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术传统的继承与革新
提 ?要：希腊古典时期著名的教育者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海伦》序言中对公元前5世纪的智术师高尔吉亚斯展现出了前后态度不同的评价。一方面，伊索克拉底批评后者围绕某些哲学观念进行空谈，主张修辞学教育必须为城邦利益服务，认为演说辞的创作必须关注相关的重大主题，竭力将自身与智术师群体相区分;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高尔吉亚斯探讨荷马史诗中神话的传统，赞扬后者将古希腊文学传统中的著名人物海伦作为演说的关注对象。在伊索克拉底看来，采用何种形式探讨神话与关注神话的内容本身同等重要。这位教育者试图以赞扬海伦美德的方式重述神话，从而服务于他演说辞创作应重视道德教育的主张，这便是伊索克拉底质疑高尔吉亚斯以颂辞为表象、实际创作辩辞做法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伊索克拉底;高尔吉亚斯;海伦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4.002
公元前5世纪中叶，巡回教师的出现引发了古希腊教育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革命性进展。1在后世他们被统称为“智术师”（sophistēs）。这些教师从希腊各地云集雅典，主要传授有益于处理政治事务且能在城邦生活中出人头地的话语表达技艺——演说术，以向任何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且家境富裕的年轻人收取高额酬金。作为希腊古典时期著名的教育者，在早期演说辞中，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年—前338年）多次阐释了自己的“哲学”（philosophia）教育理念，并对智术师的部分教育实践表明了态度和看法。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教育与智术教育理念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何在？在当时的“智术传统”向他所主张的修辞学教育过渡的过程中，伊索克拉底又扮演着何种角色？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演说辞《海伦》（Helen）不失为一个可资考察的个案。
海伦（Helen）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一位颇具争议性的神话人物。在《伊利亚特》（Iliad）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4年[存疑]—前456/5年）的悲剧《阿伽门农》（Agamemnon）中，这位斯巴达王后被视为应为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苦难承担罪责的红颜祸水。而以阿尔凯奥斯（Alkaios，约公元前625年至前620年间生人）、萨福（Sappho，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人）、伊比库斯（Ibycus，公元前6世纪人）、斯忒西科洛斯（Stesichorus，活跃于约公元前600年—前550年）、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世纪80年代生人）、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前4世纪20年代）为代表的古典作家则将史诗诗人作为首要的竞争对象，他们在各自作品中为海伦辩护，赋予她与英雄同等的荣耀，或将特洛伊战争的罪责归之于她的幻影，从而维护这位女性的声誉。1面对同样的神话人物，伊索克拉底约于公元前370年创作出自己职业生涯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展示性演说辞《海伦》，赞美传主的容貌所带来的无穷魅力与影响。然而，该演说辞序言部分（第1—15 节）给予曾创作同名演说的高尔吉亚斯（Gorgias，约公元前485年—约前380年）的评价却表现出前后不同的态度。伊索克拉底批评高尔吉亚斯在其《论不存在》（On Not Being）中围绕着一些哲学观念进行无谓的空谈，同时却赞扬这位智术师将古希腊文学传统中的著名神话人物海伦作为关注对象;尽管伊索克拉底肯定高尔吉亚斯选择海伦作为演说主题，卻又质疑他以颂辞（egcōmion）为名、实际创作辩辞（apologia）的做法，并就同一主题创作了一篇展示性演说。
