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周淑真
【摘要】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风行几百年的西方政党制度在当今世界出现了很多严峻问题，甚至发生了危机。在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关键词】政党政治 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 关系结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它与世界各国既有的即“旧”的政党制度之间关系如何？结合政党制度的普遍性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性，本文从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中国政党制度演进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比较“新”“旧”政党制度在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分析在其盛衰成败背后支配性的制度结构因素，以深刻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及其走向。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政党存在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和内政外交的基本走向，几乎是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20多个是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政党。政党的确立和发展，是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条件，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政党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途径、载体和渠道。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它是作为封建专制君主的对立物，伴随着世界民主潮流而出现的。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政党政治逐渐成为近代政治体系的主流，21世纪以来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政党制度的实质在于不同政党之间以一定的程序方式和制度规范，构成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同国家政权之间、政党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不同的政党关系结构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因国家发展历史和宪政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世界历史上欧美最早产生政党，不论英国议会制的两党制还是美国总统制的三权分立的两党制，不论是议会制的多党制还是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都必须面对和处理政党同政党之间、政党同国家政权之间、政党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也是研究政党制度问题的逻辑起点。政党之间激烈竞争、政党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政党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逐于街头和议场，成为近300年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态，并为后发国家所仿效和学习。随着20世纪上半叶殖民主义在亚、非和拉丁美洲统治的结束，政党和政党制度逐步发展到世界各地。从世界范围内和某种意义上讲，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呈现一种连续性。
风行几百年的西方政党制度在当今世界出现了很多严峻问题，甚至发生了危机，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治理危机是政党制度所引发的秩序危机。逆全球化、碎片化和极端化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严重问题。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巨大差异、恐怖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在深刻影响着欧美国家的现存秩序。特别是在欧洲，移民、难民和恐怖主义三重危机日益加剧，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日益感到不安全，致使极右翼政党势力大幅上升。西方国家衰弱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家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上，政党之间难以形成共识，执政党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缺少前瞻性和实效性的社会、经济、外交政策。而在过去几十年，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本是出类拔萃的。“优良而稳定的政府需要有效的政党。政党是英美治国技艺的一个关键性贡献，但却处在威胁之中——而且尚未看到可行性的替代方案。”[1]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似乎进入一个非常态，在世界范围内给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推陈出新或革故鼎新的时机。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显得自信坚定并富有行动力；而西方政党制度分裂、犹豫彷徨、软弱无力之症状则日益凸显。事实上，政党政治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般政治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形式，而是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逻辑
任何政治现象包括政治制度，都是相对照而存在的，相比较而发展的。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世界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发展的大潮中产生和成长的，面对世界政党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历史上的经验可以作为经验和教训，但是不能让它指挥和控制未来”[2]这一关键点，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政党制度。同时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政党政治中適合自己的进步成分和有益营养，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制度结构、运行方式和保障机制。当清末民初西方国家政党和政党政治刚传到中国来时，中国人曾处于简单地学习、模仿、借用阶段。但由于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在清王朝严格的党禁政策之下，中国最先产生的是革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当民国初年对西方政党政治制度模式模仿和借用失败以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建国”理论，探索政党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在1927～1949年国民党实行“党外无党”的“一党训政”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当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被人民民主革命所摒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协商建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是在自己特殊国情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鉴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与苏联的历史渊源和当时的相互关系，建立中国政党制度首要的是消除苏联一党制模式的影响。苏联的一党制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93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苏联继续坚持并发展了这种制度——苏共一党垄断政权和所有社会经济文化权力的制度，从名义上和事实上都绝对禁止第二个政党的存在。由于缺乏多党的存在和监督，很难听到党外的不同意见和社会各阶层的呼声，使事实上存在的大量社会矛盾得不到重视和处理，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旦爆发，就会对党和国家产生致命的后果，这已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证明，存在着这种严重缺陷的政党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没有学习和照搬苏联的一党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3]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包含中国社会中的中间阶级，“任何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4]“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5]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开始将与民主党派合作视为社会政治的天经地义，“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所以对于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6]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7]“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8]今天重温与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理论的初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多党合作制度就是基于这一理论而建立的。