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理念的新意
陈培永+严文波
摘要：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理论，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思想和理念日臻成熟、不断完善。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一个命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蕴和不同的侧重点。今天我们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当然不能把发展狭隘地理解为仅指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是各个领域相互协调的发展。所以，发展仍然是硬道理。随着中国的发展向纵深推进，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随之凸显并变得错综复杂。在前期渐进式探索的基础上，我党又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新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实际，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加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发展观以新的时代内涵，是我们党发展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不断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要理论，为扭转我国贫穷落后局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发展的代价、问题和矛盾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质疑发展理论、质疑“发展才是硬道理”，甚至对发展理念的更新不屑一顾。鉴于此，重思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进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发展还是硬道理吗？
作为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中国贫穷落后的国情，更加强调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简单明了却又厚重有力，其要义为之后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传承，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如“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等。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进步，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得益于对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发展状况，有些人却对曾经坚信的发展理念产生了疑问：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发展还是“硬道理”吗？还是“第一要务”吗？比这种疑问更為严重和错误的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今天出现的社会不公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正是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发展、不惜一切代价搞发展、为了发展什么都不管而导致的结果。
这些观点都是片面和错误的。道理很简单，不能因为今天的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就质疑当时讲发展讲错了，就质疑发展是硬道理的正确性，就认为是这一论断催生了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俗话说，不能因噎废食。在发展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就认为坚持发展不对，就认为过去的发展不对。任何发展都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一点代价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发展是不存在的。上述对发展问题的理解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他们认定发展就是仅指经济方面的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发展。不过，如此理解发展，也是有一定根源的。考察这个命题提出的语境可知，发展起初确实主要就是指经济发展，这是邓小平所极力强调的。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这里所说的“发展”显然指的主要是经济发展，而且是更偏向于效率、突出快的经济发展。这一论断与中国当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的客观状况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经济水平比较低、不发达的情况下，即使更加强调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实际上也在同步进行），也注定难获成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一个命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蕴和不同的侧重点。今天我们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当然不能把发展狭隘地理解成仅指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如果我们还把发展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有损于这个论断的丰富内涵，这样的“发展”确实也不应该再作为“硬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事物质的飞跃，是事物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运动，不是事物在数量上的简单增加。具体到社会的发展而言，它不是指对社会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造过程，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过程。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最终引发社会的变革。
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人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应牢记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的遵从。但生产力发展绝对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一味追求生产力发展，会使社会发展失去方向。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转变的发展，因而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2]。这是中国在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这里所说的发展不仅是指社会的全面和全方位的进步，还是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
当下，中国的发展正在走向全面发展，我们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这个新趋势来理解“发展”这个范畴。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并对生产力作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赋予其更为全面的意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对生产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3]。强调要联系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强调要联系生态环境来理解生产力，这充分说明我们今天所讲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各个领域相互协调的发展。这也说明，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不过，我们今天讲的发展是全面发展，而不是局限在经济领域的片面发展。
二、发展能解决发展后的问题吗？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付出了高昂代价。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中国肯定会比发达国家面对更多的发展问题。我们既要解决发达国家在过去曾经遇到的问题，同时也要面对它们当前正在遭遇的问题：传统发展问题与现代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我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完成的社会变革，也必然要面对资源与环境的高强度开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发展的“时空压缩”现象。当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时，也就把各种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集中在了同一时空。
随着中国的发展向纵深推进，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随之凸显并变得错综复杂。对发展后会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早有预见，他晚年曾经说过：“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他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邓小平对“不发展的问题”和“发展起来后会出现的新问题”的区分和强调，对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从不发展的状况中走出来，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也就要面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对发展后出现的新问题的回应。我们以前面对的问题如果说只是不发展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有不发展的问题，还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如果说不发展的问题主要是普遍贫穷和落后，主要是生产力层面的问题，那么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则是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当然还包括腐败问题、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道德信念趋弱等问题。不发展阶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发展起来以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则就变成了解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即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层次的追求。