相关学者就如何理解上述现象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布黑蒙（?. Brémond）曾表达自己的困惑。在他看来，《海伦》第4节中，伊索克拉底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高尔吉亚斯，并质疑后者围绕一些哲学观念进行吹毛求疵的争辩的做法，而这位演说辞作家在短短几节文本后便间接赞扬高尔吉亚斯对演说主题的选择，如此迅速地转变态度，不免太过突兀。2据此，布黑蒙否认伊索克拉底在《海伦》文本中指涉的演说辞为高尔吉亚斯的作品。海尔布伦（G. Heilbrunn）则将《海伦》视为一篇“智术—修辞”（Sophistic-rhetorical）性质的演说。3在相关论文中，他将该演说序言划分为第1—7节与第8—15节两个部分。在海尔布伦看来，伊索克拉底在第一部分中对公元前4世纪3类教育者的实践活动提出批评意见，进而强调修辞学的教育应具有实用性。序言的第二部分则对高尔吉亚斯《海伦颂辞》（Encomium of Helen）的创作进行评价，并围绕颂辞应选取的主题与风格展开探讨。4通过分析，海尔布伦提出，《海伦》序言并不具有结构上的统一性，两部分文本存在矛盾：在第一部分中，伊索克拉底指出，公元前4世纪的教育者们往往关注那些古怪且具有争议性的演说对象，这样的做法并不符合他本人选取重大而高尚的演说主题进行探讨的标准;而在第二部分中，他却赞赏高尔吉亚斯选择古希腊文学传统中颇具争议的神话人物海伦作为演说关注的对象。因此，海尔布伦将《海伦》序言第一部分视为完全独立的内容，伊索克拉底的批驳意见与第8—67节的文本论述并无关联。5
那么《海伦》文本中对高尔吉亚斯的评价究竟是否反复不一？如果伊索克拉底对高尔吉亚斯的评价的确前后不同，其论述意图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仍然无法在既有的讨论中径直找到答案。因此，本文将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海伦》序言中直接与间接指涉高尔吉亚斯的文本依据与演说的过渡段落（第14—15节），对比伊索克拉底与高尔吉亚斯在各自修辞教学中创作的同一神话主题演说辞的论述目的，并分析伊索克拉底在《海伦》中对高尔吉亚斯以颂辞为表象、实际创作辩辞做法的批评意见，进而探究这位教育者对高尔吉亚斯的看法出现差异的原因。
一、伊索克拉底的修辞教育主张
在文本开篇，伊索克拉底站在修辞学教师的立场，对其所处时代3类教育者的主张与教育实践活动提出批评意见：第一类群体指苏格拉底之徒安提斯特尼（Antisthenes，约公元前5世纪中期—前4世纪中期）及其追随者，他们强调，人们不可能指出谬误，或对任何事物进行反驳，或者针对同一主题创作两篇截然相反的演说;第二类群体声称，勇气、智慧与正义是同一事物，但皆非人类与生俱来的品质，不过存在一种单一的知识，可囊括所有;还有一类人不惜浪费时间围绕一些主题进行吹毛求疵的争辩，这样的辩驳不仅一无是处，而且会给学生们带来麻烦。1
在伊索克拉底看来，如上3类群体的观点与做法并无新意。他举例表明，公元前5世纪的智术师们已在自身的著作中阐明了类似主张，并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到了声名卓著的高尔吉亚斯。依据塞克斯图斯·恩庇里库斯（Sextus Empiricus，生平不详，名下作品系年于2世纪末）的记载，高尔吉亚斯曾于《论不存在》的文本中提出了3个命题：无物存在;如果存在，则不可知;即使存在又可知，也不能表明给其他人。2在《海伦》第4节中，这位智术师也因提倡该哲学观念的行为遭到指斥。伊索克拉底指出，“这样的言辞曾被人们用于诡辩以证明论点，但也早为人们所驳斥。”3作为教育者，伊索克拉底更关注智术师们的声望和该群体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而并不是喋喋不休的争辩。一些智术师之所以被他人指责，是因为他们往往进行令人反感的教育实践活动，而围绕着一些哲学观念进行空谈便属其中一类。伊索克拉底认为，“这种富有求知欲的探索好似杂耍艺人的把戏，只能吸引无知受众，而无任何益处。”4传授修辞术的教育者们应该：