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由此，开始了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进程，开始了“新政协运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此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全面确立。这时民主党派原有的阶级基础已经消失，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存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于是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9]
如果说1956年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倾听不同意见和实行政党监督的角度认识多党长期共存的必要性，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则进一步从社会利益表达角度强调了多党合作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仅需要有代表这些阶层利益的政治党派的存在，而且需要通过这些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而得以表达。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长期合作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正是根据新时期我国政党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在全球冷战结束、多党制浪潮到来之时，198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规定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又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中。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六大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明确地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概括为和谐的政党关系，即各政党之间不但要努力巩固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础，而且要相互尊重彼此存在的差异，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着力于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努力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巩固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全面执政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为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来规范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2015年相继制定了《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暂行）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提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2018年3月4日，習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的联组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10]
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分析可见，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具体体现的是制度的不完美状态，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就是新时代政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从这一意义上讲，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使具有近7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政党制度结构多重关系的比较辨析
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既离不开政党和政党制度一般概念本质的规定性，同时在产生土壤、制度结构、运行方式和功能作用等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
政党与政权关系方面。世界各国政党都是围绕着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和参与政权而进行政治活动的。在西方国家，国家政权是各个政党竞相争夺的“标的”物，不论是总统制国家或议会制国家，抑或是半总统半议会制国家，政党必须按照国家宪政体制的规定参加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夺取政权轮流执政或继续维持政权是政党的根本目的，政党惟有通过一国的选举制度才能参与、执掌或影响国家政权。从政党—政权的关系看，选举是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把选票转换成权力来源或者是议会席位的过程。西方国家主要政党轮流执政，选票第一，发展到现在，不少国家的政党制度为政治选举的强力所扭曲，遇到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各政党都把争取选举的胜利看作是头等大事，竞选制胜靠的是选票，选票握在选民手里，因此政党和参选者得千方百计讨好、迎合选民，说他们爱听的话，做能令他们高兴的事，而国家、社会的整体或长远利益被政党和候选人束之高阁。使得该做的事不敢做，该制止的事不敢制止，影响政党纲领主张的质量，201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就与政党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使国家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務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另一方面，由于选举时迁就选民或许下不能兑现的诺言，政党上台执政后不负责任，执政党软弱无力，形象受损，老百姓不满意，就会在下次选举中对执政党进行惩罚，投票给口号更响的在野党，这样就会导致政治走马灯现象严重，哪个政党执政都不能解决问题。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决策总是为反对而反对，导致政府无力、无能，穷于应对眼前事变而难有长期规划，政府施政缺乏安定环境，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难以有效推进。同时，分权制是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分权蕴含着权力的相互制衡，通过“以野心对抗野心”对政治家滥用权力进行约束，但分权也造成了政党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包括提名、选举和执政期间分化的取向，造成党内系统的碎片化。
在中国的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和演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是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实行领导的政党。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并以理论阐述的形式写在宪法的序言中。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更是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由于政党制度结构功能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国家权力系统的运作起中心作用。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各政党的地位只有执政和参政的区别，而没有在野党的存在。因此，执政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力量，强大而稳定，担负国家、民族发展的重任，施政既能着眼于当前，也能制定实施长期的战略规划；它既能保障执政党和政府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又能使民主党派在公共权力的运作、对执政党和政府有效监督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大展宏图；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其参政目的不是为了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保持政党之间的政治张力，激活党际互动的活力，以促进中国共产党更科学、更有效地执掌好国家政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能避免一党独裁所造成的万马齐喑、扼杀社会健康政治力量的弊端，也能起到避免多党竞争所导致的相互倾轧、政治动荡、社会分裂混乱局面的作用。
