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价值研究

    关键词：语言生态学；中国英语；生态系统；动态平衡

    摘要：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英国境外的地域性英语语言，是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丰富了英语语言的生态系统，促进了该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同时也是该生态系统发展的一种必然。我们应该正视中国英语这一客观存在，为中国英语的良性发展提供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促进世界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发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月第18卷第2期周麦成：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价值研究11美国著名生态学家E.P.Odum等[1]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科学。“语言生态”的概念是在1970年代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霍根教授最先提出来的。他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应“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2]，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为语言研究者所接受。1980年代后期，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将生态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基本上确立了语言生态学的理论框架。[3]1990年，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就语言系统非生态因素的批评作了精辟的发言，随后，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开始关注语言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的作用，从而加强并推动了语言生态问题的研究。随后每年定期召开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语言生态科学委员会的学术会议，不但进一步推广和扩大了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而且也加强了语言生态學界学者们的相互交流。这些研究和交流促进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又称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是在语言学和生态学研究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R.Gabbard认为，生态语言学的目标是探讨语言在调整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生态破坏或生态协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3]。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探索世界语言系统中的语言问题，探索语言的生态变化及其发展情况，为我们研究语言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趋密切，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也越来越缺少不了中国元素的存在，在世界语言生态系统中反映中国元素的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便随之诞生。1980年，中国英语教育界的先驱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葛传槼先生首次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并从翻译的角度指出“就我国而论，不论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 China English”[4]。这一说法首次明确了中国英语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汪榕培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英语变体，是“中国人在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5]，但这种说法只是将中国英语的使用仅局限于中国人和中国本土。李文中认为，中国英语的使用可以超越本土，“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6]。贾冠杰等把中国英语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特点的英语变体”[7]。

    我国对于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起步于1980—1990年代，理论上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发表于21世纪。范俊军[3]系统介绍了语言生态学的产生、发展、基本概念、学科定义、研究领域与课题；杨朝军[8]对生态语言学的溯源、传统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的差异、语言生态学的主要概念、研究对象与意义进行了概述；冯广艺[9]对语言生态学的性质、任务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蔡永良[10]论述了语言生态学产生的背景、内涵与外延；韩军[11]通过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运用生态学原理，对各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存状况作了评估，对话语或语篇作了微观研究，完善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运用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对具体的社会生活现象进行了研究。倪如，蔡永良[12]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解读了语言衰亡的现象及其对语言世界的影响，认为语言的衰亡不仅会让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流失，而且将破坏人类另一个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赵奎英[13]研究了生态语言学对生态、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的重要作用。总之，国内对中国英语现象的研究成果丰硕，包括对中国英语的历史、现实、发展，以及围绕中国英语的教学、语料库的建设等。但是，运用语言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中国英语，在笔者所占有的资源中，仅刘国兵[14]从生物群落与语言群落、物种间的互利共生与语言之间的相互依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与中国英语、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对中国英语现象进行了探讨。鉴于此，本文拟从生态学视角，研究中国英语的价值，以进一步正视中国英语这一现象，为中国英语创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促进世界语言生态系统的健康和谐发展。

    一、中国英语的出现丰富了英语语言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下物种的多样性，使得占据不同生态位的物种，能有效利用环境资源提高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语言生态学认为，语言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一样，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民族、不同生活群体之间的语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世界语言网络系统，形成了世界语言的多样化。多种多样的语言是对人类形成以来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的充分表达，语言的多样性是存储人类经验和知识的宝库，反映了人类形成以来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丰富多样的语言正是语言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语言多样性的欠缺，既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的知识宝库的缩小，也意味着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削弱。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频繁，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地域概念越来越模糊，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已成为常态。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英语已被各国、各民族人们广泛使用，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诸多差异，英语在走向国际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打上地域性烙印，世界上不但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更存在着独立于它们之外的澳大利亚英语、克里奥尔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苏格兰英语、爱尔兰英语、威尔士英语等诸多英语变体。当今英语世界就是由各种具有地域和文化特色的英语语言所构成的一个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各种不同的英语变体之间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形成英语世界的生态链。

    英语在中国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15]。随着英语在中国的使用日益广泛，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依附的中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由于中西方在语言、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英语语言在表达涉及中国社会、文化等现象时，只能用带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来弥补其不足，从而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现象，这就是中国英语。中国英语中的词汇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历史、文化类，如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五经（Five Classics）、 四书（Four Books）等；（2）文体类，如太极（Tai Chi）、功夫（Kungfu）、二胡（Erhu）等；（3）饮食类，如饺子（Jiaozi）、茅台（Maotai）等；（4）度量衡单位类，如亩（mu）、元（yuan）等；（5）特定历史时期类，如文化大革命（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一国两制（One Country，Two Systems）等。这些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的特有事物，在原有英语语言系统中无法准确地进行表述，经过国人长期而广泛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并逐渐被英语语系人士所认同和接受，从而丰富了英语语言系统。

