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
金云峰 陈希萌
摘要：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分别是对园林的外向与内向研究方法，以18世纪的扬州园林为对象，从外向和内向两个视角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观念，以及造园要素、风格样式、设计和空间。结合当时的园林发展背景及其产生的新现象和趋势、与运河密切结合的园林建设和游赏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扬州园林在特定时期的嬗变与内涵，透视其特点，以及园林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
关键词：园林史；公共园林；扬州园林；情境分析；形式分析；运河 文章编号：1671—2641（2016）01—0057—05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引言
扬州园林作为中国传统园林的代表类型，在明末清初逐渐发展蓬勃，清乾隆年间其建造、数量和影响都达到峰值，并得“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美誉。《扬州园林品赏录》中记载的有二百四十余所，因其独特的风格和游赏体验，产生了“扬州园林”这一特有名词。“扬州园林”一词在18世纪开始形成，出现在社会各类文本中，从地域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地处扬州的园林”或“扬州历史上有过的园林整体”，在园林历史中可以认为是“特定时期发生的关于扬州、关于园林的现象与事实”，包括扬州一带具有相同特征的园林，以及园林中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相关内容。
追溯扬州园林的发展，可以从诸多文字、绘画记载中发现运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扬州园林因此具有公共园林的特征，发展出了完整的水上游线和船行视角的游览体验。本文通过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外向和内向两个角度分析18世纪扬州园林的嬗变，探究该时期的社会情境和园林内在发展。
1外向研究和内向研究
在园林史研究中，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将研究方法分为“外向研究”和“内向研究”。外向研究即“情境分析”，指将园林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中，基于社会、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将园林作为社会中的特殊情境来分析，研究方法和视角因受到相关背景的影响而多样化；内向研究即“形式分析”，指将园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造园要素、风格样式、设计、空间等各方面，解读园林在时间维度下的演变，把历史和设计相联系。
内向研究侧重对园林本身的研究，外向研究考虑园林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结合，从这两个互补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园林体系，有利于透视园林自身和相关领域的内在联系。
2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属于对园林史的外向研究方法，是将园林置于社会情境、历史文化情境和思想观念情境中，分析园林在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和特征变化，把握运河对扬州园林和园林中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作用。
2.1社会情境分析
江南园林建设主要集中于扬州和苏州，在清同光年间转移至苏州之前，扬州一直是江南园林的中心。受到经济、文化及盐商消费风气的影响，18世纪扬州的社会生活和园林具有更多的公共性。
18世纪前扬州园林有私家园林和公共园林两种主要形式，18世纪开始出现了基于运河发展起来的公共风景园林，性质接近于城市风景名胜。随着新形式的发展，扬州园林的内涵逐渐演变成为城市场景、风景园林、社会生活三者融合的综合性空间。