放弃使用这种哗众取宠的言辞……他们应追求真理，并教导自己的学生们致力于公民所参与的城邦事务，使他们锻炼得更为专业，并积累在城邦事务方面的经验，他们应牢记，对有用的事务（peri ?tōn chrēsimōn）进行合理地推测（epieikōs doxazein）与针对无用的事务拥有确切的知识相比要好得多，在重大事务上（en tois megalois）崭露头角与在无益于生活的细微事务上表现优秀相比更有价值。5
上述引文表明，在伊索克拉底的观念中，修辞学教育必须具有实用性，而实用性要求修辞必须对听众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6在智术师们的思想中，掌控话语是通向社会权力的最佳途径，对于他们而言，演说术主要关注运用话语的技艺及它对人们心理的强大影响。7伊索克拉底认为，个人作为城邦共同体的一员，其行为应为城邦利益服务。他抛弃了智术师利用演说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博取政治名望的观念，从而将这门技艺与城邦事务相联系。1此外，他又认为，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真知能教导人们在任何情况下去追求成功，面对不断变化与不可预知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场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抓住机遇，针对城邦事务进行合理地推测与判断，这便是教育的目的。2
除了强调修辞教育的“实用性”，伊索克拉底还引入了修辞教育的另一项指导原则——理论性。在他看来，一篇成功的演说不仅要体现优美的语言风格，对于主题的选取与把握也至为关键。伊索克拉底声名鹊起适逢公元前4世纪政治动荡、雅典民主政治出现种种弊端的时代，但由于缺乏口头表演所需胆量与洪亮嗓音，他毕生远离雅典的公共场合。然而，从事修辞学教育后，他所撰多篇建议性演说聚焦于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的权力更迭以及马其顿崛起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提出自己的政治建议。这位教育者也从希腊的辉煌历史中选择主题，创作演说辞。在伊索克拉底的观念中，“那些宣称自己公正而明智者，不会选择最容易的演说，而是最难的演说;不会选择那些最易取悦受众的演说，而是那些有助于帮助他们思考城邦事务以及其余希腊人利益的演说。”3哈利卡尔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后人）发现，伊索克拉底所选并非无足轻重的主题，也不是琐碎的个人诉讼或当时特定的智术师们关注的具有争议性的演说对象，而是专注于希腊城邦之间、希波之间以及希腊城邦内部政治制度的事務，对于这些事务的学习，有利于更好地管理城邦、提升个人素质。4出于提倡其修辞学教育理念中关于“实用性”与“理论性”主张的需要，伊索克拉底在文本第4节中对高尔吉亚斯围绕一些哲学观念进行吹毛求疵的争辩的做法提出质疑。
此外，引文中对高尔吉亚斯的批评意见，也体现了伊索克拉底竭力将自身与智术师群体相区分的诉求。公元前5世纪末期后，由于智术师的教育实践活动涉嫌“诡辩”受到多方批评，演说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怀疑与猜忌。5民众断定这些从业者不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而是为了追求自身的个人利益，或教导学生欺骗受众。6伊索克拉底即使并未从事与智术师们相似的教育行为，其名誉也因民众对智术师的指斥而受到影响。