    沒有生物的多样性，就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语言的多样性，就没有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宝贵的语言资源也就无法得以开发、传承和利用。所以，我们说中国英语是英语生态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变体，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英语的出现，就像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等英语变体一样，丰富了英语语言的生态系统。

    二、中国英语的不断丰富促进了英语语言生态的发展生态平衡不是一种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根据生态学理论，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的平衡依赖于生物的多样性，依赖于该系统内部各种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如果失去了这种平衡，自然环境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大自然具有天然的维持生态平衡的机制，如果人为地破坏这种生态平衡机制，就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语言生态系统也是如此。语言生态学认为，多样性和开放性是保持语言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条件。由于英语语言受在中国所依附的中国地理、文化、经济、政治、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英语语言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运行状态之中，因此英语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体系。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千百年来悠久历史的积淀，虽饱经沧桑，却历久弥新，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及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大量的汉语借词和表达语进入了英语体系中，成为英语中的重要一部分。这些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状况的英语表达，大大丰富了英语的生态系统，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语言来源于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中国人住的地方讲究风水（fengshui）；中国北方人喜欢睡在炕（kang）上；中国人讲究阴阳（yinyang）平衡；中国人业余时间多以打打麻将（mahjong）、扭扭秧歌（yangko）、练练气功（qigong）来健身；中国人有尊重老人的美德，所以重要节日要向老人叩头（kowtow）以示尊重，如此等等。因此，中国英语的相关表达使得英语表达更为丰富。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中国英语的形成记载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过去，中国各地的政府办公地点称衙门（yamen），那是封建社会官民区隔的象征。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有大锅饭（collective dining）、铁饭碗（iron rice bowl）、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如计划生育（birthcontrol policy）政策、两个文明（two civilization）建设、四个现代化（four modernization）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等。近年来，任性（wayward）、群众路线教育实践（Mass line educational practice）活动、“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等代表和象征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新词汇应运而生。中国元素在英语语言系统中的体现，促进了英语语言生态的发展，对保持英语语言这一系统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英语的发展是英语语言生态系统发展的必然在某一特定生物群落中，由于环境的变化，再加上一定的温度、湿度与气候等适宜的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种物种就会产生变异，从而导致该群落中新物种的诞生。语言与其他生物物种一样，其产生、发展、变化、消亡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当一种语言长期受到另外一种文化的浸染，与另外一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时，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新的语言变体。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密切、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语言的融合和相互影响成为必然。正如生态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语言的进化和发展是语言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交往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学习英语。目前，中国学习英语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英国和美国的人口总和。今天在中国，英语已经远远超出掌握一门外语的意义范畴，一个人英语水平的高低已经与其事业、前途、地位甚至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么多的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英语学习受到了这么多中国人的关注，英语中国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不可避免与汉语混合交融，这样一来，中国人讲的英语自然而然地就会留下汉语的影子。英语在汉语的反作用下，成为带有汉语特色的中国英语。

    中国英语作为一种承载中国文化的世界英语变体，是英语语言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是英语语言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客观，是英语语言生态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英语变体的出现，实现了中国本土文化与英语语言的有效“嫁接”，发挥了嫁接植物强大的“双重物种优势”，其存在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15]

    四、结语

    语言生态学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了解、研究中国英语的全新视角。既然中国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就应该正视这一客观现象，认真研究，为中国英语的良性发展提供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促进世界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发展。参考文献：[1]ODUM E P，BARRETT G W.生态学基础[M].5版.陆健健，何文珊，李秀珍，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2]HAUGEN E.The Scandinavian languages as cultural artefacts[M].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265-286.

    [3]范俊軍.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110.

    [4]葛传椝.读了From English to English以后想到的[J].外国语，1980（6）：26.

    [5]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1）：1.

    [6]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18.

    [7]贾冠杰，向明友.为中国英语一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5）：11.

    [8]杨朝军.生态语言学理论概述——兼论《语言：生态学视域》[J].外语教育，2008（3）：17.

    [9]冯广艺.语言生态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法[J].毕节学院学报，2011（1）：110.

    [10]蔡永良.关于“语言生态学”[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211.

    [11]韩军.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4）：107.

    [12]蔡永良.从文化生态视角解读语言衰亡[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1）：75.

    [13]赵奎英.生态语言学与当代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J].文艺理论研究，2014（4）：182.

    [14]刘国兵.中国英语研究的生态语言学视角[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3）：6.

    [15]张勇先.英语发展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