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国著名钱币学家乔·克力勃
万翔 韩雪飞
提 ?要：本文是对英国著名钱币学家乔·克力勃的访谈，主要涉及他的研究经历、研究方法和研究者应具备的素养。访谈中，克力勃及其同事布雷西就丝路沿线国家钱币学研究的相关论题，以及中国钱币学研究的现状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钱币学;克力勃;丝绸之路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4.013
2016年8月英国访学期间，笔者采访了大英博物馆钱币部前任主管乔·克力勃（Joe Cribb）先生（2003年—2010年在任，2010年荣休）。克力勃先生是东亚、中亚、印度、东南亚钱币领域的国际权威学者，曾任英国皇家钱币学会主席（2005年—2009年），现担任英国东方钱币学会秘书长（2011年起）。克力勃先生的同事，研究贵霜和印度钱币的罗伯特·布雷西（Robert Bracey）也在采访中谈了自己对中国钱币研究的看法。
一、进入钱币学研究领域的经历
万翔：世界各国的大学并没有钱币学专业。是什么因素使您走上钱币学研究道路的呢？
克力勃：我在大学学习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毕业后找工作时，我来大英博物馆应聘，得到录用。能顺利通过面试，是因为我兄长收集钱币，特别是中国钱币。从他那里，我学会了观察和实践。并没有人教我钱币学知识，但有些博物馆出身、接受钱币学训练的学者，会在大学里研究钱币学问题，教授一些钱币学的方法。英国钱币学一般从博物馆展厅开始，然后才进入大学，少有相反的情况。
钱币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当文艺复兴时代人书写古罗马历史的时候，铸币就作为重要的史料，建构罗马皇帝的在位顺序，并帮助人们理解罗马国家的各个方面。学者研究十八世纪英国时，也以相似方法使用钱币史料，但与罗马不同，丰富的其他材料使钱币的意义不那么重要。由此，钱币学变得更专门化，同时也由于作为收藏品的特点，研究常常包含着业余传统，在钱币学研究文献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来自非专业学者、收藏家和爱好者的许多文章，往往是珍贵的材料;有的收藏家对相关问题做了巨大的贡献，也有的混淆了主题;更多的作者擅长于展示钱币，但并非好的史学学者，结果是粗枝大叶的历史解读抵消了出色的钱币研究。总之，学习研究钱币的方法，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有些钱币学著作可以作为入门读物。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了几本钱币学的基础知识作品，是不错的入门书，但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以讲故事为主，并不侧重于介绍研究的过程。罗伯特·戈布尔（Robert G?bl，20世纪奥地利钱币学家）所著的两卷本《古代钱币学》提供了方法论的综述，可以作为这一学科的基础参考书。1我对踏入钱币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建议是，首先收集相关的研究著作，然后花一年以上时间对钱币进行仔细观察，再从钱币中走出来，看相关著作的立论是否还站得住脚。由于钱币学文献本身的角度各异，从文献出发的研究方法往往对问题没有帮助——从书本出发时，主题往往会限制研究者的思考，研究囿于其框架内，不如从钱币本身着手，那之后再看他人观点。毕竟，从钱币出发，是带着钱币学的基础来熟悉材料，以自己的判断建立分类和联系。
每个使用同一时期发行钱币的人，相当于做
着同一件事。对此，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钱币学家为了描述上述隐喻性过程，需要置身于铸币者、发行管理钱币者和使用钱币者的不同立场，以理解整个事件，而不是读一些别人的观点。”2我将其称之为“集市钱币学”（bazaar numismatics）。人们进入市场，看到各种各样的钱币，首先不禁要问：哪些是金的？哪些是银的？哪些是铜质的？值多少钱？比较值钱还是不那么值钱？有些什么样式？研究者面前摆着一桌子钱币的时候，要首先按照实际的货币体系分成不同的小堆，随着经验更加丰富，面前的钱币堆会越来越小，每个小堆代表不同细分类型。研究者会逐渐认识到，由于钱币重量降低，或者所含贵金属比例变化，钱币的样式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则出于钱币发行者的某种意图。有些样式与公众消费有关，便于使用者辨识;有的就完全出自政权、铸造者和发行者的目的。铸造者采用特别的样式，或在钱币上标注特殊的记号，表明其铸造时间、地点和发行者，以便当币值出现问题时找到责任人。在钱币学术语中，此类记号称为戳记（mint marks）。戳记使政权实现对钱币发行的完全掌控，这正是钱币学家所要集中理解的问题所在。