这位教育者曾于《关于财产交换的演说》（Sur L?change）中表达了内心的忧虑，“我自己可能会在反对智术师的潮流中受到伤害。”1民众们假定，与智术师一道被归入演说教育者群体的其他个人必然会开展一系列与前者相似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将那些宣称自己是智术师的人的邪恶之处，归在了那些实践方式与智术师无任何共同之处的人们身上，尽管两者行事方式截然不同”。2伊索克拉底意识到多数民众对他存在误解。这位教育者坚持声称，假如人们更熟悉他的作品与教育实践行为，便会发现，他与智术师存在区别。此外，伊索克拉底在《泛雅典娜节颂辞》（Panathena?que）中痛苦地抱怨道：“我一直被无名且邪恶的智术师们歪曲，”3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位教育者的职业与法庭演说的创作存在关联。4据《十位演说家生平》（Lives of the Ten Orators）记载，伯罗奔尼撒战后，伊索克拉底家道中落，为了维持生计，他于公元前401年—前390年成为了一名“代拟讼辞者”（forensic logographers）。5迄今尚有6篇归于其名下的法庭演说存世，但在《关于财产交换的演说》中，他却否认自己的这段早年经历，并对“代拟讼词者”的职业提出批评意见。6在伊索克拉底看来，该群体往往依靠法庭诉讼谋生，并追求个人私利。公民大会中的一些邪恶的演说家与好争论的谄媚者利用法庭演说聚敛个人财富、争权夺利;7与之相反，伊索克拉底自视为一位“远离城邦公共场合者”（apragmonos），8在演说中他反复提到，自己与任何公民相比都更加远离雅典的陪审法庭。9即便如此，民众对伊索克拉底仍怀敌视态度。这位演说辞作家指出，“全体公民并非依据我真正的形象而是通过他人的描述，对我本人进行评判，”10“有部分人绝对误解了我所追求的事业，且倾向于相信我的贬低者们;而另一些清楚了解我工作性质的人则变得嫉妒不已，像智术师们对我的态度一样，看到人们质疑我的品德就幸灾乐祸。”11由此可以推测，外界对伊索克拉底本人及其教育实践行为的错误认识主要来自于智术师的诽谤，他们围绕哲学观念进行空谈，其教育实践与伊索克拉底自身的修辞学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可见，这位演说辞作家在《海伦》序言中对高尔吉亚斯的部分做法提出批评意见，并为自己的修辞学教育辩护，实属情理之中。
二、伊索克拉底对演说辞主题与类别的认识
在《海伦》第4节中，伊索克拉底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高尔吉亚斯，并对他围绕一些哲学观念展开
争辩的做法提出质疑。但在短短几节文本后，这位演说辞作家便对高尔吉亚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那些渴望以流利口才探讨某一话题的人群中，我尤其赞扬这位为海伦撰写演说辞者”。1在伊索克拉底看来，正是高尔吉亚斯选取了前人探讨颇多的神话人物海伦作为演说对象，使人们回想起这样一位具有高贵的出身、无与伦比的美貌与杰出声望的妇女。伊索克拉底欣赏并认可这位智术师的做法，由此在演说辞第14节中采取积极态度评价高尔吉亚斯。这位演说辞作家指出，“对于众所周知的主题，很难发现前人并未涉及之处;针对琐屑而无足轻重的主题，人们碰巧所道出的内容，都是他自己的观点。”2在演说辞第9至第10节中，针对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一些智术师的做法，伊索克拉底指责道，他们自以为博学、甚至自称为睿智之人，理应在竞争激烈的领域而非无人问津的主题方面有优异的表现，然而他们却无法针对人人竞争的演说主题提出新颖、有趣的论述主张，便往往倾向于选取微不足道的对象进行争辩。3显然，这一做法并不符合伊索克拉底选择演说主题的标准。在他看来，演说辞创作应关注重大、高尚并具有说服力的探讨对象。而且在这位演说辞作家的心目中，与对黄蜂或盐的颂辞（第12节）相比，海伦本身是一个众人皆知、高尚的、值得赞颂的演说对象，因此高尔吉亚斯与那些关注无足轻重的演说主题的智术师们相比，做出了更明智的选择。
