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电影的发展与传播观念研究（1932-1937）
刘磊
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馆长萨尔地将教育电影称为：“凡电影片之能增加人民的政治、社会、艺术及技术等知识者。”[1]教育电影因在民众教育、文化传播、道德建设与意识形态宣传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受到官方的大力推行。从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江苏教育电影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发展与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江苏电影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电影文化现象。
一、江苏教育电影兴起的历史语境
“现在电影教育的声浪，已传遍了全国，尤其是江苏省提倡的更热烈。”[2]江苏教育电影的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江苏教育业较为发达。自近代以来，江苏地区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与教会学校，如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江南储才学堂、南京矿路学堂、江苏省高等学堂、东吴大学、三江师范学堂、私立金陵大学等。在民国初期，江苏地区的现代化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新创办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金陵女子大学等。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江苏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根据统计，在1932年，江苏全省专科学校共九所，学生共2401人;中等学校共186所，学生共35977人;小学学校共8360所，学生共88244人。[3]此外，江苏还注重社会教育，兴办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体育馆、农民教育馆等。在1932年，江苏全省社会教育机关共3038所，其中，省立民众教育馆两所，县立民众教育馆110所，私立民众教育馆三所。[4]江苏地区相对浓厚的文化教育氛围，为教育电影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在“西风东渐”的文化背景下，欧美国家教育电影运动推动了中国教育电影的兴起。“在过去欧洲各国，把电影看作教学的工具成了一种运动，有很长的历史。就法国来说，在1895年有一位杜央（Dr Doyen）博士，便用电影摄取外科各种手术来教他学生;1901年拉格郎吉教授（Prof.Arrigon Lagrange）摄制有关物理化学的影片;1906年有班乐列卫（E.Benoit-Levy）及白郎（L.Bellan）两学者，均是极端拥护电影在教育上的任务。”[5]可见，在电影发明之后不久，这种新兴媒介便运用到教育、教学之中。到20世纪中后期，利用电影从事教育活动越来越受到欧美、日本等国家的青睐。例如，到了1928年，美国的教育电影已经发展到“大约在三千万男女儿童所进的教育机关中，有许多已经利用电影来做教育的工具”[6]。日本也将教育电影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力武器，“来帮助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的进步，有许多青年团体以及公众组织，在集会上都开映着影片，那种影片，颂扬着本国的美德，或者传布着那些政治、公共卫生、宗教、国防、海外殖民事业的情形以及宣扬一切好的思想。这些集会，都是在一些公共礼堂以及学校里舉行着的。换句话说，电影将成为个人品性及公众教育的一种有力工具。”[7]1931年12月，萨尔地来华考察并撰写了名为《电影与中国》的考察报告，更是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电影的发展。
第三，中外商业电影产生了消极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掀起了一股竞相拍摄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的商业浪潮。“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四百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部左右，约占全部出品的百分之六十强。”[8]这类影片很快地滑向粗制滥造、唯利是图的创作态势，并且也因宣传封建迷信的思想或带有香艳肉感的镜头，而遭到舆论的批评。“不是艳丽肉感，就是武侠神怪，麻醉大众，诱惑青年，沉沦堕落于此者不知凡几，其流毒之深，真有甚于洪水猛兽。”[9]当时的评论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充满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的影片对社会道德、民众心理产生的负面作用。
与国产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你方唱罢我登场”般的相继泛滥以及造成的消极影响相比，外国商业电影给中国社会、民众所造成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致欧美电影公司的一封公开信》一文指出：“从前的临城劫车案，近年以来上海租界不绝的绑票案，盗匪设计周密，举动敏捷，技巧精熟，也无非从外国影片盗窃案中模仿学习而来的，外国影片，破坏敝国社会秩序的匀整与调和，增进敝国世道人心的崩溃与混乱，实在和日本侵华的大炮爆炸机不相上下，或且过之。”[10]可见，欧美的爱情片、强盗片、侦探片对中国社会、民众精神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并不亚于国片，这些影片使得部分中国观众麻木颓废、骄奢淫逸，甚至教唆犯罪，危害社会。因此在舆论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电影的教育性及其重要意义。
