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培育工作回顾与评判
摘要：经济增长极的选择和培育是区域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在培育经济增长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培育经济增长极必须创新思路和培育模式，从解决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入手，不断开辟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培育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极；回顾；评判
经济增长极是拉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整体发展的重大问题。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问题，基本形成了以特色和优势为核心的培育思路和培育模式。比如，在工业中形成了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石化工业以及电子电器、新能源和装备制造、建筑建材、特色制造等增长极。在农业中形成了马铃薯、中药材、林果、蔬菜、酿酒原料、小杂粮等增长极。在服务业中形成了旅游、文化以及餐饮、服务等增长极。可以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工作基础已经形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升级和提高在大空间中的竞争力，也就是如何面对大开放格局，如何将这些增长极提高到能够走出国门、走上国际市场的水平。
一、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基本架构
自建国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2000年以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比较快，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形成了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和因素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的成长表现出“传统振荡、新型稚嫩”的特点。
在改革开放之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四大支撑条件：
一是国家项目支撑。从1953-1978年，中央政府在编制和实施若干“五年计划”的工程中，考虑到国防和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启动和实施了“二线”、“三线”建设工程，对西部民族地区立项建设了一大批基础项目和工业项目。可以说，西部民族地区就是靠这些项目形成现代工业体系的，不仅成为主要经济增长力量，而且是主要税收来源，甚至是主要城市就业平台。
二是地方工业支撑。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国家项目的带动下，西部民族地区的地方工业，主要是建材、工业零部件、汽車、拖拉机、农机具、电力等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是传统农业支撑。1980年之前的西部农业发展，主要目的是解决吃饭问题，养殖业以及林业发展很少。以粮食为主的农业发展还难以保证区内粮食供需的平衡，每年需要国家调拨部分粮食。同时，在这一时期，服务业的发展由于短缺经济的影响很慢，基本不能称作是经济增长极。
四是国家政策支撑。我国对于民族地区一直实施倾斜扶持政策，从财政专项到基本建设投入、社会救助和救济、扶贫开发、边防建设等，都体现了持续性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体制和开放的影响，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工作出现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的经济优势出现“振荡”现象。意思是指西部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具有的优势经济在市场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大格局中的变动状态。从1980年到2015年，在市场体制和开放的冲击下，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数传统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在原来的优势工业中，现在仅仅保留下来的只有有色冶金、钢铁、石化，电力、电子电器，稀土、建材、建筑等行业，其他多数工业企业已经破产或转业，衰退最厉害的有煤炭、煤化工以及机械制造、工业零部件等，不仅如此，而且保留下来的工业大多数属于原材料工业，多数处在维持状态，竞争力不大。在农业中，原来的优势产业粮食种植已经不具有任何优势，粮食产量虽然从1980年代的供给不足发展到现在的基本平衡，但是，粮食本身的经济价值和支撑作用在明显降低，远不如改革开放之前。
另一方面，在新体制和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新产业、新企业和新技术等，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发展出现不稳定状态，即“新型稚嫩”特点比较突出。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培育出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有：一是在工业中，培育了电解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以及数控机床、电动汽车、特殊用途飞机和石化工业、天然气工业等比较先进的工业项目。二是在农业中，培育了中药材、中成药，牛、羊肉特色养殖业，特色林果、蔬菜、马铃薯、甜瓜、油菜籽、花卉等比较适合西部民族地区情的发展项目。三是在服务业中，培育了旅游、文化、信息以及餐饮、服务、娱乐等若干个重点发展项目。但是，总体来看，这些新的经济增长极还处在成长期，有些还处在萌芽期，规模和竞争力还很小，基本谈不上国际竞争力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比较强的技术支撑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全国同行业中的优势也不大。
二、西部民族地区培育经济增长极的基本经验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西部民族地区培育新型经济增长极的工作非常艰苦。西部民族地区远离沿海开放线，深处内陆欠发达区域，多数环境条件非常差，高海拔、阴湿、干旱、闭塞等比较普遍。也就是说，西部民族地区培育经济增长极，不可能像东部发达地区那样“随心所欲”，而要因地制宜，适度适量。在这些年当中，西部民族地区在培育经济增长极方面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就西言西”。西部民族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基础和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之一，为此，西部民族地区中的大部分产业、行业、企业等在培育经济增长极方面，都比较重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条件出发，从西部地域的特点出发，选择有资源基础、有市场空间、有技术支撑的项目开展培育工作。如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钢铁工业、铝工业以及生物制药，新型电力，经济林果，规模养殖等就是靠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新疆这些年以来在油气资源开发和旅游、特色农产品出口贸易方面就做得很好；西南民族地区在旅游、民族文化产业方面的开发方面比较快；宁夏在围绕黄河和沙漠的生态治理上成绩显著。
