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初学者使用不同方式进行设计表达效果的比较研究
王健丰 周威全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设计初学者面对同一题目，应用不同表达方式时所得到画面的特点，包括思考画面的方式，画面组成的形式，画面的识别度等方面的比较。要求受测者在手绘、拼贴、photoshop、procreate四个实验环境及特定的要求下完成画面。受测者所完成的画面呈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前两种环境下完成的画面更加明确，识别度高，但丰富性不及在后两种环境;但后两种完成环境也容易使受测者的画面植入不必要的元素，带来识别度低的困扰。如何引导设计初学者更好地选择作业呈现方式，对其设计思维的培养、设计能力的提升及兴趣的获得都至关重要，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设计初学者 手绘 拼贴 photoshop软件 procreate软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 2021） 03-0104-03
引言
工具对设计表达影响的相关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普遍的认识在于：设计人员的草图行为与视觉思考，的确会因概念构想阶段所使用的工具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影响。[1] Hanna&Barber曾在Design Studies上撰文表示徒手绘制草图是“草图到概念”的思考方式，而电脑绘制草图则是“思考到概念”的思考方式。[2]这主要是因为在软件环境下可以更容易地“看到”预期的方案，而动手环境下则更依赖经验。
在面对设计初学者的教学中，强调实物操作为主的传统模式具有工具易于获取、表达快速、符合习惯等优势，但当下各类设计软件、手绘电脑、电容笔等软硬件日益成熟，尤其是高灵敏度的电容笔和具有笔触效果的软件插件等都在极力模拟手绘的效果和感受。“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快速发展的媒体环境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教学方式”。[3]此阶段是将设计初学者转变成为持续性设计从业者的关键环节，由于多数教学对象还处于对专业认识的模糊期，独立思考能力不足，对设计作品优秀与平庸的辨别能力还不强，所以此时完成作品的环境往往比作品题目本身更为重要。针对设计基础教学展开的细节，本文主要从设计初学者使用四种不同方式完成一个概念设计的过程及结果，研究其思维方式转换、构思思路倾向、图像造型、表达识别度等方面的情况。
一、研究的实施
（一）实验对象与研究方法：实验对象选择了学习艺术设计专业本科一年级的同学共20人，其中男生6人，女生14人，专业课成绩均在班级前30%。这些同学符合设计初学者的定位，具备最基本造型能力和色彩能力，在进行实验前对创意素描、归纳性色彩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艺术设计的基本概念有一定的认识，都已经开始接触Photoshop（以下简称PS）、procreate等软件，能够独立将个人想法进行表达。同时这些同学还没有在专业设计公司从事具体设计工作的经验，理论上并不具备熟练的设计表达能力和成熟的设计思维。同时在实验中假设他们具有接近的设计意识、设计表达能力及主观能动性。
要求受测者以特定的题目要求完成任务，实验过程在他们熟悉的环境（教室）中完成，对实验结果进行定量定性的图形图像的分析，对受测者进行口语分析及问卷调查。
（二）实验任务：对所有同学布置一个相同的任务，请他们从字母“G”与符号“%出发，完成四张画面，具体要求如下：
1.四张画面构图不能相同，色调不能相同;2.画面不需要有特殊的含义，注重突出形式感;3.只能使用实验要求的方式完成画面;4.注意保持规定字母符号的可识别性;5.可以通过夸张、变形、联合、折叠、旋转、裁剪等方式对素材进行加工：6.画面尽量完整，时间不做具体限制，但要当天当场完成。
