长，慢悠悠地，他就站起来给他们拌兔丁，爸爸他们几个就围着他的小推车，口水滴答着看着他叼着这根烟，空出手来把花生、大头菜、芹菜颗颗、芝麻、红油海椒、花椒面、白糖、醋，还有那抓心挠肺的兔丁都丢到那个大铝瓢里面去，哐哐哐哐——他手起筷子落地拌完了，抖出两根指头扯起塑料袋，拴起来递给爸爸”[7]（99。
斗转星移几度秋，平乐镇也不复当年模样，老门脸儿早就不见了踪影，一水儿新店面，镇上连一寸泥巴地、一根电线杆都没有了，爸爸也多年没再踩到北街去过，他甚至怀疑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那更好吃的凉拌兔丁了。其实爸爸也是个念旧的人。平乐镇风云换了几旬，饮食的滋味变了，一晃爷爷也去世好几年了，爸爸时常会想起当年爷爷第一次带他到小谢饭馆吃水饺的情形：“白生生的老板娘给他们端来了两碗红油水饺，烈烈的海椒油上撒着香香的熟芝麻，麻辣里头回着白糖甜，一口咬下去饱实实的肉馅就混着油汤流出来了，滚烫烫湿漉漉地缠在舌头上。”[7]（166直到天都黑透了，爷俩儿才“蔫皮皮乖咪咪”地回到各自的婆娘那去，日子在剩下的几十年里也将都是这样……爸爸住院妈妈烧了鲫鱼汤来看他，她“给爸爸倒了一碗雪白雪白的鲫鱼汤，递过来就往爸爸嘴上粘”，“汤并不烫，也不凉，鲫鱼煎过了，所以汤里只见白不见黑，轻飘飘的，微微下了些毛毛盐，不咸不淡地能咂出半股姜丝味。如此而已”[7]（32这碗让爸爸生厌的鲫鱼汤，分明就是他和妈妈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不温不火，没滋没味，再也让人提不起半分兴致。评论家谢有顺说过，“小说要还原的是一个物质世界，一种俗世生活”[10]，饮食可以算得上是“食色性也”的俗世生活中最直接的一个侧面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作者并不是单调地在直呈饮食元素，而是在不经意间将不知不觉地时间流转和人物隐晦的情欲表达包蓄在味觉密码中。
生活不在别处，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便是生活的样子。故事中密布着众多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诸如“红嘴皮子蘸香油，会说得很”“平头菊花提虚劲，癞子光头最亡命”“一根鸡儿两头开花”“锤子鸡巴满天飞”等等，热辣滚烫，像海椒一样生猛呛鼻。用从巴蜀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地道方言来直陈四川平乐镇的世俗生活，不需要糖衣也没有遮羞布的包裹，这可能是《我们家》最难能可贵的地方。颜歌抛去以往作品中的文艺腔和小资美学，运用了一种语言上的“非常规”之法，即大量的能反应人物心理活动的蜀地粗话，轻松让读者看到并相信真实的生活面目。正如她自己所说，“自己所沉迷的原来是我们镇的肮脏、丑陋和粗俗”[3]。这些“非常规”的语言运用，是新鲜且接地气的，“解构了‘文艺腔以及‘文艺腔背后高度自恋的个体形象；它解构了现代写作惯有的语言深度模式，这种深度模式在大多数时候已经成为陈腐的惯例。”[11]
如果说平乐镇的生活是“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酱”[5]，油腻麻辣又活色生香，刺激着读者的每一个味蕾，那么，川味方言和怪话的运用则在听觉上冲击着读者的耳膜，二者合力使整部作品浸润在一股柴火味儿的人间烟火气息之中。当代社会浮躁又千篇一律的都市生活正日益麻木、钝化我们的感官，在这里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青年作家颜歌在构建“我们家”这个有声有色又有味的感官世界的努力。段逸兴一家的生活像一个圆，在奶奶的八十寿辰上真相全部浮出水面之后，最终似乎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最开始的起点，“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5]仍在继续着。外人或许会讪笑，会奚落，会冷嘲热讽，会嬉笑怒骂，可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这个过程才是真切活着最为真实的证据所在。事实上，这个关于“我们家”的故事仍在继续，并将一直上演下去，因為生活没有终点。现代社会在将人类解放的同时，也逐渐消灭了道德感。所谓的伦理和道德，更多地成了关乎自我的艺术。
