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岛内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
冯理达
台湾从1895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到1945年光复，经历了50年的日据时代，其间台湾人民受尽了殖民奴役。台湾光复后，岛内知识分子跃跃欲试，想要加入新政权以建设台湾，但事与愿违，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中集中爆发。该事件影响深远，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大陆学术界在1980年代前曾将其称为“二·二八”起义，视为反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运动，即全民性的、以民族自决的形式爆发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反对美帝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卖国政策，反对血腥的法西斯统治，建设富强、民主的中国[1]。但是仅用“革命”来界定这一事件似乎并不能展现“二·二八”事件的全貌。1980年代后，随着同台湾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大陆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同时期的台湾，随着国民党逐步开放黨禁，依托本土优势，台湾学者能够较为便捷地接触到解密的一手档案文献，同时对见证者的口述采访也为该事件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和补充。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主阵地是在台湾，台湾学者对“二·二八”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研究也较多，如台湾学者李筱峰[2]就从台湾知识分子入手分析该事件，突破了国民政府对“二·二八”事件讨论的限制，具有划时代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将笔触着眼于事变中的个别知识分子，如陈芳明[3]搜集整理了蒋渭川的文章和相关回忆。后来，随着台湾戒严时代的结束，国民党当局逐渐放松了对“二·二八”事件讨论的限制，学术界形成了一批口述史研究成果，如《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谈记录》[4]等。大陆方面，褚静涛的专著《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5]，涉及台籍精英在“二·二八”事件前后同时任台湾省主席陈仪的合作、组织的党派活动，以及对台湾政改的呼吁和政治认同问题；李跃乾所撰写的《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6]，关注到了台湾知识分子中具有留日背景的一批知识分子及其对“二·二八”事件的参与；王小平的专著《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以许寿裳、黎烈文、台静农为中心的考察》[7]，则注意到了光复初期赴台的大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关于台湾知识分子，笔者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后，发现在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成分较为复杂，不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反映在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因此在讨论这一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时，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要结合其在“二·二八”事件前后的不同行为、言论，来分析其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作者在台湾期间所掌握的资料文献、口述史料，在两岸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彼时的台湾知识分子作进一步的探讨，梳理台湾知识分子在“二·二八”事件前、事件中和事件后的行为、立场及其同国民政府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别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分析其角色的转变，反思冲突爆发的原因。
一、“二·二八”事件前的台湾知识分子
日据时代，尤其是从“皇民化运动”到“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夕，是台湾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最积极的阶段。“皇民化运动”时期和光复后到“二·二八”事件前，这两个时期虽然统治者不同、社会性质不同，但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在政府内部、以政权合作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同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以社会运动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对台湾人民的政治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皇民化运动”时期