18世纪的扬州园林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大多认为是乾隆六次南巡引发盐商邀宠而大肆修建园林，而根据史料有关南巡和大兴园林的时间分析，当时南方水灾频发，政府为了灾后的民生恢复，选择了“以工代赈”的政治决策鼓励建园，《扬州画舫录》有描述“从香阜寺易轻舟，由新河直抵天宁门行宫，乃众商新开，既表敬公之心，且以工代赈，即此地也。”由政府推动兴建园林，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园林游览活动，以消费拉动内需，缓解灾后经济低谷。
2.2历史文化情境分析
18世纪为扬州园林发展的鼎盛期，在当时历史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包括选址、园林命名、记录方式、风景叙述与认知路线、园林归类等，它们的出现与运河在建设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一定联系，也受到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影响。
2.2.1选址
18世纪前，扬州园林的选址主要分布在旧城东、旧城北、新城南、新城北、新城东、城西北郊（图1），这6个区域均沿着被疏浚作为“御道”的瘦西湖，能最大程度地利用水资源，依据水系、地形等因素点缀园林，此时运河是园林“因借”的外部条件。随着运河疏浚，新建园林多集中于西北郊，通过水上游线到达，运河作为支流被引入园中成为园内要素，园林之间相互因借、互为对景并被运河所串联，形成运河为基底的园林群体序列。18世纪中期，园林选址多依托于大尺度的自然景观进行集中建设，形成风景园林综合体。
2.2.2园林命名
以园主人名号命名在中国传统园林中是较为常见的，如扬州园林中的王洗马园、郑御史园、乔氏东园等。在园林选址有所改变、建园依托大型自然山水之后，出现了以周边更大的景观特征取名的园林，例如冶春诗社、竹西芳径、莲性寺林园、跨虹阁等。
2.2.3记录方式
扬州园林的记录方式在18世纪之前与其他地区相同，以文字记载为主，如顾一平的《扬州名园记》和程梦星的《平山堂小志》、汪应庚的《平山揽胜志》等都对扬州园林有着详细的记述。随着社会、经济和扬州园林的整体发展，记录方式逐渐演变为以图像记载为主，例如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等，绘画直观地反映了园林中繁荣的生活景象以及园林建设重点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
2.2.4风景叙述与认知路线
基于运河发展的园林建设和游赏，影响了对于风景的叙述方式和认知路线。叙述方式的转变为由点到区域、到陆路游线、再到水路游线，对风景的记叙从独立的景点到形成片区的景点、再到由完整游线串联的一系列景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在对风景的认知上，同样完成了一个从“点”到“区域”的转变，在景点较为密集的“区域”产生了具体的游览路线，游览变成了目的地和游线并重的过程。当游览的重点“区域”由山向水转移，游览路线就相应变成水上路线，即船行的游览路线，水上游线和船行视角则成为了重点。
2.2.5园林归类
扬州园林依托于运河展现出公共性，出现了城市风景名胜性质的园林，并且更多在表现创新、自身的内涵和自然，例如瘦西湖、冶春诗社、香影廊、平山堂等。在整个城市风景园林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园林整合的新趋势，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到扬州园林的特色之一是“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通过直接隔墙开门、加建建筑物、隔岸轴线对齐的跨河整合等方式，将不同产权、不同性质的园林整合，包括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和经营性园林茶肆；扬州园林因自然条件可分为水园、山园、岛园、湖畔园四种类型，其中湖畔园多集中于瘦西湖一代；也可按园林的游赏主题分类，如赏太湖石、赏石洞、赏水等。
2.3思想观念情境分析
在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思想观念也受到运河的影响，人们更注重在运河上的休闲活动，船行游览方式所占比重上升。船行比步行有更多的公共特征，使扬州园林更具公共性，这与当代的公共性仍有差别，可以理解为园林属性、审美趋势、活动人群、活动内容的公共性。对于公共性影响下的扬州园林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视觉化趋势、消费化趋势、复制名胜趋势、世俗化趋势。
2.3.1视觉化趋势
以运河为基底、船行为主要游览方式的转变，更注重对沿岸和整体游线中的视觉化建设，以及视觉化的游赏体验，例如“档子”和“阁道”的产生，注重园林建筑的外观，侧重扇面的画面构成等，都是为了迎合视觉体验。
2.3.2消费化趋势