难怪学者崔剑剑直言《我们家》“代表着颜歌对畅销文学和纯文学的分野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也有了更自觉的选择，是80后作家群创作的作品中，最具有社会风味的通俗故事。”[12]事实上，这样的“最具有社会风味的通俗故事”根本无意于探讨道德上的荣辱成败，也无心于告诉人们到底该怎样去正确地活着，它只关乎生活的迷雾，穿透迷障的野心以及最终学会与困惑相伴而生的气魄。这部作品中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的，就是拷问和答案，这恰恰即是它的特立独行之处，与其早期的成长与青春为主题的叙事作品呈现出较大的叙事距离，从中不难窥见作家颜歌开始挑战描写社会所发生的改变，此种勇于尝试的勇气值得钦佩。今天的颜歌早已成为80后作家群体中的佼佼者，成绩斐然，主流学界也开始“更客观地看待颜歌作品，发现颜歌作品中‘先锋气质的部分”[13]，而这“先锋气质”恰恰是赋予颜歌及其创作的标识性存在。随着《我们家》荣获“第十一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新人奖”，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与垂青，更加证明了其作品的价值与魅力。这样的作品，这样的写作姿态与情节架构，这样的语言表述与构思方式，附着在由三条叙事线索所勾连的隐形叙事当中，赋予了其以独树一帜的叙事风貌占据新世纪以来文学书写的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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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摘要〕“80后”青年作家颜歌于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家》，有意避开宏大严肃的命题，另辟蹊径以一种轻松调笑式的独到笔触，书写蜀地永安县城平乐镇一家人的喜忧日常，开辟了新生代作家乡土文学后家族书写的新范式。《我们家》中有三条突出的叙事线索，即“昼夜，厨房与爱”，分别代表时间、饮食和情欲，加上麻辣鲜香又生猛呛鼻的，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共同建构了《我们家》的隐性叙事，从而把琐碎生活的真相完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关键词〕颜歌；《我们家》；生活本相；隐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4-0075-07
“80后”青年作家颜歌于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家》，在为其摘得同年度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桂冠的同时，也开辟了新生代作家乡土文学后家族书写的新范式。有意避开宏大严肃的乡土文学命题，另辟蹊径地以一种轻松调笑式的独到笔触书写蜀地永安县城平乐镇一家人的喜忧日常，无疑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异之处。不像沈从文笔下秀美宜人的桃花源般的湘西水乡，不同于萧红笔下被温馨与冰冷回忆所浸润的呼兰小城，也没有张炜《古船》中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大家族的厚重历史和几代人的荣辱沉浮，颜歌的《我们家》中，处处透露的是融入庸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她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将笔触延伸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从‘共名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游离出来”[1]，在不疾不徐的诉说中把混沌生活的本真面目撕开给众人看。在“‘宏大叙事已日渐式微，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细节化叙述却越来越占据主流的今天，”[2]颜歌并未刻意去书写一部具有厚重感的“郫县豆瓣传奇”，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小玩意”“一家人的小故事，吵吵闹闹，磕磕绊绊，互相心里骂对方然后笑眯眯”[3]。