一句话，钱币学的基础是实实在在观察钱币。如果不聚焦于钱币本身，而只是翻阅文献，无法成为好的钱币学研究者。
二、钱币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
万翔：成为钱币学研究者的先决条件有哪些？
克：首先必须实际观察钱币。但如果条件不便，就不得不通过出版物来获得间接知识。平面出版材料往往能提供钱币发行者和使用者的信息，但也会遗漏直接观察才能获得的经验细节。仅靠出版材料，研究者很难分辨伪币和钱币中隐藏的欺骗收藏者与史家的信息，而只有熟悉钱币本身，才能发现文献中没有的问题。因此，直接接触钱币是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只有接触到钱币，才能将所看到的图版知识与之结合。同时，注意了解钱币材料涉及的不同方面也很重要。研究着眼点也许是历史的、经济的活动，但钱币也有文化的、宗教的意义。比方说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金属铸币依然流通。但熟悉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知道，金属铸币并不值钱，人们需要纸币和票证。这时，金属铸币就无法精确呈现经济活动的面貌，研究者必须通过纸币和票证来了解。总之，文化内涵和经济内涵都很重要，要一起把握。此例展现的是文化偏好而不是經济偏好。
还有很多相似的情况。美国政府曾两次试图发行美元硬币，但都失败了。从经济角度考虑，铸造并流通硬币，要比发行纸币更实惠。前者可以流通三四十年，后者有可能年内就退出流通。但是美国人民不信任美元硬币，不像英国人——两英镑、五英镑硬币的经济价值使整个货币体系以最低成本运行。因此，除了经济学原则，钱币学当中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反过来，如果将钱币看作一种文化现象，就要始终考虑到其经济功能。固然，一种钱币的样式反映其文化，但那不是个别钱币反映的文化，而是大量钱币整体反映的。研究者应当在研究大量钱币的基础上作出结论。
三、克力勃的钱币学研究
万翔：请您概述自己的钱币学研究，并谈谈对未来研究的打算。
克力勃：原始资料优先还是观点优先，是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从一名普通的助理开始，主要负责钱币研究项目的咨询和协助。由于家兄收集中国钱币，我对中国钱币有些了解，恰好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没有人专门研究中国钱币，于是我决定专门投身于中国钱币研究，开始学习汉语，并考察中国钱币，整理藏品，读了一些教科书和历史，以及关于中国钱币的研究著作。我曾经负责的中国部不仅有流通铸币，还包括大量其他类型收藏，比如吉祥钱、符咒钱等类型的花钱。金属铸币不仅具备经济意义，也有着文化意义。
开始研究中国钱币时，我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钱币窖藏的文章，其中一篇的主题是钱币的有效流通。1两年之后，一位印度学者来到了我的办公桌前。那时他已在学术生涯的后期，他来考察一枚钱币，然后我们成了朋友，聊了起来。
“你怎么看这些一面是汉字，一面是印度古文字的钱币？”随着纳兰（A. K. Narain，已故印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先生的问题，我开始关注那些由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英国著名探险家和学者，汉佉二体钱的主要发现者）收集的钱币——大英博物馆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汉佉二体钱藏品。那之后，我主办了一次会议，讨论此钱币的佉卢文、汉字铭文，及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来龙去脉。纳兰对佉卢文铭文的分析并不令人满意，于是我自己投入到对大英博物馆所藏汉佉二体钱的研究中，希望掌握其内容、样式、图像、流通背景等。我发现有部分汉佉二体钱是在阿富汗的钱币上重叠打压的，便确认了此类钱币流行的地区，通过对图案的识别明确了钱币的时代序列，以及识别了钱币上的铭文“于阗王”（yidiraja / yitiraja）。这个词可以证明于阗是钱币的发行地点。我经过对重叠打压的分析，指出钱币的发行序列，并找到了两个历史记载中的王名。最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并超越了纳兰的研究。2这是我钱币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我开始转向贵霜及其附近地区钱币的研究。