古代也存在旅游带动消费的经济现象，船作为游览的主要载体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消费场所。根据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当时船的格局可以看出，船的空间带来了多种消费可能。因此园林的游赏发生了转变，一是游览者对园林本身的关注向娱乐消费转移，二是长久以来作为主流的士大夫“自我领悟”式的体验转变成为消费娱乐式的体验。
2.3.3复制名胜趋势
消费化趋势使园林成为了消费品，园林审美受到消费需求和公共性的影响趋于大众化。18世纪中期，扬州园林中出现了大量别处园林的复制品，包括来自北京、苏州等地的构筑物、建筑、园林、名胜等，例如莲性寺白塔（图2）源于对北京妙应寺白塔（图3）的复制。而在命名方面，常以“小”命名，例如“小秦淮”“小南屏”“小五台”，可以看出扬州园林对别处名胜的复制与附会。
2.3.4世俗化趋势
孔尚任在《湖海集》中暗示扬州园林的世俗化趋势：“雅人”注重水陆游线结合的“韵游”，目的地多为适宜远眺凭吊的平山堂；“俗人”倾向水路为主的“冶游”，以扬州著名的视觉标志物红桥为目的地。船行促进了“俗人”的游览热情，进一步导致了扬州园林的世俗化。
3形式分析
形式分析属于园林史的内向研究方法，将园林视为一个主体，从造园要素、风格样式、设计、空间这四个方面来分析背后的园林语言及与运河的密切关联。
3.1造园要素
叠山理水是中国传统园林营造的重要部分，扬州园林的叠石更凸显了“高俊雄厚”的风格，建筑体量受到运河的影响也产生了变化。
3.1.1叠山理水
《扬州画舫录》有云“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垒石胜”，陈从周先生在《扬州园林》中提到“扬州园林素以迭石胜”，个园的四季假山（图4）采用“分峰用石，多石并用”的方法，取材太湖石、黄石、宣石等，还有叠山与建筑相结合的处理手法，都展现了扬州园林用石品种多、叠石规模恢宏的特点。
3.1.2建筑形式
水上游线的发展促使园林建筑注重“隔江山色”的观赏效果，扬州园林中的主体建筑体量往往大于苏州、南京的园林，一是便于眺望江景、借景园外，加重运河作为园林外部景观的作用，二是为了运河上远观的良好视觉效果，同时追求个体的形式美并严格遵循工段营造法式。
3.2风格样式
扬州园林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园林体系，在建设和使用上有着与同时期其他风格园林相比更趋公共的特点，建设风格均体现出“乾隆盛世”园林的美学思想和造园手法。平面布局较为平整，动观与静观相结合形成立体交通和多层观赏线，建筑内部标高多变以适应地形，墙体成为限定空间的重要元素，山石堆叠精巧考究，注重植物栽植与搭配，兼顾遮阴与观赏，宅院与园林、庭院结合较为紧密，形成完整的体系。
3.3设计
受到水上游线和视觉化趋势的影响，设计中多考虑在行船中的扇面风景构图，以及沿岸视觉焦点的建设，园林的出入口与建设中心也发生迁移。
3.3.1扇面风景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到将船的舷窗做成“便面”即扇面，从船内望出的风景如同扇面上的小品风景，将三维的风景二维化，“便面不得于舟，而用于房舍，是屈事矣”，让景色产生“图画”联想的窗更适宜于船而非建筑，说明了船比建筑更适合对风景园林的视觉化体验，在游览中更注重沿岸风景的扇面构图，形成运动中的框景。
3.3.2视觉焦点
船行成为主要游览方式之后，园林的建造更加注重船行时的视觉体验。从船上运动的视线出发，沿岸的制高点与大体量建筑往往会成为视觉焦点。船行视觉焦点的变化同样在绘画作品中有所体现，并进一步影响了绘画的构图和版式。1765年出版的《平山堂图志》卷首图是从船出发的风景体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无论水道多么弯曲，在运动的船上对于两岸风景的体验都是连续完整的。以卷首图为转折点，之前的绘画特点为高视点、着重表现山水的整体结构，之后的图绘几乎全部是从船出发的连续的风景体验，特点为低视点、横向构图、注重对“对岸”的表现，画面空间向水平方向延展，表现隔河而望的对岸景色，不注重画面的纵深效果。
3.3.3出入口与建设中心
船行路线占据主导，逐渐影响了进入园林的方式及其建设中心。通过观察对比18世纪前后的有关莲性寺的记录图像，可以看出船行系统对其出入口的影响。从1765年的《平山堂图志》卷首图，到1771年的《南巡盛典》、出版年代不详的《广陵名胜全图》、1794年的《扬州画舫录》、出版年代不详的《江南园林胜景图册》，再到1831年的《广陵名胜图》，有关莲性寺的记录可以看出，从步行的东入口为主，到东西入口使用步行和船行并重，到最后以西入口为主并码头化，船行作为主要的入园方式。船行系统逐渐取代步行系统与园林进行互动，从而改变了园林主次入口的关系与建设中心。
3.4空间
运河的发展和水上游线的完善共同促进了扬州园林对河岸线的建设和运河与各园林的融合，为适应地形，处理平面与立面的手法也有所变化，扬州园林在空间组织上有了更多趣味性。
3.4.1河岸线