杨庆祥曾经指出：“80后写作者必须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和身份认同，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小资白日梦，而应该‘于无声处听惊雷，通过不断的思考和写作来楔入我们时代，剜心剔骨”[4]，在这一点上，作家颜歌深谙此道，并尝试以一种“俯下身来，扎根生活”的姿态予以践行，且正恰到好处。而纵观当下文坛，能做到此点并能游刃有余地展开叙事经营的作家，以及这样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
与楼宇巍峨、灯火粲然的大都市背景全然无关，故事在四川省永安市平乐镇上铺展开来，扑面而来的是巴蜀小镇特有的鲜香麻辣、琐碎平常的生活气息，“以细腻的笔法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5]，通篇阅读下来难免不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宾至如归的相熟之感，这大概正是这部“小制作”作品异乎寻常的魅力所在。小说中的主人公段逸兴一家人是平乐镇上千百个普通家庭的缩影，特殊的是“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却又都各自私藏了自己见不得光的秘密。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起宏大的史诗性叙事，《我们家》更像是一场微观层面的呓语，此种“小制作”“小叙事”的有效呈现得益于贯穿全篇的无序的时间线索与不可靠叙述者的选择、生活本相的赤裸还原以及川味方言的巧妙运用，这些恰恰均由文本中三条显性或隐秘的叙事线索所勾连，而内蕴其中的隐性叙事成分成为笔者本文所关注的重心。
著名民谣组合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歌里唱道：“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发掘《我们家》中还原生活本真状态的三条重要叙事线索，用此句歌词予以概括也许再恰当不过，即“昼夜、厨房与爱”。“昼夜”代表的是“不断闪回的故事时间”[6]所编织出的叙事线索，“厨房”即对应的是与之相映衬的活色生香的饮食线索，“爱”则代表的为贯穿全篇的情欲之线索，显而易见，诸如亲情、友情、女人、粗话等等均是它的外化形式。这三条线索犹如一张庞大的叙述拼圖，所有的人物、细节和情节刻画均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纳入其中，加上一以贯之的麻辣鲜香，而又生猛呛鼻、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共同构筑起独属《我们家》的隐性叙事架构，琐碎生活的酷烈真相就这样一帧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所具备的特殊的叙事指向与价值规约也在此彰显无遗。
一、 “无序”的时间线索与不可靠叙述者
《我们家》之所以读起来“杂乱无章”，首先不得不提到其特有的时间线索。故事摒弃以往叙事中常态的时间线性流动，采用不断闪回的时间节点串联全篇，时而聚焦于当下发生，时而被回忆中的时间拖拽回从前，以至于很多时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时空错乱之感。文本中最典型的一个细节：爸爸薛胜强因大伯的这次回家而不快，独自在奶奶家阳台上抽起烟来，情节也随即从此处氤氲开去。先后写到爸爸当年总是拿好烟来给爷爷抽的情形，紧接着又交代了大伯长着大小手的奇闻趣事，时间设定在六零年代。因为这双大小手，爸爸当年不知受了多少委屈，爷爷奶奶也差点为此离婚，然而当事者大伯本人，自始至终享受到的确是这双手所给他带来的福气。按照正常的叙事逻辑，故事接下来应当讲述大伯段知明所享受过何种福气，但出人意料的是作家笔锋一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一九九零年，几乎镇上的每个人嘴里都在哼着“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的年代。故事依旧不按常理地叙写着，回溯到八三年，大伯读高三的时候，因其“一张小手掌天下，五条玉指定江山”[7]（56一度成为镇上的风流公子哥，文本交代了大伯当年搞大了初恋情人周小芹肚子的前尘往事。在本节故事中，时间结点从六零年代跨到一九九零年，又跳脱回一九八三年，就在读者满怀期待地边读边推测下一个时间结点的时候，故事戛然而止，以“还是接着说爸爸在阳台上抽烟的事算了”收尾，将读者的思绪随即重新拉回当下。
