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之父：高梦旦出版思想探析
冯雪
摘 要：本文以商务印书馆历史上重要的领导人物之一高梦旦参与和主导新式教科书的编撰活动入手，浅析以高梦旦为代表的近代编辑家救亡图存和文化启蒙的出版思想和教育理念，引申出教科书在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中的文化地位、时代价值。
教科书几乎是每个人都有所接触、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出版物了，但关于教科书的价值和意义却未必人所共知，就算是每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都离不开教科书之人，也并非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更难以产生出崇敬和敬畏之心。当今国民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状况，与教科书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教育出版成为应试教育附属品的出版现状，也是值得出版人反思的重大问题之一。俗话说，“不忘初心，方得本真”，追本溯源就成为我们反思最好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本文旨在探寻与张元济先生等一道被誉为“教科书之父”的高梦旦先生的教科书出版之路，分析其出版思想，冀望其对现代教育与出版有所借鉴，有所启迪。
高梦旦（1870-1936），名凤谦，福建长乐人。1903年入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编译所国文部长、编译所长、出版部长等职，在商务工作34年直至离世，在规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出力甚多，无私贡献了自己诸多的智慧与才干，被喻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高梦旦不仅在商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在他参与的商务印书馆的各项建设中，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出版被蒋维乔盛赞“是为君于商务印书馆第一步之成功”[1]，从而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核心地位，更是商务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转型作出的积极有益的尝试，其意义之远大、于后世影响之深远，旷古烁今。
一、教育救国出版理念的形成
教育救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进步思潮中孕育而生的，是那一时期进步人士通过各种民族自救行动失败后总结出的更深层次和更高层面的救国之路，许多杰出人物都秉持教育救国之思想，高梦旦亦不例外。教育与出版本就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以出版的方式实现教育救国，是高梦旦敏锐而且正确的选择。
1.广博的旧学新知奠定了教育革新的思想基础
高梦旦教育革新思想的起步从他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中便可一窥端倪。他出身名门世族，自幼丧父，受教于母亲和长兄，熟读古籍经典，曾“应童子试，得补博士弟子员”[2]。他学养深厚却厌倦八股，无意仕途，崇尚晴耕雨读的清新淡泊生活。然而其时中国正处于变革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各种进步思潮不断冲刷着进步文人的头脑，高梦旦在同留学英法的书院学生交往中逐渐开阔视野，通过大量阅读有关西方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方面的译书，了解到西方现代文明，并开始萌生“非效法西方无以自强”的革新意识，转而潜心探讨时务，“研求实用之学”[3]。1896年始，高梦旦在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的“求是书院”和“蚕业馆”中任教习，这期间他不仅因论废除跪拜事的文章深得维新人士梁启超的赏识，二人结为忘年之交，更通过大量的西书研读和教学实践，奠定了自己对于旧学新知清晰而准确的认知基础。
1902年，高梦旦被聘为由求是书院扩展而成的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并作为留学监督率领学生十人东渡日本学习。在日一年之余，高梦旦考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切身感受到了日本因现代化革新而日渐强盛的国力。事实上，日本自19世纪中后叶开始的明治维新，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政策，率先在亚洲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外，在文化方面更以“文明开化”的改革政策，催生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新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甚至生活习俗。特别是明治日本的迅速崛起，与其近代教育制度的成功变革无法分开。明治政府大力实施教育改革，设立文部省、颁布学制法令、实施义务教育、普及小学教育、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兴办大中专院校和职业学校、选派留学生等多项举措，都是在这一时期颁布实施的。[4]这一系列大兴教育的举措使得日本快速成长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强国。到20世纪初高梦旦赴日时，这些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制度，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同样也引发了他深深的思考。