从《广陵名胜全图》的“柳湖春泛”中可以看出注重河面视觉效果、顺应河岸线的沿河建设方式，为了凸显河岸线曲折的特点，园林建筑的边界不再规则、平面复杂化，内部空间更加丰富，强调“穿越”空间特征是扬州园林取胜的风格之一。在岸线的建设中出现了“档子”“阁道”构造和用以解决建筑复杂平面的“裹角法”木作技术。
“档子”是扬州园林河岸处理的常见手法（图5），《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为皇帝巡视而建，由树木、太湖石、亭阁等要素构成，“板墙蒲包”支撑而起的布景式立面构造，为远距离观赏而设置，是扬州园林建设平面化和视觉化的典例与开端。
“阁道”是由“档子”演化而来，将围墙改造加高，每六开间设阁，例如筱园中的阁道建设将全园游览重心由园林中心转移至园林边界，是扬州园林游赏、建设的重要改变。
3.4.2夹河
夹河是运河的小股支流，多被引入园内作为园林的一部分，例如小秦淮。连接夹河两岸的园桥为满足船行的视觉效果，多建设成为“桥亭”。趣园的“锦镜阁”由桥亭和暖阁组成，内部空间复杂，标高多样，丰富了沿岸空间的竖向变化。扬州桥亭的形式根据本地范式，同时受到北方风格的影响，例如莲性寺“莲花桥”（图6）的原型为北京北海的“五龙亭”，《扬州揽胜录》有云“观此乃至西湖之三潭映月，不能专美于前”。
4小结
通过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两个角度的研究，对18世纪扬州园林的发展背景，与园林相关的各方面新现象和趋势，与运河密切结合的园林建设和游赏等方面进行分析，将其特征概括为以下五点：
1）运河疏浚工程带动园林建设，园林风格和建设重点以及城市园林体系的形成均受到影响，带动了经济发展，影响了消费、娱乐方式；
2）依托大尺度自然景观进行园林建设，与自然风景密切相关；
3）不同性质的园林通过多种手段整合成风景园林序列，形成尺度更大的园林综合体；
4）重视视觉效果的建设趋向，观光游览成为了园林欣赏体验的主要内容；
5）园林使用方式的对外开放，审美的雅俗共赏，公众参与的多种人群组成，更加凸显扬州园林的公共性。
扬州园林不仅是扬州地区的园林范式，代表该地区的园林风格与特征，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以运河背景发源的扬州园林，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独特的风格，走向了运河与园林相互融合的发展方向，成为了中国传统园林极具特色的一个分支，为后世园林的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
摘要：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分别是对园林的外向与内向研究方法，以18世纪的扬州园林为对象，从外向和内向两个视角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观念，以及造园要素、风格样式、设计和空间。结合当时的园林发展背景及其产生的新现象和趋势、与运河密切结合的园林建设和游赏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扬州园林在特定时期的嬗变与内涵，透视其特点，以及园林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
关键词：园林史；公共园林；扬州园林；情境分析；形式分析；运河 文章编号：1671—2641（2016）01—0057—05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引言
扬州园林作为中国传统园林的代表类型，在明末清初逐渐发展蓬勃，清乾隆年间其建造、数量和影响都达到峰值，并得“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美誉。《扬州园林品赏录》中记载的有二百四十余所，因其独特的风格和游赏体验，产生了“扬州园林”这一特有名词。“扬州园林”一词在18世纪开始形成，出现在社会各类文本中，从地域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地处扬州的园林”或“扬州历史上有过的园林整体”，在园林历史中可以认为是“特定时期发生的关于扬州、关于园林的现象与事实”，包括扬州一带具有相同特征的园林，以及园林中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相关内容。
追溯扬州园林的发展，可以从诸多文字、绘画记载中发现运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扬州园林因此具有公共园林的特征，发展出了完整的水上游线和船行视角的游览体验。本文通过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外向和内向两个角度分析18世纪扬州园林的嬗变，探究该时期的社会情境和园林内在发展。
1外向研究和内向研究