从头至尾梳理一下《我们家》的时间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节点依次为1995、1996年爸爸带奶奶看梨花散心，奶奶劝和，1983、1984年大伯读高三，爸爸师从陈修良在晒坝上守晒场，2000年、2002年爸爸刚当上豆瓣厂一把手，幺五一条街婆娘的价格水涨船高，1968年、1969年姐弟三个上小学，大伯懂事宽慰奶奶自己大小手的事，1990年爸爸去南门外老台球厅找‘韦唯，2005年春节爷爷去世前一家人最后一次团聚，大伯缺席，现在全家人为筹备奶奶八十岁寿辰再次团聚。这些看似凌乱、排列毫无章法可寻的时间节点，将原本整齐划一的故事切割得七零八落，情节随着无序的时间变得愈发碎片化。这种看似不经心的有意为之，是《我们家》潜藏的取胜之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空间维度的扁平感，同时也使故事的网状立体结构感凸显出来，从而让故事的容纳量大为增强，能够包罗更多诸如食色性一类的情欲要素，达到一种在小格局故事里面“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效度。若要追问如此进行时间设定的原因，则不得不提“不可靠叙述者”的角色设定。
作为家庭故事讲述者的段逸兴，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是这个大家庭中唯一的未成年人。全书自始至终都是站在段逸兴的视角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写，但贯穿整个事件始末的她却一直缺席、从未现身过。伴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得知段逸兴是一个患有疯病的孩子，一直在疗养院接受治疗，至于现在是否彻底康复，无从得知。由此，段逸兴就成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贯穿始终。未成年人加天生患疯病这一情节的设置，直接决定了其叙述“不可靠”的特质。其前言不搭后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叙述语言刚好佐证了这一点。第六章一开始，叙述的是爸爸派司机朱成去接姑姑回来主持奶奶八十大寿的庆典。另一边则开始写姑姑回家之前爸爸如何反对大伯出的这个让姑姑回来的主意，“姑姑回平乐镇之前的事，就是这样”[7]（126，以正常思维判断这句话自然意味着此段插曲的告一段落，实际上非但远未结束，作者以一句“哦还没说完”轻而易举地开始了另一段插曲的书写。同样发生在姑姑回家之前，爸爸跟其死党钟师忠在陈老三的酒铺子喝酒，酒过三巡，二人掏心掏肺地说起了以前的事，“最后，钟师忠那个龟儿子啊哭得满眼都是眼流花儿！”[7]（129依旧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紧随其后的另两段与钟师忠毫不相干的往事：豆瓣厂的发家史和当年姑姑出嫁的情形，前后没有作任何衔接。文中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奶奶正为儿女们尽心尽力操办其寿辰而高兴，忽而笔锋一转开始回忆起爷爷生前的种种，“话说到了这，不知怎么就说起爷爷来”[7]（156，作为叙述者的段逸兴好像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不管该说的、不该说的一股脑儿畅快淋漓地全说了出来。
显然，不知所云，讲话不分场合也不遵从逻辑，更不在乎主次先后等顺序，这正是一个疯病患者的表达常态。试想如果把叙述者换作我们家中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那么这样的“疯言乱语”必然会饱受诟病、难以成立。然而，由一个精神病人来担当整个故事的叙述者，这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个患有疯病的孩子，的确不需要为其话语的过失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便语言莽撞、前后不搭、矛盾百出，也不会受到过分指摘和苛责。当然，作家颜歌追求的不仅仅是“讲得通”这么简单，小说通篇阅读下来，这个隐身叙述者天马行空、毫无章法的叙述，给读者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的阅读快感。这无形中实现了颜歌对该部作品的预期——达成“从第一页就让人发笑、笑到最后禁不住酸楚”[7]（封底的奇特效果与叙事追求。
