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现实基础及路径探析

    李娟

    摘要：目前，我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生转变，由传统单一性的同质社会开始向现代多样性的异质社会发生转变 ，伴随着这一过程而来的除了发展与进步的一面，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二十世纪末在西方政治学界率先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恰好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可能，它发展的价值基础、强调的本质涵义以及推崇的内在逻辑等，都为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施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指明了发展路径。

    关键词：乡村治理；协商民主；现实基础；路径

    一、乡村治理中实施协商民主的必要性

    “协商民主”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治理理论问世，成为了近些年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它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背景和价值基础。协商对中国而言不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民主，更重要的在于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民主政治形态 ，它所强调的内在逻辑对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乡村社会的治理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最大程度地优化和丰富乡村治理

    在协商中获得最终决策的过程，实际上是参与个体不断进行集体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体不仅代表的是多数人的意愿，更是在平等参与和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传递集体反思的结果；协商民主提供的这一集体反思的动态过程，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也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指明了方向。乡村治理中的每一位公共成员都有关心乡村如何发展的权利，在面对诸如乡村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以及公共设施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时，以往提供给成员表达意见的渠道与平台已不能更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在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发展的道路上，历经我们党几代人努力形成的“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现状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每一位乡村成员都可以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尊重公共意志，充分表达自我，以形成一个更具公共基础、更具合法性的決策。同时，协商过程全程暴露在参与者的监督下，不仅有利于积极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决策者与基层民众的联系，也有利于政府倾听民意，把握民情，更好地为乡村治理保驾护航，创造出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二）社会阶层多元化和利益分化的现实需求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们普遍依靠的是以土地、畜力以及人力为主的生产手段，消费也都是围绕农产品展开的，很难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自然也没有阶层分化的状况，甚至成员、物品以及信息的流动范围都十分有限。随着农民的收入来源、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日益多元，农村社会分化的加剧，乡村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逐渐产生，矛盾和纷争逐渐增多，乡村治理逐渐陷入更加复杂的境地。为避免新的矛盾可能带来的危机，温和理性的解决办法呼之欲出，一种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亟待推出。协商民主恰好能够为解决这类新问题提供一个平等对话和自由协商的平台，它主要把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与诉求置于同一个空间之内，凭借协调和整合的方法有效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

    （三）为乡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提供可能

    基层治理是在多元主体间展开的，最终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协同共治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中因利益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不断累积，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特点，这对乡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分别是：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行使自己的权利；有关人民内部的问题在形成决策之前，必须就共同性问题充分协商，并取得多数一致的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继续系统论述了这一重要论断。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基层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协商民主，努力实现基层协商的制度化。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乡村治理中实施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

    民主的主体在人，其基础在社会。人可以建构民主的形式，但不能建构出自行生长的民主。若要使民主获得更好的发展，探寻民主成长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基础显得尤为重要。决定在乡村治理中推行协商民主的不是协商民主形式本身，而是乡村中确实存在着它成长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一）村民民主意识逐步增强

    公民的有序参与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基石，现代社会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生活在这里的公民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所具备的某种习惯、态度、价值观和意向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乡村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广大村民，他们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自身的理解能力和民主素养也得以大幅度提高，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不断上升。他们开始渴望能够加入到政府的公共决策当中，通过他们自身的积极参与，实现表达诉求、影响决策的愿望。事实上，为最大限度地保证协商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真正聚合大多数人的公共意志，协商主体自发、主动的参与是更加可贵的。因此，基层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积极探索多种多样的协商方式，为广大群众渴望参与政治生活的诉求提供平台并畅通渠道。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厚底蕴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政治文化自然也就创造出了不同的政治形态，但政治只有与文化承载的精神相契合才能生发出动力。中国协商民主的形成发展自然也离不开相应的传统政治文化，其中谏议制度以及民本思想等，都蕴含着许多与协商有关的因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1.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合理念

    在《国语·郑语》中最早出现了“和合”二字的连用，其中记载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说的就是，商契十分注重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以及子孝这五种德行规范，他将这些行事规范恰到好处地融会贯通到了百姓的治理当中，达到了治世安民的效果。实际上，和合就是为解决各类矛盾与冲突提供一种方式并实现不断调整和重组的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演变与历史的进步，这种带有和合色彩的思想日趋被人们奉为行事的准则和基本的道德标准。这体现在政治价值的领域内，就是面对不同的观点与意见时，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协调与融合的方式，追求公共意志的最大化。儒家思想始终秉承“以和为贵”，它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作为它的内在价值，将国泰民安、合家兴旺作为它的最高表现。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差异，既相互碰撞又达成共识的理念，虽然滥觞于中国传统封建制度，但它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仍然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是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而形成的。