政党与政党关系方面。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政党制度内含的重要政治关系。竞争是西方政党关系的本质和主流，决定了政党之间处于对抗对立的关系。这种相互竞争严重影响了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政党参选变成政党之间的恶斗，各个政党或参选人用种种手段抹黑攻击对方，不遗余力。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从两党内部的初选开始就是“乱”字当头、意外频发，最后进行角逐的希拉里与特朗普两位总统候选人则是争议不断，令人大跌眼镜。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希拉里与特朗普比拼的重点不是用政策差异吸引选民，而是“互黑”的手段。在多党制中，每次选举时大党盘算自己的“联合潜力”，小党盘算自己的“勒索潜力”。政党关系在每次选举中总存在很多变数，它取决于政党对政体自身及政体内其他政党的态度。总的来说各党都以使对手失去竞争优势作为本党的行动目标。即便选举期过后，政党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美国，通过近年来关于枪支管制、债务危机、政府关门等国会与总统对立的事例，人们可以看到背后的两党对立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制衡和监督本来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建立在政党竞争之上的制衡与监督带有严重的政党偏见，容易失去对事物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往往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赞成”，致使制衡与监督变成了相互间的攻讦与掣肘。在英国议会制的两党制中，反对党的特殊作用被称作“早期报警系统”，它承担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监督执政党及其政府行为；二是一旦执政党出现重大失误，随时准备替代执政党上台执政，并在政党制度运行机制中通过反对党组建“影子内阁”而实现。这种监督本应是针对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但由于政党间的利益对立，它往往流变为政党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的工具。“即使在那些政党有着相当共识的政策领域里，公众感受的通常是政党间存在的某种分歧。在英国下院，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面对面就坐，象征着一种对抗精神，它强调的往往是政党在有关政策目标方面存在的根本分歧。”[11]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如果总统所属的政党在议会里只占少数，则执政党的许多政策（哪怕是很好的政策）难以推行，因此必然影响政府的施政效率。在多党制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那么获议席较多的政党须与其他政党磋商，从而产生能掌握议会联合多数席位的总理。在这样的多党制中，第一大党不仅要面对议会内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同时也要面对来自政党联盟内部友党的监督，多党制往往意味着在现有的宪政体制所确立的权力划分之上，附加上另一层的权力划分。因此多党制的政府一般比较软弱。在推行多党制进行政治选举的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民族矛盾、宗教派别、语言地域等政治亚文化的普遍存在，各种社会势力对社会政治规则缺乏基本的共识。选举只是各政党夺取权力的途径之一，顺利当选固然好，若落选则不承认失败，拒绝接受现实，并动员支持者以各种方式抵制、抗议、扰乱社会秩序，甚至不惜发动政变，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在这些国家，政党间的关系机制既不能为全体公民提供共同的政治参与渠道，也不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更无益于社会的稳定。社会结构文化的复杂多样必然产生和深化政党之间的分歧，而政党之间的恶斗又引发大规模的群体冲突，撕裂社会。最突出的例子是强人政治结束后的伊拉克和埃及，流血冲突和社会暴乱此起彼伏，政治动荡未有终期，“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随之在中东国家持续多年的叙利亚内战，极端宗教势力“ISIS”兴起，残酷的战争导致大批难民的产生，逃难流亡到欧洲的难民又给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
“多党合作”是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形式，它的第一要义表明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多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其次表明政党之间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而非如一般多党制存在的对立、竞争和对抗关系。所谓合作，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政党之间成功的合作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一是一致的目标，即共同致力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社会和谐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共同的目标；二是统一的认识和规范，各政党在共同目标、实现途径和具体步骤等方面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在联合行动中遵守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和政治规范，即互为支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以你下台我上台相互轮替为目的；三是相互信赖的合作气氛，各政党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信赖、互相支持的良好气氛是有效合作的重要条件，政党之间的协商、人民政协的协商等协商民主方式是达成合作氛围的有效途径；四是具有合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就是民主革命长期合作的历史、共同协商建国的历史记忆和新的国家制度结构下曲折发展的荣辱与共。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以合作、非竞争、互利共赢、稳定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政党之间是一种合作、共存的友党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与西方政党关系相比较，中国的政党关系有如下优势：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突破了一黨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传统政党类型，创立了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竞相轧”，而是“相增相长”；二是突破了以执政为目的、以竞争为手段的政党政治模式，创立了在多党合作基础上的复合形式、立体结构的关系格局；三是突破了以议会党团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方式，创立了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四是突破了以选举为唯一形式的民主政治，创立了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这一问题实质上关系到政党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社会大众的支持是一切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可否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所构成的，正因如此，才需要不同的政党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西方政党是在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内产生的，在性质上都归属于体制内政党，竞选的结果决定政党能否进入议会。西方政党都把参加议会选举当作党的活动最重要的内容，由竞选、选民投票及各党得票率的高低、来决定一个政党是否进入议会，在议会里是多数党还是少数党，在议会中所能发挥的能效和作用等。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选民的支持构成了政党执政参政的合法性基础。政党为了赢得大选，必须加强与民众的联系，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要最大限度合乎民意、代表民意，其所代表的选民构成了该政党的社会基础。一般说来，经济生活是人们一切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和基础。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党的社会基础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代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区别，分化成了多个带有社会界别特点的社会阶层。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相应的社会群体特征，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加上近些年来逆全球化和极端主义的盛行，在经济生活之外的宗教、文化、甚至语言和地域的区隔和矛盾，都成为影响政党社会基础的重要因素。当部分群体缺乏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时，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化政党必然产生。