共设计了四种方式来完成画面，一是通过水粉颜料手绘;二是通过彩色卡纸拼贴;三是利用台式图形工作站、鼠标，用PS完成;四是通过IPAD利用电容笔，在procreate上完成。结合前期研究的普遍认知，即“电脑工具作为构想发展的工具是可行的”。[4]所以选择这四种方式进行实验主要考虑到实用性与通用性。水粉手绘是每名同学最熟悉的方式，通过不同的绘制技巧能够完成任意风格的画面;剪纸拼贴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回避掉平涂颜色的耗时，更专注于颜色的搭配和形状;PS是基础的设计软件，通过画笔、文字、形状等工具能够快速完成画面;procreate是IOS平台上流行的绘画应用软件，操作简易，功能多样。为了达到实验目的，以受测同学的序号为顺序依次选择完成画面的方式，每种方式仅限5人选择，一旦选满则后面同学就只能选择其他方式完成。最终将20人分为四个组，即：S组（手绘）、J组（拼贴）、P组（PS）、l组（procreate）。四个组分别集中，同组使用相同的工具，全程不对受测者进行任何干扰。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画面的特点与效率：由于四种完成方式自身的特点，实验结果基本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比较接近的是P组和l组，但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S组的20张画面中有4张保留甚至突出了笔触痕迹，其余画面都刻意回避掉笔触，用平涂的方式完成;J组共完成19张画面（有一名受测者完成3张作品后突然有事，考虑到实验的连贯性并未要求其补做），所有作品中均清晰地表现了卡纸特有的整洁和形状的明确;P组20张画面基本通过图形工具完成，仅有3张结合了笔刷、预制字母等工具完成：l组20张画面，同P组相比，图形的自由度更高，图形的角度变化也更多，夸张变形的成分更重，有4张利用了软件自带的笔触涂抹效果模仿手绘完成。
表1对相关完成时间做了统计，可见从效率上讲，P组具有明显优势，平均耗时仅为S组的78.5%，1组的79.8%，J组的86.8%，P组的平均耗时甚至明显小于S组、l组的最短耗时。P组同I组虽然在画面特点上呈现出了相近的状态，但在耗时上却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別。所有组中的最长耗时来自S组，为153分钟，最短耗时来自P组，为93分钟（J组中只完成3张画面的同学耗时81分钟，折算成4张为108分钟）。
（二）形状关系与构思方式：“设计就是对各种形状的组织和安排，设计师对形状的把握能力代表其设计水平的高低”。[5]考虑到受测者所完成画面的复杂程度同其对图形加工的持续纵向思考密切相关，实验后重点对此方面进行关注。
由于要求画面突出形式感并尽量完整，多数受测者会追求用不同的组合方式加工“G”和“%”两个基本元素。按照平面构成教学中常用的图形关系和画面思维训练中常用的创意模式，将受测者画面中的形态表达分为5种形状关系（图1）和2种思维方式，面对所有组别完整的画面逐一判定是否符合，进行定量统计，如表2所示。由于部分画面中的形状关系比较模糊，结合画面的总体特征，将形状组合模式做适当针对性设定，如“联合”与“接触”严格意义上是两种不同的组合关系，但在完整的画面中“接触”所带来的视觉效果常常同“联合”类似，在统计时便用“联合（含接触）”表述。又如“联合”与“共生”两个类别容易混淆，产生歧义，这里稍作解释，即“联合”表示仅为两个图形相互有重合、交叉、接触等状态，而“共生”则表示将两个图形有意识的相互结合，产生了合作，并且共同组成一个有意味的形态，呈现出一种相关性。
从表2中可以看出，S组和J组所应用的形状关系总数明显少于P组和I组，S组所有画面中仅有1张考虑了遮叠效果，J组也仅有3张，这同P组的16张和l组的18张有显著差别。即使是分离、联合（含接触）这种相对简单的图形关系也表现出了这种状态，这似乎表明省略掉实际涂抹等繁琐过程后，受测者更愿意去尝试将画面变得复杂，探讨更多样的图形组合关系。对S-I和J-4的两名受测者口语分析中也印证了这一点，“构图改了几次，画得有点慢，东西（画面内容）太多感觉画不完……感觉用水粉挺难画的，很难弄出那种光滑的感觉，而且我也很不喜欢平涂，就感觉多一些笔触画面会比较丰富……那种很像构成的画面用平板可能好画一点，我画的时候就有点后悔选水粉”（S-I）;“没有特别想到要把这些图形连到一起，觉得都分开来放也很清晰，画面整体也挺好看，就没想再把字母那些叠在一起来弄。”（J一4）可见在这两组受测者的眼中，相对复杂的图形组合关系并未被认为是提升画面质量的必要手段，也可能和受测者尚处于初学阶段，处理形状的意识还不够强烈（图2）。这也和前人关于电脑屏幕视觉呈现特性，使设计者使用时更容易进行想象、看到成像的表述相符。[6]