第四，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教育界人士等希冀电影作为教育的一大利器。陈仲理发出了“银幕代替黑版”[11]的呼声。宗秉新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的知识，有百分之八十从视觉得来，而电影乃是视觉教育的利器，所以电影帮助人类获得知识的范围，真实广大。不仅如此而已，同时支配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也很有力量”[12]。就江苏地区而言，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立夫对电影教育事业十分热心，自陈果夫主政江苏后，“江苏省的教育电影，更是突飞猛进。”[13]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的周佛海认为，“电影为实施社会教育之良好工具。”[14]可以看出，江苏教育电影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与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对教育电影的热衷与提倡，官方的重视与推动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江苏教育电影的历史演进
江苏教育电影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22年至1931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江苏教育电影的发展主要依托于金陵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教育机构对教育电影的放映、摄制和译介，更多的是服务于教学与生产。1922年，美国专家郭仁风（T.B.Griffing）为了更好地推广棉花种植技术，摄制了许多幻灯片，开中国高校进行电化教育的风气之先。1923年，金陵大学购买了两架35mm放映机和几部美国农业部的片子，并尝试小麦、棉花影片的摄制。到了1927年，金陵大学的影音事业发展到拥有“幻灯影片共有二百余件。其中最完全者为养蚕与植棉两种。电灯影片系本校自制。现仅有三卷尚不完全”[15]。可见当时金陵大学自制教育电影的力量还比较薄弱。1930年，金陵大学化学系主任唐美森教授（J.C. Thomson）从柯达公司租借来几部教学影片，在课堂上放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认为这是“加强理科教学无上的利器”[16]，不仅购入了柯达A型16mm无声放映机和数部柯达教学影片，还成立了推广委员会，主要负责教育电影的推广。同年，金陵大学理学院与柯达公司开展合作，金陵大学免费为柯达公司译制教学影片，而柯达公司则将译成的影片的拷贝送给金陵大学一份。到了1937年，已译成66部教学影片。
除了金陵大学外，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也较早地开始了电影教育活动。1929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不仅在院内大礼堂放映教育影片，还在实验区内流动放映。“民国十八年向强华公司购买三十五糎‘提弗来放映机一架和幻灯机一架，就本院有电流之各实验机关轮流放映。”[17]金陵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开展的电影教育运动为江苏地区日后教育电影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江苏教育电影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1932年至1937年的官营体系建立时期。1932年7月8日，带有官方性质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南京成立。郭有守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史》一文指出该协会成立的缘由：“我国电影业，较为幼稚，同人有鉴于此，欲有以促进之，律教育赖电影而功效益宏，电影为教育而力有所注从事于教育电影之研究编制，内与全国教育学术界通力合作，外与国际联合会协同进行，故有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之发起。”[18]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不仅能够推动中国教育电影事业的发展，还标志着教育电影将开始逐步纳入官营体系。
1933年10月，原本隶属于中央宣传委员会艺术科的电影股改为直接隶属于中央宣传委员会，并扩充为设计组、摄制组、编审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国际摄影新闻社五个机构。电影股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摄制教育影片，“摄取关于科学常识及我国著名实业，如丝茶棉麦等之实地制造情形，制成有系统之教育影片。”[19]江苏省教育厅则通过自编剧本、向社会征求剧本、购买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等方式普及教育电影，其投资拍摄的第一部教育电影便是陈果夫编剧的《饮水卫生》（吴村、沈西苓，1934）。1936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成立专门管理全国电影教育事业的最高机关电影教育委员会，制定了《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守则》，规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一）计划外国教育影片之选购及交换;（二）计划教育影片之摄制;（三）计划电影教育事业之推广;（四）研究关于实施电影教育之各项问题。”