当前，世界各国传统政党衰落并不断分化，宗教性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等新的类型政党不断出现，极右翼政党在德、法等国登堂入室进入议会或进入总统的第二轮选举。极右翼政党的快速发展，为当代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应该说，政党是社会力量的整合载体，但现在西方国家政党已经演变成社会分化的工具。在党派和选民的短期利益与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之间、在党派和选民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社会的普遍利益之间如何拿捏分寸、互相妥协，来重构社会政治治理机制，使政党政治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当代中国实行的多党合作制，是以承认政党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即使是八个民主党派，它们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所联系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和界别也各不相同。承认差异、正视差别，用合作与协商方式去对待处理差异和差别，是政党政治的应有之义。同样不可否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还有一致的共同的目标，在目标方向一致性和组织形式多样性之间存在着统一关系。首先，合作共赢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上不存在阶级对立，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根本一致性构成了政党合作的坚实基础，使多党合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是各阶层、各界别人民的具体利益又存在着差别，需要不同的政党来反映这种不同的利益和要求，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又使多党合作成为必要。在此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政党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各政党团结合作、群策群力、和谐相处，共同为实现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重视各阶层人民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充分发挥各个政党在共同维护人民利益中的作用。这样的政党制度有利于坚持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与各阶层人民具体利益的统一，实现各阶层人民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中互利共赢，并且使各党派在多党合作中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同时，这样的政党关系结构有利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进政治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共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对于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始终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之中。中国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一种新的类型。两相比较，中国政党制度在内部结构关系上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期待新时代赋予新型政党制度实实在在的内涵，展现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注释
[1][英]杰西·诺曼：《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之父》，田飞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6页。
[2][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姚中秋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3][4][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645、760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5页。
[7][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7、809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35页。
[10]《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11][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
责 编/郑韶武
【摘要】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风行几百年的西方政党制度在当今世界出现了很多严峻问题，甚至发生了危机。在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关键词】政党政治 政党制度 新型政党制度 关系结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它与世界各国既有的即“旧”的政党制度之间关系如何？结合政党制度的普遍性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性，本文从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中国政党制度演进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比较“新”“旧”政党制度在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分析在其盛衰成败背后支配性的制度结构因素，以深刻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及其走向。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政党存在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和内政外交的基本走向，几乎是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20多个是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政党。政党的确立和发展，是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条件，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政党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途径、载体和渠道。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它是作为封建专制君主的对立物，伴随着世界民主潮流而出现的。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政党政治逐渐成为近代政治体系的主流，21世纪以来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政党制度的实质在于不同政党之间以一定的程序方式和制度规范，构成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同国家政权之间、政党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不同的政党关系结构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因国家发展历史和宪政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世界历史上欧美最早产生政党，不论英国议会制的两党制还是美国总统制的三权分立的两党制，不论是议会制的多党制还是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都必须面对和处理政党同政党之间、政党同国家政权之间、政党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也是研究政党制度问题的逻辑起点。政党之间激烈竞争、政党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政党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逐于街头和议场，成为近300年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态，并为后发国家所仿效和学习。随着20世纪上半叶殖民主义在亚、非和拉丁美洲统治的结束，政党和政党制度逐步发展到世界各地。从世界范围内和某种意义上讲，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呈现一种连续性。
