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中的东方女性刻板形象反转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后殖民女性视角，解读《蝴蝶君》中的女性力量。通过研究发现，被边缘化的东方流露着女性化倾向，《蝴蝶君》通过对东方女子刻板印象的解构，从而颠倒了东西方的话语权，摆脱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凸显女性在这部剧作中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蝴蝶君》 女性主义 边缘化 话语权 凝视
一.引言
《蝴蝶君》是美籍华裔作家黄哲伦享誉极高的戏剧，该剧斩获了1988年托尼奖，此后一直在后殖民研究界中以其对人种、性别等方面的见解而广受赞扬。
该剧围绕法国外交官伽里玛痴情于舞台上扮演蝴蝶夫人，但是其实为一名间谍情报员的男性京剧演员宋丽玲为故事主线展开。《蝴蝶君》融合了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进行创作。《蝴蝶君》的创作有着真实的故事脚本就基于1986年《纽约时报》报道的一起语焉不详的真实案件——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布尔西科和时佩璞的真实故事。
关于《蝴蝶君》的研究，对东方的固化认知，以及对于国别，东西方关系，和性别身份问题的探讨不胜枚举。有批评家把《蝴蝶君》看作是对西方的谴责，认为西方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和剧中男主角一样的同谋角色，充满了征服的欲望。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坚持认为，这部剧试图打破东西双方对性和文化的层层误解，并试图培养有利于共同利益的相互尊重的关系。本文认为，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看法并未随着女性的崛起而产生巨大变化，女性仍旧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主要从后殖民女性视角分析《蝴蝶君》，解构作为蝴蝶夫人的东方女性在西方人眼中的成见。
二.帝国男性对东方女性的边缘化
1.西方对东方的边缘化
在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秋秋桑是个完全满足了父权话语体系规约的女性，她愿意去屈服，接受来自他人的操控。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男性高于女性，西方女性高于东方女性。在这样的体系下，伽利玛认为凭借自己西方人的地位，以及自己对东方人的认知，完全可以得到宋丽玲的心。
在舞台下观赏《蝴蝶夫人》的时候，平克顿抛弃了秋秋桑，但秋秋桑矢志不渝的为他坚守到了绝望而自杀，这样的故事情节让伽利玛觉得心动。当他自己亲眼看到由宋丽玲扮演的秋秋桑时，他觉得这样的女人值得怜爱，殊不知，这个“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凭着自己人种的优越，他认为这是个美丽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也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关于她的死。这是一个……一个完全的牺牲。平克顿不值得这样的，但蝴蝶能做什么呢？她爱他……到了这种程度。这是个非常美丽的故事。”[1]28东方女性的戏服——中式的装束、和服、还有长衫，这些不仅仅只是西方对异域的迷恋的因素，也是在东西方对比的边缘化下对性别和文化的掩盖。[2]西方人喜爱《蝴蝶夫人》中蝴蝶夫人自尽的结局正是因为这是符合他们预期的定型化的结局。[3]
东方人，在西方人眼中固化的他者形象，让伽利玛坚信自己的选择绝不会落空。他毫不掩饰的在宋丽玲面前表达自己的占有欲，对其只以“蝴蝶”相称。在西方殖民者看来，“在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4]在伽利玛眼里，宋丽玲已经完全是他的掌中物了，他耍小心机让宋丽玲觉得爱而不得，让宋丽玲说出：“我告诉你的所有事情你都相信吗？是的，这总是帝国主义的。但有时……有时，它也是相互的。”[1]36宋丽玲就这样看似和伽利玛心甘情愿的在一起了。
东方作为“他者”，由于西方权力的压迫，无法拥有合理的话语权。在权力和地位的争取中，东方远远不及西方，正如宋丽玲无法反抗自己话语因为自己的东方身份而被伽利玛完全压迫一样。
2.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边缘化
