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现代财产灾难的元思考
刘长军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3-0022-08
关键词：自由放任主义；财产灾难；财产效率；贫富差距
摘要：自由放任主义得以滥觞并流行开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圈地运动，二是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三是财产权制度的确立。自然放任主义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社会的普遍诉求，但更多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废除封建等级特权、主张保护和增进私有财产的自由放任主义，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在工业革命推动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绝对的和失控的资本权力造成了沉重的恶果，贫困、疾病、犯罪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旋律，社会从此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面对自然放任主义所带来的现代财产灾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选择了不同的化解路径，前者诉诸暴力革命，后者采取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带有自身特点的财产问题即贫富差距。我们既要充分看到这一问题因内蕴于商品和资本生产而成为时代必然，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国家化解财产灾难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经济运动入手破解财产效率逻辑所引致的社会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自由放任主义为资本和财产效率逻辑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为资产阶级利益提供了合法性证明，从而使得于19世纪上半叶摆脱了封建专制、特权束缚的英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作为合理解释资产阶级利益和目标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自由放任主义坚持资本逐利逻辑，本质上是在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从而埋下了社会危机的伏笔。在率先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大量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日趋严重的贫困和贫富差距，以及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程度的扭曲等严重的社会弊病。于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截然对立的两幅图景：一面是“大不列顛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创造发明的尖端；经济地位也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力和国家财富为古今往来任何国家不能比拟的高度”[1]；另一面是“英国人啊，为什么要替领主们力耕而他们却致你们于死命？又为什么辛苦而小心地织造给你们的暴君穿着的锦袍？”[2]15
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3]2、“财富分配在工业革命期间问题分歧重重，是所有阶级都在不同程度地获益，还是少数人获得了巨大财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4]496等问题一直有争议。在西方学界，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人口在产业革命早期剧增的同时，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持续的改善，社会福利得到整体增进；另一种观点认为，不管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内的圈地运动，国外的殖民运动），还是在产业革命早期，残酷的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必然会造成财富增长与贫困增加同时并存的悖论。对于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由此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分析方法、视角与结论。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财产效率逻辑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弊病，具有历史必然性，受现代经济社会运动规律的制约。本文拟对自由放任主义流行的原因及其现代财产效率进行分析，并揭示自由放任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检视西方国家化解现代财产灾难的路径，以期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二、自由放任主义流行的原因及其现代财产效率分析
历史地看，“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涉最少的地方最繁荣”[4]476。为摆脱日渐增加的赋税和限制商业发展的种种封建特权，为获得所渴望的财产利益和权利，资产阶级举起了自由放任主义旗帜：“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合理解释的新的意识形态。”[4]509。借助于天赋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等理念，资产阶级把个人从封建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经济从行政干预中解放出来，由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自由放任主义有其特定的表现方式：在经济领域中，它体现为对“看不见的手”这一法则的尊崇，认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能自动增进公共利益；在社会领域中，它提出“守夜人”概念，认为政府的使命仅在于保护生命、财产和安全。在资产阶级看来，每个人都会劲头十足地、富于理性地行动，他们都能找到工作并为其老年和困难的日子而筹划；而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任何人为限制、修正和干预，在自由放任主义者看来，都是对自然法则的粗暴干涉，都是有害的、无效的。
显然，自由放任主义不仅废除了封建等级和特权，解除了严重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桎梏，促进了私有财产的快速增长，而且引起了英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掀起了思想和社会解放的浪潮；地理大发现与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带来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的海外市场；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既为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巨额货币财富，又促进了自由劳动力大军的形成；特权和等级制的摧毁、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结束了对重商主义和货币主义的限制；在产业革命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达的交通运输和快捷的通讯系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在自由放任主义促进资本生产方式确立并飞速发展的诸因素中，本文重点分析以下三点。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是自由放任主义得以滥觞并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
其一，圈地运动。在圈地运动中，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把田地、草场、牧场中混合性的土地所有权转化为专属的土地私有权，把分散的小块土地转化为规模经营、机械化耕作的大块土地，逐步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为资本原始积累进而为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与经济效益之间建立起了逻辑关联性认识，社会也日渐鼓励人们以一种经济上的理性手段去开发土地，激励个人最大程度地参与经济活动并创造财富，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