与此同时，我还有机会整理了中国银锭藏品，出版了关于中国银锭藏品的图录。3该图录所收藏品主要由美籍德裔银行家耿爱德（Eduard Kann，原籍奥地利，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专家、收藏家）的收藏组成。4图录包括几千件藏品中300件的照片和介绍，涵盖乾隆年间到清末的银锭。读者可以了解藏品的历史，各藏品间的异同，银锭上戳记的意义，以及戳记所忽视的细节。图录由藏品本身出发建立分类——比方说，其中有一种银锭形状特殊，又有一个特别的戳记，根据经验就可以判断它来自河南。
这时，我找到了一本介绍中国货币体系的日文著作。5在伦敦金融城，也有些介绍中国货币制度的小册子，提供了部分中国银锭的命名，以便于编排图录。图录出版时，大约有三部类似著作在中国出版，但缺乏如此丰富的细节。这部图录加强了对中国各地区货币体系的认识，并且附有英国旅行者对中国银锭产业的观察和记录。二十年过去了，它仍然对银锭研究者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我开始涉及对印度钱币的研究。我的兴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些钱币是什么样子？其次，当作史料来看，它们能够说明什么？在很多时期，印度钱币史料没有对应的历史记载，往往需要从当代的佛教文献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或者从几个世纪后的政论中找到零星的证据。否则此类钱币只能是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材料——形状和样式、发现地点……学者使用“谱系”（genealogy）的比喻，来表示变动的体系。钱币的设计和样式是不断变化的，创造了一条从未有过的序列。我写了两部关于世界各国钱币序列的通俗著作，1此外还写了印度钱币的历史。2对印度来说，钱币的历史就是书写的历史。
通俗读物会带来新的见识、不同的视野。我由此从多个角度思考金属铸币、纸币、铸锭的意义。钱币学从来都有研究之外的动力存在。我的研究包括拍卖商的窖藏，其中有的非常有启发性，还从未发表过，我正在整理一份美国和加拿大研究者都急切盼望发表的窖藏材料，因为他们都需要这些材料来发表著作。此窖藏出土之前，没人知道巴基斯坦的木尔坦王国（Kingdom of Multan）还有自己的钱币。3先前从未发表过该地区伊斯兰征服时代的钱币，只有更早期的两个窖藏，都被做了错误的解读。窖藏的钱币铭文包括了木尔坦王国早期的六个穆斯林领主。通过分析这批窖藏，我发现在大英博物馆还有一枚同类钱币，只是铭文已经漫漶不清。此外，在巴基斯坦的国家博物馆也有一枚同类钱币，迄今还没有得到辨识。在那之后的几年，我发现了六千多枚木尔坦钱币。
如果一个地区没有钱币出土，并不代表从未发行钱币，而只是还未发现。由默证推出观点是不明智的，这是如此标准的历史原则，但也是危险的。毕竟，钱币的保存包含偶然性。就算没有人发现过任何孤立的样本，后人也未必知道它存在与否。作为钱币研究者，我最先学到的知识之一，就是从来不说任何事物是“唯一的”（unique）。唯一能说的是它目前怎样，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次完成的”（hapax）。钱币是大规模生产的，大规模生产的原因很多，有时钱币铸造得十分粗糙，无法搞清楚其所蕴含的信息。印度古钱币总是在边缘部分有细致的工艺设计，非常难以辨识，而且铸模还常比边缘大一号。对此类情况，仅靠研究钱币本身就不夠了。
钱币是理解其他事物的载体，因此研究者还需要从经济、宗教、文化、艺术、历史等多个维度来把握。另外，理解钱币发行地区和流通地区当地人的想法也很重要。说到这里，除了印度、中亚的钱币之外，我还从交易商那里得知了柬埔寨历史上最早的金属铸币的信息。4交易商首先发现，并最终将其赠与柬埔寨国家货币博物馆。最初的发现者并不真正了解它们，不得不转而询问更多的人，唯一能看懂的是上面的国王头像，而国王就代表历史的维度。这些钱币来自前吴哥古城时代的真腊，处于扶南王国与吴哥王朝之间的时代。它的设计大约直接复制自孟加拉的钱币。