在普遍认知中，东方是被“女性化”的，西方人对东方的操控，想要体现出其优越性。在西方的眼中，东方总是融入不了西方群体，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却也躲避不了他们的视线，沦为他者游戏当中的牺牲品。[5]这样使东方文化本质化、固态化的认知都是由西方人心中西方中心化的逻辑产生的。当把这样的逻辑投射到东方女性身上时，那些本质化的特征就引发了我们的反思，被西方人强加在东方女性身上例如：逆来顺受、沉默、乖顺等特征是不是真的合理。反观西方女性，西方男性则对她们包容的多。西方女性独立，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配偶有相同的话语权，她们敢于对相同的话题与自己的配偶进行争论，在《蝴蝶君》中，伽利玛的妻子海尔佳在伽利玛看完宋丽玲的演出归来后对于《蝴蝶夫人》进行了一番讨论：
海尔佳：《蝴蝶夫人》！那，我应该去了。
伽利玛：这也正是我所想。不过，别让她听到你这么说。
海尔佳：怎么了？
伽利玛：显然，中国人讨厌这部戏。
海尔佳：她讨厌这部戏，可不管怎样，她却演出了它？她是不是有悖常情？[1]31
同样的情况如果把女性角色换成东方女性对于西方男性来说就显得不可思议了，因为东方女性在西方男性眼里是知识水平低下的、只会相夫教子的。这些特征都是西方男性认为的“传统美德”。
伽利玛在戏剧中曾这样说：“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大的力量屈服”[1]73在伽利玛和宋丽玲的爱情关系的一开始，伽利玛把宋丽玲看作是自己对蝴蝶夫人的幻想的实现，伽利玛在重重引诱下，认为宋丽玲已经陷入了自己的情网。宋丽玲在他的操控之下，变得越来越像他想象中的东方女性，越来越像他梦寐以求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已经完完全全變成了伽利玛心中顺从、温柔的东方女性了。
在伽利玛与另一个西方女性瑞尼大胆的恋爱的时候，他心中没有担心过宋丽玲会因此而生气甚至是离开他，在他的心里：“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蝴蝶。她知道这个我试图隐藏的秘密。但是，不像西方女人，她并不对抗我，恐吓，甚至对我生气。”[1]89伽利玛享受宋丽玲女性力量的缺失。一个没有话语权、不会抗争的东方女性，正是西方男性心中完美的东方女性形象。
三.宋丽玲对刻板形象的改写
1.对《蝴蝶夫人》的改造
伽利玛喜爱的《蝴蝶夫人》，蝴蝶为了抛弃自己的美国军官苦苦相守最后自尽。其中的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男女间的主宰关系，也是东西方关系的隐喻。
戏剧的前段，伽利玛对宋丽玲苦苦追求，宋丽玲最后陷入伽利玛的套圈，两人厮守。宋丽玲成为了伽利玛心里温柔、乖顺的女性，两人甚至有了一个孩子。在伽利玛被调任回法国的时候，宋丽玲甚至带着孩子等他归来。这样的情形和普契尼《蝴蝶夫人》前段的内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最终，事实并没有按照《蝴蝶夫人》的结局发展下去。宋丽玲凭借伽利玛对自己的幻想和对东方女性的顽固认知，操控他爱上了自己。宋丽玲一改和伽利玛初见时独立的西方式的女性形象，迎合伽利玛对东方女性的口味，表现得像一只保守、害羞、脆弱、顺从的东方蝴蝶。于是，伽利玛毫无反抗地进入了宋丽玲精心设计的陷阱。
宋丽玲作为间谍认清了伽利玛的想法，主动迎合，通过一切办法取得情报。在后来伽利玛想要抽身这段感情的时候，宋丽玲抓住了伽利玛想要孩子却不得的心理再一次控制住了他：“现在，如果为能正好送给他一个婴儿。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中国婴儿——他将终身是我的！”[1]98因为宋丽玲知道：“他想要的一切就是要她屈服。一旦女人屈服，男人就总是准备变得宽宏大量。”[1]98
宋丽玲摆脱了伽利玛幻想中物化的蝴蝶形象，摆脱了这种认为东方女性是可以作为商品买卖的物品，是西方男性可以随意创造、任意变换的商品的刻板印象。
宋：秦小姐？为什么，在京剧里，女人的角色都是由男人扮演的？
秦：我不知道，或许，是男性的一种反动残余——
宋：不。因为只有男人知道应该如何扮演一个女人。[1]99
《蝴蝶君》堪称是解构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把顺从的东方女性崛起浪漫化的典范。[6]在《蝴蝶君》中，这样的话语体系，在宋丽玲的操控下，只仅仅流于表面，宋丽玲利用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错觉，从伽利玛那里收集情报，并且从一个被上级操纵的人转变为一个有权力操纵他人的人，通过假扮成蝴蝶来操纵他的男性身份。此时的伽利玛则被处于“他者”地位的东方女性宋丽玲欺骗。东方“女人”宋丽玲颠覆了西方男人和东方女人之间自上而下关系的等级秩序的刻板印象，从一个本应处于优越地位的西方白人手中攫取话语权。宋丽玲操控了话语权的等级秩序，在颠倒的性别角色下，作为“权力”主体的伽利玛变成了失意者，而宋丽玲看似软弱的“女性”却成了真正控制关系的主体。