其二，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欧各国国内市场的形成、海外殖民地的拓展与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骤然扩大，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此大背景下，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进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业革命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新技术的发明及其在现代工艺学上的有效应用，它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机器化大工厂代替工场手工业，最终促成机械化工厂体系的形成，从而使较大幅度地节约燃料、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和增加产量成为现实。从结果上来看，以科技革命为杠杆的工业革命，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应用中，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其三，财产权制度的确立。科学技术革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法律制度，最终为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自此以后，创新被随意模仿的风险就被消除了。财产权利的清晰界定和有力保护，创制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激励人们积极参与到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活动中，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
总之，资本原始积累的顺利完成、财产权利的清晰界定和有力保护、产业革命的基本确立等，把资本主义经济推进了快车道，英国因此实现了持久的经济增长。一是财富总量的大幅增加。“大不列顛的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磅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磅、1833年的25亿英磅、1865年的60亿英磅。”[4]495二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逐渐向相对高产出的工业转移，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大大下降。三是人口数量和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提升。“大不列颠的人口数量从1800年的1090万增长到1850年的2090万，几乎翻了一番。”[6]“就英国来看，在19世纪的100年当中，人口增加了3倍，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4倍。”[7]这些变化及其成就激发了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放任主义的认同，甚至有经济学家这样乐观地评价道：“自由企业制度对一切人的经济许诺并没有落空；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却几乎一直在不断地提高着；日益增长的人口被吸收到工作中，而实际工资亦在不断增长；英国自由贸易派的‘早餐实物免税，在政治家们所创造的口号中也许是最不骗人的一个。”[8]32
三、自由放任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废除封建等级特权、主张保护和增进私有财产的自由放任主义，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本质上只是促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实现”[4]530。这样一来，自由放任主义者不自觉地就成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19世纪上半叶的干预和改革是不充分的或是被令人愤慨地拖延了的，比如说规定工人最低待遇或最长工作时限的法律，或对土地所有制——它使得单一作物的欠收（比如爱尔兰的土豆欠收）造成了大饥荒——的改革，又或及时救助贫病交加的人的措施。抵制干预和改革的不仅是冷漠无情和贪婪的品性，而且还有这样一种信念：正如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契约关系一样，雇主和工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不受国家干涉。上述立场被当时的经济理论所巩固，……自由市场的力量应不受任何阻挡，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关系领域概莫能外，无论个人或群体的处境暂时多么艰难，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力量可能会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取得最令人满意的总体收益；进而言之，斯密理论隐含了对立法者的指导，因此通过了边沁对国家的所有管理活动设定的检验标准。”[9]约翰·莫里斯·凯利的这段话充分点明了自由放任主义的限度。
虽然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等总体上带来了英国各阶层收入的增长，但相对于资产阶级财富量的快速增长来说，工人阶级在生活上饱受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所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的折磨，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上备受财产条件的限制。一句话，贫苦民众的苦难遭遇与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好设想相去甚远。
撇开自由放任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利益诉求之间的深厚渊源不说，就个人天赋和能力之间存在差异而言，等量劳动时间必然会创造出不等量的社会财富，因而任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势必会产生贫穷困苦者。更甚之，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与由此而来的“以财富论英雄”的价值理论，自由放任主义逐渐从经济领域扩散至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囿于财产条件的匮乏，占人口多数的贫困民众最终被排除在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外。换言之，即使贫困民众享受到自由权和选举权，但是他们也并不能就此免受疲惫、饥饿、疾病、失业、伤残、衰老的痛苦折磨。显而易见，自由放任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已蜕变为“有产者”的辨护士。
一部资产阶级发家致富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罪恶的掠夺史。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圈地运动（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构成资本初期，亦即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期，从逻辑上看是一个先后承继过程，因而资本原始积累构成资本的初始形成阶段；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资本原始积累贯穿14世纪至19世纪，只不过有时候激烈有时候缓和罢了。圈地运动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了资本形成阶段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主要以圈地运动为例，揭示资本原始积累给居民带来的贫困、痛苦和不快）的私有化、规模化、工业化经营进程中，消除地权的公有或共有成分即剥夺了贫困民众的传统权利。如此一来，贫苦民众被迫出卖土地、迁往城市、流离失所，逐步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成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圈地运动，从起初的零星行为到逐渐获得英国议会法律批准而公开化和合法化，资产阶级通过立法掠夺了大量货币财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贫困和痛苦。