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立骨

    童县城

    《谏太宗十思疏》是统编语文必修教材中的一篇文言文,全文凡十五“思”,魏征圍绕“思”字深作文章,思维绵密,意蕴深厚。笔者以为教学时也可聚焦于此,一“思”立骨。

    一、“思”中有章法

    章法即文章的组织结构。只有组织结构细密严谨,才能顺理而成章。古人推崇作文章法,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说:“务先大体,鉴必穷源。”意思是写文章一定要先思虑有关大体的布局与结构,审察辨析也要穷其根源。那么什么样的章法方引人入胜?古人认为“文贵参差”(刘大櫆《论文偶记》)、“文似看山不喜平”(翁郎夫《尚湖晚步》)、“文章不曲折则不妙”(毛宗岗《参论》),都强调一篇优秀的文章其结构要富有变化,最忌平坦,即“起承转合”的基本构架不可缺少。“起”即开头,“承”即接开头加以论述;“转”是全文的关键,即宕开去,或从反面阐述,或推进一层以转入深处;“合”即圆合全文,收束全篇。这样组织,则行文曲折有致,照应圆合。

    《谏太宗十思疏》即围绕“思”字组织文章的架构,章法绵密。第一段就提出观点“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把这精粹的要句置于关键之处以统领全篇,这是全文的主旨和警人之处,然后紧紧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以“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宕开一笔,反面阐述“德不厚而思国之安”无异于痴人说梦,进而归结到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第二段更是转到历史深处,从历史教训出发,分别从“在殷忧”和“既得志”等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正反论述,告诫唐太宗不可以帝王之尊傲视群臣。本段虽无一“思”字,却处处扣“思”而作,它解释了君主应当“居安思危”的原因,即“凡百元首”难以善始善终,创业时能君臣契合,上下一心;得志时则往往为所欲为,与人结怨。第三段绾结全篇,提出“积德义”必须“十思”。着重规劝唐太宗对于物质享受要适度,在自身修养上要谦冲,在用人上要虚心纳下。“十思”从多侧面诠释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贞观之治”。

    全篇以“思”字来组织结构,章法自然,转合有度。文章眉目清晰,开头警策妥帖,结尾更明豁合拍,全文脉络分明,意蕴深厚,浑然一体。

    二、“思”中有艺术

    劝谏君主需要讲究艺术,不能够一味地巷子里抬竹竿——直来直去,而要善于讽谏,即委婉说理。魏征首先善于通过设喻来明理,理直而文曲。文章开始就是两个精彩的比喻句:“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启人思考,根固则木长,源通则流远,那么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依靠什么呢?从而自然引出观点“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样以比喻引出自己要表达的真实意图,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开篇就简单地讲述抽象的道理,则很难使对方理解信服。作者的设喻既“巧”且“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喻巧而理至。”“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设喻明理,喻体不但要设得巧,而且要与本意相切合,这里树木、江河,人人熟悉,以此引出国之大政,亲切生动,易为君主所接受。第二段再次设喻来阐述君主与百姓之间的辩证关系。百姓如流水,君主如行船;水能浮载行船,也可倾覆行船。可谓陈述利害,一语中的;言语剀切,妙喻警人。

    魏征还善于通过对比、借古讽今来阐明道理。文章第二段以“凡百元首”开端,指出历史上的君王一开始创业时“莫不殷忧而道著”;但善始善终的却很少,常“功成而德衰”,即取之易而守之难,何也?因为创业时君主必竭诚以待下,得志时则纵情以傲物。在鲜明的对比中取舍分明,告诫唐太宗要居安思危。这里“安”“危”对举,第三段将贯穿“十思”的本能反应与理性自制也加以对举,增强了论辩的力量。同时作者有机融入排比句式,铺排罗列,勾连而下,使文章气理充畅。比喻、对比、排比,交相融合,使说理文采焕发,颇具艺术性,可谓“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章句》)”

    三、“思”中有精神

    文章说理虽然恳切深厚,但毕竟是呈给君主的奏疏,劝其纳谏改过,殊非易事。稍有不慎,便会“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甚至为此而献上生命 。因而劝谏君主,需要一种不顾惜生命的大勇精神,需要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国士精神。这样魏征撰写《谏太宗十思疏》固然是职责所在,但更在“思”中彰显了国士的担当精神。

    魏征曾作五言古诗《述怀》:“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这里以“国士”自诩,更以此自勉,气骨高古,有担当有气节。因而,当唐太宗励精图治十余年后,面对经济繁荣,内外无事,而逐渐骄奢忘本,好尚奇异时,魏征便极为忧虑。他亲眼看到过富庶的隋朝如何在骄奢中迅速覆灭,因而能够更清醒地洞察繁荣后面所隐藏着的危机,于是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他劝君主厚积德义,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如果一味“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则是治标不治本。并用反激法去激发对方,身为九五之尊,需要有担当,需要未雨绸缪。接着他以“十思”来具体阐述厚积德义,告诫唐太宗“总此十思”才能够“垂拱而治”。 因为一片赤诚一颗公心,所以魏征才敢思人之所不敢思,言人之所不敢言。因为公勇可见,精诚可见,忧思可见,所以唐太宗看了奏疏方猛然警醒,亲手写诏书嘉许魏征,并放置案头,朝夕视之。也正因为一片忧思皆出于为国为民,所以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也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以资警惕。

    《旧唐书·魏征传》评其:“匡过弼违,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前代诤臣,一人而已。”可谓中肯之论。

    四、“思”中有文化

    文章第一段亮出观点:“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强调德义是治国根基,推崇君主厚德载物,化育苍生,本质上是儒家仁爱文化的体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唐太宗直面魏征建议,纳谏施仁,赢得了国家安宁,百姓乐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则是传统忧患意识、节俭文化的传承。“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忧患意识促使士子人君逸而不忘险,盛而必虑衰,从而使社会进步。“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君子以俭德辟难”(《周易》),而人君绝奢靡而崇俭约,安淳朴而抑浮华,意义更是非凡。

    第三段以“十思”全面阐述“积德义”的具体内容,更使文化意蕴丰富。如“思谦冲而自牧”“思江海下百川”强调“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思三驱以为度”强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思慎始而敬终”强调做事要善始善终,不能够“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思虚心以纳下”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经》);“思正身以黜恶”强调通过自我涵养来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修己以安人”(《论语》);“思无因喜以谬赏”“思无以怒而滥刑”强调赏罚公允,“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尚书》),不要因个人的情绪变化而谬加奖赏或滥施刑罚,“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出师表》)。“总此十思,宏兹九德”,推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

    丰厚的文化意蕴使得魏征“十思”之论能够超越时代的拘囿,而对当下读者有警策意义。

    [作者通联:安徽安庆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