在园林史研究中，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将研究方法分为“外向研究”和“内向研究”。外向研究即“情境分析”，指将园林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中，基于社会、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将园林作为社会中的特殊情境来分析，研究方法和视角因受到相关背景的影响而多样化；内向研究即“形式分析”，指将园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造园要素、风格样式、设计、空间等各方面，解读园林在时间维度下的演变，把历史和设计相联系。
内向研究侧重对园林本身的研究，外向研究考虑园林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结合，从这两个互补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园林体系，有利于透视园林自身和相关领域的内在联系。
2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属于对园林史的外向研究方法，是将园林置于社会情境、历史文化情境和思想观念情境中，分析园林在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和特征变化，把握运河对扬州园林和园林中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作用。
2.1社会情境分析
江南园林建设主要集中于扬州和苏州，在清同光年间转移至苏州之前，扬州一直是江南园林的中心。受到经济、文化及盐商消费风气的影响，18世纪扬州的社会生活和园林具有更多的公共性。
18世纪前扬州园林有私家园林和公共园林两种主要形式，18世纪开始出现了基于运河发展起来的公共风景园林，性质接近于城市风景名胜。随着新形式的发展，扬州园林的内涵逐渐演变成为城市场景、风景园林、社会生活三者融合的综合性空间。
18世纪的扬州园林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大多认为是乾隆六次南巡引发盐商邀宠而大肆修建园林，而根据史料有关南巡和大兴园林的时间分析，当时南方水灾频发，政府为了灾后的民生恢复，选择了“以工代赈”的政治决策鼓励建园，《扬州画舫录》有描述“从香阜寺易轻舟，由新河直抵天宁门行宫，乃众商新开，既表敬公之心，且以工代赈，即此地也。”由政府推动兴建园林，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园林游览活动，以消费拉动内需，缓解灾后经济低谷。
2.2历史文化情境分析
18世纪为扬州园林发展的鼎盛期，在当时历史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包括选址、园林命名、记录方式、风景叙述与认知路线、园林归类等，它们的出现与运河在建设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一定联系，也受到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影响。
2.2.1选址
18世纪前，扬州园林的选址主要分布在旧城东、旧城北、新城南、新城北、新城东、城西北郊（图1），这6个区域均沿着被疏浚作为“御道”的瘦西湖，能最大程度地利用水资源，依据水系、地形等因素点缀园林，此时运河是园林“因借”的外部条件。随着运河疏浚，新建园林多集中于西北郊，通过水上游线到达，运河作为支流被引入园中成为园内要素，园林之间相互因借、互为对景并被运河所串联，形成运河为基底的园林群体序列。18世纪中期，园林选址多依托于大尺度的自然景观进行集中建设，形成风景园林综合体。
2.2.2园林命名
以园主人名号命名在中国传统园林中是较为常见的，如扬州园林中的王洗马园、郑御史园、乔氏东园等。在园林选址有所改变、建园依托大型自然山水之后，出现了以周边更大的景观特征取名的园林，例如冶春诗社、竹西芳径、莲性寺林园、跨虹阁等。
2.2.3记录方式
扬州园林的记录方式在18世纪之前与其他地区相同，以文字记载为主，如顾一平的《扬州名园记》和程梦星的《平山堂小志》、汪应庚的《平山揽胜志》等都对扬州园林有着详细的记述。随着社会、经济和扬州园林的整体发展，记录方式逐渐演变为以图像记载为主，例如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等，绘画直观地反映了园林中繁荣的生活景象以及园林建设重点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
2.2.4风景叙述与认知路线