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早在中川健藏任台湾总督时期就开始逐渐形成，其核心是要用日本文化同化台湾的中华文化，将台湾从中国彻底分离[8]，同时也为其所宣扬的“大东亚圣战”服务。这一运动的推行，标志着日本对台的同化政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在台湾被殖民的50年里，日本的同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抵抗。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民众通过消极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得以传承传统文化，如直到1943年，台湾改姓名户口的才占总户口的169%，总人口的2.06%[2]281-282；另一方面，士绅和知识分子相继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运动来争取权益，如1914年12月，台中厅参事林献堂在日本明治元老板垣退助的帮助下组织的台湾“同化会”[9]，之后还有“六三法撤废运动”[10]、1921—1934年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1]、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和“农民运动”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皇民化运动”中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时期，成立了各级“皇民奉公会”这一涵盖“上自总督府各机关，下至全台各级地方政府浑然一体推动皇民化运动的机关”[12]。这一覆盖各级的机关，吸纳了大量知识分子及地方士绅。这些“皇民奉公会”成员与在社会运动中涌现出的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在后来参与了“二·二八”事件。
纵观台湾日据时代，我们发现，部分知识分子成了殖民当局的成员，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了社会运动以争取权利，但鲜有知识分子用激进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此后较为激烈的反抗运动如“议会设置运动”，目的也只是要求台湾知识分子参与到国家政权建设中。另外，日本在各行政单位所设置的具有明显殖民色彩的公职，其担任者都是本地具有较高名望的人士。因此，在当时许多本土菁英对待殖民当局并不只是单纯的反抗者或顺应者，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者，其中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层面上的，即“相当巧妙地调出适于自己的声调，用以界定属于自己认同的台湾文化”[13]，以传承传统文化，并与日本文化的强制移植相抗衡。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抵制”，也仅限于在日本政治体制内要求更多的权力，因为日本人需要用这些本土知识分子的威望来稳定地方；本土知识分子也希望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来协调殖民政府与台湾民众的利益。
2.光复后到“二·二八”事件前夕
（1）民意机构的成立与知识分子的参与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陈仪担任台湾省主席，负责接收与重建工作，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此时国民政府所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台湾，岛内广大知识分子欢庆台湾回归祖国，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例如，林献堂就表示“本人此次不顾衰老之身而出，只愿粉身碎骨为乡邦服务”[14]21。在此浪潮下，成立各级民意机构以配合全国行宪之事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5年12月26日，《台湾省各级民意机关成立方案》公布，依此方案，要建立起由下而上的各级民意机关，按照各县市的人口比例选举各级参议院议员，成立省参议会。[15]102-103整个选举，共有1180位候选人角逐17个县市的33个议员名额，当选率平均为2.79%，议员名额与候选人数的比例最高达到约1GA6FA120（台南县），竞争最激烈的台中县和台南县当选率仅为0.83%和1.41%（见表1）。由此可见，当时台湾民众参加竞选之热情。考察当选议员的教育背景或者职业，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所占比重较大。由表2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议员占比达3576%，如果将职业教育和中学教育视为中等教育，那么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议员占到了7699%。可以说，参政者大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有在地方上声名显赫、受人敬仰的人士。这些知识分子多是在台湾50年殖民岁月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或者是受到了各種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人物。例如，台北县参议员林日高，曾是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台北市参议员王
添灯，曾任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兼书记长；台中县参议员洪元煌，曾参与议会请愿运动，并担任中国文化协会专务理事、台湾民众党中常委[2]142。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光复后的政权中，知识分子的结构较为复杂。一批曾在日本殖民当局任职的知识分子也被纳入了国民政府体制内；在县市参议员中，日据时代曾经担任过公职的约占39.46%；光复后任职省参议员的日据时代知识分子约占6.81%。虽然这批知识分子所占比例不高，却大多资历较老，如林献堂、林瑞昌、李崇礼等[2]135。在这些担任议员、任有公职的知识分子中，曾是“皇民奉公会”成员的多达500人，这些人中自然也会有一些投机分子，但由于他们有着知识分子身份与在台湾民众中的影响，国民政府让其担任公职，借以稳定统治秩序。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进入了体制内，但由于教育背景、家族历史、生活经历不同，他们的政治立场也不同，这给日后“二·二八”事件中知识分子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2）光复后在台知识分子的构成