二、 “爱”之情欲线索：生活本相的赤裸还原
在“昼夜、厨房与爱”三条隐秘的线索中，如果说“昼夜”时间线索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化整为零，将其分割成若干无序的碎片，为整部作品营造了一个散而神聚的时间框架，那么“爱”与“厨房”两条线索俨然构成“血肉之躯”，使故事越发透着鲜活生动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强旺生命张力。
“情欲”这一关键词作为“爱”这一线索的外化，正是《我们家》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砝码。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是从一个有欲望的人物开始讲述的。这个人就是“我”爸爸——薛胜强。薛胜强是故事中提纲挈领的一个人，所有的人物、故事皆由他引出和延展。小说开端即交代了爸爸对大伯段知明的愤怒和嘲讽，根据后文段逸兴的讲述我们得知，高三时大伯与初恋周小芹偷尝禁果致使女方意外怀孕，周家的长辈闹上门来，奶奶赔了钱，还让爸爸背负了这“莫须有”的罪名替大伯顶了罪，就因为奶奶一早就认定大伯是個读书的好苗子，早晚能出人头地。爸爸自认确实不是读书的那块料，便服从奶奶的安排去了平乐镇上的豆瓣厂跟陈修良一心学起了技术。直到今天，已经是豆瓣厂一把手的爸爸对大伯仍然耿耿于怀，没有一次见面时不在心里咒骂“龟儿子段知明、白脸鸡儿”。然而没上过大学的爸爸却过得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潇洒快活，甚至成为了已是大学教授身份的大伯一直以来心中暗自羡慕的对象。
在女儿段逸兴眼中，爸爸薛胜强的生活中充斥着粗话、婆娘、钱和烟酒，尤其在感情方面，只能用“糜乱”二字来形容。婚前婚后先后跟多个女人搞在一起，患有心脏病却还是纵欲过度不加克制。还喜欢爆粗口、说粗话，尤其是跟婆娘在床上的时候。回想起来，“爸爸第一次听到‘×你妈这个词是从爷爷嘴里”[7]（44，当年上初中的爸爸无意间撞见了在屋里做爱的爷爷奶奶，当时爷爷嘴里不停地骂的就是“×你妈”。“说起来真是血浓于水啊，虽然越是大了，爸爸在床上骂的怪话就越是千奇百怪，但时不时总要骂起来的，还是那句‘×你妈。”[7]（45别看爸爸薛胜强才四十多岁，他睡过的婆娘可是遍布整个平乐镇，南街老城墙边台球厅的“韦唯”，幺五一条街的红幺妹，东门夜市边上魁星楼里白勇军的老婆邓娟，县医院的护士肖静姝，还有北门土特产公司的席红珍，以及现在的小三钟馨郁；“还有……太多了，太多了。”[7]（173书中直露而毫不避讳地描摹了多个爸爸跟女人边做爱边骂粗话的情形。第一个片段是跟现在包养的小三钟馨郁：
“爸爸专注地摸着她的乳房。在爸爸摸过的乳房里，钟馨郁的乳房不算太大，但总是凉幽幽的，坠在手里像一块老玉。
老实说，爸爸就欣赏钟馨郁这股没头没脑的傻劲，跟她做爱的时候，爸爸总是喜欢张嘴就骂：‘你这个瓜婆娘！钟馨郁也不生气，便实至名归了。”[7]（8
片段二是一九九年爸爸和钟师忠在南门城墙边的老台球厅打台球时，偶遇到的长相酷似唱《亚洲雄风》的歌手韦唯的婆娘：
“加起跟妈妈耍朋友的时候，爸爸也估计有三年没睡过其他婆娘了，一日不练手生，三日不练鸡儿都憷了。但是这个婆娘——这个婆娘不一般——伸手过来抓起爸爸的手就往塔裙子底下塞。爸爸手指冰凉凉的，黏着一巴掌的汗就摸到了——他一下想到了晒坝里头的豆瓣缸子，在最烈的太阳坝晒了三四个小时，翻出来的水都开始发响了，漫上来的辣味也熏得人睁不开眼——爸爸吞了一口响口水，那一瞬间他确信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薛胜强今天是睡定这个婆娘了，不止如此，他这辈子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婆娘要睡。”[7]（56
爸爸当年跟妈妈也有过浓情蜜意、火辣辣的时刻：
“爸爸伸手过去就一把揽住了妈妈的腰杆——妈妈的腰杆像是一坨奶油，才挨着他的手就要化了。‘胜强！大白天的，娃娃还在。她有些不好意思，推着爸爸。
爸爸才不管这么多，抱到妈妈就往屋头走。他把嘴贴在妈妈湿漉漉的耳朵边上说‘娃娃睡了的嘛，一边伸手过去抓妈妈白馒头般的乳房。