风行几百年的西方政党制度在当今世界出现了很多严峻问题，甚至发生了危机，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治理危机是政党制度所引发的秩序危机。逆全球化、碎片化和极端化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严重问题。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巨大差异、恐怖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在深刻影响着欧美国家的现存秩序。特别是在欧洲，移民、难民和恐怖主义三重危机日益加剧，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日益感到不安全，致使极右翼政党势力大幅上升。西方国家衰弱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家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上，政党之间难以形成共识，执政党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缺少前瞻性和实效性的社会、经济、外交政策。而在过去几十年，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本是出类拔萃的。“优良而稳定的政府需要有效的政党。政党是英美治国技艺的一个关键性贡献，但却处在威胁之中——而且尚未看到可行性的替代方案。”[1]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似乎进入一个非常态，在世界范围内给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推陈出新或革故鼎新的时机。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显得自信坚定并富有行动力；而西方政党制度分裂、犹豫彷徨、软弱无力之症状则日益凸显。事实上，政党政治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般政治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形式，而是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逻辑
任何政治现象包括政治制度，都是相对照而存在的，相比较而发展的。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世界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发展的大潮中产生和成长的，面对世界政党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历史上的经验可以作为经验和教训，但是不能让它指挥和控制未来”[2]这一关键点，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政党制度。同时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政党政治中適合自己的进步成分和有益营养，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制度结构、运行方式和保障机制。当清末民初西方国家政党和政党政治刚传到中国来时，中国人曾处于简单地学习、模仿、借用阶段。但由于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在清王朝严格的党禁政策之下，中国最先产生的是革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当民国初年对西方政党政治制度模式模仿和借用失败以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建国”理论，探索政党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在1927～1949年国民党实行“党外无党”的“一党训政”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当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被人民民主革命所摒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协商建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是在自己特殊国情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鉴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与苏联的历史渊源和当时的相互关系，建立中国政党制度首要的是消除苏联一党制模式的影响。苏联的一党制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93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苏联继续坚持并发展了这种制度——苏共一党垄断政权和所有社会经济文化权力的制度，从名义上和事实上都绝对禁止第二个政党的存在。由于缺乏多党的存在和监督，很难听到党外的不同意见和社会各阶层的呼声，使事实上存在的大量社会矛盾得不到重视和处理，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旦爆发，就会对党和国家产生致命的后果，这已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证明，存在着这种严重缺陷的政党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没有学习和照搬苏联的一党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3]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包含中国社会中的中间阶级，“任何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4]“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5]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开始将与民主党派合作视为社会政治的天经地义，“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所以对于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6]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7]“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8]今天重温与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理论的初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多党合作制度就是基于这一理论而建立的。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由此，开始了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进程，开始了“新政协运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此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全面确立。这时民主党派原有的阶级基础已经消失，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存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于是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9]
如果说1956年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倾听不同意见和实行政党监督的角度认识多党长期共存的必要性，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则进一步从社会利益表达角度强调了多党合作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仅需要有代表这些阶层利益的政治党派的存在，而且需要通过这些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而得以表达。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长期合作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正是根据新时期我国政党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在全球冷战结束、多党制浪潮到来之时，198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规定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又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中。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六大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明确地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概括为和谐的政党关系，即各政党之间不但要努力巩固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础，而且要相互尊重彼此存在的差异，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着力于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努力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巩固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全面执政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为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来规范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2015年相继制定了《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暂行）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提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2018年3月4日，習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的联组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10]
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分析可见，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具体体现的是制度的不完美状态，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就是新时代政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从这一意义上讲，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使具有近7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政党制度结构多重关系的比较辨析