（二）“处民言民”。西部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培育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中，一方面特别重视经济增长极的形成环境和条件的改善问题，想方设法地争取国家项目，安排地方项目，扩大招商引资，运用这些手段，为经济增长极的发育、成长和壮大创造基础条件，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注重民族资源开发和利用，比如，民族用品、民族建筑以及民族文化、民族风俗、民族服装、民族语言、民族舞蹈、民族歌曲、民族剧目等，对培育经济增长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初步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民族经济结构。应该说，在这方面西南民族地区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
（三）“地域自主”。西部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培育经济增长极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好国家关于民族地区自治的有关政策，运用各种方法，调动政府和民间私人的投资积极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年以来，西部民族地区采取的多种方法，比如，认真落实民族地区自治法，提出各尽所能各尽其力，规划建设了一大批地方园区，给地方政府更加充足的经济发展决策自主权，围绕特色产业实施“一县一品、一乡一品、一村一业”的战略。有些民族地区还规划建设了具有民族特点的产业园区、民营经济园区、文化园区、旅游圈等。在这方面内蒙古非常突出。
（四）“突出特色”。在指导培育经济增长极的工作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把培育特色放在突出位置，认为，特色和特点就是形成经济优势的关键因素，想方设法地把民族地区各种经济资源的特色和特点开发到及至。主要方法有：一是传统产业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打造新品牌。如青海省注重打造钾盐和水电产业，新疆集中开发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宁夏注重清真食品产业的国际标准开发等。二是扶持发展新产业、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型汽车、航空设备，节水农业、出口农业、农作物育种以及酿酒原料等方面逐步形成一些优势。三是在开放中寻求结构优化的突破口，如新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口岸经济、边境经济区等。
（五）“借助外力”。借助外力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工作是一个显著特点，在这方面这些年以来，西部民族地区有三个做法比较突出：一是充分利用和国家政策和项目，在积极争取项目的基础上，注重地方项目和战略向国家项目的紧密“靠拢”和“链接”上做文章；二是争取外部援助和国际投资力量，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某些难题，特别是外资项目和外企项目，在中外合作中谋求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累计引进了大量外国投资、外地投资，创办了一大批外资企业、外地企业的集中园区；三是放下架子，与周边省区、周边国家开展多边经济与技术合作。如新疆与中亚、西亚等国家的联系较多，广西和云南与越南、尼泊尔以及孟加拉经贸联系也进展很快。
三、对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成长评判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改革开放当中，由于受到自身和外部各方面环境条件的限制，西部民族地区在选择和培育经济增长极方面虽然有一定进步，也存在许多缺陷。有些缺陷属于制度层面的，有些属于规划、对策和措施层面的。
（一）经济增长极的选择没有很好地围绕国家的总体生产力布局的要求来进行。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在全国的战略定位，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定位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定位是有区别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把西部民族地区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给了大量的项目。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和体制变化了，战略定位开始向市场、开放、自主、地方彻底转变。尽管如此，国家在整体规划的“盘子”中，仍然将西部地区作为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区域，规划了基础经济、特色经济、边疆口岸经济、通道经济、资源经济、能源经济、文化经济等多个发展方向。问题是，西部部分民族地区没有很好地将国家的战略部署与当地的战略决策融合，对接程度低，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矛盾。
（二）比较注重个体膨胀，而忽视整体的和组合的优势培育，导致经济增长主要靠几个大企业、或者个别精品来支撑，经济发展明显缺乏整体优势，经济增长极的广度和深度比较有限。长期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在培育和评价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时候，思路和视野不是很科学。主要表现：一是长期对传统产业选择“改造提升”，结果成本很高，效果不理想；二是传统精品意识强烈，创新创造新精品工作滞后。如云南省和贵州省等长期围绕“云烟”和“茅台酒”进行系列开发；三是将培育经济增长极的工作重点放在“培育企业”上，而不是放在“培育产业”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优势多数体现在个体企业方面，而不是体现在产业和产业集群上。
（三）培育经济增长极的工作思路缺乏开放性，存在一定的局限。调查发现，许多西部民族地区在决策经济发展整体战略的时候，都喜欢和习惯提“打民族牌、走民族路”。在理论和文化层面这样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市场是开放的市场，如果我们在打造经济增长极的时候，都围绕民族来进行，是有很大的市场局限性的。比如，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西部民族地区最早搞私营经济、民间贸易、出口贸易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变化不是很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搞产业基本只搞民族的用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自我限制了手脚。道理很简单，越是民族的虽然越有特色，但是市场份额也就越小；越是大众的，市场就越大。所以，讲打民族牌的问题不能过度。