在陈仪组织的各级议会中，具有一定学历的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不同的历史背景决定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类别多样。光复后，在台知识分子的构成较为复杂，大概可以分为本土知识分子、大陆来台知识分子、留学归国和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台湾在读学生四类。
其一，本土知识分子。台湾本土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人数最多，可以说是光复后台湾知识分子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林献堂、辜振甫、蒋渭川、蒋渭水、王添灯等。他们在日据时代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新式教育的影响。例如，林献堂出身台中雾峰林家，是台湾名门望族[16]；辜振甫出身鹿港辜家，其父辜显荣为日据时代同日本合作的台湾乡绅的代表人物，同时，辜振甫也曾就读于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蒋渭川、蒋渭水兄弟也都是台湾著名的爱国人士，接受过台湾本土教育，也曾在日本在台创办的学校中就读。此外，他们还是日据时代社会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以及光复后最早组织迎接国军的一批人[5]438。
其二，大陆来台知识分子。光复后，一方面国民政府要接收、建设台湾，因而需要大量知识分子的协助；另一方面，一批大陆知识分子因内战一触即发而渡海迁台，成为光复后第一批赴台的大陆知识分子。这批光复后赴台的大陆知识分子，不同于国共内战末期赴台的知识分子，其赴台多是受建设台湾的热情驱使，其思想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八年抗战的洗礼，更具有进步性，对国民政府的统治也多保持着批判意识。[7]4-5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前，他们
多通过创办杂志、书社等对政府进行批评或建议，对于政治活动参与不多；而在“二·二八”事件爆发与大陆解放之后，大陆赴台的知识分子结构则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
其三，留学归国和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以归台留日学生和曾长期在大陆、日本等地活动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留日学生多家境殷实，在日留学期间受到了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在政治上倾向于民主政治，同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具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6]24在日据时代，他们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光复后，他们积极加入陈仪组织的民意机构；“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他们成为台湾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为积极的一类，如郭国基、游弥坚、黄朝琴、连震东、杜聪明、蔡培火等。他们虽然同样游学日本，但其政治观点因受到不同思潮的影响而不同，在之后的“二·二八”事件中，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另外，还有一批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以谢雪红、蔡孝乾为例，二人是台湾共产党的代表人物。台共在组织上同中国共产党并无联系，主要接受日本共产党的指导，光复之前长期在大陆组织台湾人的革命活动，还曾到日本、苏联接受培训。[6]54-55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复杂，在此不做过多的展开，下文将以台湾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活动为例展开讨论。
其四，台湾在读学生。这一群体最为特殊。台湾在读学生，一方面，虽具备一定的知识，但其政治观点尚未成熟，比较激进，在社会变革中，往往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往往不能把握事件中的利害关系，容易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牺牲品。[17]在“二·二八”事件中，这类群体既想努力维持社会安定，又激烈反抗政府。在地方的动荡中，在读学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上是依照历史背景对彼时台湾知识分子的大致分类，在每一类中，政治观点又有所分化，知识分子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群体在“二·二八”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光复后，虽然陈仪政府着手建设台湾，但种种失策直接造成了台湾知识分子群体对陈仪政府的不满。
（3）光复初期的乱象