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既离不开政党和政党制度一般概念本质的规定性，同时在产生土壤、制度结构、运行方式和功能作用等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
政党与政权关系方面。世界各国政党都是围绕着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和参与政权而进行政治活动的。在西方国家，国家政权是各个政党竞相争夺的“标的”物，不论是总统制国家或议会制国家，抑或是半总统半议会制国家，政党必须按照国家宪政体制的规定参加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夺取政权轮流执政或继续维持政权是政党的根本目的，政党惟有通过一国的选举制度才能参与、执掌或影响国家政权。从政党—政权的关系看，选举是在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把选票转换成权力来源或者是议会席位的过程。西方国家主要政党轮流执政，选票第一，发展到现在，不少国家的政党制度为政治选举的强力所扭曲，遇到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各政党都把争取选举的胜利看作是头等大事，竞选制胜靠的是选票，选票握在选民手里，因此政党和参选者得千方百计讨好、迎合选民，说他们爱听的话，做能令他们高兴的事，而国家、社会的整体或长远利益被政党和候选人束之高阁。使得该做的事不敢做，该制止的事不敢制止，影响政党纲领主张的质量，201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就与政党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使国家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務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另一方面，由于选举时迁就选民或许下不能兑现的诺言，政党上台执政后不负责任，执政党软弱无力，形象受损，老百姓不满意，就会在下次选举中对执政党进行惩罚，投票给口号更响的在野党，这样就会导致政治走马灯现象严重，哪个政党执政都不能解决问题。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决策总是为反对而反对，导致政府无力、无能，穷于应对眼前事变而难有长期规划，政府施政缺乏安定环境，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难以有效推进。同时，分权制是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分权蕴含着权力的相互制衡，通过“以野心对抗野心”对政治家滥用权力进行约束，但分权也造成了政党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包括提名、选举和执政期间分化的取向，造成党内系统的碎片化。
在中国的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和演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是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实行领导的政党。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并以理论阐述的形式写在宪法的序言中。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更是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由于政党制度结构功能所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国家权力系统的运作起中心作用。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各政党的地位只有执政和参政的区别，而没有在野党的存在。因此，执政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力量，强大而稳定，担负国家、民族发展的重任，施政既能着眼于当前，也能制定实施长期的战略规划；它既能保障执政党和政府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又能使民主党派在公共权力的运作、对执政党和政府有效监督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大展宏图；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其参政目的不是为了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保持政党之间的政治张力，激活党际互动的活力，以促进中国共产党更科学、更有效地执掌好国家政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能避免一党独裁所造成的万马齐喑、扼杀社会健康政治力量的弊端，也能起到避免多党竞争所导致的相互倾轧、政治动荡、社会分裂混乱局面的作用。
政党与政党关系方面。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政党制度内含的重要政治关系。竞争是西方政党关系的本质和主流，决定了政党之间处于对抗对立的关系。这种相互竞争严重影响了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政党参选变成政党之间的恶斗，各个政党或参选人用种种手段抹黑攻击对方，不遗余力。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从两党内部的初选开始就是“乱”字当头、意外频发，最后进行角逐的希拉里与特朗普两位总统候选人则是争议不断，令人大跌眼镜。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希拉里与特朗普比拼的重点不是用政策差异吸引选民，而是“互黑”的手段。在多党制中，每次选举时大党盘算自己的“联合潜力”，小党盘算自己的“勒索潜力”。政党关系在每次选举中总存在很多变数，它取决于政党对政体自身及政体内其他政党的态度。总的来说各党都以使对手失去竞争优势作为本党的行动目标。即便选举期过后，政党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美国，通过近年来关于枪支管制、债务危机、政府关门等国会与总统对立的事例，人们可以看到背后的两党对立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制衡和监督本来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建立在政党竞争之上的制衡与监督带有严重的政党偏见，容易失去对事物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往往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赞成”，致使制衡与监督变成了相互间的攻讦与掣肘。在英国议会制的两党制中，反对党的特殊作用被称作“早期报警系统”，它承担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监督执政党及其政府行为；二是一旦执政党出现重大失误，随时准备替代执政党上台执政，并在政党制度运行机制中通过反对党组建“影子内阁”而实现。这种监督本应是针对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但由于政党间的利益对立，它往往流变为政党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的工具。“即使在那些政党有着相当共识的政策领域里，公众感受的通常是政党间存在的某种分歧。在英国下院，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面对面就坐，象征着一种对抗精神，它强调的往往是政党在有关政策目标方面存在的根本分歧。”[11]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如果总统所属的政党在议会里只占少数，则执政党的许多政策（哪怕是很好的政策）难以推行，因此必然影响政府的施政效率。在多党制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那么获议席较多的政党须与其他政党磋商，从而产生能掌握议会联合多数席位的总理。在这样的多党制中，第一大党不仅要面对议会内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同时也要面对来自政党联盟内部友党的监督，多党制往往意味着在现有的宪政体制所确立的权力划分之上，附加上另一层的权力划分。因此多党制的政府一般比较软弱。在推行多党制进行政治选举的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民族矛盾、宗教派别、语言地域等政治亚文化的普遍存在，各种社会势力对社会政治规则缺乏基本的共识。选举只是各政党夺取权力的途径之一，顺利当选固然好，若落选则不承认失败，拒绝接受现实，并动员支持者以各种方式抵制、抗议、扰乱社会秩序，甚至不惜发动政变，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在这些国家，政党间的关系机制既不能为全体公民提供共同的政治参与渠道，也不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更无益于社会的稳定。社会结构文化的复杂多样必然产生和深化政党之间的分歧，而政党之间的恶斗又引发大规模的群体冲突，撕裂社会。最突出的例子是强人政治结束后的伊拉克和埃及，流血冲突和社会暴乱此起彼伏，政治动荡未有终期，“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随之在中东国家持续多年的叙利亚内战，极端宗教势力“ISIS”兴起，残酷的战争导致大批难民的产生，逃难流亡到欧洲的难民又给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