总体来说，东南亚钱币也在我的研究范围。我
曾出版过一本关于印尼仿制钱币的著作并在里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此类钱币在大英博物馆有丰富的收藏。5以大英博物馆藏品为基础，我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的藏品图片，将其整理并确定钱币序列，并讨论其发行动机和流通功能，展示了从有明确考古出土背景的材料来开始研究的重要性。大英博物馆藏品是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9世纪英国政治家）于十九世纪初收集的。他记载道，这些钱币主要在庙宇周围出土。许多印尼藏家收集当代赝品，他们从收藏书籍中看到赝品图片，便追逐那些1870年以前还未出现的伪币，又引发了1960年以后一批新的赝品出现。此类收藏书籍掺杂了一点民族学研究，特别是有些学者对艺术史、钱币流通等方面的见解——显然是作伪者的傀儡。
万翔：那么您现在和接下来的工作打算是什么呢？
克力勃：我正在整理大英博物馆的贵霜—萨珊钱币（Kushano-Sasanian Coins）图录——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准备。1我为整理图录工作了很多年，此前还为收集材料工作了很多年。我的想法是通过一本图录做基本的断代工作，最终以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将贵霜—萨珊钱币序列完成，记录并展现全部样本，使之得以为研究者所用。但即使如此，非专家的学者还是很难把握该时代的样貌。我并不是要忽视罗伯特·戈布尔提出的将每一枚钱币都纳入到一个整体序列的想法，但目前的图录首先要做的是分辨出铸币地点，呈现钱币发行的机制，主题围绕着钱币铸造。假如出的书不只包括钱币，书中的钱币呈现的就不只是货币体系，而是货币体系所代表的某种隐喻。货币体系是整个社会的隐喻，因此当制作图录的时候，可以说是走上了正确的路了——非常明确的是，该图录主要是为了让历史学家了解贵霜—萨珊钱币史料而写的。它也会帮助收藏者和考古学家了解市场上有哪些钱币类型，以及在网上流行的钱币样本的真伪——出版者自己就是收藏者。我寻找巴基斯坦的同事，与那里的博物馆建立了联系。在那里，我找到1830年前后收集的钱币，将所有的金属藏品一一详尽考察，其中有大量钱币。收集自塔克西拉（Taxila）的钱币带来了一种历史的视角，透露了很多关于贵霜货币体系及其最初变化的信息。2总之，该图录是关于钱币的，意在对货币体系，特别是铸币的流通体系做一概览。货币体系包括钱币的生产，货币体系的管理，钱币使用、流通和发现的全过程。因此，这是一部关于中古早期克什米尔钱币的重要著作，也是一个重要研究项目。在印度发现的钱币窖藏显示了一种新的钱币样式，之前只有两三枚样本留存，它们表现出与克什米尔艺术的联系。将其放入编年史的年代框架，我的发现之一，是在名叫《诸王流派》的作品中，3在单一的国王序列之外，很可能还有一些别的王系。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民间传说都有所证明，而出土钱币的图片成为辅证。我刚刚写了一篇关于此类钱币的文章，希望建立一个适当的钱币研究框架，而不局限在已有的研究框架内。4我还写过针对另一枚钱币的文章，谈到了同时发现的一些钱币，并第一次指出一位此前未得到断代的统治者与此类钱币的关系。5最终，该统治者的年代得以确定，比先前的估计早了80至90年。重要的是，要打破对文献的依赖，回到钱币本身去，仔细观察，然后从钱币得出结论。未来我会继续现在的工作，完成贵霜钱币的图录，写相关的论述，并将钱币学证据展现给学界。
四、经济史研究中的钱币史料
万翔：我本人关注的研究主题是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史。请问您是否可以在此为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提一些建议，如何在经济史研究中使用钱币学史料。