（四）项目建设的出发点是经济增长极，但项目建设的结果往往偏重于投资本身，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很“乏力”，投资很大，产出很少，存在一定的项目建设“失控”的问题。根据统计数据，从2000-2015年，西部民族地区的多数省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都高达30%以上，而经济增长只有10%左右，财政收入只有8%左右。仔细分析这些数据和关系就会发现，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效率，也就是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增加收入上的作用非常之低。民族地区的大量投资所能够改变的，主要是建材和建筑业。但还存在其他问题：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很大，但是运用率却很低，因为人口和产品总量少；二是个别地方还存在大量重复建设、浪费国家投资的问题；三是部分地方也出现“建了拆、拆了建”的事件。
（五）培育经济增长极的政策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大量的经济政策不是以培育经济增长极为主，而是以解决稳定和温饱为主，国家政策目标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之间不能做到完全一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政策体系建设主要针对深化改革、促进开放、保证增长、扩大就业、扶贫解困、增加收入、优化结构等。而大多数民族地区在运用这些国家政策的时候，都把重点放在转移支付、扶贫开发、稳定秩序、发展教育等方面。这样做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长期实施这样的政策体系，就自然会助长某些民族地区“等、靠、要”的风气。从长远发展来看，不论如何，民族地區都要把建立完整、健康、高效的经济体系放在首要位置，逐步形成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
四、西部民族地区培育经济增长极的“大短板”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工作，可以说是“喜悲参半”，苦中有乐，乐中有悲。既有培育经济增长极方面的经验和成功做法，也有严重不足和重大缺陷。现在，我们把两个方面糅合起来进行分析，在当前和今后，西部民族地区在培育经济增长极方面仍然存在若干大的“短板”。
（一）人才短板。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西部民族地区损失最大的是人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现在的西部民族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人才流失重点地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口建设和出现许多问题：一是相当部分专业技术人才向内地移民移居，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二是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与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在培养人才方面力量不足，领导年龄人口的平均接受教育年限比内地短很多；三是人才结构优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人才倾向与从政，而不愿意从事科技技术工作；四是培育企业家、金融家、贸易家等的工作，与发展需要之间有脱节现象，高端经济人才严重缺乏。
（二）加工短板。加工业是决定今天和未来国家经济竞争力发关键，而决定加工业发展水平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之所以如此高，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先进生产力、核心竞争力、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融化人才智力和创造力的主要载体。比如，日本、德国、瑞士、韩国、英国、法国等，之所以经济强大，制造业发展快是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基本上在走下坡路，原因很多。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有市场因素的影响等。总之，在西部民族地区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已经很难说有制造业优势了。
（三）出口短板。在工业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中，评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竞争力任何，其实方法很简单，一看进出口额就能知道个大概。一个国家不怕进口量大，只要出口是成品就行。西方国家之所以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出口机制是先进的，即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成品。目前，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中，多数属于能源、资源等原材料经济，成品和精品的比重很低。这也就决定了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出口没有结构优势，仍然在“低加出口原材料、高价进口国外成品”的机制中循环。西部民族地区的出口不行，一个主要原因是加工业不发达，装备制造业发展不行，无法向全国、全世界提供大量成品。
（四）创新短板。未来世界是个创新发展的世界，没有创新能力，就自然没有国际竞争力。从提升经济地位的角度看，培育经济增长极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提高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出口、获得更多经济利益。而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能力来保证。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速度比较慢。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科学家队伍建设跟不上发展的需要，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少，待遇低，积极性差；二是创新机构的体制改革慢，大多数研究机构目前仍然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虽然民族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级试验室、产业研发基地、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所等，但其行政“外壳”限制了创新动力的形成；三是创新环境不是太好，许多教育、人才、科技等方面的政策得不到落实。