基于运河发展的园林建设和游赏，影响了对于风景的叙述方式和认知路线。叙述方式的转变为由点到区域、到陆路游线、再到水路游线，对风景的记叙从独立的景点到形成片区的景点、再到由完整游线串联的一系列景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在对风景的认知上，同样完成了一个从“点”到“区域”的转变，在景点较为密集的“区域”产生了具体的游览路线，游览变成了目的地和游线并重的过程。当游览的重点“区域”由山向水转移，游览路线就相应变成水上路线，即船行的游览路线，水上游线和船行视角则成为了重点。
2.2.5园林归类
扬州园林依托于运河展现出公共性，出现了城市风景名胜性质的园林，并且更多在表现创新、自身的内涵和自然，例如瘦西湖、冶春诗社、香影廊、平山堂等。在整个城市风景园林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园林整合的新趋势，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到扬州园林的特色之一是“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通过直接隔墙开门、加建建筑物、隔岸轴线对齐的跨河整合等方式，将不同产权、不同性质的园林整合，包括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和经营性园林茶肆；扬州园林因自然条件可分为水园、山园、岛园、湖畔园四种类型，其中湖畔园多集中于瘦西湖一代；也可按园林的游赏主题分类，如赏太湖石、赏石洞、赏水等。
2.3思想观念情境分析
在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思想观念也受到运河的影响，人们更注重在运河上的休闲活动，船行游览方式所占比重上升。船行比步行有更多的公共特征，使扬州园林更具公共性，这与当代的公共性仍有差别，可以理解为园林属性、审美趋势、活动人群、活动内容的公共性。对于公共性影响下的扬州园林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视觉化趋势、消费化趋势、复制名胜趋势、世俗化趋势。
2.3.1视觉化趋势
以运河为基底、船行为主要游览方式的转变，更注重对沿岸和整体游线中的视觉化建设，以及视觉化的游赏体验，例如“档子”和“阁道”的产生，注重园林建筑的外观，侧重扇面的画面构成等，都是为了迎合视觉体验。
2.3.2消费化趋势
古代也存在旅游带动消费的经济现象，船作为游览的主要载体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消费场所。根据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当时船的格局可以看出，船的空间带来了多种消费可能。因此园林的游赏发生了转变，一是游览者对园林本身的关注向娱乐消费转移，二是长久以来作为主流的士大夫“自我领悟”式的体验转变成为消费娱乐式的体验。
2.3.3复制名胜趋势
消费化趋势使园林成为了消费品，园林审美受到消费需求和公共性的影响趋于大众化。18世纪中期，扬州园林中出现了大量别处园林的复制品，包括来自北京、苏州等地的构筑物、建筑、园林、名胜等，例如莲性寺白塔（图2）源于对北京妙应寺白塔（图3）的复制。而在命名方面，常以“小”命名，例如“小秦淮”“小南屏”“小五台”，可以看出扬州园林对别处名胜的复制与附会。
2.3.4世俗化趋势
孔尚任在《湖海集》中暗示扬州园林的世俗化趋势：“雅人”注重水陆游线结合的“韵游”，目的地多为适宜远眺凭吊的平山堂；“俗人”倾向水路为主的“冶游”，以扬州著名的视觉标志物红桥为目的地。船行促进了“俗人”的游览热情，进一步导致了扬州园林的世俗化。
3形式分析
形式分析属于园林史的内向研究方法，将园林视为一个主体，从造园要素、风格样式、设计、空间这四个方面来分析背后的园林语言及与运河的密切关联。
3.1造园要素
叠山理水是中国传统园林营造的重要部分，扬州园林的叠石更凸显了“高俊雄厚”的风格，建筑体量受到运河的影响也产生了变化。
3.1.1叠山理水
《扬州画舫录》有云“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垒石胜”，陈从周先生在《扬州园林》中提到“扬州园林素以迭石胜”，个园的四季假山（图4）采用“分峰用石，多石并用”的方法，取材太湖石、黄石、宣石等，还有叠山与建筑相结合的处理手法，都展现了扬州园林用石品种多、叠石规模恢宏的特点。
3.1.2建筑形式
水上游线的发展促使园林建筑注重“隔江山色”的观赏效果，扬州园林中的主体建筑体量往往大于苏州、南京的园林，一是便于眺望江景、借景园外，加重运河作为园林外部景观的作用，二是为了运河上远观的良好视觉效果，同时追求个体的形式美并严格遵循工段营造法式。
3.2风格样式
扬州园林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园林体系，在建设和使用上有着与同时期其他风格园林相比更趋公共的特点，建设风格均体现出“乾隆盛世”园林的美学思想和造园手法。平面布局较为平整，动观与静观相结合形成立体交通和多层观赏线，建筑内部标高多变以适应地形，墙体成为限定空间的重要元素，山石堆叠精巧考究，注重植物栽植与搭配，兼顾遮阴与观赏，宅院与园林、庭院结合较为紧密，形成完整的体系。