克力勃：首先，写一部历史可以完全不提钱币或货币。对古丝绸之路来说，钱币起作用，因为它是历史证据的一部分。如果打算写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史，当然要首先引用关于纸币和银行家的史料，以及人民币的影响，但完全不必提及任何金属铸币。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来说，钱币就作为文物大量存在，构成丝绸之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然而，研究者必须谨慎的是，每个国家的钱币都是丝绸之路钱币史的一部分。丝绸之路历史涵盖了包括希腊罗马世界、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国等国的钱币。从史学方法来说，这一叙事是政治的、当代文化的现象。首先，谈起丝绸之路时，必须准确地认识到，什么是丝绸之路。它从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开始。就贸易方面来说，商人很可能不愿意使用金属铸币，因为铸币由国家掌控。在特定历史时期，有些国家的铸币质量很高，币值稳定，便作为一种易于称量的商品而得到流通。例如中南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外国商人带着银元来到菲律宾，在那里与持有瓷器和白银的中国商人交易。中国商人接受了银元，因为它方便携带到中国大陆。不到一个世纪，银元便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准通货。既然都是白银，商人们也可以不用银元购买丝绸和瓷器，而是使用银锭。这是商品（commodities）之间的交易。在古代，萨珊银币和拜占庭金币都是同样的商品，研究者很容易将其放到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理解。如果把亚历山大大帝的银币放到此叙事结构中，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相似的作用。
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同王国当中，为什么于阗偏偏选择发行一种同时模仿中国和印度样式的钱币？这是经济现象，同时也是文化现象。该王国内有印度人定居，学习了印度的行政管理制度，例如使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语。因此于阗钱币带有印度制度痕迹，与印度货币的币值相近。当中国治理该地区时，于阗钱币又表现出了中国货币体系的特点。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方的王国表现出人口和货物沿商路流动的特点，并成为整个丝绸之路历史的一部分。整個新疆，例如塔城、库车的物产，都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中国的货币体系在出土钱币中都得到很好的反映。
整个丝绸之路上有许多重要的历史叙事。例如贵霜钱币的历史反映了其国家性质、财富增殖等等。在我看来，使用金币是一种习俗的反映。贵霜发行金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模仿罗马金币。贵霜不是在重复使用罗马金币，而只是认识到罗马发行金币。其二是不再信任银本位，原因是之前使用银币诸王朝的崩溃。开始发行金币，有该地区历史传统的因素——可能当时有更多黄金流入，但不是主要因素。1总之，丝绸之路研究要考虑的是各个地区的历史叙事，而并不是整个丝绸之路的叙事。
五、钱币史料与历史研究
万翔：英国发现的钱币数据库与中亚发现的丝绸之路古钱币所呈现的历史叙事有着相似的趋势。就此是否可以说钱币学展现了文献史料永远无法达到程度的历史真实？
克力勃：钱币的使用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有的钱币在某地点个别发现，也有的在窖藏发现。钱币的流通当然存在障碍，但即使是古代，钱币也能够到处旅行。遗失的钱币总是特别有价值。当考古学家发掘城址的时候，会发现当地流通的大量铜币，往往不为后世的人捡起。这些人的精力会花在更值钱的金币或银币上。就像你走在伦敦街上，你看到一便士硬币掉在地上，不会捡起它。是什么让你捡起一枚钱币？
万翔：是价值。
克力勃：如果是一枚二十便士硬币，你大概会捡起来吧。许多当地钱币已经流失了，而指出失去面值的钱币是十分有价值的——这使我们形成了对其用途的认识。钱币学著作会涉及钱币发现、收集的背景，比方说考古发掘反映的埋藏特点，以及钱币流通的特点。发掘报告中可能找到准确的发现地点，但可惜很多钱币在发表时信息有错漏。所幸的是，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工作很细致，都拍摄了彩色照片，记录下博物馆内所有钱币的文字说明、编号等，使藏品的整体特征变得明确。但还是有许多钱币的来源不明，只知道它们来自城里。我首先拍下个别钱币的照片，并到市场里去找类似的钱币，从而得知这种钱币的特点。但金币的发现地和发行地就不尽然一致，因为它们会流通到其他地区。印度大量发现的罗马金币就是例子，它们是贸易的反映;而如果只是在相邻城市间发现金币，可能属于相同的货币体系。相邻城市发行的铜币往往十分相似，不仅体现了货币体系的特征，也是政治体