（五）制度短板。其实，前面所说到的四个方面的“短板”都是制度决定的。所谓“制度短板”就是指旧体制改革慢和新体制形成慢，到牧区为止，许多重大的、与市场相关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问题没有改革到位。可以说，在当前的西部民族地区，市场体制还远没有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体制和手段仍然在起着主要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国家有关培育经济增长极的许多做法和政策，在西部民族地区贯彻落实有待提高。如果我们对当前西部地区的体制结构做些分析，就会发现，在投资体制、企业体制、流通体制、贸易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和问题。
五、当前国内外培育经济增长极的新趋势
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发展歷史来看，在最初的时候，大多数国家确实比较重视核心技术、重点企业和城市增长极的培育问题，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界、地界、行政区划和产业、行业界限等已经被彻底打破，代之而来的是各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极的选择和培育方面都非常重视整体优势、空间布局、兼并重组等新型的决策理念和决策方式。
（一）“板块优势”最为突出。所谓“板块优势”是指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的经济合作和经济集群，这个“集群”既可以是企业和公司，也可以是产业和行业，同时又可以是流域和空间。那么，为什么板块经济在新世纪以来在全球这么流行呢？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大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例外，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同时又要求体制全球化、布局全球化、开放全球化、标准全球化。比如，在国际经济范围当中的北美经济区、东亚经济区、欧盟经济区，在我国范围内的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湾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
（二）增长因素配置的国际化。经济增长极的培育需要一定的资源，但是，由于当今世界是个靠人才、靠技术、靠实力、靠运作的世界，所以，市场必须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如资本、技术、人才、管理、市场、资源、能源等，都能够通过市场流动得到满足。目前，世界性的、市场化的增长要素的国际配置格局已经形成。所以，要做好培育经济增长极的工作，最为关键的仍然是不断提高实力。一个国家或者企业，只要有实力，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参与资源的配置，就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发展要素。如果实力不行，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做比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
（三）形成一体化合作机制。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讲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以及讲经济合作、技术合作和人才合作较多，现在已经开始向“一体化”合作方向转化。单纯的经济和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合作发展的需求，大量跨国、跨区域的合作经济已经提出了在体制、机制、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合作关系重构问题，这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到的，关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争取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的问题。这方面的具体形式很多，比如，自由贸易区、保税区、中外合作构建经济开发区，口岸经济一体化、中外城市融合发展、中外经济政策一体化，货币自由兑换以及互办企业和投资政策待遇等同。
（四）“木桶原理”的普遍运用。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必须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极有个交代，有个合理的处置策略。西方国家普遍利用“木桶原理”来行使，淘汰传统和落后的产业、企业和技术，创办新的先进的产业、企业和技术。但是，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我们做不到，我们长期以来对于传统行业一直是持“改造提升”的政策，结果成本很高，效果很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很好的解决企业破产和职工失业问题。这其实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一是创新的决心是不是够大；二是有没有完整健全的失业安置性保障政策。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问题其实也不可怕。
（五）增长极的“组合拳”形态。如果在20年前讲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极问题，有产品和技术就行，现在不行了。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国家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到“系统竞争”的高度。也就是说，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企业与政府、技术与人才、市场与贸易、资源与流动、制度与政策的配置，开始向高度融合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或者是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再单纯是产品和技术，已经将资本、人才、技术、体制、政策、市场、法律等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来开展竞争。
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整型选育的思路和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要做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工作，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功夫，从根本上采取政策和措施。当然了，由于国情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调整，我们在进一步提高培育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中，既要从区情入手，也要注重与国家战略的衔接。