在图形组合模式总数两级分化的情况下，共生关系的单项数量各组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均在12-13项之间，同时对比四个组画面构图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形状关系的状况，总体来说比较接近。通过对各组画面的分析发现，多数受测者完成画面的思路首先是结合“G”与“%”做夸张变形或意向联想，然后再根据想法调整图形关系，这可能是绝大多数受测者思维上的共性，也是“共生”方式数量接近的原因。
（三）画面色彩关系：色彩关系的处理在设计基础教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多数如设计色彩、色彩构成的教材中都会涉及到颜色的搭配，强调画面中色彩对比与统一之间的平衡，经常用到的方式则是关注大面积的主要色彩关系的同时注意加入小面积的辅助或搭配色，以平衡画面。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各组色彩关系上的特点。S组的颜色搭配情况比较简单，仅使用单色系或一组对比色的比例很高，画面很少出现主色调以外的搭配色，如S-3-1、S-4-4等都十分典型，这和前文所讲S组多数画面刻意回避了笔触有关。但考虑到水粉材料本身十分善于表达色彩的变化，即使是平涂的方式也不妨碍寻找色块之间的差异，这种过于简单的颜色搭配大量出现值得注意。而J组也有类似的感受，多数画面用3种左右颜色完成，但考虑到材料的特性，这并不让人疑惑。J组75%以上的画面采用深浅不一的同类色完成，通过口语分析证实受测者均认为这样的色彩关系对比已经足够明确。
相比之下，I组和P组色彩搭配明显更加复杂，画面中往往出现主色调以外协调画面的搭配色，如P-1-1以低纯度为基调，同时明确出现了6种颜色;P-4-1中虽然只出现了3种颜色，但却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橙黄和淡紫这一组对比关系之外，还引入了中性的长条状的亮色调节画面;1-1-3中用了甜腻的颜色来搭配，但临近色的微妙变化十分丰富（图3）。
（四）画面识别度：在研判的过程中发现并非所有画面都能够清晰地将题目所传达的含义明確表达，我们将画面的可识别度（即同题目相符的程度）分为4档：1为几乎不能识别;2为勉强可以识别;3为可以识别;4为特别明确（图4）。需要注意的是，并非识别度越高越好，但识别度过低容易被认为是不符合题目基本要求，对初学者设计思维的培养不利。通过对所有画面的分析，可以发现S组和J组的可识别度明显高于P组和l组，且S组和J组相互接近，P组和l组相互接近。大部分识别度为l的画面有一个共同特点，画面的构图相对复杂，图形至少包含3种以上的组合方式，颜色也相对丰富（图5）。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完成这些画面受测者都十分在意画面要有更加多元的表达，追求变化与丰富，而软件便捷的填色和添加形状功能无疑增加了受测者多元表达的可能性。
三、结论与讨论
在实验完成后，对全部受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题目主要是受测者对完成结果的自我评价、画面想法、主要制约等。同时对部分受测者进行了口语分析。了0%的受测者对自己完成的画面满意或非常满意：55%的受测者认为没有使用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50%的受测者在完成画面过程中把颜色搭配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20%的受测者认为画面效果受表达方式的制约很大：40%的受测者认为个人想法制约了画面的效果。
结合对实验结果的定性、定量分析，以及问卷及口语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一）S组与J组具有较多的共性，P组与l组具有较高的相似性。颜料手绘同卡纸拼贴本质上都是用手接触材料进行表达，是一种“动手”的方式，在画面复杂程度上J组略胜S组，但在思维上更加几何抽象，对于画面“意味”的表达更加困难。PS与procreate虽然平台不同，但都是“软件”的方式，在功能上也没有本质差别，由于P组实验的工作站是校园的公共机房，没有预装丰富的笔刷效果，也没有提供手绘板，全程用鼠标完成，相反l组全部通过电容笔完成测试。这可能是导致P组画面整体不及1组丰富且更趋于平面图形的原因;