智术师们往往选择神话人物作为演说辞的探讨对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该群体教学方式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演说发表的场合密切相关。由于智术师们的教学模式具有流动性特征，4他们对自己临时居留地的事务缺乏固定的城邦认同，智术师的观点往往体现了不同地方共同体的意识，而不仅仅代表某一城邦的政治利益。对于思想高度保守的城邦而言，智术师们的出现容易引发本地公民的猜忌和恐慌情绪，公民们往往担心该群体会通过演说向受众传递与既有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相悖的观念，从而动摇城邦的法律与道德基础，并吸引渴望在政治领域获取个人成功的年轻人追随他们的脚步，离开亲友或自己土生土长的家园。5因此，智术师们选择演说创作主题的余地十分狭窄;此外，作为外邦人，智术师在参与城邦公共事务方面限制颇多，人们并不允许该群体在公民大会上发表对政治事务的看法。6他们在城邦举办的竞技赛会上发表演说，以炫耀口才，在这一过程中，众多分散于各地的希腊人逐渐聚集在一起，并通过聆听演说的方式增强彼此间的认同意识。因此，智术师们需兼顾不同听众的政治立场，并寻求一种赖以凝聚人心的演说素材。基于如上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采用一系列受众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内容作为演说主题。
古希腊神话可追溯至迈锡尼时代，在古风和古典时期经游吟诗人（aoidos）、公元前6世纪后期爱奥尼亚地区的散文纪事家（logographer）、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史学家以及悲剧、喜剧诗人的描述，前后延续千余年。其中涉及宇宙秩序的建立与人类起源及其早期历史，并歌颂英雄的丰功伟绩。而且这些神话被视为希腊人往昔的历史和共有的民族记忆，并对历史时期城邦影响力的提升与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7神话中的英雄业绩也成为了教育后世希腊人、并供他们效仿的范例。智术师们意识到神话对希腊人的影响力与教谕作用，从而将它视为可以利用并进行改造的演说素材。
到了智术师所处的古典时期，希腊的教育体系发生迁易，教育内容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古典时期之前的古风时代，诗歌是传播政治、社会与道德思想的首要方式，1并在此时尚未被机构化的“公民教育”中担当重任，2诗人则履行着希腊教育者的特殊职能。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智术运动兴起后，主要以教授演说术为业的智術师们自居为希腊社会的新教育者，他们借鉴了诗歌的创作风格与展示性传统，并将这些要素融入新兴起的散文写作模式中，从而对古风时期诗人教育家的传统以及诗歌在希腊文化中既有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3但面对该时期诗歌式微的状况，智术师们并未完全忽视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价值。他们从诗歌中发掘有价值的神话主题，进行演说创作，并将此作为供学生在闲暇时研读、效仿的范本。同时，他们采取与诗人不同的视角描绘史诗中的神话人物形象。4出于将伊索克拉底置放入古希腊教育史发展脉络中的目的，多数专家认为，伊索克拉底早年受业于智术师高尔吉亚斯，5古代作家的记载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依据。6作为智术师的弟子，关注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是伊索克拉底仍未完全终止的实践，7他认可高尔吉亚斯对于演说主题的选择，随后也围绕相同主题进行演说辞创作。这无疑是延续并承袭了智术师探讨荷马史诗中神话的传统。