他深感，“日本所以兴盛之由，端在教育，而教育根本在小学”，中国想要强国兴邦也必须首先重视教育，重视小学教科书的编撰。这样的认识愈发增进了他改革教育的想法，“因发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志愿”[5]。归国后，高梦旦不仅翻译了许多关于日本教育制度、办学方针等方面的书籍文章，并且将自己对于小学教科书之重要性的认识和主张同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的张元济交换了意见，张元济非常赞同他的建议，于是邀他进入商务印书馆，聘为国文部长，主持教科书的编撰工作。
2.编辑同人的志同道合坚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追求
如果说个人的成长教育经历引发了高梦旦教育思想的萌芽，那么商务印书馆这个舞台就为他的思想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提供了丰厚的养分，于无声息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社会局面，夏瑞芳、张元济和蔡元培等一批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教育和文化具有的保种救国的重要作用，他们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共同愿望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立馆之本，确立了其“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思想基础和发展路径。
在这样一种高远的企业文化影响之下，加入商务印书馆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有智有识的进步学人，都怀有同样的教育救国理想和志向，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出版作为实现报国志愿的一项重要事业，正如张元济所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6]。高梦旦入馆之时，商务编译所成立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新式教科书的编撰计划已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出版新式教科书达成教育普及之目标进而实现救国理想，让本已怀有教科书革新理念的高梦旦真正遇到了同路中人，而商务印书馆文化氛围的鼓舞和带动，也更加堅定了他以出版救国强种的信念。
进入商务后，高梦旦便立即投身到新式教科书出版的伟大事业中，他将自己在日本考察收获的理念和经验全部贡献出来，并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成为商务印书馆核心领导团队中的一员，一步步将教育救国的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出版实践，悠悠三十余年，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现代教育出版事业作出了居功厥伟的贡献。
3.在出版实践中追寻教育救国和文化启蒙的毕生梦想
在繁忙的教科书编撰的同时，高梦旦还兼而思虑国人现代知识不足、汉字书写繁难不易普及等问题，致力于现代工具书、西学译作的出版，在文字改革方面也有着极强的洞察力和创造力，通过在商务印书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务实的出版实践，他一步步向着教育救国、文化启蒙的目标靠近。
高梦旦认为：“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是其浩博也，学术如是其繁赜也。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7]于是他倡议编纂新式辞书，在编译所内设辞典部，并请来陆尔奎等人，历时八年编成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辞源》。在国势衰微之时，《辞源》通过保留民族语言文字中的文化精萃保种救国，至今仍备受学界尊崇。顺应当时西学东渐风气渐开的形势，高梦旦又倾力襄助“严译名著”“林译小说”的翻译出版，“早期商务所出文哲政经等书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氏兄弟和当时福建人士如严复（几道）、林纾（琴南）等有同学同年的交谊，鼓励他们写作以丰富稿源”[8]。此外，高梦旦对于教育改革持先进开明的态度，不仅认为文化普及就要设立新学科，使用新名词，还亲自实践研究汉字简化的改革方法，后来王云五研制成功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其实便是在高梦旦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受到启发加以改进而成的。
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之初不断开拓局面的诸多出版创新之举，都闪耀着高梦旦的胆识和才情，他将开启民智，教育救国，推动社会变革的理想，寄寓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之中，彰显了近代出版家的拳拳报国之情。
二、以新科学原则奠基现代教科书编撰的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真正走上出版的道路，并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机构，新式教科书的成功编撰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这一步成功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长期思考和反省，更是那个时期中华民族漫长而痛苦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救亡的历史印记。学贯中西的高梦旦加盟商务印书馆，主持国文部，使得商务教科书的编辑力量如虎添翼。这位“生平不事著作”，写文章多半不署真名，专门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家，亲自编纂和校订的教科书多达数十种。通过这些教科书不难发现，高梦旦真正将现代的科学的原则方法融入到教科书编撰的具体实践中，奠定了中国现代教科书编撰的思想体系。
1.以现代的工作方式，开创编辑“合议制”，确立教科书科学民主的编撰原则