抗战胜利后，陈仪接手台湾，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但台湾糟糕的社会状况并未好转，如自然灾害发生，商人囤积居奇，使米价大幅上涨，从原来的每斤5台币涨到每斤17台币。陈仪政府对米价采取了放任态度，没有控制价格或采取配给措施，使得城市居民生活失去保障。[15]126-127另外，光复后台湾吏治的腐败也颇让民众失望。早在1945年8月，国民党闽台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就抵达台湾，负责监督日常接收工作。8月初至9月12日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清查团接到的384份举报函中便有64起舞弊案。[15]137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都清楚地看到这种乱象，“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第二天，时任国立台湾大学医院院长兼国民参政员的杜聪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到了物价暴涨和吏治腐败两大导火线，他说：“此间纷扰暴动之原因，自光复接收开始，贪污时有发现，对贪污案件，处置又欠严明……又加（上）政府对粮政措施不当……目前之粮荒不能控制，使物价暴涨，一般台湾人对政府之怨恨，已达极点！”[18]9
光复初期的混乱状态使得民众对政府的积怨越来越深，而给那些积极渴望参政的知识分子迎头浇上冷水的，则是他们发现本土知识分子在各级议会中并未掌握实权，权力反而控制在来自大陆的官僚手中。省议员郭国基曾指出，“现在台湾自行政长官以下各处长、各县长、各市长之中，仅台北市长、新竹县长、高雄县长3人为台胞，其余20多人全为外省人”，政府则常常“以台胞不解国语为由，拒绝登用台省人”[2]184。后来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高级公务员本省人所占者过少”，以后“自应设法培植其本省高级干部人才，以求纠正过去之偏颇现象也”[19]。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后回归大陆，但所迎来的国民政府则视台湾为征服而来的土地，台湾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难免会心理失衡[2]191，于是视陈仪政府采取的建立民意机关等措施为收买人心的政治骗局。在這种人心不定、社会矛盾丛生的背景下，1947年2月27日晚，一起由专卖局查缉私烟而引发的血案，终于诱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并迅速波及台湾大部分县市，这便是令人震惊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二八”事件中的台湾知识分子
事件发生的次日上午，台北的局势便开始朝着暴乱的局面发展。据大溪档案中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记载，是时，“少数阴谋分子驱使暴徒浪人将昨稽查私烟时被击毙之死者尸体鸣锣击鼓涌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将所长围殴，复捣毁门窗，嗣乃裹挟民众数千人到专卖局”，并“当场殴毙职员二人”，接下来他们又涌向了行政公署，但遭到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死一人，伤十数人”，最后便是“商店辍市、工厂停工、学校罢课”，并有群众三五成群围攻外省人，“不通台语日语者辄被凶杀”[20]13。事态逐步不可控制，并迅速波及到了邻近的基隆市。蒋介石在2月28日当天就下达了手谕，称“交由司法机关公平训办、台北市局部戒严、政治上可以退让并尽量以商谈解决纠纷”，“如军事遭受攻击，可以用军力平息暴乱”[21]719-720。不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便宣布在台北实施局部戒严[20]18。
1.“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成立与陈仪的三次让步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的是年3月1日，代表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各县市议员和省议员，立刻采取了积极措施试图化解矛盾，他们推举黄朝琴、王添灯等8人为代表，赴行政公署面见陈仪，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点办法，即立即解除戒严、惩办凶手、抚恤死伤、被捕之市民立即开释、组织调查委员会。[20]14
陈仪则本着大事化小的心态，同时也考虑到蒋介石“政治上可以退让并尽量以商谈解决纠纷”的意见，对知识分子代表们的意见当即表示全部接受，并在当日下午5时通过广播发表了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具体内容是：（1）缉私误伤人民嫌犯已交司法机关训办，将处以适当罪行；（2）受伤之民妇已送医院治疗，并给予医药费五万元；（3）因受伤死亡的市民，已给予抚恤金二十五万元；（4）因参议院人恳切请求，自今晚十二时解除戒严；（5）昨天在暴动中被捕嫌犯，由邻里长负责具保，准予释放；（6）由省参议会派代表与政府所派代表合组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此次事变；（7）希望人民信赖政府，与政府合作，自动自发维持治安，严守秩序。[20]14与此同时，台湾本土报纸也未用激进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情，如《新生报》提出的五条处理意见，也无外乎是惩凶、道歉、赔偿之类，并在处理意见末尾转引警备总局司令部“柯（远芬）参谋长”的话安抚民众，即请一般民众“稍安勿躁，共维安宁”[18]3。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尚且安定。同时，新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了《二·二八处委会告全国同胞书》，指出：“这次事件的发出（生）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希望台湾同胞同外省同胞一同团结起来以“改革本省政治”，在提出“台湾同胞团结起来！”“改进台湾政治！”[22]269等口号后，便开始履行职责。然而，实际上台湾的局势并没有因为陈仪的妥协让步而好转。
此时，事态已迅速波及到台湾整个北部，并向中部和南部蔓延，新竹、嘉义、彰化等地都出现了聚众打砸抢烧事件。陈仪便请求台北著名士绅蒋渭川出面调停，蒋渭川在陈仪之前对全省广播所提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事件不向民众追究责任、释放被捕民众、死伤者由政府优厚抚恤医治、缉烟开枪凶手重刑”四条，并建议处理委员会扩充组织由民众自己选出代表参加[3]。陈仪皆照办，在当日（3月1日）下午第二次通过全省广播，发表处理意见：（1）凡是参与此次事变之人，一律不加追究；（2）已被宪警拘捕之暴徒，准由其家属领回，不必由邻里长保释；（3）此次事变伤亡人员，不论本省人、外省人、公教人员、人民，一律给予治疗抚恤；（4）处理委员会可加入各界代表，容纳多数意见。[20]22