十几年以后爸爸想起来，还是觉得下头两个卵蛋抖了一抖：东方吹，战鼓擂，那甜腻腻的杏花雨也沾衣欲滴了”[7]（152。
这几段描写无一不是赤裸裸情欲展现中又夹杂着粗话的，“没错，爸爸在做爱的时候总有很多怪话要骂”[7]（11，粗话和出于本能不加遮掩的情欲表露正是表现人物性格最直接、最奏效的方式。颜歌塑造主人公薛胜强这个人物时，故意让神志不清、少不更事的女儿吐露无忌童言，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个薛胜强，没有任何道貌岸然的遮羞布的包裹，也不戴伪善虚伪的面具，不堪入目却至真至诚。爸爸薛胜强这辈子没读过几本书，文化水平不高，言语粗鄙，为人倒也爽直，是外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土大款。人到中年，最爱做的事仍是睡女人和喝酒，一直奉“只要到了夜总会，酒瓶子喝成了空瓶子，母蚊子扑上了公蚊子，堂子上，桌子底下，铺盖窝里头，没什么不好说的”[7]（95为人生信条，靠着这套独特的人生哲学他不知谈成了多少单大买卖，睡了多少婆娘，这样看来，“包房里的贾宝玉”“私企界的苏东坡”的名号也算得上实至名归了。
如若从道德层面来审视这个人物，简直糟糕透顶，百无一是：婚前感情生活不检点，私生活及其混乱不堪，婚后出轨包养小三，荒淫无度，不知节制，终日浸淫在女色和酒精之间，张口“锤子鸡巴”，闭口“鸡儿生疮”，活脱一个不入流的三俗之人。然而通览全书会发现，作者颜歌显然无意从道德角度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评判，除了爸爸薛胜强，这个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怀揣了见不得光的私情密事。
身为一家之主的奶奶在爷爷去世后扛起了家庭建设的重担，把我们家建成了平乐镇上的富庶大户，她的一生为人处世处处都透露出智慧与灵光，直到文末我们才惊觉这个奶奶与爸爸的师傅，豆瓣厂的陈修良曾有过一段情缘，并且两人还孕育了爱情结晶——姑姑。虽说“两个的事说得清清楚楚，断得干干净净”[7]（254，但这世间除了当局者，竟还有段逸兴的外公即亲家略知一二。此外公一副祝寿的对联将前尘往事隐晦重提，让年迈的奶奶感慨落泪。家里最风光体面的人物——大伯，是永安大学数学系的教授，社会阅历丰富，性情沉稳又言语谨慎，过了不惑之年仍然是形单影只。大伯不接受爸爸给安排的相亲，甚至在相亲宴上把相亲对象狠狠羞辱了一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奶奶的八十寿宴上，大伯带来了自己年少时的恋人周小芹并当众宣布将与其结婚并组建家庭。全书中对周小芹这个角色着墨不多，但每次出场都极尽溢美之词，如镇上的邓丽君，花椒西施，做生意的间隙还不忘翻翻《读者》杂志......故事的结局，自然大伯与离异后的周小芹有情人终成眷属。
少年不更事时他无法对所爱之人许下承诺，甚至在母亲的安排下仓惶远走，但当他终于可以掌控自身命运时，他奋力争取，用数十年的守望许心上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现实生活中，女人们最向往的，也就是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心。爸爸最敬重的人物，家中的长女，段逸兴的姑姑——薛珊莉，知性温婉，人美心善，年轻时被奶奶做主嫁给了某军区领导的儿子、在省政府上班的姑爹。姑姑后来在大學念了播音专业又一路念完了研究生，成了一名电视台主持人。在所有人眼里，姑姑可谓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了，过着另人称羡的日子，然而同样是在奶奶的八十寿宴上，姑姑提出了与姑爹离婚的爆炸性消息，原来姑爹本性风流，年老了仍金屋藏娇，姑姑不愿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委曲求全，果断提出离婚。莉珊姑姑像极了我们身边年近退休的某个女同事或者亲戚中的某个女长辈。她平生为了父母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奔波隐忍，不知或者佯装不知伴侣的背叛与伤害，且护他周全。而当她不再年轻，似乎亦日渐通达，她最终选择放弃名存实亡的婚姻，想为自己痛快活一回。还有段逸兴的妈妈，陈安琴，在与爸爸刚结婚的那几年里，曾与北门的白勇军有过一腿，后被爸爸发现，扬言要打断那个姓白的狗腿……每个人的私生活都怀保守着或多或少隐幽的秘密，因不光彩而羞于启齿，不少读者曾戏谑说这是一个一家人搞破鞋的故事。这一说法显然有失偏颇，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颜歌在《我们家》中所涉及的亲情、友情、男女私情面面俱到，却唯独“抛却”了道德准绳，这样再来看避开道德底线而不谈的《我们家》，爸爸薛胜强纵欲的生活显得不再那么突兀，连其他人的私情也变得情有可原。