商务印书馆计划编撰新式教科书，是从编译所设立之初就开始的。这一计划最早由蔡元培提出建议，亲自拟定了国文、历史、地理三科的编辑方案，并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员蒋维乔、吴丹等人分科包办编写。蒋维乔在其日记中最早提到此事，是在1903年五月廿七日：“余受商务印书馆编辑蒙、小学教科书事，共一千五百六十课，约六月杪竣事。”[9] 这里指的教科书，应该就是“包办”给蒋维乔等人的。后蔡元培因“苏报案”避走青岛，张元济接任编译所长并开始全力实施教科书的编撰计划。到了这年年底，蒋维乔等人所编的蒙学和地理算学课本都完成了，历史课本也完成了一半。此时，高梦旦被聘入馆，开始主持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高梦旦接手后，审查用包办法编成的蒙学课本，结果发现这些教科书不能完全符合要求，于是他对此前由个人包办编写的做法提出疑議，建议改变方式重新编写，并得到张元济的支持。
再次编撰时，高梦旦根据新学制先定原则和计划，提出采用“合议制”的方法，也就是参与教科书编撰的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人，加之其时与商务合资的日本最大出版商金港堂的教育专家小谷、长尾等顾问，“合坐一室中，每成一课，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10]。《蒋维乔日记》中，自1903年十二月初二日记载“张菊翁来，述蒙学读本东西各国考定者皆以笔画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第一编重编。午后日本人小谷重、长尾槙太郎来，遂与张菊翁、高君梦旦会商体例……”的内容开始，其后几乎每日都有他们会商编撰问题的记录。[11]高梦旦还和蒋维乔因“鼎”字的用法是否简明通俗而争论不休，一时传为美谈。编辑合议的编撰方式，一改此前个人“单打独斗”的传统，可以充分吸收每位编撰者的合理意见，使得内容质量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都得到提升，同时增进了同人间的交流学习，可谓开风气之先。高梦旦更持民主开放的编辑理念，稿成后则“每夕袖之以去，遇其知友，则就正之，请其批判。自来文人结习，自己撰文，不愿他人增损一字。君力矫之，以为一人识力有限，必须互相批改，以求至当”，如此这般，“国文部中遂成为风气”。[12] 编辑“合议制”也因而成为此后商务印书馆编撰各版教科书所奉行的民主原则和科学态度，影响至今。
2.以现代学科体系，学制为纲，国文为先，开创了教科书编撰的基本方法和形式特色
商务印书馆编写新式教科书之前，中国的传统教材仅是为了识字启蒙和科举应试，毫无现代教育的概念可言;而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办的新式学堂出现，效法西书陆续编纂出的教科书又不符合教学原理，晦涩难懂。1902年清政府迫于社会进步思潮的压力不得不实施教育改革，颁行了《钦定学堂章程》，这个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系统的法定学制，虽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不过它的颁布却为商务印书馆快速认清新形势，率先编撰出版符合新学制的新式教科书提供了大好时机。新学制中详细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为中国现代学制的建立打响了头炮。以新学制为纲，高梦旦亲自拟定编写计划，逐条实施，最早推出的《最新教科书》就是遵循学制的设置，分学年、分学期、分学科、分等级编写的，从根本上符合了现代的、科学的学校教育方式和教科书编撰方式。
同时，在充分研究探讨新学制的基础上，商务印书馆还将国文科作为教科书编撰的第一急务。这是因为，国文科所教授的语言文字首先是民众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的必备基础，同时国文教育又是其他学科教育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所传承的民族文字和文化如果得到广泛学习传播，在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背景下恰恰是保种救国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国文部长的高梦旦更深知其中的道理，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编写队伍中贯彻和执行这一目标任务的主要责任人。《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缘起”中就指出，“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13]，则收效甚微，足以见证高梦旦等人对国文教育的深刻认识。针对当时的教师多为非师范出身，对新式教材和新的教学方法不甚熟悉等情况，高梦旦还和张元济亲自编写与教科书配套的《教授法》，以及供学生复习用的习字帖，可谓“述作校改，搜罗材料，朝思暮想，不厌其详”[14]。庄俞曾回忆说，国文部“以国文名，他如修身、历史、地理、唱歌、字帖等均属之。教科书外，凡学生用之自习书，教员用之教学法参考书，以及无可隶属之书皆属之，筚路蓝缕，颇尽创造之艰苦”[15]。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后，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女子”“简明”“共和国”“新法”等多个版本教科书，涵盖小学、中学、师范各级各类，国文、修身、算术、格致、史地、理科等各学科，并且大多附有参考书。这一基本形式不仅成为商务版教科书的特色，还被当时其他书局纷纷效仿，乃至被当代教科书系统所吸收和继承，为中国现代教科书的编撰方法奠定了基本格局。
3.以编印发一体化的教科书出版思想，践行出版家的责任使命
作为一名编辑家，图书的内容选择是其重要的核心任务之一，而作为一个出版家，其视野不仅仅是对内容的甄选，还应该以各种适合阅读的传播方式将内容转变为图书，实现产品化。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小学新式教科书，首先以普及教育、振兴国民智识为己任，而如何将振兴国民智识的教科书做成能够满足读者需求，适合教育普及的图书产品，则需要出版家的眼界和见识，甚至需要企业家的能力和精神。