“多党合作”是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具体形式，它的第一要义表明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多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其次表明政党之间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而非如一般多党制存在的对立、竞争和对抗关系。所谓合作，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政党之间成功的合作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一是一致的目标，即共同致力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社会和谐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共同的目标；二是统一的认识和规范，各政党在共同目标、实现途径和具体步骤等方面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在联合行动中遵守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和政治规范，即互为支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以你下台我上台相互轮替为目的；三是相互信赖的合作气氛，各政党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信赖、互相支持的良好气氛是有效合作的重要条件，政党之间的协商、人民政协的协商等协商民主方式是达成合作氛围的有效途径；四是具有合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就是民主革命长期合作的历史、共同协商建国的历史记忆和新的国家制度结构下曲折发展的荣辱与共。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以合作、非竞争、互利共赢、稳定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政党之间是一种合作、共存的友党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与西方政党关系相比较，中国的政党关系有如下优势：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突破了一黨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传统政党类型，创立了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竞相轧”，而是“相增相长”；二是突破了以执政为目的、以竞争为手段的政党政治模式，创立了在多党合作基础上的复合形式、立体结构的关系格局；三是突破了以议会党团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方式，创立了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四是突破了以选举为唯一形式的民主政治，创立了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这一问题实质上关系到政党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社会大众的支持是一切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可否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所构成的，正因如此，才需要不同的政党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西方政党是在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内产生的，在性质上都归属于体制内政党，竞选的结果决定政党能否进入议会。西方政党都把参加议会选举当作党的活动最重要的内容，由竞选、选民投票及各党得票率的高低、来决定一个政党是否进入议会，在议会里是多数党还是少数党，在议会中所能发挥的能效和作用等。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选民的支持构成了政党执政参政的合法性基础。政党为了赢得大选，必须加强与民众的联系，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要最大限度合乎民意、代表民意，其所代表的选民构成了该政党的社会基础。一般说来，经济生活是人们一切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和基础。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党的社会基础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代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区别，分化成了多个带有社会界别特点的社会阶层。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相应的社会群体特征，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加上近些年来逆全球化和极端主义的盛行，在经济生活之外的宗教、文化、甚至语言和地域的区隔和矛盾，都成为影响政党社会基础的重要因素。当部分群体缺乏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时，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化政党必然产生。当前，世界各国传统政党衰落并不断分化，宗教性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等新的类型政党不断出现，极右翼政党在德、法等国登堂入室进入议会或进入总统的第二轮选举。极右翼政党的快速发展，为当代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应该说，政党是社会力量的整合载体，但现在西方国家政党已经演变成社会分化的工具。在党派和选民的短期利益与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之间、在党派和选民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社会的普遍利益之间如何拿捏分寸、互相妥协，来重构社会政治治理机制，使政党政治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当代中国实行的多党合作制，是以承认政党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即使是八个民主党派，它们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所联系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和界别也各不相同。承认差异、正视差别，用合作与协商方式去对待处理差异和差别，是政党政治的应有之义。同样不可否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还有一致的共同的目标，在目标方向一致性和组织形式多样性之间存在着统一关系。首先，合作共赢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上不存在阶级对立，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根本一致性构成了政党合作的坚实基础，使多党合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是各阶层、各界别人民的具体利益又存在着差别，需要不同的政党来反映这种不同的利益和要求，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又使多党合作成为必要。在此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政党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各政党团结合作、群策群力、和谐相处，共同为实现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重视各阶层人民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充分发挥各个政党在共同维护人民利益中的作用。这样的政党制度有利于坚持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与各阶层人民具体利益的统一，实现各阶层人民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中互利共赢，并且使各党派在多党合作中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同时，这样的政党关系结构有利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促进政治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共同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对于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始终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之中。中国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一种新的类型。两相比较，中国政党制度在内部结构关系上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期待新时代赋予新型政党制度实实在在的内涵，展现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注释
[1][英]杰西·诺曼：《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之父》，田飞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6页。
[2][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姚中秋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3][4][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645、760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5页。
[7][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7、809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35页。
[10]《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11][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
责 编/郑韶武