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促进财富的快速增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不断地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盘剥和掠夺，他们把佃农逐出家园，用竞争的手段淘汰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等。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普遍展开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确立，英国进入机器大工业即社会化大生产阶段。这不仅使生产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催生出了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人虽然成为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商品的“自由人”，却被抛入单调而乏味的机器生产系统中，成为机器的附庸——在监工的严格监视下，跟着机器的运转节奏，每天高强度劳动超过16个小时。机器化生产体系使得劳动日益简单化，连妇女和儿童也被卷入其中，这必然压低社会整体薪酬水平。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的市场交易和金钱至上，人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并未大幅上升，部分穷人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在死亡的边缘徘徊。在工业化所造就的工厂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中，城市化水平与公共服务设施的不相协调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城市工厂区和住宅区拥挤、肮脏而危险，形成大量贫民窟；人们遭受着空气污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水污染引起的肠道疾病和霍乱的折磨。一句话，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造就了非人性化的城市。在最大限度追逐利润的动力驱使下，资本给工人带来的是恶劣的工作环境、苛刻的契约管束、高强度的劳动、超长的工作时限和低廉的薪酬。大多数工人生活在肮脏破烂的贫民窟中，时时受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威胁。这就是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社会和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不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利益尖锐对立，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摧毁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工场手工业的消灭和农业从属于工业。这不仅导致中间阶层下坠为无产阶级，也导致地主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以《谷物法》的颁布实施与废除为标志，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争取国会控制权的斗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相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激烈冲突。
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推动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放任资本逐利逻辑”的自由放任主义理念下，绝对的和失控了的资本权力造成了沉重的恶果：机器大工业生产消灭了传统农业—农村—手工业经济，摧毁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隶属于资本家的自由劳动者。贫困、疾病、犯罪从此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旋律，社会从此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
四、化解现代财产灾难的路径演化
1.无产阶段暴力革命
自由放任主义的理念与附着其上的资本大工业生产，不仅导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逐渐引发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后不久，1815—1845年，英国社会的不满情绪就空前高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矛盾一触即发。”[10]对于这场财产灾难，工人阶级以暴力革命作出了回应。
从暴力革命的角度来看，工人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自然反应。“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并使争取自身权利的工人运动兴起。”[11]这些“普遍的骚乱乃至公开的叛乱”[12]，既是指联合起来的工人毁掉机器和工厂，自发地反对置其于困境的新工厂系统，也包括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而采取的罢工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洲爆发的三大工人起义。它们既表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熟和发展起来，也表明内蕴其中的基本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然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工人暴力革命这一斗争方式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起初，面对低廉的薪酬、过度的劳动和痛苦的生活，工人们把问题归咎于机器的采用和雇主的奴役，因而工人奋起反抗的方式就是“捣毁机器、焚烧厂房、殴打厂主等原始形式”[13]。但是，破坏机器的运动不仅遭到政府和资本家的残酷镇压，而且带来的是技术的提升、机器更加广泛地采用和工人更少地被雇佣。于是，工人阶级在斗争实践中变得日益成熟，他们逐渐意识到：“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造成工人的贫困的蔓延和经济的无保障。”[3]128工人阶级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成熟并走向了觉醒：“工人的境况是经济、法律、社会以及政治制度造成的结果。因此，对贫民处境的任何实质性改善，都需要对现有制度的改革。工人阶级必须看清剥削的制度基础，组织起来去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3]128这表明：对于处于自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代经济运动来说，个别的、自在的、简单的暴力革命是盲目的、无效的；工人阶级只有联合起来，从经济基础上变革社会政治制度，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权利。
2.资产阶级有计划的社会变革
现代化弊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得愈发严重。“到1798年，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些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失业和贫困越来越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需要得到补救。”[2]68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一浪高过一浪的争取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激烈斗争，英国资产阶级逐步认识到经济危机与工人阶级购买力不足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于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在暴力革命威胁面前，英国资产阶级逐渐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理念。他们稍稍放松了压榨工人血汗的锁链，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规范来调整阶级关系，从而缓和阶级矛盾。
这一转变客观上是对自由放任的资本生产及其理念的扬弃。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人为立法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因此，自由主义在促进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利益分化和阶级矛盾尖锐问题。面对接踵而至的批评，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如果建立一个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在于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社会，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当代弊病。[4]531