庄俞曾感慨道：“教科书附有图画照片表格种种，选材既甚困难，制版又极复杂，编制更不能草率，所以一本书看来极其简单，殊不知从编稿以至出版，至少要经过十多次手续。”[16]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不仅质量精良，印制水平也堪称楷模，在教科书出版的过程中，高梦旦作为主要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之一，付出了诸多心血。翻阅《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编辑大意中“儿童最喜图画，本编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初号大字印刷，俾儿童不费目力”;“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17]等内容赫然在列，尤其是书中用铜版纸印刷的彩图色彩艳丽，印制精美，对于图文排版则要求“不可呆板，变化不穷……必使一课文字与图画共在全幅之内”[18]。若不是真真正正从学龄儿童的身心发展实际出发，上述这些从印刷到排版再到用纸方面的考虑想必无法达到这样的详致周全，编撰者们的良苦用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作為一家民间的商业机构，商务印书馆也需要维持企业生存的基本运营，对于教科书出版中的许多具体事务，高梦旦就更是亲力亲为。“一册之书，编辑、排印、校对、用纸、装订、印数等等，必须详密计算”[19]，高梦旦“对于出版方面，格式的规定，用纸的选择，印法的分别，成本的估计，定价的斟酌，印数的拟定，多年来无不躬亲”[20]。从编译所众人文章中皆可印证，这位并不长于算学的出版家，却素好精核细算，“每成一稿，恒见其持片纸，逐项加以估计，未久即成一表，已知此书成本应若干，定价应若干，虽老于印刷者不及也”[21]。这一特长在他此后主持编译所时更为突出，“讨论事件的时候，他总是手持铅笔，运用四则比例或百分的笔算，作为决断的根据”[22]，因而也总能得出最为合适恰当的出版判断，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对出版物品质的追求，不仅展现了高梦旦的经营意识和职业素养，更体现了一位出版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强健出版大脑，铸就编辑部文化之魂
编译所不仅是商务印书馆最为核心的中枢机构，也开创了中国出版的编辑部制度之先河。它比此前国人在民间开办的印刷机构和洋人开办的教会出版机构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商务编译所有了职业编辑的诞生，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内容的甄选，因而商务印书馆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商务在此后取得如此之大的成绩，最为关键的一个要素就在于编译所这个中枢大脑的成立，张元济、蔡元培等作为这个大脑中的关键点，引进和凝聚了一大批有胆有识有智有谋的饱学之士。高梦旦入馆后，除了致力于编辑出版业务外，也不断向商务推荐和延揽了一大批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加入使编译所成为了强健的出版大脑，一个有精神依托和灵魂的编辑部，是出版事业理想实现的保证，也是其所能达到高度的指引，为这个出版大脑铸就了文化之魂。
教科书的人才引进方面，高梦旦从主持编写伊始便着手执行“分部办事”，“依据学制分科延才一一试编，编辑员由此大增”[23]，除了与他共事的杜亚泉、邝富灼、蒋维乔、庄俞、徐隽等人外，还有翻译家伍光建，数学家寿孝天，中医学家谢观，语法学家陈承泽，历史学家傅运森、周予同、顾颉刚，教育家吴研因、叶圣陶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也都陆续以商务编译所职员或馆外编辑的身份分别参与过商务版各套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由各个学科的研究专家构成的专业化的庞大编写团队，极大地保证了商务教科书的高品质。其中，在高梦旦的举荐下，商务延请了他的福建同乡吴曾祺和林纾编写新式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著名训诂学家吴曾祺编写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五册，大名鼎鼎的古文学家林纾编写的《中学国文读本》十册，均成为商务众多教育读本中的重要一员，其以中国文化传统重塑现代道德价值的影响非常深远。
高梦旦为人严谨持重，虚怀若谷，奖掖后学不余遗力，陆尔奎、陆费逵、王云五、郑振铎等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大多是经他物色入馆的，而商务重要的作译者如严复、林纾等人，更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商务编译所最盛时期有20多个部门200余人，其时张元济主持总公司，高梦旦则以国文部长的身份实际主持编译所大小事务，他精于编辑出版业务，教科书以外还大力推行新式工具书和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图书选题总能切中社会需求，常销不衰。后来高梦旦接任编译所长，同时协助张元济处理总公司的事务，“盖菊生先生与公情投意合，如左右手，事无巨细，必咨于公，语于公，谋于公，重大问题，公未与议者，虽决不行”[24]，可见其在馆中的地位和威望，不啻为“三十余年之总参谋”。
总的说来，高梦旦既有着编辑家把控内容和质量的学术功底，又有着出版家进行图书产品研制和创新的使命追求，同样还有着企业家善于经营管理的胆识和见识。有幸的是，在商务编译所这个出版大脑中，尽是以上三者兼具的进步学人。他们在以新思想谋求中华民族独立的时代洪流中，怀揣着同样的文化理想，率先通过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活动传播先进的文化和教育观念，成为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促进教育革新，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先驱，开辟了中国近代出版、文化和教育史上的“商务时代”。
三、教科书：出版与教育思想的交汇点