关于陈仪的第二次让步，柯远芬认为，处理委员会的扩充，使得台独分子、流氓、恶霸大量加入，政府代表被迫退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则完全由暴徒所控制。[20]22对于这种评论，综合处理委员会在扩充之后的表现至少可以断定：处理委员会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激进势力，也是使得事件恶化的重要推手，以至于在扩充之后，其中的政府人员悉数退出，这使得处理委员会同政府的对话愈加艰难。
结合陈仪的第一次处理意见，陈仪的第二次让步尚在其底线之内，对于知识分子代表的要求，陈仪也显得较为克制，但台湾的局势并没有因为陈仪的再次让步而缓和，台湾各地冲击政府、殴人抢劫之事反而愈演愈烈。在这种乱局下，加入了各界代表的处理委员会以处理“二·二八”事变、改革政治为宗旨，于3月5日进行了改组，并提出了几项主张，较为重要的有三条：（1）要求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2）实施省、县、市长民选；（3）军权要由台湾人掌握。[20]27而在3月5日当天，蒋渭川便受邀前往陈仪处商讨解决办法，蒋渭川提出了三点主张：（1）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依国内各省制度实行，在未得中央批准以前，维持现机构；（2）为改革现行机构，设立台湾政治改革委员会，委员产生办法由全省各区镇向民代表中各单位选出一名为候选人，然后由该县市参议会从全部候选人中选出三十名为委员；（3）现在局处所长或主管，尽量启用本省人。[3]310
对比处理委员会和蒋渭川的意见，基本精神有一致之处，都是启动行政改革，促进“二·二八”事件的解决，这也充分说明了无论是陈仪政府还是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解决“二·二八”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惩处生事者，而在于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处理委员会和蒋渭川要求的不同之处在于：处理委员会在整改的要求上，更为直接，也更为激进，如直接提出“军权要有台湾人掌握”，而蒋渭川只不过“尽量启用本省人”而已。在蒋渭川和处理委员会的要求下，陈仪在3月5日下午第三次通过广播发表声明，主要内容如下：（1）省级行政机构已考虑改为省政府，将向中央请示，一经中央核准，即可实施，改组后省政府委员、各厅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2）县市级行政首长，已预定在准备手续完成的条件下，于7月1日实施民选；（3）至于各种措施如何改革，在省一方面，俟政府改组后，由其决定[20]27。
陈仪的这次声明可以视为陈仪的第三次妥协，从处理缉烟枪杀首犯到进行政治改革，陈仪一步一妥协，而处理委员会则步步进逼。对比蒋渭川与处理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可以发现：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初步分化。随后，处理委员会所颁布的《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理大纲》，则更加体现了知识分子间的分化。
2.《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理大纲》的颁布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虽然陈仪在事件中屡屡让步，但并未使得社会状况好转，混乱的局势使他无法向国民政府交差。而处理委员会则步步紧逼，于3月7日公布了《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理大纲》（下文简称《处理大纲》），认为“查缉私烟枪毙人命不过是导火线而已，这次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对于一年余来之腐败政治的不满同时爆发的结果”，要求“整个台湾政府应负全部责任”[22]271。这一结论并无不妥，但其提出的7条对于目前问题的处理办法与32条根本处理办法，则引起了轩然大波。
《处理大纲》在提出撤销专卖局、不得随意逮捕人犯、保障非武装结社自由和一些经济方面的条件外，还提出了“政府在各地之武装军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在政治问题之根本解决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论军事、政治）需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警察处长与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由本省人担任”，“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由本省人担任”等要求[23]73-275，这无异于让国民政府自放权柄。消息传到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特稿称“这一组织竟复提出超越国家一分子的本分，……这种过分的政治行为，绝非政府与全国同胞所能接受，处理委员会不能平息事端，却反而滋事推波助澜，这一组织的成立不合法，这一组织的存在不能不由政府予以解散”[2]207。蒋介石于3月10日发表谈话，称“该省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要取消台湾警备司令部，缴械武器由该会保管，并要求台湾陆海军皆由台湾人充任，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范围，中央自不能承认”；联系到“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许多地方发生的冲突事件，蒋介石又说：“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21]826-827
处理委员会意见触动了蒋介石及其军队，别说蒋介石通不过，就连陈仪都不能接受。《处理大纲》显然触碰了政府的底线，处理委员会遭到镇压也就顺理成章。由此，陈仪的讲话也就失去了执行的基础，成了一纸空文，之前所谈妥的改革措施，也便化为乌有。3月7日蒋介石派步兵一团及宪兵一营开赴基隆，开始正式的军事镇压。[21]770-771