2.对东方固化女性形象的改变
中国或者说亚洲女性，在西方最早认同的形象就是仆人和妓女[7]她们是这样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她们保守、矜持、温柔、顺从且低下。被这样形象所隐藏的宋丽玲，更好的扮演了一个低眉顺眼的中国女人。殊不知，在戏剧的最后，伽利玛沦为所有人的谈资，笑话他连和自己同床共枕二十年的人，究竟是男是女都分不清。
宋丽玲最忌讳的就是和伽利玛谈到赤诚相见，两人从未在灯火明亮的时候见过彼此的身体。宋丽玲以害羞为借口，一直拒绝和伽利玛赤诚相见，伽利玛抱着自己刻板的认知，觉得东方女性的矜持情有可原。女子迎合自己的另一半，产生愉悦就已经达到了目的，其中的缘由没有人去深究。于是，宋丽玲改变与伽利玛的相处方式，从之前略带西式的女性变成了一个具有东方女性特性，专属于他的“蝴蝶夫人”。
女性，在这部戏剧里，也就是被殖民化的他者。这样的他者能给东方带来最大的耻辱就是被变的女性化。东方对西方的凝视，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凝视，让他自己忽略了女性的力量，正如宋丽玲最后在庭审时说的：
西方认为它自己是男性的——巨大的枪炮，庞大的工业，大笔的钞票——所以东方是女性的——軟弱的，精致的，贫穷的……但是精于艺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这都是女性的智慧。[1]129
戏剧的结局以表现伽利玛的痛苦为主。当以矜持为借口的宋丽玲在他面前褪去衣衫的时候，这个男人崩溃了：“我心里某个地方始终知道，我的快乐就是暂时的，我的爱情是一场欺骗。但是我的心牵制着这个认识。使等待变得可以忍受。”[1]137尽管扮演的是一名女性，但宋丽玲仍然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改变了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轻视。女性的身体像是男性的角斗场，赢得了女性，就像是赢得了猎物。对东方女性的凝视，是西方对东方的凝视的演化。从弗洛伊德时，男性的生殖器就是权利的象征，男性也通过对女性的征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这部戏剧除了减少东方的“女性化”之外，更多的是对这一看法的摒弃。
四.结语
《蝴蝶君》是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蝴蝶的形象完美地融合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地位，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想象，以及西方白人殖民者对东方的误解。本文将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结合，更加直观的剖析东方女性所受的压迫和歧视。《蝴蝶君》解构了宋丽玲从男性角度扮演女性其中渗透的性别不公和压迫，颠覆了“中心边缘”模式，在话语体系中重新审视东方的话语权力，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凸显女性在改造世界偏见和刻板认知方面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黄哲伦.蝴蝶君[M].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Chang， Hsiao-hung “Cultural/Sexual/Theatrical Ambivalence in M. Butterfly”[J]. Tamkang Review 1992（23）：135-55.
[3]卢俊.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2003（03）：86-90+173-174.
[4]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100-108.
[5]李道全.他者的游戏：《蝴蝶君》中的华人男性形象[J].外国语言文学，2010，27（01）：52-56.
[6]Robert K. Martin. “Gender， Race， and the Colonial Body： Carson McCullers Filipino Boy， and David Henry Hwangs Chinese Woman.”[J].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1992（23）： 95-106.
[7]肖芳芳.刻板印象的体现与颠覆：从宋丽伶的人物塑造看《蝴蝶君》中的华人形象[J].名作欣赏，2018（09）：58-60+72.
（作者介绍：陈美玲，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