诚如马克·吐温所说：“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8]生活如万花筒般光怪陆离，充满了若干种可能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同样也不只有一面，正是多面性的展现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也更难以用简单的好坏二字去评判，诚如生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如果只看到爸爸薛胜强到处喝酒睡婆娘，难免就此打上“负心汉”“薄情郎”的标签，可是他对待朋友仗义疏财，对待长辈尊敬孝顺，待人也心存善意，操持着豆瓣厂里里外外的大事琐事，谈客户、跑订单、饭局哪一样不是他亲自出马笼络……就是这样一个荒唐不堪的人把整个家庭和豆瓣厂收拢得服服帖帖，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颜歌的真正意图到底为何。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那样，“在纯粹的叙述者和思想家之间，还站着一个观察家——他的真正土地是现实世界”[9]，显然，颜歌即是这个“我们家”的观察家和忠实的记录者，她把乱糟糟、尘土飞扬的生活本相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不加一丝遮掩和加工，带我们走进平乐镇上一个小家庭的繁乱芜杂却又真真切切的情感生活，她不对人物做出任何道义层面的拷问，也不会引领读者这样去做。颜歌曾袒露：“我必须感谢‘薛胜强，我的主角，一个豆瓣厂老板，他用他的粗暴和愤怒，酣畅和蓬勃的情欲启发了我，矫正了我，指导着我去成为一个能真正有资格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家。”[10]
三、 活色生香的饮食线索与川味方言
相较于前面所述“昼夜”和“情欲”的时间和情欲线索，“饮食”这一线索刻画得若有若无、不着痕迹，虽着墨不多却有无可取代。这条线索实际上是前两条线索的补充，与“昼夜”时间线索互为表里，与“情欲”线索相互勾连，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让全书的布局谋篇更加清晰完整。遥想当年北门那个小巷子里头卖着“平乐镇首屈一指的凉拌兔”，爸爸他们几个年轻小伙子隔三差五去光顾。“邓大爷呢，斜着嘴叼着一支纸烟，上面的烟灰已经吊了有半指长，慢悠悠地，他就站起来给他们拌兔丁，爸爸他们几个就围着他的小推车，口水滴答着看着他叼着这根烟，空出手来把花生、大头菜、芹菜颗颗、芝麻、红油海椒、花椒面、白糖、醋，还有那抓心挠肺的兔丁都丢到那个大铝瓢里面去，哐哐哐哐——他手起筷子落地拌完了，抖出两根指头扯起塑料袋，拴起来递给爸爸”[7]（99。
斗转星移几度秋，平乐镇也不复当年模样，老门脸儿早就不见了踪影，一水儿新店面，镇上连一寸泥巴地、一根电线杆都没有了，爸爸也多年没再踩到北街去过，他甚至怀疑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那更好吃的凉拌兔丁了。其实爸爸也是个念旧的人。平乐镇风云换了几旬，饮食的滋味变了，一晃爷爷也去世好几年了，爸爸时常会想起当年爷爷第一次带他到小谢饭馆吃水饺的情形：“白生生的老板娘给他们端来了两碗红油水饺，烈烈的海椒油上撒着香香的熟芝麻，麻辣里头回着白糖甜，一口咬下去饱实实的肉馅就混着油汤流出来了，滚烫烫湿漉漉地缠在舌头上。”[7]（166直到天都黑透了，爷俩儿才“蔫皮皮乖咪咪”地回到各自的婆娘那去，日子在剩下的几十年里也将都是这样……爸爸住院妈妈烧了鲫鱼汤来看他，她“给爸爸倒了一碗雪白雪白的鲫鱼汤，递过来就往爸爸嘴上粘”，“汤并不烫，也不凉，鲫鱼煎过了，所以汤里只见白不见黑，轻飘飘的，微微下了些毛毛盐，不咸不淡地能咂出半股姜丝味。如此而已”[7]（32这碗让爸爸生厌的鲫鱼汤，分明就是他和妈妈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不温不火，没滋没味，再也让人提不起半分兴致。评论家谢有顺说过，“小说要还原的是一个物质世界，一种俗世生活”[10]，饮食可以算得上是“食色性也”的俗世生活中最直接的一个侧面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作者并不是单调地在直呈饮食元素，而是在不经意间将不知不觉地时间流转和人物隐晦的情欲表达包蓄在味觉密码中。