《处理大纲》的颁布可以说是“二·二八”事件的分水岭。在其颁布之前，陈仪以退让妥协为主，对于知识分子们的要求尽量答应，希望事态能够恢复正常；而在颁布之后，处理委员会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其说是“政治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口头上的“政治革命”，国民政府之气恼不言而喻。
其实，从处理委员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或处理办法便能看出，知识分子们早已对陈仪政府极度不满，改革成为全台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不然也不会一下子提出这么多激进的要求。但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由“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知识分子的分化（“二·二八”事件也体现出知识分子政治倾向的不同），当蒋渭川看到这个处理意见时，便坚决反对处理委员会的《处理大纲》，认为这样的要求反而会激化矛盾，并呼吁人们相信政府，同时又一边请求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劝告蒋介石不要派军队来台镇压[23]19。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替蒋渭川转交蒋介石的信中，蒋渭川说：“台湾此次民变，纯为反对贪污官吏，要求政治改革，并无其他作用，万勿派兵来台，以免再激民心，并肯迅派大员临台调处，则国家幸甚。”[3]317-321针对《处理大纲》，蒋渭川还批评处理委员会王添灯等人对事态的恶化应负有责任。蒋渭川在其事后写的《二·二八事件报告书》中就认为，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添灯在电台发表《处理大纲》10条及提出的32条导致了民众“大起冲动”，使得“空气非常恶化”，并使得事态“似加严重”[3]163。
此外，通过众多档案资料，不难发现，在台湾各地局势恶化的过程中都存在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杨功亮、何汉文在报告中总结了台湾各地发生的暴动，并指出了组织者，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基隆分会和青年同盟组织壮丁袭击基隆要塞司令部，在台中出现一些队伍游行示威占领政府机关，还有白虎队、暗杀团等[24]团体也颇为活跃。而这些团体的背后都能够看到持不同诉求的知识分子的身影。
以嘉义市“三·二”事件为例，“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南下的群众来到嘉义市扬言要“一起去烧市长官舍”，并鼓励市民参与行动，以至市长孙志俊闻之逃往宪兵队，造成社会大乱，由此引发嘉义市“三·二”事件。[25]173-174其中以学生为代表，他们召开学生大会，制作海报、标语，四处张贴散布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并对政府进行批评，有的还取来关庙日本人遗留的武器武装起来，以“保护学校”[26]24，还称去警察局“接收”武器进行武装[27]。同时，嘉义市的流氓团体还仿照日据时期成立了“自警团”，由流氓头目陈五十二率众“接收”武器。由于嘉义存在大量拥有武装的民兵组织，因而其成为“二·二八”事件及后续事件中死伤最为惨烈的地区。民众与国军对峙，围攻红毛埤第十九军械库和水上机场，之后还有高山族部队加入，其间并有激烈交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26]174而嘉义市的“三·二”事件处理委员会，则由以陈复志、陈汉平、刘传能等人为代表的留学归国人员主持。[6]90在这样的局面中，“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擬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既要抗拒来自军方的武力威胁，还要避免莠民恣意抢掠[26]176，但武装民兵与政府之间互不让步，导致7次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此外还有台中地区。3月2日上午，以谢雪红为代表的台共组织市民参加市民大会，在大会中，谢雪红等人号召武装斗争，带领省立农学院、台中师范学校等院校学生抢夺警局武器，并组织“台湾青年学生市民保卫队”迎战国军，进行武装斗争。[27]206-207
以上两个案例都体现了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事件解决的不同倾向，以高校学生、留学生、谢雪红为代表的台共组织在其中分别扮演了事件的参与者、协调者和组织者三种角色。对事件中涉及人员，国民党官方文件将其统称为“暴民”或“共匪”，但从其涉及人员的表现来看，这一评价并不妥当。首先国民党并未认识到“暴民”之中的协调者是可以争取的，而所谓的“共匪”同中国共产党并无组织联系，此说显有转嫁矛盾的意思。但无论其诉求如何，这些借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所掀起的武装斗争，充分体现了各类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以及不同类别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但无论知识分子在事件中的作用是缓和还是激化，以《处理大纲》为导火线，政府开始用“一刀切”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使得本土知识分子的角色由事件的处理者变为了被处理者。
三、“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知识分子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激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而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一旦以情绪化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强势的一方便会顺势将他们视为“暴动者”或“煽动者”，进而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