[20]而之后颁布的《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则规定设置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区和放映员，并配置相应的器材设备，解决教育电影的放映、发行问题。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上至中央政府教育部、江苏省政府、江苏省教育厅，下至南京市社会局、南京民教馆、镇江民教馆、金陵大学等机构对教育电影的摄制、放映、推广给予了人力、物力及政策上的巨大支持。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来自官方的直接而有力的支持——‘政府力谋建设，更不惜拨定巨资，推扬电教，彼时的教育电影是否还能如以往研究者所称道的那般可圈可点是很可存疑的。”[21]这种自上而下对教育电影的推广以及从中央到地方所建立起来的官营电影体系让江苏教育电影在30年代得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会。
三、“映”与“讲”的结合：江苏教育电影的传播形式
在20世纪30年代，为更好地普及教育电影，让广大的民众接受电影教育，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手段、政策，主要依托各级民众教育馆、学校等机构建立起一个可以覆盖到乡村地区的教育电影巡回放映体系。
1934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认为南京市人口众多，推行教育电影是十分必要而且富有条件，便与南京市诸多电影院合作，在影院内开映教育影片，“计划于京市各电影院每场均附映教片一种。”[22]当时南京的“国民”“光华”“世界”“金陵”等影院纷纷放映教育电影，根据《南京各影院放映教育电影官营人数统计一览表（1935年2月—1936年2月）》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教育电影的观影人次累计接近300万。[23]
虽然电影院是电影放映的最佳场所，但教育电影的非营利性质以及扩大受众群体的诉求，就要求教育电影的放映必须采用巡回放映的手段，使教育电影能够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推行，能够普及到农民、工人、中小学生等群体中。除此之外，巡回放映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因摄制、购买教育影片耗资巨大，影片数量有限，这就需要在各地巡回放映，以便取得更好的普及与教育效果。
江苏各地、各级的民众教育馆对教育电影巡回放映体系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3年，江苏教育厅在全省范围内设立六个辅导区，开展各项社会教育，其中有一项工作是“举办各种巡回事业，为本区各社会教育机关之模范”[24]。到了1934年，江苏省教育厅颁布《江苏省各民众教育辅导区辅导机关巡回协动施教办法》，明确将教育电影的巡回放映作为巡回施教的主要内容，并对各辅导机关提供设备和经费支持。1937年，江苏省教育厅颁布《江苏省民众教育分区研究分章程》《江苏省各民众教育辅导区辅导机关实施电影教育暂行办法》等法规，将江苏全省划分为八个民众教育辅导区，规定“各民众教育区辅导机关除在其所在地讲映电影外并须尽量赴各该辅导区内各县巡回讲映以各县中心民校及乡镇民校为施教对象”[25]。以1934年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为例，共在其辅导区内巡回放映电影43次，其中在乡村地区共放映21次，受教人数共为67350人。[26]省立南通民众教育馆在1936年第一学期的巡回施教中，共在各类学校、工厂、社团等61个场所，放映95次，受教人数约为59370人。[27]由此，江苏教育电影的巡回放映体系在法令、政策的推动下得以发展、完善，使教育电影尽可能地延伸到广大的乡村与偏远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电影的巡回放映不仅仅只是放映电影，还通常有影片的讲解、说明，包括放映前的分发影片说明书，放映过程中对影片内容的随时讲解以及放映完后的问答。“除于放映影片时讲解内容外，应于放映之先，或放映以后作简单之讲演，其材料须切合当时当地之需要。”[28]巡回放映时注重讲演一方面是可以丰富影片内容，增强施教效果;另一方面在于许多受教者文化水平较低，需要施教者口头讲述，“使一般劳苦文盲，亦得了然”[29]，帮助观众理解影片内容。
有人指出，教育电影放映时“须由喉音宏大的讲演员备扬声筒，在场说明，总不应单恃说明书或字幕，即为尽其指导之能事”[30]。这说明当时人们认识到教育电影在放映过程中辅助讲解的必要性，并指出教育电影的讲演方法，如“按幕说明：说明时，要与幕相合，不能将第一幕的说明，延长至第二幕，以致第三幕……如不能按幕讲解亦足以减少说明的效力”[31]。无独有偶，对于这种“按幕讲解”的方法及其重要性，在《影片教学方案》一文中也有提到：“按照画面经过的时间，作极简短极明白的解释，解释的速度，要跟着画面时间的长短吻合，譬如本片里关于死亡率统计的画面，一定要很迅速的跟着数目字出现同时读出，稍一迟缓，不能吻合，即失说明之效。”[32]另外，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将教育电影的施教方法分为九个步骤，在准备阶段要“编印简明说明书及效率测验统计题目纸，并准备放映时讲演材料”;在放映阶段要“在未开映之前，说明影片的主题，映时逐景说明，并随时讲演补充材料”;在映后复习时要“利用问答之方式，对于开映方毕之影片内容择要复习，使观众得一回忆机会，加深其印象”。[33]这种“讲映并重”的巡回施教方式不仅仅是对于教育电影本身的解读，更是出于增强教育效果的主观诉求，以求更好地启发民智、发扬民族精神与宣传官方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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