生活不在别处，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便是生活的样子。故事中密布着众多带有郫县豆瓣气息的川味方言，诸如“红嘴皮子蘸香油，会说得很”“平头菊花提虚劲，癞子光头最亡命”“一根鸡儿两头开花”“锤子鸡巴满天飞”等等，热辣滚烫，像海椒一样生猛呛鼻。用从巴蜀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地道方言来直陈四川平乐镇的世俗生活，不需要糖衣也没有遮羞布的包裹，这可能是《我们家》最难能可贵的地方。颜歌抛去以往作品中的文艺腔和小资美学，运用了一种语言上的“非常规”之法，即大量的能反应人物心理活动的蜀地粗话，轻松让读者看到并相信真实的生活面目。正如她自己所说，“自己所沉迷的原来是我们镇的肮脏、丑陋和粗俗”[3]。这些“非常规”的语言运用，是新鲜且接地气的，“解构了‘文艺腔以及‘文艺腔背后高度自恋的个体形象；它解构了现代写作惯有的语言深度模式，这种深度模式在大多数时候已经成为陈腐的惯例。”[11]
如果说平乐镇的生活是“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酱”[5]，油腻麻辣又活色生香，刺激着读者的每一个味蕾，那么，川味方言和怪话的运用则在听觉上冲击着读者的耳膜，二者合力使整部作品浸润在一股柴火味儿的人间烟火气息之中。当代社会浮躁又千篇一律的都市生活正日益麻木、钝化我们的感官，在这里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青年作家颜歌在构建“我们家”这个有声有色又有味的感官世界的努力。段逸兴一家的生活像一个圆，在奶奶的八十寿辰上真相全部浮出水面之后，最终似乎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最开始的起点，“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5]仍在继续着。外人或许会讪笑，会奚落，会冷嘲热讽，会嬉笑怒骂，可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这个过程才是真切活着最为真实的证据所在。事实上，这个关于“我们家”的故事仍在继续，并将一直上演下去，因為生活没有终点。现代社会在将人类解放的同时，也逐渐消灭了道德感。所谓的伦理和道德，更多地成了关乎自我的艺术。
难怪学者崔剑剑直言《我们家》“代表着颜歌对畅销文学和纯文学的分野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也有了更自觉的选择，是80后作家群创作的作品中，最具有社会风味的通俗故事。”[12]事实上，这样的“最具有社会风味的通俗故事”根本无意于探讨道德上的荣辱成败，也无心于告诉人们到底该怎样去正确地活着，它只关乎生活的迷雾，穿透迷障的野心以及最终学会与困惑相伴而生的气魄。这部作品中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的，就是拷问和答案，这恰恰即是它的特立独行之处，与其早期的成长与青春为主题的叙事作品呈现出较大的叙事距离，从中不难窥见作家颜歌开始挑战描写社会所发生的改变，此种勇于尝试的勇气值得钦佩。今天的颜歌早已成为80后作家群体中的佼佼者，成绩斐然，主流学界也开始“更客观地看待颜歌作品，发现颜歌作品中‘先锋气质的部分”[13]，而这“先锋气质”恰恰是赋予颜歌及其创作的标识性存在。随着《我们家》荣获“第十一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新人奖”，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与垂青，更加证明了其作品的价值与魅力。这样的作品，这样的写作姿态与情节架构，这样的语言表述与构思方式，附着在由三条叙事线索所勾连的隐形叙事当中，赋予了其以独树一帜的叙事风貌占据新世纪以来文学书写的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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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