然而，与智术师的不同在于，伊索克拉底还特别关注演说者在探讨神话主题时进行创作的形式。在《海伦》第14节中，伊索克拉底一方面肯定高尔吉亚斯将海伦作为演说的关注对象，却也指出了这位智术师的一点疏忽大意之处：“尽管他声称，自己写过海伦颂辞，但实际上，他为海伦的行为进行辩护。”8换言之，伊索克拉底认为，虽然高尔吉亚斯选择了合适的颂辞主题，但他并未竭力称颂海伦所具有的美好品质，而将她视为一个在道德上具有争议性的神话人物，便采用颂辞的形式作为表象，实质上为海伦创作辩辞。1为了证明他的结论，还有必要对高尔吉亚斯《海伦颂辞》（Encomium of Helen）的论述目的以及他的论述过程加以考察，进而探讨伊索克拉底颂辞的创作目的有何不同。
高尔吉亚斯在演说辞第1节，采用“赞颂”（epainos）的术语，来界定整篇演说辞的风格;2随后，他运用了典型的颂辞演说素材，赞扬了海伦高贵的出身与神一样的美貌。然而，经过第4至第5节的迅速过渡，高尔吉亚斯将关注焦点转至随即要探讨的主题：海伦逃往特洛伊是偶然行为。这一观点与他在演说辞开篇的论述目的相呼应。在高尔吉亚斯看来，拥有无与伦比美貌的海伦不应为特洛伊战争所带来的苦痛承担罪责，他要为海伦辩护，恢复她应有的名誉，同时，也与史诗传统相竞争，消除不正义的指责意见与考虑不周的偏见。3于是，从第6节开始，高尔吉亚斯论述了可能促使海伦前往特洛伊的4大原因：由于突然的机遇（tychēs boulēmasi）、众神的策略（theōn bouleumasi）或是命运的法令（anagkēs psēphismasin），为帕里斯的强力劫夺，被话语说服，被爱欲俘获。4并采用了法庭辩护中广泛运用的模式进行分析：将针对已发生事件的解释观点进行分类，围绕每一原因依次展开系统而详尽的论证，最终证明：被控诉者无罪。面对4种难以抗拒的强大力量，海伦逃往特洛伊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文本结尾，高尔吉亚斯仍强调，自己以颂辞形式进行创作，而演说辞的大部分篇幅却以辩辞形式展开论证。这一矛盾恰好成为伊索克拉底批驳的焦点。他在《海伦》第15节中批评这位智术师将关于海伦的高尚主题置于一个法庭演说辩护的情境下：“这篇辩护辞与颂辞创作形式并不完全等同，关注的也不是同样的事迹，而是完全相反的主题。当被告被指控做出非正义行为时，为他辩护才是最为恰当的。然而，我们应赞扬品德卓越者。”5
在伊索克拉底看来，神话主题的选取固然重要，如何采用恰当的形式进行探讨，也同样关键。这位演说辞作家指出，颂辞应依据演说主题的需要，详述赞颂对象的良好品性及其对周遭群体的积极影响，并阐述那些值得后世效仿的善行，掩饰或避免提及他的不良行为。在颂辞中，演说辞作者须展示出对赞颂对象的敬佩态度，并扩大其行为的影响力，而与之相反，辩辞中存在对人物的消极评价与不公正意见，因此，要为其辩护。6海伦是荷马史诗中重要的神话人物，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9年—前347年）曾在《斐德若》（Phaedrus）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到，诗人因在史诗中诽谤海伦通奸私奔，却不知应转变态度，因而双眼未曾复明。7值得一提的是，对神话人物的行为进行消极描述与评价不仅仅在《伊利亚特》里出现，同样也是《奥德赛》（Odyssey）、《荷马颂诗：致赫尔墨斯》（Homeric?Hymn to Hermes）、《神谱》（Theogony）等诗歌作品中存在的普遍现象。1自古风时代起，色諾芬尼（Xenophanes，约公元前570年—约公元前479年）、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18年—约前446年）、欧里庇得斯与柏拉图曾对诗歌中关于诸神及英雄行为不道德的描述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荷马（Homer，古代传统中两部英雄史诗的作者）与赫西俄德（Hesiod，约公元前700年前后人）将一切在凡人当中会遭受谴责和辱骂之事都加在诸神身上。2与如上几位作家的观点相似，伊索克拉底对诗歌中关于神话人物的描述进行指责;在他看来，诗人们所描述的“诸神后代所犯下的罪行和不幸遭遇，比最不虔诚的凡人后代都还要恐怖。”3他们“偷盗、通奸、吞食孩童、阉割男性、绑架女性”，4其行为方式不被城邦公民们接受。因此，伊索克拉底建议受众，“如果我们明智的话，就不会效仿诗人的故事”，“不能口无遮拦地中伤神灵”，5在他的观念中，“不只是神灵，还有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参与任何罪行，他们自己天生便拥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并以正直的行为成为了人类的向导和老师。”6这位演说辞作家将话语视为建立于道德伦理基础上的说服艺术，他转变了其所处时代的智术师利用演说聚敛个人财富而置道德于不顾的做法，其演说教育意在宣扬美德，并培养学生们成为具有良好道德素养的城邦公民与城邦领袖。7伊索克拉底极力主张，人们创作演说辞时，应选取在道德观念中具有引导作用的事例，以便改善与提升城邦公民的道德伦理素质，而古希腊文学传统中著名的神话人物海伦便成为了伊索克拉底对受众进行道德教育的范例。