系的反映。因此，丝绸之路古钱币提供了相当可观的信息。目前的问题是只有像斯坦因那样的少数收藏者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记录了他所收集的钱币特征以及收集地点。近来的考古学家却往往并不如此，近年来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掘并不好。
万翔：在这一点上斯坦因依然是历代研究者的榜样。
克力勃：是的。可以说他是位先驱者。读者要注意字里行间，毕竟他也从当地商人那里买文物，而此类文物常常来自其他地区。他曾在新疆收集到伪造的古代手稿，也从和田一带收购了伪造的贵霜钱币，以及一些由印度、巴基斯坦商人带去的旧仿品。研究者必须谨慎，同时坚信自己的发现。从新疆和其他地区新的钱币学证据来看，一些贵霜钱币窖藏实际上很可能并不是窖藏，而是古玩商人自己的积累。将这些钱币放在一起看，并非是同时流通的，可能在同一地区发现，却涵盖了很长的流通时间。商人将它们放在一起，包装成同一窖藏出售。
总之，钱币窖藏的证据有很多问题。最好有一些考古学证据辅助，或者像数据库中的金属探测器记录。记录者并不是专业学者，通过链接，他们发现的钱币和发现地点记录，大家共建一个精确的数据库。幸运的是英国政府投资并由大英博物馆完成了数据库的建立。1
万翔：数据库的负责人是山姆（T. Sam N. Moorhead，大英博物馆罗马钱币研究馆员）吗？
克力勃：是山姆的前任上司，罗杰·布兰德（Roger Bland，大英博物馆小型文物部和史前欧洲部主任）。项目开始时，山姆刚刚开始读博士，当时能用的数据是二三十年前收集的。山姆花费三年时间来收集数据，而现在的数据库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等量的数据收集。该项目大大推动了研究的发展。
就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来说，问题在于地域的广大和数据收集的难度。研究者首先要有机会到中亚和新疆去，在集市里看看有什么文物展示，跟当地的藏家交谈，然后考察当地的钱币收藏记录，这样就可以收集到相当多的数据。就不同国家间建立数据库来说，常常需要财政、政治方面的支持，目前仍然十分困难。
布雷西：此外还有语言的问题。比方说，许多钱币资料用俄文写成，俄文考古报告中也有大量关于钱币的记录。在中亚发现了很多粟特文、花拉子模文钱币，都由俄文材料记载。除了中文和俄文以外，丝绸之路沿线的钱币还由法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的材料记录。令人感到疑慮的是，材料是否提供了完善的信息。英国的小型古代文物图像信息系统数据库包括了文物发现地的经纬度信息，比如每一处贵霜窖藏和贵霜考古发掘地点，都有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一共有120多个窖藏、60多处遗址。研究者一个人就可以通读全部材料，并通过材料得出结论。背后是数以百万计的数据单位，远远超过一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必须由计算机来完成。这样，数据就能系统地收集，从而变成可存取的有用信息。
克力勃：可以说斯坦因的藏品依然是新疆钱币收藏当中最系统化的。
万翔：那么您所提到的贵霜—萨珊钱币图录是否也包含地理信息或者地图呢？
克力勃：不。我最近的图录主要是关于钱币的铸造流程，以及铸币作坊的运作方式。
布雷西：研究不可避免地聚焦于钱币的铸造。发现地点、窖藏数据、考古现场等信息，在英国考古学界称之为“应用钱币学”（applied numismatics）。其数据的关注点是钱币的使用。每一枚钱币的使用都是不同的，任何一枚钱币不能代替另一枚钱币作为标本。对研究罗马钱币的学者来说，至少在上世纪末，目标是建立一部连贯、完整、严密的钱币目录。学者关注钱币会由哪些地区或附属国发行，以及铸造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发现了不成比例的特定钱币、特定的发行地点，学者就能明确它们是在哪里铸造的、什么时候铸造的，以至于可以做出相关的史学推论。比方说，恒河中游的一个特殊地点发现了不成比例的大量贵霜铜币。现在的问题是，学者对这些钱币的铸造时间无法达成一致，而且没有人会同意，恒河中游当时是贵霜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当我得出结论时，出发点有三个：一是钱币发现点远离铸造地区;二是钱币在公元120年—160年之间铸造;三是该地区的确不是贵霜帝国的一部分。目前学者中，与我意见相同者寥寥，且大多数人都认为钱币是本地铸造的，虽然贵霜钱币几乎是中亚钱币中得到最充分研究的一种。