（二）以软件为介质的两种方式相比于手绘和拼贴的方式更容易得到丰富的画面，图形关系更加多样，色彩搭配更合理，不同受测者的画面样貌呈现出较强的差异性。由于设计初学者还很难体会“少即是多”和“恰到好处”的境界，普遍会认为画面的完整性在于不断的丰富，从而追求画面的饱满、热闹，这就需要添加更多的元素，做更复杂的组合。显然在P组和1组的测试结果上证明了这一点，无论从遮叠、包围、联合等形状关系的使用数量和画面颜色搭配的丰富性上都明显高于前两组：
（三）从完成效率的角度来看P组最高，其次是J组、l组，S组最低。但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这四种完成方式效率的排序，结果的产生同实验过程、实验环境等的关联比较大。有一个别现象是|组实验过程中受测者相互间有很多交流，这也可能是导致1组平均耗时较多的一个原因。另外在初学者完成设计的不同阶段，工具的影响会有所区别，如草图阶段手绘可能更有效率，但电脑环境下会经历更多删除和改变的过程，单个方案的思考性更强。结合上一条结论，在需要完成完整画面的阶段，软件平台仍具有效率优势。
（四）从画面的可识别性上来看，明显感受到“选择越多，干扰越大”，S组和J组的识别度显著高于后两组。选取l组中一幅识别度为l的画面1-2-4进行分析，发现该画面对于形式、色彩、组合方式等均有良好的思考。在问卷调查中也发现，1-2受测者对自己的画面完成情况十分满意，且表示着重想把两个素材组合起来，充分考虑二者的关联。从其口语分析得到的说法是：字母G的小写g与%的圆圈都可有圆形的成分，把“/”与大写的G相结合既可以看做为百分号的‘‘/”也可以看成字母的外轮廓。软件中很方便画出椭圆和圆形，这一张完成的很顺利。可见受测者具备一定的设计表达意识，但受到软件便利的椭圆工具干扰，导致对题目的特点有所忽视。而类似的情况在S组和J组中几乎不可见（图6）。
当然，画面的丰富性与明确性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为丰富画面而导致的识别度低的现象不能全部归结于工具的使用，更与思考方式和对设计的认识相关。“从一个想法转入其他任何一个想法称为水平思考;相反对同一个想法进行更细部且明确的构想称为垂直思考”。[7]显然普遍受测者的垂直思考能力有所不足。
结语
“如何培养出高质量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满足智能化时代发展的需要，已成为设计教育教学中最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8]柳冠中先生也曾表述设计教育“要培养人才，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人才”[9]。而设计基础教学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此阶段具备清晰学习思路的学生毕竟为少数，教学过程引导至关重要，我国自古便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说法，工具的使用往往对事物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初学阶段尤其如此，应当充分了解各种常用的完成工具在创意构思阶段、画面完成阶段、设计拓展阶段的优势和问题，不注重这方面的细节会事倍功半，导致教学的设计不能切实落实。
当然本次研究仍具有诸多局限性。首先，受测者均来自同一所本科院校，测试结果受到该校教学方法的影响较多。同时样本较小，不可能代表所有设计初学者。而且20名受测者虽然在第一学期成绩上具有共性，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必然存在;其次，本次实验依托于设计学类的核心基础课《设计构成》，题目设计主要针对完整画面，对设计的草图阶段和后续环节是否适用存在不确定性;最后，对本次完成作品的评判方式、标准仍然有讨论的余地，设计实验构想的组织模式、组织细节、实验方法等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设计构成》课程内容优化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XYJG201805）;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第二批次校级一流课程建设项目：《设计构成》 （项目编号：YLKC2021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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