    2.中国传统制度中的谏议制

    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在中国古代的谏议制度中也有所体现。“谏官”也称“言官”，指那些对皇帝的过失提出批评性意见并直言规劝，或为国家的管理提出意见与建议的官吏。谏官制度在设立之初虽为制约皇帝，监督王权而立，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谏官还可以就有关政治决策提出批评，对朝政得失进行监督，这其中进行对话与讨论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协商理论的精髓。在谏议制度中，还特别强调“谏言不咎，谏官不罪”，这充分保证了言官的话语权和言论自由，使所谏之言更加广泛、真实，这一点恰好与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相契合。

    3.民本思想的悠久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的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民众是君主甚至整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民生的安危关系天下兴亡。因此，体恤民瘼、关怀民生、重视民意、关注民情是历代君王密切关注的重中之重，它们在统治中采取一系列利民惠民的措施，尽管主观上仍然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的稳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利民惠民、休养生息的民生措施的确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换言之，古时注重民生就是注重“公利”，在达成“公利”的基础上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这一点上，它与协商民主充分注重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4.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有优势

    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有很大差异。古籍记载，在尧舜时期凡是有关社稷的举国大事，都要经过“四岳”、“十二牧”等众诸侯和地方长官一同进行讨论与协商。但这一过程并不能简单地与票决形式的选举民主相提并论。诚然，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亦能寻找到“选”，例如，“选贤举能”、“雀屏中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选”都是推选的意思，与“选举”之“选”不可并提。选舉以票决进行，而推选以协商为主。部落领袖——舜，就是经由尧在“四岳”上推选而产生的，我们今天将这样的选拔方式称为“禅让”。虽然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中，这种 “禅让式”的协商民主在夏禹之后就逐步离开了“民主”，染上了专制主义的色彩，但它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起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与西方竞争性民主相比较，这种温和的方式更加适合中国人“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也与中国的发展实际更相适应。

    （三）党的领导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社会，它的革命与建设历来就是围绕解放劳动人民、全面发展生产力，这两大历史任务展开的。一个更高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国家形态将会向更高追求的“共产主义”迈进。因此，在这一不断超越自我、奋力向前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能凝聚起人民，引领国家与社会向前迈进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被赋予了带领全体人民实现更远大目标的权力，成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力量。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就始终在向“高度民主”不断迈进。此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三十年漫漫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都为协商民主的有序高效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三、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路径

    （一）经济发展为协商民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工业革命一直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分水岭，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跨入新的高度，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巨大改变。“财富的积累减轻了公众及个人的负担” 为民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主政治研究成为政治实践的发展主流，这再一次用人类的进步印证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之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经济对政治的促进作用。

    （二）民主精神为协商民主提供厚实的社会土壤

    纵观中国民主发展的历程，它虽然受制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方面，但在中国的民主化探索过程中，我们并不缺乏关于民主的理念，“选贤举能”、“以民为本”等具有民主色彩的思想源远流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继承这些优秀的民主文化，但增强关于民主的训练也势在必行，培养出具有长久民主习惯和民主思维的公民才更加可贵，这也是基层协商民主正在进行的一项艰难任务。

    （三）制度建设为协商民主提供有序的政治环境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制度是以法律、规定、规则、习俗等形式，来安排人们的政治生活、规范政治行为的，最终实现解决冲突，维持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协商民主理论诞生于多重社会危机潜藏的时代，如何将理论精神具体化到政治生活中，就成为了制度建设的一大难题。现如今，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社会治理不断出现新的危机，面对不同的社会需求和行为动机，必须通过完备的体制机制使不同个人和利益团体按照既定规则行事，不仅可以避免社会陷入无序混乱的状态，还有利于形成有序的、稳定的政治环境。

    参考文献：

    [1]张等文，刘彤.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J].学习与探索.

    [2]林尚立.协商政治：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9）.

    [3][美]乔治·瓦拉德兹著，何莉译.协商民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4]厉有国.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价值、问题与路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5]陈家刚.基层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7]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9]《尚书·五子之歌》

    [10]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1][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