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的学者有很多。当学者将考古材料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大量钱币学证据，却没有任何文献支持。比如印度中部发现的钱币，至少有一半还没有发表，更不要说研究文献了，甚至有时候找到的一篇介绍钱币的文章还是半个世纪前的。现在的研究主要是收集数据，并分辨钱币是否有阐释历史的作用，无法达到足以与博物馆收藏相媲美的数据量来建立数据库。我想，如果可能，联络中国、俄罗斯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考古学家共建钱币数据库，是一个可能的途径。毕竟，没有任何现成的标准著作可资查考，因此需要大家一起来寻找正确的途径，并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项目来完成。
克力勃：是啊。收集数据带来的挑战是罗马钱币学领域的学者不能想象的。英国的出土材料的确显示了出土地点信息，对理解钱币铸造过程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但贵霜时代的两个出土地点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一部分钱币为当地铸造，另一部分则在更东部的一处地方铸造。出土地点和铸造地点很容易混淆。迈克尔·米钦纳（Michael Mitchiner，英国钱币学家）是最著名的中亚钱币研究者之一。他试图一个个确定贵霜铸币作坊的地点，但只能靠推测。就像现在的纸币一样，铸币时常会出现币面显示为不同铸币地点，实际上在相同地点铸造，或者是相反的情况。
布雷西：有时不同的国王会影响相同作坊的同一批货币发行。
克力勃：对贵霜来说，常常有同一批钱币上打着不同戳记的情况。我相信它们来自相同的铸币作坊。由于样式十分接近，无法总结出足够的证据。说到这一点，循证的钱币学（evidence-based numismatics）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常常推导到某一步，然后不得不做出一些推测来继续下去。对罗马钱币的研究也是一样。在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地区，钱币上会写着铸币地点、皇帝的名字，同时也有史料记载皇帝的顺序、作为等等。研究者必须综合起来考虑。
六、对中国钱币学研究的看法
万翔：请谈谈您对中国学术的了解。
克力勃：我的中文真的不好，特别是书写汉字对我来说是大问题。我非常喜爱中国的历史。在我读过的中国钱币著作中，彭信威先生1965年出版的《中国货币史》是一部难得的上乘之作，1在西方也无人可比。我的意思是，不仅在关于中国货币的著作中，而且在当时整个世界的钱币学著作中也是领先的。因此，中国的学术水平十分突出。问题是中国的史学界长期处于孤立状态。从彭先生1965年出版之后，中国钱币学家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钱币领域出版物的水平达不到先前的高度。后来我关注到窖藏问题，发现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发表有价值的钱币窖藏。有些英文文章提到了窖藏，但对研究货币发行和流通用处不大。所以，目前中国学界的问题是，有钱币窖藏和钱币出土的文章发表，可是钱币学家需要的是钱币图片，而考古学家需要准确知道钱币的样式，以及钱币出土说明的问题，但考古报告中恰恰缺失这些基本信息。此时西方逐渐赶上来了。我们强调数据的准确性，以使考古学家充分利用数据。在中国，出土的钱币是如此之多，考察数以百万计的钱币及其窖藏是极大的挑战。对钱币学家来说，研究几千枚钱币的窖藏就很吃力了。研究罗马钱币的同事会遇到两三万枚钱币的窖藏。全部准确发表出来，是费时费力的工作，对工序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毕竟，要让钱币成为科学证据，需要收集数据，也要阐释其意义。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中国学者对新疆、丝绸之路和四川钱币的研究。余太山、林梅村两位先生的著作水平都很高。