新式教科书是实施新式教育，破解救亡与启蒙之时代课题的基础工具。高梦旦等人早已意识到，在国势渐危之际，想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要先从精神文化层面给予变革，可是面对中国沒有文化知识的亿万民众，通过怎样的教育手段将他们培养成为拥有现代知识和文化的社会新人，教科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用。如同张元济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所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25]在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新式教科书无疑起到导夫先路的引领作用。商务教科书的编撰出版，一方面体现了商务先贤们高蹈卓拔的出版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务实笃行的教育理念，教科书将二者悄无声息地融合在一起，诠释了以高梦旦等为代表的商务先贤们，通过出版的方式，实现自己“教育救国”“文化兴国”和“学术报国”的伟大志向。
1.以现代教科书之炬，照亮全民教育之路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变局，西学东渐思潮带来的全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深刻影响着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已无法提供社会转型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动力，改革传统教育，以先进的现代教育“振新吾国民之精神”成为时代命题。
在这种情势下，高梦旦等人借助“壬寅学制”颁布的时机，以超强的前瞻意识，史无前例地将西方现代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全新学科教育分类标准，完整系统地融入到基础教科书的编写中，确定了教科书分级分学科的编写架构和学术范式。例如，《最新教科书》中初小学用书包括国文十册、格致三册、笔算六册、修身十册、珠算两册、地理四册，高小用书又增加了历史、理科、农业、商业等科目，中学用书则更为细分，包含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化学、生物、几何、自然、英文等十多个学科。此后商务的多套教科书也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更多新学科，其中不乏第一次纳入中国现代教育领域的课程。在分级分学年编排上，则注重知识的内在逻辑和学童的成长特点，由浅至深，循序渐进，如“蔡君鹤卿谓，编国文教科须先划清界限，如蒙学、小学、中学，其中所含之理论、教材、文体，蒙学应至何种程度，小学应至何种程度，中学应至何种程度，先按年按时分定，然后编辑，着手不至漫无把握”[26]，开创了一套符合现代教育理论、形式完备、体系完整的教科书框架。这一做法率先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使不具备现代文化和知识体系的中国人，通过教科书这个最为便捷的方式了解和接受现代的思想和文化，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体系的建立，推动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向现代的学术思维过渡和转型。
在高梦旦等人的推动下，早期商务印书馆确立了自己的主营业务之一就是出版各类教育教学用书，并在此后的50年时间里努力满足不同受众的教育需求，将培育现代化的人之事业作为最终目标，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涵盖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品类齐全，不一而足。同时，以全民教育为目标，商务还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配合开发了女校、师范、职校、业校、商业学校、半日校等机构教学专用的教科书、辅导书、练习册，一改中国几千年传统中普通百姓无法接受文化教育活动的状况，真正实现了现代教育覆盖全体国民，使得普通民众获得了认识世界、参与社会改造的知识和能力，国家建设和发展所需的各行各业人才培养便由此起步。
2.应时代之变，塑时代之人
20世纪初处于风云变幻中的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孕育着巨大的变革机遇。这一时间内政治时局的跌宕起伏、教育方针的屡次调整、新思潮和新知识的不断汇聚，对学校教育和教科书编撰提出了挑战。出版物是反映时代思想的重要产物，作为出版物的教科书，同时又是教育最基础最直接的材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科书既需要反映时代的特征，又需要反映教育的需求。也就是说，教科书倡导什么样的思想，就意味着培养什么样的国民，涵养什么样的国民性，塑造什么样的民族精神。
正是充分认识到教科书的这一属性，高梦旦等人积极顺应和满足时代需求，“学制修改一次，教科书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27]。比如，为了适应女子教育新体制的实行，商务推出《女子教科书》，宣扬男女平等和女子独立的思想;为了适应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和共和政体的建立，商务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介绍民主共和思想，传播独立自主的共和观念;“五四”运动后，商务又响应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率先出版《新法教科书》，全部改用白话文编写，配有新式标点符号，提倡文体改革，等等。在教育新旧交替的历史机遇期，商务印书馆把握住了时代需求，不断推陈出新，始终占据着20世纪国内教科书出版的大半壁江山，这一局面到1949年也基本没有改变。
可以看到，无论时势如何变化，学制如何调整，商务版教科书始终以培养和教育时代新人为目标，不忘“扶助教育”之初心，将国家现代化发展、国民现代化培养的需求置于首位，不断回应和破解时代课题，引领潮流。另一方面，商务印书馆通过一套又一套新式教科书的出版问世，让教科书中所承载和传播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新方法，一步步成为促进教育革新的文化动力，引导着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不断向着实现民族进步、国家复兴的方向调整和完善，让现代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更营造出全社会重视教育、革故鼎新的风气。如此一来，越来越多具有新知识和新文化的时代新人被塑造和培养起来，以教育为手段重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目标之实现亦指日可待。