（一）坚定执行国务院关于“三去一降一补”的总方针。要把中央关于“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作为西部民族地区培育经济增长极的指导思想，在认真做好“三去一降一补”中开发出新的更加适合省情的培育思路和模式来。具体来说，必须在思路和总体战略上明确这样几点：
一是在结构优化问题上。不要再提“改造提升”，创新条件实施“木桶原理”。
二是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与淘汰部分传统产业、传统企业、传统产品、传统技术等密切结合起来进行。
三是不要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都定位在高新技术产业或者产品上。只要有优势、有市场、有技术、有人才，就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来进行培育。
四是西部民族地区在农业方面有大量特色产品。可以按照“小产品大产业”的思路进行培育。
五是培育经济增长极不能操之过急，要分步实施，要有规划地推进。
（二）坚持多重选择和不拘一格。从英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的几百年中，各国经济增长极的培育会因为政策差异、区域差异、资源差异和环境差异等而区别较大。有的国家是以资源开发型增长为主，有的是以市场和贸易拉动为主，有的则是以人才和技术增长为主。不论采取那种模式，只要适合国情就行。所以，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条件来看，经济增长极既可以是个体模式，如非常强大的企业和公司、国际级的领先技术、科技“硅谷”等，也可以是整体模式，如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产业集群、跨区合作、跨国贸易等多种方式。但是，不论选择什么类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都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要求，这就是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新的经济增长极要能够适应多种环境变化和市场挑战。
（三）板块模式是经济增长极的重要选择。经济增长极的选择和培育必须与经济新常态、强国经济学等紧密结合，要把打造板块模式作为培育经济增长极的核心战略。
一是要以整体和板块经济增长极为目标。在新经济增长极的选育方面，要彻底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区域和行政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设计培育模式。
二是要以专业化和市场化为依据。在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布局方面，注重先期策划的作用，注重增长能力的评价。
三是要以现有优势产业、企业和产品为基础。对石油化工、有色冶金、钢铁、氧化铝、电力、建材、装备制造、特色农业等原有的增长极进行淘汰和提升，放大其潜在能量。
四是要创新增长模式。在试验示范、联合发展、参股经营、社会融资、兼并重组上探索适合西部区情的选育和成长模式。
五是要以经济开发区为支撑。通过重新组合建设若干个专业化程度高、产业特征明显、技术结构先进、产品市场份额比重大的新型经济开发区。
（四）要突出解决当前在培育经济增长极方面存在的关键难题。本文在前面提到，西部民族地区在培育经济增长极方面存在人才、加工、出口、结构和制度五大短板。要彻底改变西部民族地区的培育工作局面，必须下决心解决这几个问题。建议：
一是在人才问题上。要明确提出“稳定培养、重在使用、控制流失”的总体战略和政策导向。不要再把引進作为重点，引进人才由市场和企业自己去解决，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把现有人才使用好、以及如何有效控制人才流失上。对于现有的人才相关政策和规定，也需要进行筛选和清理，废除过时的政策，保留有用的政策，出台新的、更加有用的政策。
二是在发展加工业上。把重点放是工业资源加工链条的延伸、农产品的成品加工率上，对加工业的发展政府需要一定的政策和投入进行扶持。
三是在出口方面。把重点放在丝路经济带上，扶持若干个民营性质的出口大公司、大财团。
四是在制度建设上。重新评价国企改革，如果有必要，可以在民族地区提开展国有企业改革的“二次革命”。
（五）国土资源勘探必须先行。按照一般规律，我国的国土资源规划基本上是每10年才做一次，然后形成一个《国土资源开发规划》本子。从西部民族地区的情况看，国土资源规划质量是由当地政府重视程度，资金投入能力、技术投入能力、时间投入、环境条件等决定的。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地方的国土资源开发规划质量不高。为此建议：
一是省市两级政府一定要将国土资源勘探列为项目建设的先期工作之一，同时将国土资源勘探也作为常规规划的前期必做工作。
二是调整国土资源勘察和规划的时间间隔。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做五年发展规划，必须提前一年做一次国土资源开发规划，或者只对地矿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比较重要的单项资源进行阶段性勘探和规划。
三是加大国土资源勘探的投入。勘探支出在年度财政支出计划中单列，在中长期规划中单列单批。
四是为了调动各方面对国土资源勘探的投资积极性。可以采取向全社会招标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将勘探投资作为项目入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作者简介：
李含琳，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智库工作站首席专家，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生导师组组长。
获得国家和省级荣誉和学术称号诸多，有：全“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中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专家、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等。
主要学术成果：出版学术专著共18部；在国内外公开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等，共300多篇；主持和完成国家课题3项、参与国家课题2项，主持和完成省级社科项目、省级科学项目14项、地方政府委托课题有30多项；获得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1项，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多项，甘肃省科技进步奖2项，全国生产力学会优秀科研论文奖一等奖1项，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共中央党校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奖多项；多次参与甘肃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五年规划的编制、鉴定和验收工作，多次参加甘肃省委、省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