1.本土知识分子的缄默和话语权的丧失
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已经认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生质变，并与地方政府相对立，随即将之定性为非法组织[21]771-772。处理委员会既然是非法的，那么参与该事件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是反政府的，于是便对他们不加区别大规模地杀害、逮捕就在情理之中了。3月底，台湾行政长官办公室出版的《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直接将各类知识分子斥为从事叛乱活动者，还列了一份“主动及附从者”名单，包括蒋渭川、黄朝琴、周延寿、杜聪明等多达80余人，诸如蒋渭川等温和派知识分子亦赫然在列[25]233。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则因为通过报刊媒体支持民众，而被政府带走或惨遭杀害，如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因气喘病发作并未参加，但因为常常秉笔抨击政府，于3月12日晚被军警逮捕，一去不返。[28]而一般的民众或著名士绅，在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也被大肆搜捕。在《关于特赦“二·二八”事件被捕人员之建议书》中，时任国民政府检察院检查委员的丘念台在呈给检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报告中提到，“计著名士绅被杀灭尸并无宣罪者十三人，被杀灭尸事后通缉者七人，无罪被杀尸首仍存者二十三人。至于其他调查未明被杀之民众，全台殆不下二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些未处决或仍在追捕中的犯人，都将其“诬以流氓、共党”[25]748。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知识分子群体受到了莫大的打击，积极参政的热情消失殆尽，参与政治或社会问题讨论的积极性大不如前，政府还查抄了《新生报》等多家报纸，致使舆论的掌控权被收归政府。在台湾本地的报道中，鲜有批评政府的，多是“罪恶昭彰，死有应得”之类的宣扬政府平叛功绩或者咒骂参与分子的文章。对参与事件人员的界定也多是“少数共党、流氓、野心家”，“与一般民众毫无关系”之类[29]。国民党在处置“二·二八”事件的舆论话语权上掌控了主动。在此情形下，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声音消失殆尽，其他知识分子也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对政治闭口不谈。
2.大陆知识分子的融入与火种的保存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后，一大批大陆知识分子随之迁入台湾，给台湾沉闷已久的知识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胡适、殷海光、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陆来台知识分子，通过《自由中国》杂志对台湾当局的高压政策进行了抨击。[30]一批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到打击的台湾知识分子，则以重新拾起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来做呼应，如在“二·二八”事件中被逮捕或通缉的郭国基、黄朝琴等人，事件后重新参与政治，多次参选并担任省议会议员。还有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通过编纂杂志来表达诉求，如1957年创刊的《文星》杂志，自创刊起就宣扬科学与民主，反对政府的压迫。[31]
但台湾的整体政治氛围仍是以白色恐怖为主，其间，国民政府严厉打击企图为“二·二八”事件翻案的人，使得“二·二八”事件被消音、被禁止。[32]然而大陆知识分子同台湾知识分子的融合，可以说为台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保留了火种，漫长的1950—198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在与政府的对抗中曲折反复，从未中断，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在1980年代末结束戒严体制。
四、结语
综观“二·二八”事件前、中、后台湾知识分子起到的不同作用，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从殖民体制下民权的捍卫者、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到光复后政权的建设者，再从事件中的处理者变为被处理者——戒严体制下的受迫害者。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不同外力影响下的行动历程，即满怀着对台湾的热爱，从对国民党政权抱有希望到完全失望的过程。但国民政府没有充分理解其心愿，也没有认识到台湾从被割让到光复这50年中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仍用旧有的、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威权去管理台湾，因而同台湾民众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应是疏导者而非压制者，而民众的情绪则应在一个可控、有序的范围内表达出来，对情绪的煽动或过激表达，只会使得政治环境恶化，无益于诉求的实现和问题的解决。“二·二八”事件是难以绕过的历史记忆，它是影响不少台湾人“中国认同”的一个重要症结，尤其是国民政府失信处置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台湾民众的信任。如今“台独”势力猖獗，“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给台湾民众造成的伤害常常為“台独”分子所利用，如今我们对“二·二八”事件重新进行解读，目的就是为了明晰史实、厘清责任，不让历史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参考文献：