王樾先生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记载的新疆和中亚国家钱币价值极高。我盼望着看到更多的钱币学相关著作出版，特别是英文的作品——英文的作品越多，我越高兴。我对中国学者所采用的马列主义研究方法非常感兴趣，这一方法对钱币学研究有诸多益处，提供了与西方学者完全不同的角度。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思自己的研究，总是非常有好处的。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物及其研究在西方得到了发表。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工作的时候，《考古》和《考古学报》上的许多图片，让我对唐代窖藏大开眼界，其中包括了拜占庭、萨珊和日本钱币。虽然那个年代的中国学术政治化，研究的价值在今天看来依然很高，同时还有其他的学术风格，例如彭信威先生的著作。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西方的钱币学界将会有更紧密的合作，双方有很多互相借鉴之处。
万翔：罗伯特，你怎么看中国的学术研究？
布雷西：中国的研究有长处也有弱点。其一是俄语研究界也存在的问题。从整个亚洲钱币研究来说，目前的研究文章未必反映了各国学者真实的研究水平。如果以印度钱币研究的水平为标准，伊斯兰世界的钱币研究水平就有所夸大了，而中国的水平就没有在世界上得到真实的表现。我相信问题在于钱币学的文章主要以英文发表，而中国学者的文章大都以中文发表，得不到相应比例的读者关注，特别是国际同行的反响，三十年前俄语学界也是如此。现在，西方从俄语学界中得到了更多的原始材料，俄语学界也有了更多发表英语著作的机会。当然，他们还需要阅读更多相关的英文材料，这对双方都有所促进。对中国学者来说，国内的学术圈足够大，可以只发表中文著作而立足，但对国际学术界是个损失。
克力勃：的确是长期孤立导致的。但还是有少数中国学者成批地研究中国以外的钱币。例如上海博物馆的王樾先生就研究丝绸之路古钱币。我建议中国学者读一些关于希腊、罗马、英国和德国钱币的研究，其最新研究方法会对中国的钱币学和历史学研究者有所启发。我为自己的平生事业集中于亚洲钱币而感到骄傲，但这建立在大英博物馆集合了研究世界各地钱币的最优秀学者，以及世界各地丰富钱币收藏的基础上，由此我才有机会考察中亚、希腊、萨珊、贵霜和伊斯兰世界诸多不同类型的钱币，研究视角才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或时段。在研究中国银锭的时候，我所要做的是完善银锭的学术分类。出版那本图录之前，并没有关于中国银锭的钱币学著作出版，这就使我经历了一次创作过程。对东南亚符钱的研究也是如此，我加入了民族志和文化史的视角，但作品的核心还是钱币学研究。符钱是大规模铸造的产品，我讨论了铸造过程和顺序。通过钱币学的分析，我的结论是，这些符钱铸造于十四世纪。其他的研究方法无法得出类似结论。
总之，钱币学是有其自身学科规律的，将不同领域的学术价值集合于一体。我个人的研究仅仅处于学科的边缘，只是钱币学的一个分支。对钱币史料加以关注，可以发现其他学者未曾注意的细节。而且，中国的钱币学和历史学研究者将从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和讨论中受益。日本学者过去的经历可能是不错的例子。黑田明伸（Akinobu Kuroda，东京大学教授）起先研究中国的货币制度，后来转而研究西非的货币体系。他对日本货币体系的知识，对后来其他国家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与黑田先生的交流使我开始重视对货币体系的考察。他的学术特点就是从多个角度做研究，而且有着外向的眼光。相反，许多英国学者固守自己的理论，从不向外看。接纳别的学科，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学术发展都有极大的价值。当我做古代中亚银币研究的时候，我常常思考的是西班牙和中国在菲律宾的贸易——这一时代的经济机制已经非常清楚。两者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国际交流的充分发展。通过对时代的把握，学者可以对局限性很强的问题有着更多的理解。
[作者万翔（1982年—），西北大學丝绸之路研究院讲师，陕西，西安，710069;韩雪飞（1993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收稿日期：2018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