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开始重视社会利益和集体福利，实施有计划的社会变革，且颁布一系列法律规范，如《1799年联合法案》、1820年的《学徒健康及道德条例》、1825年的《联合法案》、1832年的新《工厂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等等。这些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权利，但又对工人组织及其活动加以限制，禁止工人结社、罢工、游行和示威。这样，资产阶级从立法的角度认可了社会干预和经济控制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缓和了利益对立和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立法并不是要维护工人权益，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例如，1834年《新济贫法》的頒布实施，客观上虽扩大了社会下层民众的贫困救济范围，保障了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准，从而避免了饥饿、营养不良等致死现象，但促使其颁布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有济贫方式存在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济贫开支过大、济贫工作混乱等一系列弊病，影响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有必要予以完善，以便为机器大工业生产提供更合格、更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再如在《谷物法》的存废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各阶层利益既激烈冲突又互相妥协、退让甚至联合的一面。1815年，土地贵族控制国会颁布实施了新《谷物法》。新《谷物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困境。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国内谷物价格的上涨，导致工人名义工资上涨和实际购买力下降；对资产阶级来说，谷物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会导致工资支出增多，进而导致资本家的利润转化为地主的地租。只有废除这一《谷物法》，才能获得低廉的原料和劳动力，才能使高效率的英国工业保持在世界市场的超越地位和竞争优势，才能维持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通过出让一部分利益给工人阶级，英国资产阶级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在1846年废除了1815年的《谷物法》。资产阶级联合工人阶级取得了对地主和贵族的胜利，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贸易保护政策的胜利，占经济发展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最终将其利益扩展到政治领域。总而言之，面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认识到：“单个工人是软弱无力的，只要储备了大量失业劳动力，任何‘傲慢或不听话的工人都可以轻易地被迅速取代。这种取代效应使留下来的工人们更加感到没有保障，因而更加顺从听话。然而，当工人集体进行谈判的时候，就显示出强大得多的力量。”[3]127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资产阶级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如《结社法》），禁止工人结社、罢工、游行和示威，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工人组织及其活动加以限制。
由此可见，英国的劳动立法有其历史局限性。从保护的对象和范围来看，劳动立法仅限于保护妇女、儿童和特殊行业；从出台背景来看，劳动立法的出台往往是倒逼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激烈抗争下被迫妥协的产物。英国的劳动立法仍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并未从根本上克服经济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例如，“‘济贫法修正案是在1834年通过的，它既大大改善了济贫工作的行政机构，并制止了即使在那时也会认为是虐待的许多做法，又采用了某些经济原则，从而把济贫工作限制在济贫院中的维持生活，并在原则上禁止户外救济，着眼点是，陷于困境的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诚然不应当让他挨饿，但是应当将其维持在一种半属处罚的状态中”[8]39-40。
五、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综上所述，面对现代财产效率逻辑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弊病，我们既不能惶恐不安，也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5]11；而要努力探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以缩短和减轻经济社会转轨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换言之，我们既要理性定位现代经济社会运动的自然历史性，认识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5]11；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与总结西方社会化解财产灾难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财产效率逻辑所引致的社会病痛当然需要从经济基础上着手化解，“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4]；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汲取暴力革命教训、重视运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因此，牢记马克思的教诲是极其有益的：“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不能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5]37。
回到我国的现实发展，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财产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探讨的内容上来看，改革开放前重在批判，即批判私有财产与以此为基础的私有制；改革开放后重在建构，即重在汲取西方财产理论，以实现我国财富快速增长、协调自身财产利益关系。“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15]鉴于此，从原初语境深入考察19世纪上半叶自由放任主义理念语境下英国财产效率逻辑及其社会经济问题，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方法论启示。这对于当下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产生了当代中国财产问题。特别是资本逻辑、拜物教因素所引致的各个领域的逐利行为、环境污染、伦理失序、利益分化等负面效应，已然成为我们不得不应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16]这昭示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探索历史真相，汲取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本质地看，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全球化交织的转型背景导致出现了当代的中国财产问题。我国在某些领域出现的公共政治与私人经济联姻、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结盟的现象，已经衍生了资本逻辑、拜物教因素所主导的一些领域的环境污染、利益分化等负面效应。在此进程中，只有规避现代财产效率导致的社会弊病，汲取财富快速增进过程中基尼系数过大、伦理失序等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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