[1]
杜继东.台湾“二·二八”事件研究综述[J].近代史研究，2004（2）：258.
[2] 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M].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87.
[3] 陈芳明.蒋渭川和他的时代[M].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谈记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5] 褚静涛.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 李跃乾.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7] 王小平.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以许寿裳、黎烈文、台静农为中心的考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8] 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2.
[9] 许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168.
[10]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M].台北：星辰出版社，2000：73.
[11]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M].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1989：7.
[12]李筱峰.从回忆录见证台湾人的历史经验（1937—1945）[M]//战时体制下的台湾.台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4：15.
[13]辛德蘭.近代日本天皇制国民国家意识在台湾的传播（1895—1945）[M]//黄自进.东亚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会特征.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8：55.
[14]郑梓.战后台湾议会运动史之研究——本土菁英与议会政治（1946—1951）[M].台北：华边出版社，1993.
[15]褚静涛.二·二八事件研究[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1.
[16]台湾省谘议会.林献堂先生史料汇编[G].雾峰：台湾省谘议会，2001：2.
[17]王昭文.二·二八事件嘉义地区的学生与武装行动[C]//许雪姬.二·二八事件60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256.
[18]林德龙，陈芳明.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Z].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2.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变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J].民国档案，1988（4）：65.
[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十三）[G].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21]潘振球.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一至三月份[Z].台北：国史馆，1996.
[22]邓孔昭.二·二八事件资料集[M].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
[23]台湾省参议会、临时省议会暨省议会时期史料汇编计划——蒋渭川先生史料汇编[G].雾峰：台湾省谘议会，2009.
[24]陈兴唐.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M].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2：259.
[25]许雪姬.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为例[M]//赖泽涵.台湾光复初期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4.
[26]张炎宪，王逸石，王昭文，等.嘉义北回二·二八[M].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1.
[27]欧素英.台湾省立农学院与二·二八事件[C]//许雪姬.二·二八事件60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206-207.
[28]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M].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1：140-141.
[29]林元辉.二·二八事件台湾本地新闻史料汇编[G].台湾：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09：1475-1476.
[30]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40年[M].台湾：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87：55-81.
[31]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台湾省通志[Z].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219-319.
[32]夏春祥.在传播的迷雾中——二·二八事件的媒体印象与社会记忆[M].台北：韦伯文化出版社，2007：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