在《海伦》第15节中，伊索克拉底指出不同演说风格间的差异，他强调演说辞作者应意识到这种差异的重要性，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创作。高尔吉亚斯认为，海伦拥有高贵的出身与神般的美貌，但却因诸多不可抗拒的力量而造成不幸，他将海伦视为最大的受害者。尽管伊索克拉底同样将海伦的高贵与美貌作为歌颂对象，但在他看来，海伦拥有美好的品德，并未做出任何非正义行为，因此，无需指出她的软弱或为她辩护。“为了避免最容易的做法：批评他人，而并未提出自己的主张，我将试图赞美同样的对象，而搁置其余所有言论。”8为了证明海伦无需辩护，伊索克拉底即刻便献上了自己的版本以表明，一篇重大演说关注值得探讨的主题，他与高尔吉亚斯一样将对海伦展开论述，而展示性部分将通过追溯海伦的谱系（16-17）、描述诸神与凡人对她展开追求的故事（18-20、39-53）、人们面对海伦之美时的感受与回应（54-60）及海伦的声望所带来的影响（61-69），赞美海伦倾国倾城美貌所带来的无穷魅力，并通过颂辞这种在伊索克拉底看来更好的形式展示出来。
三、结 ?语
伊索克拉底在《海伦》序言中对智术师高尔吉亚斯展现出了前后态度不同的评价。以布黑蒙与海尔布伦为代表的学者对如上现象多有探讨。对伊索克拉底直接与间接指涉高尔吉亚斯的文本依据分析表明，这位演说辞作家对智术师的看法存在两面性：一方面，他批评高尔吉亚斯围绕一些哲学观念进行无谓的空谈，进而提出如下主张：修辞学教育必须为城邦利益服务，演说辞的创作必须关注与希腊城邦之间、希波之间以及希腊城邦内部政治制度相关的重大主题，并竭力将自己与智术师相区分;另一方面，他认可高尔吉亚斯对于演说主题的选择，并继承了这位智术师探讨荷马史诗中神话的传统，将海伦作为演说关注的对象。但在伊索克拉底看来，采用何种形式探讨神话与关注神话本身的内容同样重要，这一意图，通过《海伦》第14—15节过渡段落中的两大对立模式展现出来：其一，指出高尔吉亚斯与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一些智术师们选择演说主题的差异，即前者将众人皆知的神话人物海伦作为演说关注对象，这一做法更受伊索克拉底的认可;其二，伊索克拉底颂辞创作模式与高尔吉亚斯辩辞创作模式的对立。将两位教育者同样题材演说辞的论述目的进行对比，并分析伊索克拉底在《海伦》第15节中对高尔吉亚斯以颂辞为表象、实际创作辩辞做法的批评意见，不难发现：这位教育者强调了采用“颂辞”与“辩辞”解读神话主题的差异性，并严格加以区分，从而通过赞扬海伦的美德重述神话，为自身强调演说辞的创作应重视道德教育的观念服务。
面对公元前5世纪末期之后民众对智术师的厌恶及其对演说术的普遍怀疑与猜忌心理，伊索克拉底对智术师的某些教育实践活动提出批评意见，从而提倡自身的修辞学教育理念。但他也采取与智术师相似的做法，从荷马史诗中提取为自身修辞学教育服务的神话主题，运用于自己的演说中，进行重新诠释，从而赋予了这一希腊古老的文化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并搭建起其思想中诗歌与散文写作之间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伊索克拉底既是智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它的革新者。
[作者何珵（1987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研究员，广东，珠海，519082]
[收稿日期：2019年1月8日]
（责任编辑：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