3.以现代理念编撰教科书，以教科书推动教育现代化
商务印书馆在各项扶助教育的活动中，首先选择把编撰新式教科书作为自己业务的起点、重点和支撑点，使教科书的变革发展深入参与到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梦旦等人清醒地认识到，教科书在国民教育和国家塑造上有着多么重要的价值。
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最大特征就是采用了现代的理念进行编撰，这主要体现在对新旧内容的正确选择上。近代中国在摒弃了持续数千年的传统经学教育模式之后，用怎样的态度面对新的社会潮流，如何正确地处理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关系，尤为考验教育者的文化选择。高梦旦少时接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同时又不断受到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因而形成了兼容并包的科学态度和文化立场。在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上，高梦旦等人的做法是以大量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知识为主，兼而介绍当时先进的科技发明、学术进步和科学方法的成果，强调内容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实用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们没有完全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有意识地去除掉其中封建落后的消极陈腐观念，将中华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加以放大，特别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道德观念和家国情怀。这意味着，用现代的理念编撰的教科书冲破了新旧文化观念上的藩篱，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和谐统一，促进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系向着现代先进的方向转型。
同样，通过现代理念编撰而成的教科书，又必然蕴含着全新的教育思想，这是推动教育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核心因素。而现代的教育观念、教科书知识体系，又促进了现代教育体系和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高梦旦等人在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现代价值观念的启蒙。例如，张元济、高梦旦、蔡元培几人亲自编写国文教科书、修身教科书，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倡导国民如何养成现代的人格，包括具备正确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具备现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和文明的生活习惯等。在德育教育的基础上，以美育教育和情商教育为更高目标的现代教育观念，也体现在商务教科书的编撰中，构建了培养现代化国民的根本精神基础，从而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形成。
可以看到，商务教科书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武装人们的头脑，改造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现代知识和文化的时代新人。许多年轻人正是在现代教育的体系和体制下，读着商务的教科书认识了现代世界。他们作为日后的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投身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一个追求文明进步的现代中国就此诞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积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综上所述，高梦旦三十余年教科书编撰出版的革新和探索，为中国现代教科书出版树立了一面旗帜。教科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图书产品，不仅集中体现了主流政治阶层的意识形态，更在涵养国民价值观念、塑造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高梦旦和那个时期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此重视教科书、重视教育，归根结底是因为教科书代表着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与思想文化的进步，关乎培养什么样的人，建设什么样的国家这个终极命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温高梦旦的出版思想和教育思想，就是要更加清晰地对教育的价值进行正确定位，从而厘清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当下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开发什么样的教材，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出版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要为此做出怎样的努力，都需要我们站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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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