3.3设计
受到水上游线和视觉化趋势的影响，设计中多考虑在行船中的扇面风景构图，以及沿岸视觉焦点的建设，园林的出入口与建设中心也发生迁移。
3.3.1扇面风景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到将船的舷窗做成“便面”即扇面，从船内望出的风景如同扇面上的小品风景，将三维的风景二维化，“便面不得于舟，而用于房舍，是屈事矣”，让景色产生“图画”联想的窗更适宜于船而非建筑，说明了船比建筑更适合对风景园林的视觉化体验，在游览中更注重沿岸风景的扇面构图，形成运动中的框景。
3.3.2视觉焦点
船行成为主要游览方式之后，园林的建造更加注重船行时的视觉体验。从船上运动的视线出发，沿岸的制高点与大体量建筑往往会成为视觉焦点。船行视觉焦点的变化同样在绘画作品中有所体现，并进一步影响了绘画的构图和版式。1765年出版的《平山堂图志》卷首图是从船出发的风景体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无论水道多么弯曲，在运动的船上对于两岸风景的体验都是连续完整的。以卷首图为转折点，之前的绘画特点为高视点、着重表现山水的整体结构，之后的图绘几乎全部是从船出发的连续的风景体验，特点为低视点、横向构图、注重对“对岸”的表现，画面空间向水平方向延展，表现隔河而望的对岸景色，不注重画面的纵深效果。
3.3.3出入口与建设中心
船行路线占据主导，逐渐影响了进入园林的方式及其建设中心。通过观察对比18世纪前后的有关莲性寺的记录图像，可以看出船行系统对其出入口的影响。从1765年的《平山堂图志》卷首图，到1771年的《南巡盛典》、出版年代不详的《广陵名胜全图》、1794年的《扬州画舫录》、出版年代不详的《江南园林胜景图册》，再到1831年的《广陵名胜图》，有关莲性寺的记录可以看出，从步行的东入口为主，到东西入口使用步行和船行并重，到最后以西入口为主并码头化，船行作为主要的入园方式。船行系统逐渐取代步行系统与园林进行互动，从而改变了园林主次入口的关系与建设中心。
3.4空间
运河的发展和水上游线的完善共同促进了扬州园林对河岸线的建设和运河与各园林的融合，为适应地形，处理平面与立面的手法也有所变化，扬州园林在空间组织上有了更多趣味性。
3.4.1河岸线
从《广陵名胜全图》的“柳湖春泛”中可以看出注重河面视觉效果、顺应河岸线的沿河建设方式，为了凸显河岸线曲折的特点，园林建筑的边界不再规则、平面复杂化，内部空间更加丰富，强调“穿越”空间特征是扬州园林取胜的风格之一。在岸线的建设中出现了“档子”“阁道”构造和用以解决建筑复杂平面的“裹角法”木作技术。
“档子”是扬州园林河岸处理的常见手法（图5），《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为皇帝巡视而建，由树木、太湖石、亭阁等要素构成，“板墙蒲包”支撑而起的布景式立面构造，为远距离观赏而设置，是扬州园林建设平面化和视觉化的典例与开端。
“阁道”是由“档子”演化而来，将围墙改造加高，每六开间设阁，例如筱园中的阁道建设将全园游览重心由园林中心转移至园林边界，是扬州园林游赏、建设的重要改变。
3.4.2夹河
夹河是运河的小股支流，多被引入园内作为园林的一部分，例如小秦淮。连接夹河两岸的园桥为满足船行的视觉效果，多建设成为“桥亭”。趣园的“锦镜阁”由桥亭和暖阁组成，内部空间复杂，标高多样，丰富了沿岸空间的竖向变化。扬州桥亭的形式根据本地范式，同时受到北方风格的影响，例如莲性寺“莲花桥”（图6）的原型为北京北海的“五龙亭”，《扬州揽胜录》有云“观此乃至西湖之三潭映月，不能专美于前”。
4小结
通过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两个角度的研究，对18世纪扬州园林的发展背景，与园林相关的各方面新现象和趋势，与运河密切结合的园林建设和游赏等方面进行分析，将其特征概括为以下五点：
1）运河疏浚工程带动园林建设，园林风格和建设重点以及城市园林体系的形成均受到影响，带动了经济发展，影响了消费、娱乐方式；
2）依托大尺度自然景观进行园林建设，与自然风景密切相关；
3）不同性质的园林通过多种手段整合成风景园林序列，形成尺度更大的园林综合体；
4）重视视觉效果的建设趋向，观光游览成为了园林欣赏体验的主要内容；
5）园林使用方式的对外开放，审美的雅俗共赏，公众参与的多种人群组成，更加凸显扬州园林的公共性。
扬州园林不仅是扬州地区的园林范式，代表该地区的园林风格与特征，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以运河背景发源的扬州园林，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独特的风格，走向了运河与园林相互融合的发展方向，成为了中国传统园林极具特色的一个分支，为后世园林的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