面对这种状况，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当今中国并不是說只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已经没有了“不发展的问题”；不能因为看到中国的发展成就，就以为中国就可以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就可以以其他领域的建设为中心了。那些动不动以生态问题、公平问题、民主问题为理由来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实则是无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无视一些边远地区和一些农村地区还比较落后的事实。只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就必须重视经济建设，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首要，着大力解决不发展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强调，发展仍然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仍旧是当务之急、长远之策，仍旧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现实问题。所以，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如此表述，可能会被冠之为“发展主义”的恶名而受到批评。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发展带来了那么多问题，还想再用发展来解决，怎么可能？怎么应对这种诘难？我们可以反过来问：如果说发展不能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难道要依靠不发展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吗？不发展怎么能行？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到发展还是不发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中，而是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断言：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为了解决不发展问题而提出的，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而提出的。用科学发展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与“发展主义”是两码事。
一谈到科学发展，有些人就可能会不自觉地将其与“不管黑猫白猫”式的发展、“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发展对立起来，抱怨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儿科学发展呢？现在才讲是不是已经晚了？以今天的眼光来评价，以科学发展的标准去评判，当然很容易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指引我们大力发展的这两个命题的局限。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忽略渐进式探索发展的价值，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才能尽可能、最小程度地规避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摸索式发展为今天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而且，再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探索，再顶层的设计也不能离开“摸着石头过河”。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出的结论！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系统化的历史性工程，既有全面性，也有其阶段性。讲它具有全面性，是说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讲它具有阶段性，是说它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并实现的。这种渐进式的、从生产力开始的、落脚于全面发展的发展之路，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三、新发展理念“新”在哪里？
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理论，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思想和理念日臻成熟、不断完善。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并不这样理解，他们并不认为后面的理论是对之前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反而认为是对之前理论的否定，甚至认为原来的发展理论不管用了，或者说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提出新的理论去修正原来的理论。
有人将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立起来，从而否定科学发展观同之前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性，认为我们今天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是以物为本，现在由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就是旧发展理念向新发展理念的转变；还有人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是对以人为本的反驳，以人为本现在就不要再提了；有人搞不明白，科学发展观已经很完善了，为什么还要提新发展理念，这个“新”新在哪里？有些人片面理解当前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认为这一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简单重复，或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部分否定，由此割裂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理论持悲观态度的人则将理论一棍子打死，认为再好的发展理论都无济于事，因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并不是越来越好了，而是越来越坏了，不改变现实，再好的理论也没有用。
看不到中国每个阶段的发展理论所起的作用，看到中国出现的生态代价就认为发展理论不管用，这本身就是对理论的偏见。若没有各阶段发展理论的指导，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若没有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就没有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甚至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于解决不了今天发展遇到的难题。当然，当前中国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肯定哪种理论或否定哪种理论就可以解决的。前人针对当时的背景，就当时的问题作出了必要的理论努力，今天轻易地去否定它，不是正确的态度。没有前人所提出的发展理念，不可能提出今天的发展理论。今天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理所当然应由现在的人来解决。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提出只有后人才可能提出的命题、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否则，既是对前人不公，也是为当代人推卸责任找借口。只有明晰了这一点，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才能有一个理性而深刻的认知。
发展理念的创新根源于时代发展的需要。时代的进步必然催生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必然随着发展实际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6]。任何理论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能一讲到新发展理念，就否定以前的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的“新”是继承创新的“新”，而不是以新代旧的“新”。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发展理念，它基于当前中国实际，聚焦中国现实变化，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即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在经济结构方面，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经济发展动力上，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总体而言，新发展理念立足的客观实际就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离开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没有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是为了解决新常态下的新问题而提出的，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创新”注重解决的是发展的动力问题；“协调”注重解决的是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绿色”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开放”注重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注重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重点是分配）问题。很显然，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确立了接下来发展的五种价值标准，即反对停滞不前、失衡冲突、透支环境、封闭狭隘、分配不公，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未来应如何走好中国道路的清醒认识。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更加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为突出地强调了“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而且还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结合起来。新发展理念尤其强调实践维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理论层面，而是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所以，新发展理念不等于发展实践本身，要赢得掌声，还得靠实践。因此，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践行，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破除“发展理论无用论”的主要对策和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選：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
[3]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
[4]邓小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